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庆明60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有激情和理想相伴，岁月的步调总是特别快。心理学三巨头之一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告诉我们，人心总是像钟摆一样，在自卑和自大之间来回摇荡；而最中立的位置，反而运动的速度最快，从不停留。于是，想要客观地看清自己、评价自己，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要想做到自知之明，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2019年，获悉李庆明校长迈入耳顺之年，退休在即，蒲公英教育智库向他抛出了这道难题——请他以自己的教育人生为底色，分享从业感悟。从教40年，做校长20年，他的一举一动牵动同仁乃至社会的关注——力主公民启蒙，倡导经典阅读，废除家庭作业，探索活力课堂；被誉为“公民校长”、“鞠躬校长”、“教改狂人”、“田园教育倡导者”。3月26日，李庆明校长应邀来到重庆“蒲公英书房”，和慕名而来的本地教育人一同，举行了一场热烈而坦诚的恳谈会。他巧妙地把自己60年的教育人生浓缩为4个字——“缘、源、圆、园”，而这4个字，居然不仅读音一致，连声调都无一例外是二声。他丝毫没有打算在60岁时给自己一个“功德圆满”的“官宣”或者结论，反而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无论在宁波，还是深圳，毫不回避那些人生中至灰至暗的时刻。——很多名人，喜欢展现给外界“桃李春风一杯酒”的表象；而李庆明不同，他带来了“江湖夜雨十年灯”的真诚。李庆明小传1959年生于江苏南通，1980年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留校教学。1989年，开始研究李吉林情境教学思想，被聘为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他来到偏远、落后的贫困乡——海门市海永乡，创办教改实验小学，开展“田园教育”改革试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开创了乡村素质教育的“海永模式”。2003年9月，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深圳）附属学校校长（现更名为“南山第二实验学校”），2012年7月离职。其间，倡导的“都市田园教育”等为全国瞩目。2012年8月，赴任宁波滨海教育集团，任校长一职，2016年离职。之后，曾到云南一学校任职。现为宁波赫德国际学校的中方校长，并正师从朱永新教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演讲整理非常感谢蒲公英教育智库的朋友们邀请我过来，聊聊我的教育人生。这肯定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恳谈会。我1959年生的，今年60岁了。我生日还有点意思，公历是共和国生日的前一天（9月30日），农历是孔子生日的后一天（8月28日）。祖父在我稍微懂事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个日子不是一个黄道吉日，是一个破日。再大一点呢，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人命不是太好，总是功败垂成。后来，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第一个是谈的对象功败垂成；到了20几岁，考研究生，总分和专业总分都是第一的，但是我外语不及格，怎么学也没法及格，没被录取；我在深圳，做了9年的校长，自以为这个学校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被离职了”。这是媒体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其实被罢免掉了，《新校长》创刊，我是封面报道的第一个校长，就是在那个时候。祖父曾是一个大地主，又是一个资本家，但是已经家道中衰了。1959年中国正闹大饥荒。大饥荒这三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考验。母亲说你能活下来，这是上苍对你的眷顾，所以你一辈子都要感恩上苍。1966年，我上幼儿园，正好“文革”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正好高中毕业。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应该去饱读诗书，接受很好教育的少年时代，就这样过去了。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届，我考到了南通师范专科学校，读的专业是中文，也“不务正业”读了很多书，除了哲学还有美学。毕业时，正好南通师范急需心理学老师，我就把自己抄的一摞心理学的书抱给他们看，他们就要我了，那是1981年。我不安分，1984年考美学研究生，总分很高，但英语不及格，没考上。我还梦想考李泽厚的研究生，后来了解到，他收学生，外语必须80分以上，我就断了这个念想，开始更多关注实践。1989年，我就跟着也在南通的李吉林老师（情景教育专家）学习。我很迷恋情景教学，并逐渐引发了研究它的兴趣。李吉林老师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她的情境教育里面有非常明显的读书人痕迹。发现她能够把读书人的想法变成一个个看得见的成果，我非常受启发，很震撼。所以我说，李老师是我实现人生转型的一个重要推手，是她让我开始关注实践。1999年，我来到崇明岛，实践田园教育。在崇明岛待了4年，我一直说，田园教育不过是情境教育的一个变式，在乡村的一个变式。朱小蔓（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对我有知遇之恩，是我心中的智慧女神。她一直希望我到大学去做学问，因为我学历不够高而没成功。2003年，她到崇明岛来看我，对我的一些做法非常赞赏和支持，当时就动了一个念头，说中央教科所在深圳南山建了一个附属学校，你有理论，又有实践，就到那里做一个窗口学校去。我的人生历程，跟李吉林、朱小蔓，还有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朱永新老师，关系太大了。就这样，在中央教育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简称“央校”），我开始了自己9年的校长生涯。这个9年在我的生命中太重要了。我学到了差不多人生该学到的东西，也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能尝的都尝过了，有喜有忧，有乐有苦，有喜有悲。最重要的是我探索了觉得能探索的东西，从学校制度到德育，到课程，到教师队伍的建设等等，我都做了比较完整的探索。有位快90岁的老先生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你两三年就做不下去了，没想到你坚持了9年。”所以，我要感谢深圳的包容，让我做了这么多探索。2012年，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深圳——被罢免了，很快又以特殊的方式来到了宁波——几乎是被绑架的方式出任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总校长，并在那里待了四年，也创造了一个小奇迹，生源资质很一般的学生，最后本科升学率100%。这个成绩的取得，当然不是搞应试教育，我经常说，我和应试教育的关系，是你死我活。我现在的身份是宁波一所国际学校的中方校长，集团的品牌策划顾问。今年9月份就退休了，有人盛情邀请，让我把最后一站放到上海。以上就是我的大概经历。下面，我用四张PPT，来概括我的教育人生。缘：我的教育研究立场第一张PPT的主题是“缘”，最准确的内涵是德文中的“Dasein”。Dasein是现象学的“存在”，或译“此在”；最得其精髓者，是译成“缘在”或“喏，就在那里”，它揭示了“生活世界”与人的密不可分！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不远人”、“道不外求”：道或者智慧就在人的此岸世界，在人自身的生活中，你不必离开人、离开人的日常生活去找寻，去外求。所以才有“道在屎溺”、“我心即佛”等等说法。道在哪里呢？“喏，就在那里!”教师探索教育，也应当信从“缘在”或“喏，就在那里”的召唤，在朝朝夕夕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一如乡人，安之若素地栖居大地，倾听天籁的无声言说，把握孩童的生命律动，才有可能领悟教育的真谛，抵达教育的澄明之境，铸就教育的“活的灵魂”！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教育研究的立场。这个立场我是受李吉林老师影响的，因为她一边要读书，一边要走田野的路，而且把它们融合得非常好。你看，她就把文论中、古典美学中的情境、意境、境界这些词，很巧妙地移植到语文教学中来了，把这个理念变成深深的实践，是一种非二元思维。科学是二元思维，但是现象学的哲学不主张二元思维。真正要揭示、领悟世界人生真相的话，用二分的思维去求得两者的统一是做不到的。按照存在论的思维，世界是主客未分的。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慢慢建立起了这么一种立场，你现在让我完全回到书斋里去，是非常难的，我觉得这不是真正探索教育的路。连当初杜威也说，哲学就是教育的实验室。他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好，李吉林受杜威影响也非常大。李吉林曾经说，“我是怎么发现教育的一些所谓规律的？因为我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她有一篇散文就写，用孩子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突然间就变得非常有诗意，非常灵动。这其实就是一种非二元的思维，这时候你最后得到的所谓真理，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活的灵魂”。真理是活的，真理不是死的，科学是死的，但是真理是活的。这就是我这些年走出书斋，吃了很多苦之后的发现或者收获。我有时候想，如果当时不走出书斋，也许就可以出版多少本著作，或者早当上了博导，不管如何，我一点都不后悔。探索教育，就应该建立这么一种现象学的、非二元的思维立场，让自己投身到教育世界里，也就是所谓缘的世界。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源：我的方法论第二点体会，还是个YUAN，源头的“源”。前面的“缘”是个立场，这里的“源”是个方法论，是说我行走在，或者生活在一个朝向源头的路上。哲学喜欢追根问底，喜欢像小孩那样永远在追问。你拨开那些迷雾，就能追到那个源头，就能慢慢走到那个本源的世界，那个真理存留的地带。对我来说，回到本源的地带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到童年时代，回到朴素的常识的地带。我今年60岁，做老师将近40年，其实真正影响我从事教育的，是儿童时代的经历。祖父、奶奶、母亲、父亲，大姐，还有我小时候考取艺术团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了。祖父曾经是木匠，我小时候，他已经不是地主了，家里没钱，房子很小。祖父的木匠活远近闻名，从小就教我“一辈子都不能看不起手艺人”。他教我做木工，讲如何“四眼八插”才能稳，这让我从小就产生了工匠精神。我最早制作的木工产品就是一张小木椅，奶奶看了喜欢得不得了，送给他的亲戚去了。后来我在南通师范教教学时，就跟传统理论强调教育原理不同，我一开始就是讲教学技艺，完全颠倒过来了。我说老师首先一定要做教书匠，而且争取做一个能工巧匠。在深圳、在宁波，我训练年轻教师，全是帮助他怎么上手，怎么进教室，用什么眼神看孩子，怎么目扫全堂，用什么样的腔调、高度、响度说“上课”，然后用什么样的腔调叫“坐下”，我都是一点点教大家的。有个老师去参加教学比赛，我还亲自帮他到商店买衣服，买鞋子，最后拿了个江苏省特等奖。其次，我父亲一辈子受尽了苦，因为成分不好被打断了脊梁骨，耳朵也被打背了，但是我从来没看他苦恼过。我从他生活的样态中，感觉他对生活有一种承受能力，很乐观，很旷达，从不绕弯子，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奶奶是不识字的人，她对我的影响比爷爷还要大。我经常喋喋不休跟语文老师说，我奶奶一个字不识，但是语文课上得比我们好10倍。为什么，她就跟我吟诵童谣，跟我讲民间故事，神灵鬼怪。她给我讲牛郎织女，讲到鹊桥相会那一天，她就问我，你想不想去听他们在谈什么？我说想，她说你把衣服裤子全脱光了，就躺在那个丝瓜棚下面，就能听得到。我奶奶似乎有种神性，像神巫一样，她说的话我绝对是要服从的。我晚上真的赤条条的，拿着一个小火罐，赤条条地躺在那个田里。一个孩子在启蒙的时候，语文本应该是这么习得的。而我们是从拼音识字开始，完全是颠倒的。以至于后来我做校长，规定一年级严禁学拼音，二年级基本上不学拼音。这是我奶奶教我的。我讲过一堂语言哲学，我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语文是个工具。语言最神奇的地方，是它具有神性，天下所有的符号，没有一样符号能跟语言比。它不是人文性的问题，它是具有神性的，这是从我奶奶那里学来的，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我喜欢唱歌跳舞，三年级考取了专业艺术团，南通市小红花艺术团。我的美声、京剧、芭蕾舞，都是从小学时代学的。初一的时候，我身体素质不是太好。我奶奶有句话叫“小孩要粗养”，带孩子不要太精细了。她就怂恿我撒点野，怂恿我起早到街上去狂奔。在我奶奶的支持下，我每天2:30就起床，一直练到5点多钟，回来洗冷水澡。我是国家级运动员，这是少年时期奠定了基础。我在深圳就倡导阳光体育100分钟，因为60分钟是不够的。其他的一切不重要，语文数学不重要，要这么多课时干什么，砍掉两节，就给体育课。我说到做到，当时深圳很包容，也没有处分我。这些都是少年时代、儿童时代的影响。当然“源”还有一点很重要，现象学说这个本源性知识，往往是最朴素的知识。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归常识的那个知识。什么叫“常”，不变的叫“常”。如果你很多年一直去找这些最朴素的东西，回到这些最朴素的东西，就会明白原来教育其实真的非常简单。我老跟老师说，教育有那么复杂吗，教育就是柏拉图说的那两句话，体育锻炼身体，音乐陶冶情操，没了，就这么多。但是这个“乐”是指的文化，不单纯是唱歌跳舞。把这两条做到了，我们教育一定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孩子一定是发展得非常好的。圆：人生没有圆满，圆满就是过程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圆”，或者叫螺旋。黑格尔说过一句话，真理就是一个圆圈。但它不是一般的圆圈，它充满了浮士德式的苦恼意志，充满了否定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否定再否定的过程，是一个很辩证的过程。所谓圆满是不存在的，圆满就是过程。还记得那个绘本吗，《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一个圆缺了一角，它一边唱着歌一边寻找那失落的一角。有的角太大，有的又太小，它不停寻找，一会儿撞了墙，一会儿掉入坑，一会儿淋了雨，一会儿被太阳暴晒。飘洋过海，历经风吹雨打，它终于找到了与自己最合适的那一角，它们组成完整的圆。但是圆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歌唱，所以它轻轻放下已经寻到的一角，又独自上路继续它寻找的征途……希尔弗斯坦的这个绘本，非常好地解释了黑格尔关于精神成长历程的圆的本质。我想，人生就是这样的，成长是有烦恼的，要让孩子去体验，去经历，去思考这种烦恼，这种痛苦。这些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作用的。我做了整整40年的老师，真的是不停在否定自己，也不停在升华自我。当然，也不停被否定，被肯定。这源自于黑格尔关于苦恼意识的思想。比如我在崇明岛做教育，就跟当时的见解不同。有人说我到农村是去支教，扶贫。其实是我有童年的乡村意识，想去熟悉的乡村世界去挖掘、利用那里边的教育资源，是想建立我们乡邻村童的文化自信。乡村文化的一些东西，亲情、自然、乡野，民俗、传统游戏等等，我都把它用起来了。我不反对乡村经济方面的城市化、城镇化，但是我反对教育的城市化。教育真的是要怀旧的，教育不是与时俱进的，现在我非常坚持这一条。后来到了深圳，城市非常现代化。自然、乡野，民俗、传统游戏，这些城市里都没有。我喜欢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学校怎么办学，能不能搞田园教育，我自己都怀疑了。我是有内在逻辑的，但是它面临挑战，面临一个自我的否定。后来我提出“都市田园教育”，遭到了一个专家的猛烈抨击，说哪儿来的这个理论，居然跑到深圳来讲田园教育。深圳一个记者，对我说，你在深圳倡导田园教育注定是孤独的。这预言了我在深圳9年的经历，确实是孤独，但是这样一个孤独，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升华的过程。到了宁波后，毫无疑问，我继续做田园教育。学校在海边上，面向一个蔚蓝色的世界，不是一个黄土的世界，是很有象征意义的。面向世界文明、世界文化，我仍然坚持田园教育。我的行程就是不停在寻找失落的一角，我想圆满，谁不想圆满？阿诺德说过一句话，文化就是追求完满，但是事实上完满是没有是，这是一种信仰，你去追求吧。园：回归田园是种哲学思考第四个是“园”，是终结性的。我想从哲学的高度——不单纯从科学的高度——来思考田园哲学、田园教育的哲学、田园社会的哲学。2004年的时候，我写一篇哲学论文，主题就是系统探讨哲学回归田园，有兴趣的可以找来读读，题目叫《现代化与回归田园的哲学思考》。我看到过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田园城市》，仅仅看到这个书名就让我兴奋得不得了。书很薄，读了之后我发现他讲的还不仅是城市问题，他讲的是社会，他说这个社会是会走向田园的。我有一个观点，中国古代哲学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田园哲学的思想。孔子、墨子、老庄，都有。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更不要说了。西方也是这样，我觉得东西方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少不像我们学者说的差别那么大。中庸是谁提出来的，有人说是孔子，其实中庸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这是共同的，叫不约而同。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一句话，他说现代性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回到古典。现代化不可能没有尽头的，西方早就有对现代性的批判了。我赞同这样的一种建议，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应当是生态化、自然化、山水化、园林化、森林化的城市，归纳起来，就是要建造超越现代的都市村庄、都市田园。在这方面，马克思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24岁时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个话把它压缩成一句中国话，就是一个未来版的天人合一。我想我的教育人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财富越来越多，大地越来越箫条，心灵越来越荒芜的现代世界里，重建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一个教育的世界。有人说它是乌托邦也没关系，但我就生活在这个梦里。与听众互动Q1：你生活在都市，向往在田园，倡导都市田园教育。这样一条很美的道路，究竟能不能走通，是需要不断拷问和追问的。请问，你身上是不是有特别重要的悖论，需要不停奋起折腾，你怎么解释自己的人生悖论？A：其实，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这首诗已经解释得很好了，“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一种苦乐圆融的经历，一种感受。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经历的人，他怎么能体会这种生存、生活的盎然诗意呢？对不对。说起田园教育，有人说是不是在学校养鸭子、养鸡，真的有人这样质疑。这虽然是不值得去驳斥的，但是我说，城市肯定有它和传统的田园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城市可能没那么闲适，高效率带来人们的繁忙、畏惧，带来不适应。因此，教育更应该让孩子能够体验到生存的诗意。我觉得，这不是矛盾和悖论。我现在60岁，耳顺之年，平静下来了，什么声音都听得进去。开始安之若素，甚至有点与世无争。有时候会接受失败，甚至还要拥抱失败，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Q2：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辛，我发现“你依然笑的可以像个孩子一样”，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羡慕的一种状态。你觉得教育人应该保留还是脱离孩子气？A：人不应该脱离孩子气。现在的问题是，不仅成人特别成人，连孩子都像成人了。教育人要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学点孩子，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保持一颗童心，或者是赤子之心。孟子说，“大仁者不失赤子之心”，什么叫赤子？刚生下来的孩子叫赤子。孔子问学生们的各种志向，最赞美的是什么，就是曾点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都是关于孩子，这才是孔子最根本的思想，他也是思考了一辈子，还是有童心。你再看老子，说复归婴儿，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你若不回转过身来，变成孩子，你是进不了天国的。尼采说，人生的几变，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变成孩子。所以，你说，成人不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需要经历痛苦。婴儿生下来，是带着啼哭来到世界上。我们让孩子经历道德上的、智力上的痛苦，是成长的一部分，这是天注定的。在一些课程中，我经常有目的地让孩子陷入某种痛苦，焦虑。比如10-7=3很容易，那么，你要问孩子，从10个桃子里面拿掉7个苹果，会如何？孩子马上就会陷入焦虑状态。这就是认知焦虑，是人在探索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皮亚杰说，快乐有驱动力，但焦虑和痛苦也有驱动力。仅仅强调快乐，回避痛苦，会害了我们的孩子，会让他完全没有免疫力，完全没有抗挫折、抗诱惑的能力。孩子从小学就有痛苦和焦虑的磨砺，是很有好处的。那些在中学跳楼的孩子，他受不了挫折，他从小就被呵护，在温室里，那肯定是没有抗挫折力的。所以，苦乐圆融，这才是人生的辩证法，黑格尔精神。Q3：您一直提倡做公民素养教育，也一直提倡都市田园教育，这两种教育是什么样逻辑关系？A：这是个好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你又搞田园教育，又搞公民教育，究竟能不能融合起来？其实，现代很多东西是来自传统的，比如说孔子是贵族后裔，在贵族文化里面，有没有古老的民主？宫廷里面虽然有等级，它是有平等的。其实我们说的民主制度，是有好多种形式的，和贵族制、君主制度都有关系的。再比如说，我们讲公德，这是现代搞的。我做博士，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现代道德到底是哪里来的？是出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才有了现代道德吗？不是的。商品在古希腊就有，它孕育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本质就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有商品的交换。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而民主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很多宫廷的道德、贵族的道德，是很震撼人的。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很震撼人的心灵。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她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立刻不假思索的说了一句道歉：“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令在场的人肃然起敬。这些道德，超越了贵族，传到了老百姓中间。公民道德是这样来的，它还是在传统古典语境中的。田园教育的启蒙意义就在于，它想把情和理沟通起来。我做公民教育，和田园教育之间是不矛盾的，只是侧重点可能有一点不同。Q4：你觉得，自己从教40年，校长20年，功大还是过大？A：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校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话说回来，中国有成功的校长吗？苏格拉底说，“美是难的”。他觉得没办法界定什么是美，最后他说了一句“美是难的”。这是美学史上一个经典话题。其实，教育才是难的。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更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真的不是一位成功的校长。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是功大还是过大呢？谦虚地说，我肯定是过大。昨天还跟人讲，我希望一直在忏悔之中。我甚至想写一本《教育忏悔录》。为什么？我从1981年开始做师范教师，第一本书是《教育心理学》，第二本书是《教育学》，都是教材，现在回头看，都有很多遗憾，一些东西我以前是讲错了。在深圳的9年，我也自认为是失败的，典型的失败者。离职后，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彻底失控了，泪流满面。要知道男人是不能轻易哭的。我对记者说，你是个女人，你知道10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那种痛苦与幸福，但我是9年，相当于10个月怀胎的10多倍！你们知道我的心情吗？说的时候，我泪如泉涌。我没有成功，当然这一点儿不妨碍，我非常感谢深圳，中国没有第二个这么包容的城市，太包容了，让我尝试了9年。然后到了宁波，我也不能算是成功，宁波应该说我做得更娴熟。Q5：我刚担任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请问要想做一个好校长，您有什么建议？A：怎么做好校长，首先要明白老百姓怎么想的，家长怎么想的。要成绩，这点你得保证。但是，在不加重学生负担的情况下，能提高成绩吗？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个文章。首先从减负开始，怎么减？我有5个减法。小学的课时都变成35分钟，初中高中统统变成40分钟。每节课老师不能讲的太多，讲的多就算教学事故。央校的每个学生，可以无记名地评价老师，可以投诉。一些人文课程，很多是磨洋工，原谅我说得不好听。不过，上海有一位高手，也是语文特级教师，说得更不好听。他告诉我：“你说错了，我们语文课程不是磨洋工，是无用功”。减一减磨洋工的课程，再减作业，减考试，5个减法就有了。郑板桥说过一句话，好的画都是着墨不多，很空灵，反而有神韵。教学也是这样。第二步，孩子除了读教材，还要读书，我从来不把教材当书，教材不是书。书统统在课外，有没有本事让所有的孩子，包括老师，都爱读书？要让他们爱读书，校长自己首先要爱读书。我现在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孩子不读书，老师不读书，而是校长不读书，局长不读书。原来在央校，我是每个星期六做一次沙龙，免费参加。沙龙不是我讲课，很多大学者来讲，资中筠、邓正来……都是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校长有了学术上的积淀，再跟老师谈教育，他是很服你的。在宁波，我曾经招聘小学校长时，有人说他很喜欢读书。我问他读的什么书，他想了半天才说读高尔基。我索性问他，“你说高尔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对方很吃惊，“啊，还有这个问题”？我再问，“你觉得高尔基好，还是郭沫若好？”对方完全答不出来。对不起，淘汰。第三个，你应该着力于孩子的综合素养，这是中国的初中教育、小学教育一个大软肋。尽管每年都要应对孩子的中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央校的孩子综合素质很强，就是活动搞得多。第四个，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让孩子失去他自我发展的平台，就是让孩子有真个性，搞个性教育。我觉得，学校要千方百计多给孩子搭建平台。在央校，有五个学院，少儿人文学院、少儿体育学院、少儿艺术学院、少儿外国语学院……学生们玩轮滑，玩街舞，抖空竹，眼花缭乱。孩子们也很有个性，一天一个孩子批评我，“李校长，你今天早上鞠躬的时候，怎么脸拉着的？”我说，“没有啊”。“怎么没有，我刚才看见你就拉着脸。”“我肯定在思考问题。”“以后不准这样，对孩子鞠躬，一定要虔诚。”“好的，我现在就改正。”孩子能批评你，是爱你的。我是经常被学生批评，没有什么。现在这个孩子在墨尔本大学。像这种孩子有个性、独立性、批判精神，我觉得就是有独立人格。校长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制度性设计，其中领导课程最为重要。我在央校没有负责教学的副校长，我亲自管教学，课表设计、老师安排我都亲自做。在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我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我首先坚持小班化，一个班不超过25个人。第二，一个班设3个班主任，实行“3导师制”，一个是全面负责的导师，一个是生活导师，再一个是学术导师。第三个办法就是契约制，就像当年的包产到户，每个老师负责几个孩子，就教育效果签订协议，达到预期目标后，给与重奖。另外，我还设立了各种激励制度。高考成绩好有奖励，中考成绩好也有奖励；老师读书读得好有奖励，学生读书读得好也有奖励。有些奖励的钱是学校出，有些从我自己工资出。我在宁波本来工资挺高的，但离开时，并没什么积蓄，都捐出去了。我还要求高中老师们要全员家访，这是延续在深圳央校时定下的规矩。家访是心灵沟通的好办法。我跟老师说，“这就是现象学”，是基于身体的哲学。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跑几回，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慢慢地就走进了学生和家长的心里去了。一个好学校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一个领导课程的校长。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宁波，我特别强调磨课，把每一个细节都磨到位，一节课上下来，老师收获会特别大。这对老师成长非常重要。现在有人说反对磨课，我认为不需要磨课的都是天才，但我们都不是天才。今天下午，我要去给小学生上节课，“蝴蝶与犀牛，哪个份量重？”为了备课，我昨天准备到很晚才睡，对着镜子各种比划，不停揣摩各个细节需不需要作什么改变。有的课我上过很多遍，但每次上都还是要磨，因为在农村上和在城里上，都是不一样的。做校长，就不要怕做苦行僧。很多老师都是年轻人，都需要手把手的指导。他们天天问我，“李校长，第一句话怎么说？噢，那第二句呢？”你还不能说，“怎么这么笨，说了几句都不懂！”还得有耐心，扶着他慢慢走，下次遇到问题，摔倒了，赶紧再扶着他。对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的老师，你要有不同的应对办法。从海永，到深圳，再到宁波，我把这些年的心得都聚集成了文字，从学校章程，到规划，到每一个具体领域的行动指南，足足有几十万字，内容非常棒。我希望能早日把它出版出来，给大家见面。谢谢大家。▼你可能会感兴趣作者丨李庆明口述，屈腾龙整理来源|据李庆明2019年3月26日在蒲公英教育智库的恳谈会整理责编丨张磊▲点击图片，全面了解峰会详情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