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70后的甜涩记忆这是我在自己写公号之初的一段文字，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关注我的公号，所以阅读量并不高，但这些文字及这些文字背后的故事却是我真的用心勾勒出的心血，我想再次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如果您是一位70后（或者80后），如果您曾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我想这些故事总有一个会戳中您的泪点。与60后相比，我们不如他们的经历坎坷与艰辛，与80后相比，我们不如他们自由与开放，但我们却经历着他们不曾有过的独特心路历程，我们在自己的路上哪怕苦累却也自信，哪怕委屈却也坚挺，哪怕重负却也不屈，哪怕不公却也淡然，因为我们是独特的一代人，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经历着也思考着，我们犹豫着也坚定着，我们徘徊着也前行着。以此纪念我们并不久远却再也寻不回的童年。（一）我小的时候并没有“70后”这个称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称呼其实是相对于“80后”衍生出来的，因为“80后”在九十年代成为一个专属名词，其实是“自我、叛逆、骄贵”等意思，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独生子女的第一代。他们的家庭位置造就了他们的时代特征，当社会上普遍认为他们将会是“跨掉的一代”时，他们有了“80后”这个专属称呼，而所谓的“其他零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相对存在的名词。70后现在正是社会的中坚，或者说是正在准备老去的中坚，我们这代人其实经历最复杂、感受最丰富、思想最矛盾、人生最跌宕。因为70年代初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也经历了拨乱反正时的反思；我们从小接受着中国最传统文化的教育，却又被改革思潮带来的新思想所迷乱；我们有着“仁义礼智信”的脊梁，却又受着西方享乐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唱着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长大，但很多人长大后却无班可上；当我们十几岁时需要有信仰的时候，社会在“朝钱看”的脚步中把信仰给踢跑了；当我们考大学时，大学还是那么难考、毕业时却无人管了；我们赶上房改时自己一贫如洗，赶上了二胎放开后却有心无力……这一切的一切都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我出生在农历的1976年的年尾，按属性是龙，在我出生半年前，伟人毛主席去世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如毛主席所讲的“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虽然还是一个胎儿，但毕竟也有了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但至少我越来越成熟的心脏和伟人渐渐衰老的心脏同时期跳动过，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儿小幸运吧。我出生后的第二年，中共十一大召开，其实也就是拨乱反正的开始，另一个伟人邓小平开始复出，高考也开始恢复，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伏笔和前奏。但这些我都没有记忆，我的记忆其实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印象最深的大概还是贫穷，并不是自己家里穷，而是整个社会的物资匮乏，买肉买布及大宗物品还是要凭票的，母亲的“钱盘子”里从来都没断过粮票和布票，粮票又分全国通用和地区通用。因为那时父亲在内蒙及河北当兵，每年的秋收冬种之后，母亲都要带着我和姐姐去部队住上两个月，全国通用的粮票是必备之物。小时候能吃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少，所以我们这代人的零食应该比较统一，因为没得选择。比如：爆米花、江米条、果丹皮、大白兔、大米花、糖稀、水果罐头、鸡汤瓜子或者傻子瓜子。我还喝过麦乳精，是别人看望爷爷时拿的礼品，现在这些食品还能找到多少呢？纵然找得到也不是从前的味道了。现在的小孩去别人家串门，客厅里摆着各色零食等着招待用，而我们那时候零食绝对是藏起来“偷”吃的，因为太少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母亲为了奖励我能去地里帮着拾棉花，还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月饼来诱惑我，而我还会喜巴巴的“上当”。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五块六毛钱，包括书费和学杂费，纵然是这样也还有上不起学的孩子。主要原因是当年没有经济来源，再加上家里的孩子多，一般就会把上学的“指标”让给家里的男孩子或者学习好的孩子了。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花点钱就要从鸡屁股里抠，我就曾经在赶燕店集的时候见到过那些个站在街边用小手帕包着几个鸡蛋卖的人，而买的人则会非常严肃认真且怀疑的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的拿起来，放在蜷握的手心里对着太阳照来照去，如果是混浊的则是放的太久了，就不能再要了。也不能去责怪那些个买鸡蛋的人，如果不是家里有了刚生完孩子的媳妇，或者为将要病逝的老人做最后一顿好饭，谁舍得花钱去买鸡蛋吃？再说了，在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做点小买卖还属于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畴。在1985年之后，农村的条件已经不错了，每年的清明节都能吃上水煮鸡蛋，但我们谁都舍不得在家里吃，还要带到学校里跟同学们玩“碰鸡蛋”的游戏，就是把鸡蛋蜷握在自己的手里，在相互碰撞时比赛谁的鸡蛋壳更硬，如果能遇到随身带着两三枚鸡蛋的同学，那肯定就是“大富豪”了。我有个捣蛋的同学，他学会了每次鸡蛋相碰前的瞬间把自己握着鸡蛋的拇指迅速前移，用自己的拇指护住自己的鸡蛋，而用自己拇指关节尖部对准别人的鸡蛋，在速度与力量的作用下，居然屡战屡胜，这样的游戏后来的孩子谁还玩过？汽水是喝不起的，却学会了在瓶子里倒点醋，算是加点颜色和酸味，再放上几瓣蒜，有条件的还会再放点糖精，就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饮料，也得是有条件的孩子才能享受的到。我们那代人的婚姻基本上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早早的就会定婚，而女方往往又比男方大两三岁，叫“女大三，抱金砖”。我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就有过几次被相亲的经历，而实际上那个时候懂个屁呀？虽然也曾有过到马路边某棵被父母所讲的“捡”自己的树下看过，但也懂得了孩子是从“大肚子”里生出来的，而一个女人要想大肚子必须成为别人的媳妇，估计结婚后他们只要一碰脚丫或者两人相对盘膝而坐，然后双手对接就怀孕了，总之就是这类的想像。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个村里的叔叔结婚，我去抢“火烧”，没有抢着，气的坐在地上哭，边哭边说：等我娶媳妇的时候，我关上门谁也不让你们进，我自己抢……但等我真的娶媳妇的时候，已经没有小孩抢“火烧”了，那是多难吃的零食啊！我们那时候写作业能有个小饭桌就不错了，谁家能有一个收音机就会比较聚人气，大人们或者大孩子喜欢听的是单田芳老师的《杨家将》、《岳飞传》，我们等待的是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们现在终于把鞠萍姐姐熬成鞠萍奶奶了。那时候港台的歌曲已经开始流行了，比如《童年》、《外婆的澎湖湾》和《粉红色的回忆》，小虎队和郑智化要比这些歌再晚上两三年的样子；大陆的歌曲也非常的优秀了，比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的故乡并不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妈妈的吻》等；在小学毕业之际，还在流行迟志强的《狱中十二月》等系列歌曲，真不知道这样的歌曲当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市场？现在听起来，真的很苍白，旋律也一般。当电视里演《西游记》的时候，我们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演《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时候我们天天练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和打狗棒法；演《上海滩》的时候，我们天天装“强哥”；演《再向虎山行》时里面有一句台词是：南沧海北铁山，一月青天绝世间，被我们改成了：南沧海北铁山，一起对付李青天。父母并不怎么反对看电视，下了晚自习后的冬天，看电视可以，但必须干活，我们的活通常都是边看电视边剥花生或者没有盛开的棉花桃子（“僵瓣子”），也就是因为小麦耕种的原因将尚未开败的棉花拔下来，放到太阳下将棉花桃晒开后称之为“僵瓣子”。很多精典的广告词也被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潘虹的：著名的影星潘虹为什么青春永驻、魅力永存？潘虹就回答：“我用的是霞飞奥利丝”。还有“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最有趣的一句是：“要买好布鞋，请到莱芜来，厂长亓学富欢迎光临”，被我们改成了“厂长皮鞋布欢迎光临”，也因此而记住了这个厂长的名字。等到上初中的时候，学生总是在不断的减员，所以到初三的时候一般都会合并成一个班，那些缀学的同学要么外出去建筑工地打工，要么就是回家结婚了，那个年代提前偷结婚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我的同学里当了爷爷或者姥爷的并不鲜见，但当奶奶的却没有，说明当时提前早结婚的多数是男孩子。我有个叫赵如云的同学（男生），十三岁就结婚，而据说媳妇要大他六七岁。初中的时候也是各类武侠小说和台湾的言情小说盛行的年代，也是一个流行着汪国真的年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很有一些侠骨的，做事讲究仗义，为朋友要两肋插刀。同时呢，见到女同学也开始有了朦胧的情感，懂得抄一段诗或者自己编个打油诗，在某个放学后教室里无人时悄悄的塞进女同学的课桌。总感觉那个时候懂事懂得早，可能也与身边自己很多的同龄人早早的走进婚姻有关，但我们对早恋并没有太多的羞愧感，反而是高中之后，如果谁早恋了我们会看他不起。我还曾想过要开一个七十年代主题餐厅，一共就是十个房间，分别70年、71年……每个房间里的主宾位置都以当年的属性为主题，同时搜集好这一年的报纸，中国的、世界的，当你作为主宾被邀请时，你会看到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房间的布置就以当年的主题为特征，主食也开发那个年代的饭菜为主，就是让人坐在这里可以有思考，想一想当年的苦日子，进而珍惜眼下的幸福……同一属性的70后聊城肯定很多，但如果你定餐晚了，对不起，没位置，呵呵，咱也玩一回物以稀为贵，这们被请的人就会更有面子。饭店的大厅以当年的供销社为主色调，壁橱上陈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和看过的画册、小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可能有很多已经离开了我们，如果你想追思一下他们，吃一口当年饭菜的味道，那好，这里有。服务员的穿着以当年供销社营业员的服饰为主，就是一种情怀，让我们追忆过去、珍惜现在，想想自己从哪里来，看看自己的根是什么，然后走好当下的路。如果有相同愿望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很多的思路这里不便详细透露。（二）时光的脚步不停息的前进，毫无商量余地的将我们推向了人生４.０时代，但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我们的青春并没有老去，我们的容颜依然靓丽，青春在我们的心中，亦在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中。我们70后这些人有激情、不服输，经历过苦难、相逢过机遇、遭遇过变革、承受着责任。我们是怀旧和传统的一代人，亦是开放和善学的一代人。我们少年时被种下过诗人的情怀、侠客的豪情、浪漫的因子和诚信的元素，我们青年时遇到了社会大发展、观念大转变、信息大革命、生活大提升。很多看不懂、想不到的新事物、新规则猛烈来袭，但我们都在辗转腾挪中应对自如。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锻造着我们、成就着我们，给我们幸福与机遇，亦给我们痛苦与思考。在8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家买了17吋黑白电视机，花了七百多块钱，是当年卖掉花生的钱，一亩地花生的产量大概是七、八百斤，每斤花生能卖到五毛二分钱，也就是两亩花生换了这台电视机。我在这台电视机里认识了演刘慧芳的张凯丽，演“扣儿”的赵明明，演“小鱼儿”的梁朝伟，演黄蓉的翁美玲，演许文强的周润发，演阿紫的刘玉翠，演郭靖的黄日华，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他们让我的童年多彩，且对外界充满了向往。这些人中，大家对赵明明可能比较陌生，因为她后来演的片子好像都一般，反正我再未看过她的作品。她是《女人不是月亮》中的女主角“扣儿”，她朴实又漂亮，温柔又大方，勤劳又任怨，勇敢又坚强，真实的触动过我年少时的心，也算是我花季年龄时的“女神”吧。但她长什么样子，我现在早忘记了，只记得当年看她的电视剧时感觉就是不一样。那时候，室外的电视天线多数都是用高压线挝的，还有人会把钢筋锅的铝箅子挂上去，效果也很好，但多数人舍不得。电视不清晰的时候，就要有人到外面去转天线竿子，竿子一般都是粗长的毛竹竿，因为中空所以转起来比较轻快，下头插在埋进土里的礅碡碌子里，中间一般固定在房子的明柱上。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电视画面指挥：转——再转，再转，好！停，不行，再回来点，好！好！好！又过了……，这个画面好温馨啊。有时候，也可以通过变换室内天线的方向来让电视变的清晰，但很多时候，一松手又不清晰了，人总是站在那里捏着天线也不是长法，就想：要是有一块肉挂这里就好了……最烦的画面就是一个圆球，信号很好却没有节目。我家的电视后来生病，球成椭圆了，人就跟着变了形，修理时说是电子显像管上的高压包坏了，现在的液晶电视应该没有电子显像管了吧。录音机是比电视机更难得的奢侈品，因为电视老少皆宜，都乐意看，也离不了，录音机则不然。上初一那年，占坡借了别人家的一台录音机，我就是在那台录音机上听到了山东快书《闯红灯》，一点一点的把词抄下来，练成了自己的节目，还在班里的元旦联欢会上表演过。录音机有单卡和双卡之分，后来，家里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好像四百多块钱。那年春节时，我给爷爷录了一段：“都别磕啦，别磕啦，上屋里暖和（nuǎnhuo）暖和，吸袋烟。”初一的早晨，来人拜年磕头的时候，我就放一遍，喜的爷爷合不扰嘴，因为他当时已经行动不方便了。但很多人也感叹买得起录音机买不起磁带，因为一盘磁带正版的要七、八块钱，盗版的基本都是两块钱，但架不住要经常更新啊。我最喜欢的磁带是黄宏、宋丹丹的小品系列，马季和赵炎的相声《吹牛》也是我在磁带上听的，至今还能背下一部分。90年代初，家里有了洗衣机，当时在农村还是一件“稀罕物”，因为习惯了手洗衣服的妇女们，还不习惯把洗衣服这件“份内的事”交给一个机器，总是会说：那玩意儿洗的不干净……而实际上，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她们最想买的家用电器估计就是洗衣机了，有机器谁还用自己动手啊！后来家里安装了程控电话机，买了摩托车，有了家庭影院，每年都有一两件新“家什”光临，这其实就是那几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刚上初中那会，经济还是一般情况，记忆最深的是我那时还有一条带补丁的裤子，就是屁股上有一大块圆布的那种，那是因为上学时屁股总想与凳子磨出点火花，火花没磨出来，倒是磨出一个洞来，就像戴口罩一样的打个补丁。在上小学的时候，穿这样的裤子没什么感觉，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裤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初中后知道在女同学面前爱美了，懂得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显摆自己了，这也许是第二性征发育时的心理表现吧，所以就坚决的拒绝那条裤子，否则宁愿不去上学。那时的衣服多数都是找人做的，稍大一点的村里都有匝（zā）衣服的，收费的标准大概是２块钱一件。但女同学多数都开始拥有成品服装了，毕竟爱美更是女生的天性与特权，所以，那时候的女同学看起来都很漂亮。上初中时好像不记得哪个同学能对未来有很清晰的规划，学习好的同学好像也不敢想能考上大学，还有的男同学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好找媳妇”。就像现在介绍一个人时要有个单位一样，能装装门面，所以有不少的男同学，一旦定婚就退学了。莘县最好的企业是雁宾酒厂和国棉厂，1995年以前，聊城东昌路的两侧全部都是雁宾酒的广告，后来被东昌老窖给强行换了一侧，说明强龙还是压不过地头蛇呀。不过这个时候，雁宾酒厂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主要原因不祥。那时候去莘县必须路过酒厂的大门口，离酒厂老远就会闻到刺鼻的酒糟子味，那是喂猪的主要饲料，我还曾跟着去酒厂买过。酒厂的大门里面是一个白色的雕塑，面向门口站着，一男一女举的好像是布鲁塞尔的质量奖章。百货大楼东侧有一个牌坊，牌坊里就是市场，里面东西非常的多，我在初中时候曾在那里买过衬衣和凉鞋，但多数货都保证不了质量。百货大楼的货质量不错，但价格也不错，我去百货大楼买东西的时候少，主要是去饱饱眼福。水磨石的地面非常的干净，保洁员会用一个非常宽的拖把推着一堆锯沫清洁地面都让我感到新奇。那时候的假货主要来自台前，不像现在假货已经遍地开花了，所以那时记得有人问我知道中国哪里最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二台一港，台湾、台前和香港。我哩个去，太给台前面子了，不过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经将造假做成了一个产业。国棉厂在百货大楼的西边，我没有进去过，仅是去过他们的澡堂，那年月农村人舍得跑到城里去洗澡的人还不多，多数的农村人一个冬天估计也就是洗洗脚拉倒了，很多人膝盖和手肘上的皴……呵呵，不说了，显得跟我干过这事似得。国棉厂的旁边就是消防队，真想不到我跟消防队的缘分竟然如此之深，我在这里“潜伏”了二十多年，居然还在里面游来游去的不亦乐乎。90年代初的时候，莘县公安局居然公开卖了一批蓝皮的非农业户口（正规的是红皮），之所以是蓝皮是仅限在莘县承认，因为那个时候非农业户口还可以“接班”，父亲为了给我一个保障，让我有机会接他的班进入电业公司，就给我买了一个，大概是二千四百块钱，没想到我根本就没用上，自己考上了军校，钱白花了。想端上铁饭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上技校，那个时候的技校还是可以解决非农业户口问题的，家里也为此动过心思，想让我去上技校、当工人，可是我根本就没兴趣。我当时跟父母说：我纵然考不上大学，也要拥有一帮能上大学的同学，所以，我一定要上一中。结果我真的拥有了很多上过大学的同学，却把自己丢在了大学的门外，留下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当年莘县一中一个年级仅有500人，在1996年以前，这500人最终能考上大学的超不过100人。从1996年开始，也就是我们那一级学生毕业时是一次飞跃，以前一个班里平均也就8、9个本科，文科班更低，但我们班里本科上线是23人，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来到部队里，只有羡慕的份了。可以想像，一个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每年出的大学生仅有几十个，大学生是多么稀缺的资源，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作是天之骄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那时的大学被称作象牙塔，现在好像没人这么说了吧。初中毕业考中专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毕业后也是干部身份，还可以早就业，很多家庭条件不好而学习成绩却好的同学就选择了这条路。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有些学校动了挣钱的点子，出现了所谓的委培生，其实就是让你多交钱，每个学生大概要交七八千块的样子，师范类的学校要少一些。我身边就有不少的同学被迫做出这种选择，毕竟这是可以改变一生轨迹的路。那个时候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两三千块钱吧，还要吃穿用，因此而去借高利贷的并不鲜见。我河店的一个女同学就考上了委培，可是她的父亲不想让她上，还逢人就说：这要是个儿子就好了，肯定毫不犹豫借高利贷也让他上去！不晓得他的女儿听了这话会如何的伤心。这并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等到毕业的时候，不管分配了，要想找到工作还要花更多的钱……除了上学，想离开农村，另一条路就是当兵了，如果能转上志愿兵，回来也可以安排工作，要是再撞了大运提了干，那绝对是祖坟上冒了青烟。想当兵也是要找门路的，没钱没关系你也就没机会进入部队。当时有一个形容武装部的顺口溜：大沿帽红一圈，吃喝送礼就那两天。非常形象的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因为70年代是中国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也是最多的一次，所以那个年龄段的人非常多，人多干啥都得挤破头。当时还有一种政策就是非农业户口去当兵，回来可以安置工作，莘县又卖了那么多非家业户口，更加剧了这种竞争，很多的应征青年都是打破头的往部队里挤。除了武装部之外，接兵的干部也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部队里凡是能出来接兵的人，都是领导的红人，否则这么肥的差事为什么会交给你？谁接一回兵不得吃饱喝足还要拿够？当然回去后给领导上供是必须的。当过兵的哥们对此深有感触吧，家里有人去当兵的朋友们一定是印象深刻吧。这几年当兵冷了，除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之外，就是独生子女增多，可征兵源减少，武装部由从前的门庭若市人熙攘，成了现在的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镇上号召大家种大棚，提供各种优惠，但习惯了春收秋种的人们根本不买帐，还编出了很多的顺口溜：要想穷，种大棚；穷的快，大棚菜。而现在，我们镇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镇，镇上的香瓜市场已经是镇上的主要收入来源，当然那些种植户也得到了收益，只是风湿病明显增多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在过去的农村里，大家根本就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也不会产生对比，每天的生活也是喜滋滋的，虽然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单调，但每年的冬天都可以歇上两三个月，没事就是蹲在墙根边上晒太阳，或者串门打牌，我感觉那种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的自我满足的状态并不完全是坏事。反倒是现在，骂娘的多了，不安分的多了，各种怪病也多了。（三）我所写的文字多数都是我亲历或耳闻的事，以当年的视角和后来的思考转化成当下的文字。今天我想聊一聊小时候种棉花、拾棉花、卖棉花的事，看看是不是和大家一样有过同样的感受和经历。我们村实行包产到户大概是1980年，当年每个人能分到二亩二分地，平均按每家四口人的话就是八亩八分地。当年的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大豆、地瓜、高粱等，经济作物主要就是棉花，还有人种过烟叶，但主要是自产自用。房前屋后还有人会种一些蓖麻，主要用来打油。棉花按播种的时间又分为春棉花和麦茬棉花，春棉花种的比较早，是种在头一年留的春地上。大概在现在的阳历四月份吧，感觉那时的傍晚已经会有很多“老鸹虫”在飞了。这种虫子以黑色为主，也有金色的，个头就要比黑色的大些了，每天傍晚去逮这样的虫子回家喂鸡也是一大乐趣，因为大人们说这些虫子高蛋白、营养高，鸡吃后下蛋就多。麦茬棉花则是套种在麦垄里，在麦子收割前大约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种下去，割麦子时棉花苗大概长到了七八公分的高度。和春棉花相比，麦茬棉花的优点是可以多收一季庄稼，但远不如春棉花长势好、开花大、棉绒长，摘拾的时间也晚、病虫害也多。种棉花这种活小孩子也能干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参与其中。先要把棉种泡到水缸或者大盆里，要泡出白白的小芽尖，泡芽是因为棉籽的壳比较硬，泡软后小芽才可以破壳而出。种之前，还要伴药，主要防备一种叫做“拉咕”的虫子。大人们在地里用锄耧出一个又直又长的沟，大约七八公分宽的样子，然后提着大水壶或者梢（水桶）在里面浇上水，再按照四五个一撮撒到沟里，每撮间隔20公分左右的距离，后面再有人负责将土合拢。动作要领是：两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两脚跟靠拢并齐，将耧出来高出地面的沟两侧的土跙（qu）到沟里填平，再将这些软土踩实，是为防止水分过度蒸发。由于小孩子个头小，不用怎么弯腰就可以将棉籽放到位，所以小孩子们这种活都没少干了。我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还组织我们给他家里种过棉花。如果是现在，哪里还有老师敢让孩子去自己家里干私活？棉花破土而出时多数都带着一个弯弯的鼻子，顶着半个棉籽壳，慢慢的就伸展成两片叶子了。等到小苗长到七八公分时，就要疏苗，将那些长的小一些的苗子拔掉，每撮只留最大的一棵，如果有缺苗较厉害的地方还要补苗。棉花非常容易招虫子，长不多大就开始打药，这个时候主要是蚜虫。再后来等棉花开花的时候，就会有棉铃虫了，这种虫子最可恨了，吃得白白胖胖的从棉花桃或棉花的花朵里钻出来，这一朵棉花就算是被祸害了，一棵棉花最好也不过二十几个桃子吧。我们村就有人恨恨的说：我要是有功夫就一个一个的把这些虫子逮住，然后往嘴里灌药。将其药死尚不能解心头之恨，还要亲手把它的嘴掰开灌药，可见恨的牙根之痒痒了，它们其实就是从农民手里抢钱。喷雾器最早的时候是圆筒型的，材质也是铸铁的，这种喷雾器只在我很小的时候有，它的加压装置在顶端，一次加压之后喷到没有压力后把喷雾器卸下来再进行二次加压，比较麻烦，再加上容量小、易腐蚀，后来就逐渐淘汰了。后来的喷雾器和现在市面上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当时的材质还是以铁皮为主。我也曾经打过农药，一桶水背不动，就加半桶水，感觉最难受的还不是被勒痛的肩膀，而是农药喷洒到身上与流出的汗水混合后，对皮肤的腐蚀，奇痒难忍，又不能用手擦，因为手上沾了因密封不严而流出来的药水，更痧的慌。拾棉花的时候到了，多数孩子都会被赶到地里，当时地多人少，拾棉花又是一种慢活，有时为了抢在大雨之前，又必须争分夺秒，棉花一旦被雨打过会泛黄色，就不值钱了。小的时候还没有专门的棉花兜子，大人都是把那种做饭用的“护巾”双折一下扎在腰里，还有的会直接扎个包袱，这就要求技术比较高了。等我稍大，就有专门的棉花兜子了，三面匝死，只留上面往里放棉花。这种活比较青睐女孩子，因为她们仔细，能把棉花拾净了，我们小男孩通常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着急拾完了去玩，所以棉花落（lao)上总是会有揪不尽“残兵败将”。因为拾棉花非常的枯燥无味，所以父母为了能让我死心塌地的干活也是想尽办法，比如有时会拿苹果、月饼等东西作诱饵，拾完一响午会给点零食。后来我拒绝这些东西，他们又约定拾一斤给二分钱，貌似非常合理，但当时一响午也拾不了多少，多的时候也就是三四十斤，还不到一块钱。要是好好干，收入还是可以的，大米花二分钱一个，甜棒也是二分钱一根，能买不少东西呢。但当时哪一个孩子在对待农活上会有耐心呢？我有时也会捣蛋，在母亲称我拾的棉花的之前，在里面埋一块“半头砖”，在她称完后，再想法拿出来，不让她发现。但有一次还是败露了，扣了我全部的“工资”。我二叔为了挖掘我这个劳力，竟然动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心思，给我出到五分钱钱一斤，受利益驱动，我乐呵呵的去给他家干活，母亲还不高兴，但没有拗过我。但兴奋劲过去之后，我就想玩去了，报酬已经不如爬墙上树摘果偷桃有诱惑力了，半响的时候，就将我拾到的棉花让二叔去称。我们那时候都要求大人将杆称带到地头去，一手交货一手付钱，很绝的。想骗小孩子，不给你机会。但这次我却被骗了，二叔借口说我没干到时候不付钱，我不同意，就在那里哭，二叔又使用了拖延的办法，说忘带钱了，到吃晚饭的时候给我。等到晚饭过后还不给我，我就急眼了，在家里号啕大哭起来，母亲为了哄我就自己拿了两毛钱给我，我不要，这不是我应该得的钱。母亲没办法就去找二叔，因为我们只有一墙之隔，我还听到母亲责怪二叔说：你逗孩子哭干啥？于是，我成功的拿到我应得的五毛钱，但自此后，二叔再没动过让我帮他拾棉花的心思，惹不起啊。棉花拾回来后，就要在房顶上晒，如果不能干透，棉厂是不收的。我特别喜欢在午后，躺在晒的正热乎棉花里，身上被阳光的味道包围，还有淡淡的棉籽香味。印象中产量最好的春棉花大概亩产七八百斤，麦茬棉花估计也就在四五百斤吧。棉花晒好后就是去棉厂卖棉花了，当时每个乡里都有一个棉厂，棉厂都是国营单位。当时在乡里最吃香的不是乡长和书记，而是棉厂的厂长和供销社的主任，他们似乎天天都能吃上烧鸡，农村人嘴里所说“吃香的喝辣的”富贵人就是他们。我也有过几次跟着去卖棉花的经历，几个装满棉花的大花包层层摞到地排车子上，足足有七八百斤重，有的套上牲口，有的就是人拉着去。我跟着去两个目的，一是在路上的时候帮忙推车，并拣拾掉落的棉花；二是在排队等验级时，如果大人要去找个熟人，我负责看车子。我最头痛的就是排队，长长的队伍差不多有二三里地长，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这个队伍蠕动的非常之慢，常常让我还没有耐性的童年焦躁不已。好不容易盼来了验级员，拿着由两股不锈钢做的探湿器（姑且这么叫吧，我不知道名字），猛得一扎就插进花包里，如果干度达不到，这个机器就会吱吱的鸣叫。如果被判了干度不够，那就只有拉回去晒干了重来。但也有人心有不甘，就近找个地方打开花包就晒，到下午再试一试运气。如果干度够了，他们就会抓一把棉花，撕来扯去，然后就定个级别，用一种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写在棉花包上，字的颜色还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229”和“127”。第一个数字指的是级别，第二和第三个数字指的是绒长，最高级别是“131”，但这种级别的棉花估计只有新疆才有，那里日照长，棉花开的大，绒肯定长，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肉透”。那时候农村人自己都能判断出自己的棉花属于哪个级别，如果高出了自己的预期就会欢天喜地，如果低于了自己的预期就会垂头丧气，还有的会去找人让验级员重新验一次。如果一个级别差五分钱，这八百斤就是40块钱，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如此。那时候，如果哪个村里有一个验级员，全村的人都感觉到荣光。验级之后，就可以往厂子里送了，大门口还有人会搜身，严禁烟火入内。旁边一个小篮子里放着不少的火柴盒，但鲜有打火机，虽然那时的打火机还是装煤油的廉价货，但相对于火柴来说已经非常贵重了，所以带打火机的人往往都在进入大门之前就找个熟人托管了。棉花被送入厂区后，会被倒在有“吸棉花风机”的地方，把棉花吸到堆垛上，堆垛的下面有高出地面约半米的地基，主要是为了防止堆垛被雨水浸泡。这些棉花最终会在这里被脱籽成皮棉，并被打包成“棉花个子”或者叫“氧（音）子个子”。那些个棉籽则会被打成油，俗称棉油，又称卫生油，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吃这种油长大的。榨油后的残渣会被压成棉饼，这是喂猪的饲料，用水泡开后再掺入麸子就是它们的美食了。这种卫生油在没有包产到户时由大队分按人头分到每户，全年一家分不到几斤。我有一次闻到别人家炸丸子的香味，也让母亲去炸，母亲说咱家没有油，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能用水炸？现在想想，当时不光没有油，可能连白面也没有。可见我们这代人当年曾经历过何等贫困的生活，相比于当下，只有感慨万千。小时候正在长身体，不到饭顿就会饿，每天放学后就是搬凳子摘下挂在房梁上的馍馍筐子，拿一个凉馒头，从中掰开后洒上点盐，然后再淋上些卫生油，有时油还会流到指缝里，真香啊！至今忘不了那些卖了棉花数钱的棉农，整个脸上都灿烂出一朵花来，嘴角向后咧着，眼角向上翘着，脸上的褶子就像鼓起的小山包一样顶出一排完美的曲线。一般卖过棉花后，大人都会带着去吃顿油条，虽然我现在已经拒绝油条了，但当年那空气中飘来的香味，真的能让自己口水直流。如果大人再慷慨一点，给买个新铅笔盒或者做套新衣服也未可知。秋天来临，就面临耩麦子，而此时很多的麦茬棉花上还有很多棉花桃子没有开败，怎么办？只有把棉花削下来或者连根拔起，摆到房前屋后去晒，这种被晒开的棉花桃子剥出来的多数就是“僵瓣子”，“僵瓣子”是卖不了好价钱的。为了有更好的卖相，通常会找一根椽子捶打，以增加它们的绒长，这些东西多半都会被走村收购的小贩收走。我们家也曾与人合伙收购过棉花，占了我家的西院子，那个时候整个屋里、院子里全部都堆满了棉花，我经常会找一个地方，把自己陷在棉花堆里，或者从高处向下蹦。那是父亲第一次跟“生意”有联系，还真的挣到了钱，第二年就又跟人从邯郸倒腾化肥，结果有一车货在馆陶被查扣，按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拍卖在那里，把做棉花生意挣的钱都赔进去了。而那些从家里拉化肥的亲戚及父亲的战友还有压根就不想给钱的，至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这笔旧帐依在。那几年，真的有很多人从收购棉花上挣了大钱，因为他们会往棉花里掺一种叫“重石粉”的东西，其实就是白色的石头磨成了粉，加入棉花里颜色一样，但是斤称却增加很多。棉花多少钱？石头多少钱？这笔帐他们还是算的非常清楚的。农村从来都不缺这些喜欢投机倒把的人，他们只是机会少，一旦可以，肯定会在这种贪念控制下兴风作浪，有当前加入各种催化剂及激素的疏菜、家禽为证。后来，由于多年的重茬，棉花的虫害越来越厉害，产量也越来越小，各种剧毒的农药效果也不明显了，比如：敌敌畏，氧化乐果、3911、久效磷。如果剧毒农药都治不了这些害虫，就只有改种其它作物了，于是花生在90年代初期开始引进。如果产棉区都不种棉花了，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各类棉厂及棉厂的下游纺织企业，而企业又都是国营企业，于是政府就出动了。在我上初二那年，学校居然组织我们去村里扒人家已经种下的花生种，强制改种棉花，现在想想那时的手段真的是愚昧至极、毫无人道。我去的是麻寨村，我们又怎么会真的去扒那些花生种呢？大家都是农村的孩子，难道不知道跟谁是一伙的？于是，在地里做做样子之后，就在同学家里玩一圈交差。至此，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后来凡是拿出几分地来种棉花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婚事要办，为儿女做被褥自用，也再没有人去吃那种棉籽油了。已经好久没有见过棉花，但还是能记起棉花的味道、棉花落的味道，以及棉花所贯穿过的童年和少年。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