span class荡涤灵魂的西藏书写

魏春春 党益民的文学书写立足“三西”,即西藏、西夏、陕西,这是与他的人生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西藏是党益民青涩记忆的源头,他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基本围绕着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每条公路的终点都是西藏,因此,党益民的西藏书写可谓是天路的西藏
原标题:荡涤灵魂的西藏书写  魏春春党益民的文学书写立足“三西”,即西藏、西夏、陕西,这是与他的人生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西藏是党益民青涩记忆的源头,他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基本围绕着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每条公路的终点都是西藏,因此,党益民的西藏书写可谓是天路的西藏;西夏王朝是党项民族最为恢宏的历史篇章,经过多方考究,党益民认为他的家族是党项的后裔,因而,他钩沉历史典籍十余年,以《石羊里的西夏》完成他的种族记忆和情感归属;陕西是党益民的故乡,多年的军旅生涯生成他无尽的乡愁,最终他选择了阿宫腔这一极富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记忆,倾诉着他的乡恋。党益民西藏军旅书写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2004年)、《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2009年)、《雪祭》(2016年),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2005年),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1998年)等,其中《用胸膛行走西藏》荣获全军文艺一等奖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雪祭》荣获2017年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党益民的西藏书写更多展现的是工作、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战士的世界,吟诵着他们的欢乐、咀嚼着他们的哀伤。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袒露出“西藏是我的天堂,是我灵魂的栖息地”的写作主旨。在作者的世界中,西藏不再是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不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个神奇而瑰丽的充满高原文化气息的所在,而是承载着党益民绵绵情思的精神家园。不仅因为他曾经战斗、生活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在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国防公路上,常年生活、战斗着我的许许多多亲爱的战友们”,他们面临着随时可能使生命化为乌有的塌方、雪崩、泥石流,他们永远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他们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磨砺,他们在用年轻而旺盛的血肉之躯搏击着那不可预料的侵袭,所以,党益民深情地说“我想念他们,想念西藏,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每走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透彻的洗涤和净化”,原因在于雪域高原的通道上,“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筑路兵年轻而又崇高的灵魂,每一脚印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因此,通过写作这种方式向世人诉说“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成为党益民创作的终极动力,即党益民所谓“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战友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燃烧着党益民的创作激情,浇灌着党益民的生花妙笔,而党益民则把他炽热而又深刻的情感凝注在作品中。党益民的西藏书写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散文的形式展现他西藏军旅生涯的点滴记忆,表达他难以割舍的西藏情缘;另一方面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勾勒武警交通部队挺进西藏、修筑天路、维护天路的艰苦历程,展现出武警交通人的天路情怀;第三方面是以小说的形式塑造高原军人守卫西藏、固守西藏、扎根西藏、建设西藏的崇高形象。党益民的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包括《雪野蹄印》《遥望故里》《秋叶俯视》和《雪祭天路》四个单元,收录的散文记述他的军旅感受,展现他的故土情思,呈现他的生活琐细,彰显他的天路情缘。党益民的散文叙事真实、记人真切、抒情真挚,言之有物,多侧重生命的顶礼与叩问,感慨生命的本真与澄澈,如《好大高原风》记述了高原风的迅疾、狂暴,而高原女兵面对风沙毫不畏惧,“风吹糙了女兵的脸,吹干了女兵的泪。帐篷还是没有找到,但她们找到了坚强”,塑造出高原女兵的飒爽英姿和伟岸精神;《雪野蹄印》以散文诗的形式描述了党益民的高原体验,“大山的皱折,是风的足迹”,以广博的胸怀诗意地展现高原的自然景观,彰显出生命的活力。而在散文《西藏,灵魂的栖息地》中,党益民激情四溢地挥洒他对西藏的情感,“西藏不仅能使灵魂得到片刻的歇息,而且能给灵魂注入坚韧执著的精神力量,给灵魂插上奋飞的翅膀。人在高原,你始终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生的气息”。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展现了武警交通部队官兵保障川藏线、新藏线畅通而献身雪域高原的故事。川藏线、新藏线、青藏线不仅是进出西藏的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更重要的还有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稳定局势、帮助和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担负着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的责任”。党益民在部队曾多年从事宣传工作,多次行走在川藏线上,以影像、录音和手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川藏线上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忠于职守、坚持信念、敢于牺牲、不畏艰险的光辉形象,“这些身着橄榄绿的军人们,在千里川藏线上,与塌方、雪崩、泥石流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和那永恒的血染的忠诚”;武警交通部队2001年正式接养新藏线(西藏段)以来,克服重重生理和心理障碍,出色地完成了物资运送和道路养护等各项工作,“创下了武警交通部队整建制团队开进海拔最高、战线最长、环境最恶劣地区的历史记录了”。2004年党益民历时38天走完了新藏线、川藏线,记录下两线守护战友们可歌可泣的军旅生涯片段,通过一个个质朴无华的故事,党益民向人们展现了高原武警交通人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深处的丰富的情感波澜,讴赞了这些指战员们精神世界的诗性浪漫与高远豪情,“朝圣的是我的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党益民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和《雪祭》集中地体现出他的天路书写的情怀,他要展现的不仅是发生在天路的故事,更要展现一种以血肉之躯铺筑天路的精神。大致而言,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以外部视角展现川藏线武警交通官兵的精神世界及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带有青春天路书写的意味;《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以子女追索父辈的方式揭秘两代人的青藏记忆,透过历史的烟尘还原父辈扎根高原、建设高原、奉献高原的往事,带有家族天路记忆书写的意味;《雪祭》以置身零海拔的老兵的记忆为线索追记武警交通部队几代人的西藏情缘,展现他们在不同时期面对各种诱惑、各种磨难坚守理想信念的高尚情操,带有历史天路书写的意味。这三部作品通过爱人的追索、子女的追索、亲历者的追索,从不同的层面形象塑造共和国高原军人的精神高地。《一路格桑花》以记者安宁的西藏之行贯穿起整个故事的脉络。安宁既是故事的叙事者,又是各种各样故事的聆听者和转述者。通过安宁,小说展示了一系列与川藏线武警交通官兵有关系的人物及其故事。这种叙事嵌套的方式,最能够充分呈现叙事者叙事意图,可以完全打破物理时空的束缚,任由叙事者自由地舒展心性灵魂。同时,党益民还采用了类型化的归纳和个性化的演绎的叙述方式。类型化的归纳主要表现在西藏之行者的身份——皆为军嫂、军属,或为准军嫂,或为现军嫂,或为已军嫂,军嫂是她们公共的人物属性。如是,寻夫就成为她们共同的行走目的。至于最终结果则是个性化的演绎,安宁的寻夫是要浪漫的结婚,郭红的寻夫是要结束痛苦的婚姻,余秀兰的寻夫则是泯灭自己的幻想,祭奠亡夫的魂灵,开启新的生活。个性化的演绎无疑深化了类型化的归纳,尽管个人遭遇不同,个人情感历程各异,但是最终她们共同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洗涤,完美地结束了各自的西藏之行。党益民巧妙地以爱情、婚姻作为纽带联结起她们共同的行旅,联接起她们与她们的丈夫和川藏线密不可分的关系。《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以江雪、江果、江河分别回忆他们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子女追忆、袒露心声的方式多层次地刻画父亲和母亲的面相,带有散点透视、定点聚焦的写作特点。江三和妻子茹雅相濡以沫,始终不渝,历经岁月的洗礼共同经营爱情高地,江三具有雪山一般的透明与厚重,茹雅如同河水一般的轻灵柔美,父亲的雪山与母亲的河水所孕育的孩子们,始终无法割舍父辈的高原情缘,坚守着父母挚爱的雪域高原。江三与茹雅的一生与高原小城河源的创建和繁荣密不可分,河源见证着他们的爱情、婚姻、事业,也成为他们精神丰碑的象征。《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呈现出共和国军人坚持信念、守边固边的天路情怀,在纡曲婉约的西藏往事的揭秘过程中一次次洗礼着读者的魂灵。其中的爱情路向选择体现出党益民的爱情观,爱情不只是风花雪月,更是精神交融的体现,爱情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恋,更是共同理想的追求,高原的爱情是大爱、博爱,是超越狭隘爱情观的民族之爱、友情之爱、亲情之爱,更是祖国之爱。《雪祭》是党益民军旅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党益民集中梳理了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体验,从其中择取了最震撼人心的片段加以文学书写,展现了几代高原军人甘于坚守、甘于奉献、甘于牺牲的情操,呈现出一曲洪钟大吕的英雄赞歌。《雪祭》以奋战在雪拉山鹰嘴崖工地上的七连官兵为中心,辐射历史和现实而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各有心曲的交通战士的形象。党益民采取了双线并峙的故事策略,一条是围绕着打通雪拉山鹰嘴崖通道而铺叙七连官兵的故事,通过当代交通人刘铁串联起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展现筑路官兵的艰辛与奉献;一条是围绕着刘厚德、方凯、桑多杰布、次仁才旺等老一代的回忆,叙述武警交通部队挺进西藏、铺就西藏天路的历史故事,在历史回望中书写部队的军史,彰显革命激情,并通过刘铁和父亲刘厚德两代交通人的故事扭结而构成完整的链条。在人物方面,则有三个群组,分别是奋战在雪拉山的七连官兵、留守在家的军属们、曾经经历过西藏革命进程的先辈们,而七连官兵与军属们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相互依恋又相互对抗的关系,先辈们则具有联通过往与当下的历史见证人的身份。《雪祭》的结局颇有兴味。为了保卫军队财产,面临雪崩的危急时刻,“赵天成冲上推土机,将推土机掉过头来,正准备往下开,山顶突然发出\"轰隆\"一声闷响,积雪铺天盖地奔涌而下,赵天成和推土机瞬间被雪崩吞没了”,赵天成的牺牲使得围绕着他的一切迅速收尾,所有的矛盾瞬间结束,但党益民在《怀念战友》的悲怆氛围中竟然让“赵天成正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这说明书写《雪祭》时的党益民已不再像《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用胸膛行走西藏》时期如实地记录战友们的惨痛牺牲经历,不愿在作品中播散更多的哀恸情绪,而是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希望交通部队的战友们平安健康幸福美满。尽管这种大团圆式的写法难以让人信服,但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阅读的心理希冀,同时也回应了序曲中“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的悬念,也实现了第三人称叙述的初始目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后记》罗列自己的惊险生死传奇和“忘不了”战友们的牺牲场景而在作品中却不愿如实叙述的原因。通过对普通战士的家世书写、心路展现以及战斗场景的刻画,党益民完成了作品中当代军人形象的塑造,在和平年代,在我们畅享改革成果的同时,竟然还有那么一大批武警交通战士奋战在祖国边疆,默默奉献,以他们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书写时代璀璨的精神之花,彰显灵魂的高海拔。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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