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瑛老师的歌》——88岁老教师从教回忆纪要（中学时代的秦老师打电话找我，说这两年他每天都在写回忆录《我的歌》，听说我喜欢写作，想让我看看。秦老师八十多岁了，1950年秋考入开封艺校，1953年秋，保送河南师专。1954年，才20出头的他怀抱理想，来到安阳三初中任教，历经了“知识分子改造”“抗美援朝”“粛反补课”“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政治运动。从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突然被打成右派，到西华农场劳教四年，未婚妻与其分手；文化大革命住牛棚，戴高帽游街，被人打骂，妻子因惊吓患精神病，1980年才彻底平反，一辈子历经艰难。1983年改革中等教育的浪潮把他推上了职业中专校长的位置，1993年5月从安阳第一职业高中校长岗位上退休。2007年7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为他颁发了“元老校长杯”和荣誉证书。获此殊荣的，全国只有18人，河南省只有三人。我想其回忆录一定记录了不少事，我特别想收集安阳市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因为安阳市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便去老师处，拿来他写的几本回忆阅读。老师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回忆，厚厚的写了数十本用线装订着，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啊！我不能白读一遍，未经老师同意，擅自把有用的资料打出来。我打字慢，连读带打字，速度更慢。老师回忆往事，感慨万千，说着此事想起了彼时，为了保持次序不乱，我将一些议论删去不要，专门整理其经历事件。2018年8月13日上午，秦瑛老师因病逝世，参加追掉会的学生二三百人，在此发表老师回忆，以示悼念。）一、初执教鞭时值甲午，年届八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虽往昔，历经风雨尝尽人生酸甜苦辣，但赤心不改忠诚于教育为国育人之初衷，披肝沥胆执教六十足年。而今英才辈出，桃李满园。扪心自问，无愧苍天。1954年秋，满怀忠诚，携简易行装至安，分三初中任教。该校初建，地处北郊。初入社会，将执教鞭，然热血沸腾，勇担重任。任5班班主任和语文课及全校6个班的美术课。同时兼任校团总支组织委员。随着学校规模扩大，我的工作量也逐渐加大。每周最多课时高达20多节。后又兼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自然教研组组长，工会委员等多项工作，但不负众望，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指导下，废寝忘食，披星戴月地工作，开动脑筋，千方百计地努力搞好工作。争先进做模范，争强好胜，敢为人先的性格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从教甲子，育人为本，德育当先之宗旨始终不变。一视同仁，面向全体，因材施教，注重赞扬，奖惩有度之理念亦得以充分体现。同时，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揉在一起，视家访为相互之间沟通的最好形式。适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各种活动，以促使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亦为我经常采用的重要教育方法。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活动就没有学生工作。同样，没有热爱教育而又愿献身教育事业和正确理念和方法的人，是不会成为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更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天道酬勤，耕耘有果。我所任的5班被评为市优秀班集体，命名为“吴运铎班”。以少先队大队名义，在学校开展了各种队日活动。尤其是“人人动手科技创作大赛”，展厅数个，各种作品上千件，蔚为壮观。此次活动，不仅调动了师生热爱科技的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当时开展这种活动十分罕见，引起轰动效应。“挺进韩陵山”更是一次别出心裁具有特色的军事拉练活动。班级为排，年级为连，全校为团的军事建制。事先在沿途设计“空袭”“遇敌”“涉水”等诸多军事项目，并在韩陵山顶不同地点埋下“敌军长，师长”，各军阶纸条，作为攻山擒敌授奖的依据。红旗一路，军棒在肩，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在蜿蜒的田间小道或崎岖不平的山坡小路，一声哨响，空袭逼近，战士们有的就地卧倒，有的跪在地上佯做射击；若遇敌情，有时匍匐前进，接近敌人，有的分兵突袭，制敌于死地。而后乘胜追击。一声号令，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大家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冲上韩陵山顶，漫山遍野的摇旗呐喊，搜索残余顽敌。时而这里传来抓住“旅长”的捷报，那里报告逮住了“军长”，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欢悦的激情洋溢于青春的脸庞。野炊更使学生终生难忘......。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仍然记忆犹新，何况当时参加这些适合他们年龄特点，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学生们怎能忘记呢？想想过去的教育理念，看看今天的应试教育的诸多弊端，确实令人深思。由于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和师生的积极配合，各项工作均取得明显成绩。1955年，我被评为市模范班主任、市劳动模范。同时亦为学校党总支通过为中共（后）预备党员。1956年春天，党中央向全国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伟大号召。我闻风而动，及时地制定了十年的红专规划，明确提出了三大奋斗目标：第一，努力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第二，努力争取，做一个国家级功勋教师（这是当时学习苏联的提法，即国家优秀教师）；第三，争取做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当时我才24岁，正是风华正茂壮志凌云之时，我将个人规划张贴在安阳老城鼓楼过道的墙壁市劳动模范光荣榜上。我的足尺照片已经使我成为知名人物，宏伟的规划更符合形势的需要，团市委及时抓住我这个先进典型，让我在鼓楼广场人民电影院举行的全市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上做了声情并茂的发言,宣布了激动人心的十年规划，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高度赞扬。那时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激情，是坚定地政治信仰和强烈的事业心。后来，团市委将我的规划打印成册，发至各中小学校，号召向我学习，以推动“向科学文化进军”运动的深入发展。我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安阳日报》发表我的漫画，给教育部投寄关于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为了掌握我班学生毕业后的动向，曾利用休假步行二百余里，遍访散居安阳北郊、西郊和安阳县农村的学生家庭，晚上回不来就住在学生家，交流情况，弥补了过去只到市区和近郊家访的不足。为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资料。1957年的夏天，我顺利的送走了相处三年的“吴运铎班”全体学生。我为他们满意的走上各自的学习岗位而高兴，但恋恋不舍的感情也随之涌上心头。三年了，是他们为我提供了茁壮成长的舞台，我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三个艰苦而又多彩的春冬。三年，尽管短暂，我同师生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大家怀着忠于党，终于革命的赤胆忠心，积极投入到各种人斗人的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接受党的考验，提高政治觉悟。毫不讳言，从1950年秋考入开封艺校，到1953年秋，保送河南师专的四年学生时期，直至1954年秋参加工作，到1957年送走毕业班的整整七年里，先后经历了“肃反”“知识分子改造”“抗美援朝”“土改复查”“粛反补课”“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党内整风”（后演化为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我以青年团员的政治身份，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真正是革命的动力，绝非革命的对象。实事求是的讲，上述的各种政治运动，根据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奖旗鼓的开展这些运动是必要的，尽管人为的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了一些好人，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二、莫名其妙成了右派1957年夏天，我结束了在三中所谓的“红得发紫”的工作时期，服从需要调到刚刚创建的安阳九初中工作。九中地处南关，似乎是在三角湖公园南面一片不大的苗圃上新建的一所初中。一栋三层的砖瓦结构简陋的平房。同我一起调去的还有三中的中共党员、团委书记、9我的入党介绍人郭福英。还有二中分来的两个二年级班的十来个教师，只有主任没有校长。夏天正值暑假，可暑假从来就不是中小学教师的休假时间，把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学习，搞政治运动，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在解放初期，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是改造的主要对象。尤其是被接受的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出身于旧社会，阶级成分较高，社会关系一般较为复杂，旧的思想教育较深，这种分析是客观的，也是正确的。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充分发挥这些旧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分不清敌我，划不清阶级界限，弄不清思想是非，既不能正确使用，更不能有效发挥他们在各项工作中的积极性。因而，这些人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阶级斗争是一条决不允许动摇的红线，阶级阵线是十分明确的。镇反、肃反、民主改革、对资本家、工商业者改造，以及抗美援朝中期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以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巩固政权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自然更加频繁。我们这些师生，无论是来自农村或者城市，不论老年还是少年，毫无列外的经受着上述政治运动的冶炼和考验。就在学生即将毕业的前夕，同样参加了“党的整风学习”，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作风，以改善党的领导。学校党支部深入班级，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诚心诚意的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大家怀着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革命激情，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者改之，无者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无所顾忌地讲真话，提意见。大家承认新社会好于旧社会，所提意见都是无关大局的身边小事和工作中的是是非非，但后来这些意见经过无限上纲上线便改变了性质。我从三中调入九中正值暑假，也正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派运动”。毛主席戏称这场声势浩大的由党内整风迅变为反右斗争的引蛇出洞的政治运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想，当初毛主席决策广泛征求党外意见，以整顿党风，没有料到意见如此尖锐，语言如此尖刻，思想如此偏激，甚至个别民主党派的头头公然提出“家天下”，轮流坐庄等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毛主席坐不住了。其实，这些意见也只是说说而已，你让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者改之，无者加勉的精神讲点心里话，以帮助党整风，这是主流。毛主席也曾讲过：好话坏话都可以，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他老人家自食其言，在全国内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仅此次政治运动，打的右派并戴上右派帽子的近五十万之众。若加上有戴右派帽子之虚名，而又未戴帽子的假右派及为此受株连的家庭妻儿老小、亲朋好友，其遭受苦难者的人数将成倍的增长。不身临其境者是很难品尝到他们生理和心理上所承受的非人的滋味，而最后以反右扩大化作为政治结论。由于“坚决打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号召吹响，安阳市也紧跟上级部署，利用暑假，在教育战线开展了反右斗争。九中初建，教师来之各个学校，互不了解，上级决定各回原校参加运动。我又回到安阳三中。又是革命的动力，一切听从党支部的安排，鉴于年轻，没有政治阅历，是十足的党的驯服工具。加上肯动脑筋，口头表达能力强，各项工作均站在斗争的前沿，得到党支部的器重，因而也引起青年教师的嫉妒和憎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第一个右派分子现形了，他就是三年级一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孙万选。男，50来岁，国民党员，地主成分，北郊小司空人，矮胖，鼻梁上始终架着一副透明的眼睛。由于接触较少，知之甚少，可以肯定他的国民党员和地主成分，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日常的不妥言行，经过超常的上纲上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了。接着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张邦汉，二年级九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庄金城，十班班主任化学教师陈玉昆，历史教师王化国，文印员段宝珠，会计孙凤山等十几人，当然也包括我。由于时间久长，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其他人名字记不清了。一个不足百名教工的学校，居然有十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几，真可谓旷世奇闻。后来听说每个单位都由右派指标，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收兵。仔细翻翻《毛选》，不难看出有多处指标性的估计：敌人只占革命队伍中百分之一二三。一百人中只有两三个敌人不能算多，单算细账那就十分可怕了。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第一次占百分之三，第二次就是百分之六......毛主席就喜欢搞政治运动，他著名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生哲学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斗争观点，是他巩固政权，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宝。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潮的主导下，发动了不可收拾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后话。在我回到三中参加反右斗争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人为的戏剧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从政治上为我制造了二十三年屈辱人生的桎梏，蒙受了生理和心理上难以言明的痛苦，株连政策也无孔不入，给家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作为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市劳动模范，市优秀班主任，全市教师学习的标兵，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的我，也被扩大到右派分子的队伍里，被强行推到共产党的对立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名副其实的革命动力，瞬间就变为革命的对象。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我认定这是冤假错案，同时认定反右派运动是毛主席钦定的，但不是他的错，而是下面执行者造成的。我带着受冤屈想不通的强烈感情回到九中。情况似乎没有变化，照常给我安排了两个年级的美术音乐12个课时的课。我是学美术专业的，上美术课可谓轻车熟路，十分胜任，但让我教音乐课，的确有赶着鸭子上架之难。1950年秋天，因为酷爱美术，一心向往美术家，因而在信阳高中二年级时，依然弃学，告别父母，从出生地驻马店乘火车奔赴河南省会开封市，并顺利的考上了开封艺术学校。可以理解，我是冲着美术专业来的，对于音乐学习是不感兴趣的。再加上我的社会活动多，不仅是班主席，还担任学生会的秘书，统管其全部事务性工作，还担任市学联康乐部部长。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敢为人先的性格，在众多的社会工作中，也投入了不少时间，学习自然以美术专业为主了。至于音乐，除了上课业余时间很少问津。现在安排我上音乐课，确实难以胜任。处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拒绝就是抗拒，接受等于顺从，别无选择。我只能违心地接受这一艰巨任务。还好，学校有一台脚踏风琴和一本音乐教材，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凭借依稀可记的音乐技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业余时间，把责任和良心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集中在四肢上，狠狠地敲击着键盘，是感情的宣泄，是备课的真诚。鉴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思想上的不满和工作上的困惑参和在一起，既要时刻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又要努力教好两门课。好在年轻，有较强的承压能力，另外新建学校，连一套领导行政机构都没有建立，更没有党支部了。九中的教职员工大部分来自二中，都归二中党支部管理，加上我是刚从三中调来的，对我的情况不甚了解，故而暂时放松了对我的管教，得以喘息。教不对口的音乐课，只要认真备课，尚能对付，令人思想痛苦的是教材中有一首歌《社会主义好》，其中歌词中有句“右派分子想跑也跑不了”。尽管我不是“右派”，但他们硬把你打成了“右派”，教唱歌曲时，自然触歌生情，委屈抵触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尤其看到下面学生唱歌时不可捉摸的表情，不仅使我痛苦，更激起了我委屈不满的怨恨。好景不长，不让我教课了。安排我和一个从二中调来的右派分子语文教师苏甲三一起干勤务工作。就是搞卫生一类杂活。我有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伙伴了。苏老师四十来岁，内黄人，地主成分，解放前就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西大街小学校长，后调二中担任语文教学。因其好舞文弄墨，经常在报刊上刊登一些文章，又加上地主成分或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和平常的言行，经过人为的汇总加工，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些不完整的资料，都是从苏老师的孩子那儿听到的。由于苏老师的问题，直接株连了这个很有才华的孩子，大学不能上，工作不好找，高中毕业，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去打零工，当木工，以养家糊口。现在提起往昔受株连的苦难日子，他总是满腹牢骚，痛恨不已，可见反右派至文革这段在极左思想的误导下所开展的政治运动，不仅伤害了无数无辜的人民，同时也播下了不同程度的仇恨的种子，时至今日，仍残留在一些人的内心里。苏老师后来调到红庙街小学烧水了，二十年后平反，恢复了工作安排到二十中直至退休，2012年前后，九十多岁的苏甲三驾鹤西去终极一生。1958年3月，当时并未流行的大字报突然出现在校园里，赫然醒目的大标题“右派分子秦瑛不应享受高工资”，作者是尤其昌。该人在教导处工作，并非一般职员(5964)。我想他为什么在我工资上做文章？肯定有人借他之手传达某种不祥的信息。前一段风平浪静，为什么此时会出现点名的大字报呢？确实令人深思。我的工资高吗？我真说不清楚，五四年刚参加工作，是以小米多少斤折算工资的，大约月工资三四十元，后来转正，月工资为中教6级64.5元。由于当时的思想教育，对于工资多少就我个人来说从未放在心上，而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搞好为目标。能过拥有这么纯洁的理想，应归功于解放后十来年毛泽东思想教育。坚定的信仰，宏伟的理想，超越自我的追求，放眼世界的胸怀，在我们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如此品质者，比比皆是。即使在今天，这些基因仍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头脑里。正统思想仍在主宰者我们。忠于党国，献身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多么好的品质啊！这就是那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给我们留下的思想烙印。十分自然，对于工资的多少，确实是不予计较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苦行僧，月工资64.5元，虽不是高工资，但对我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一个月的生活费10元足矣。我既不抽烟，也不会喝酒，生活简朴，真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孝心的孩子。每月发了工资后，第一件事便是从工资中拿出30元钱，交给家住北门西街与邮电局对门的学生黄宝珠，不失时机地寄给远在驻马店的父母，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正像我劳苦大半生的老父亲所讲：每月8号9号两天，眼巴巴地等着老二寄来的养命钱。因为每月7号发工资，一般当天就托黄宝珠寄回去，以救父母的燃眉之急。操劳半生的父母是可怜的。父亲老家是湖北黄安人。因为解放前黄安是老革命根据地，是有名的黄麻起义发源地。红四方面军就是从这走出来的。这片热土培育了二百多名将军。解放后把黄安改名红安县。父亲幼年丧父，兄妹四人，全靠我奶奶拉扯成人。为了生活，父亲很小就跟着同乡到河南信阳、驻马店做学徒，后来自己经商做小买卖，三十多岁才成家。母亲是信阳人，亦出身贫寒。与我父亲年差十岁，其娇小聪颖，善良俭朴，性格开朗，虽不识字，却满腹经纶，记忆超群，典故笑话脱口而出，是我们最好的启蒙老师。我们兄妹九人，我排行老四。上有大姐，二姐，和一个哥哥，下有五个妹妹。但由于家境贫困，医疗条件差，两个姐姐夭折，两个妹妹未长大成人，只有我们兄妹五人健在。父亲勤劳忠厚，诚信待人，一心经商，以期发财致富，养家糊口。对子女教育甚严。解放后定为小工商业者。因零星购买十几亩地外租，又定为小土地出租者。解放前因为曾担任过两年伪保长，解放初民主改革中受过冲击，当时生活十分艰难，甚至一段时间靠乞讨为生。1950年，我只身赴开封上学，基本有国家包干供养，哥哥也于同年考取省办邮政培训班，结业后分配到南阳县邮电局工作。大妹响应国家号召，1956年赴新疆支边。（7075）大嫂在大哥参加工作后，携儿前往南阳与大哥团聚。只剩下父母双亲和两个妹妹在驻马店苦度时光。我每月寄回的30元钱，对父母来说是雪里送炭。所以才有老人家眼巴巴期盼之说。至于大哥大妹是否给父母资助，那就不是我应考虑的问题了。即使他们不能帮助父母，我也理解。大哥一家三口，全靠邮递员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大妹远在新疆，一个军工肯定收入有限，只有我单身一人，除了生活，别无负担，赡养父母理所当然。就我兄妹而言，肯定我是高工资，但和尤其昌大字报中说的高工资性质是不一样的。家人希望我的工资越高越好，而尤其昌他们则希望我们这些“右派”的工资越低越少，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在那个言者有罪的不正常的年代，我的工资很快降了下来，虽然40多块的收入，我也没有忘记赡养父母的责任。父亲在梦中也大声喊着:老二不是右派，真的不是右派！在我任美术音乐课期间，同样在八中也出现类似情况。专职音乐教师李金山也教着他不熟悉的美术课，同样很费力气。为保证教学质量，经过协商，发挥各自优势，我去八中教美术，李金山来九中上音乐课。尽管来回跑，但内心还是高兴的。但好景不长，我便被勒令终止上课，同苏甲三一起去劳动改造，干杂活去了。三、西华农场劳动改造1958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应三中领导要求，在教导处办公室见到了教导处主任梁景廉，没有往日的寒暄，而是冷冰冰的严肃表情，令人反感。我极力控制自己莫名的感情，等待他的发问，我太了解他了，我们朝夕相处三年，相当熟悉。1954年我从河南师专体艺科毕业，带着20多位同一学校毕业分配到安阳市的同学来安阳，首先接触的就是市政府文教科（在老城东大街西头路北大院）的梁景廉，因为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梁对我们十分热情，问寒问暖，安排食宿。令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倍感温暖，夸奖他们是老八路作风。时隔不久，我们这批大学生先后安排工作，我和语文专业的毕素琴，生物专业的李英瑞，数学专业的刘超凡、张邦汉一起分配到三中。不久，梁景廉也来三中任教导处主任，相处三年，我知道他是一个踏实工作，处世严谨的好人，他清楚我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红人，也说不清我这个政治上进步，工作上出色的年轻人榜样的市劳动模范，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弄不清他为什么今晚装腔作势严然似判官般的对待我？或心照不宣各有苦衷，我们之间的谈话自然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谈话。尤其是那个岁月，我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十分渴望跳出这个令人窒息的鬼地方。上次市里召开右派分子大会，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座大礼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不少。李绪三市长讲“右派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进行处理了。”叫我来想必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在时高时低的声浪中，在软硬兼施和我急于解脱远走高飞的思想主导下，我脑子一片空白，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字划了押。这是第一次违心做出的奇耻大辱，铸就了终身大错。处理结论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画着复杂的感情，踩着昏暗的灯光回到九中。关于此事，我有《弥天大谎》独立篇章记述。1958年5月26日下午，这是我永不会忘记的历史时刻。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可耻的一天。那天下午，师生正在坑坑洼洼的前院建校劳动的时候，我用平车拉着简易的行装和几本难以割舍的《毛泽东选集》，在教师陈景明和学生彭福际的押送下，匆匆离开九中，前往县东街审查站。院子里的师生怀着不同的感情，用着不同的目光目送着我离去。夜深了，在昏暗潮湿窄小的平房里蜷伏着六七个和我共同命运的人，没有感情上的沟通，只有一双浑浊的眼睛挂在忧郁的面孔上，高墙内不时传来沉重的铁镣的叮当作响，远处断断续续送来犬吠声。那恐怖的夜色伴随着愁思万千的我，令人难以入睡。想往昔，一心一意埋头工作，成绩斐然，红极一时，看今朝，身陷牢笼，备受屈辱，是命运的摆布，或政治迫害，委屈满怀。想远方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想情意深深的未婚妻爱生黄宝珠.黄宝珠是原三中“吴运铎班”学生，比我小四岁。高俏的身段，微黑透红的鸭蛋形的面孔上镶嵌着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性格温柔，说话细声细语，家住北门西街中段坐南面北的一个小院里。父母健在，姊妹四人，哥哥在汤阴县工作，姐姐在市针织厂上班，她排行老三，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在我调入九中后，在双方父母同意下，确定了正式的婚姻关系，在没有聘礼的情况下，决定了完婚的日子。因我是外地人，无家无业，就临时寄住在宝珠家。可悲的是，在此只住了一夜，便发生了处理我右派问题的事情，其实，在三中学习回来之后，我第一次花了五毛钱买了两盒金钟香烟去宝珠家看其父母，毫不避讳讲了在三中受到的不公正批判，由于我们的政治阅历不多，对其后果估计不足，执着的儿女之情，促使我们短暂结合。但愿天下有情人竭诚眷属的美梦，却被冷冰冰的政治铁棒打的粉碎。但我始终为宝珠在当时恶劣的政治形势下，同意完婚委身于我的真挚而果敢的行动表示感激。我记得当我即将离开安阳，前往外地劳动教养的前夕，我把不能带走的东西，尤其是解放前后所写的几十本大小不同，厚薄不一的日记放在了我唯一的亲人宝珠家。这些日记，记载了我青少年的生活，沾湿了我的幼稚的认知和成长的经历，对我来讲它是文物，是十分珍贵的。在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在难舍难分的悲愤中，宝珠的“我等着你”，令我十分感动。但我想得更远，当我躺进政治铸就的棺材里，我不想连累任何人，前途未卜，人心易变，听天由命吧。在审查站待了一天两夜，真可谓度日如年。1958年5月28日拂晓，天刚蒙蒙亮，我们背着行李，腰揣两个黄馍，在一个着便装，手提布包的年轻人带领下直奔火车站，登上了铁皮闷罐车。新乡，郑州过去了，原想可能到安阳的白条河劳改农场，现在不知到底去哪儿了，恍惚之中列车停了下来，这是漯河北的小车站孟庙。不大的站台上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男的女的，年老的年少的，提篮的挑担的，戴眼镜的戴草帽的，吵吵嚷嚷聚在一起，眼神里流露着恐慌，行动上显示着不安，好像一幅悲凉的流民图，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来自省内各地去同一地方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队伍。大卡车在高低不平的乡间小道上颠簸，天黑了，我们终于到了河南省司法厅直属豫东西华县的五二农场曹合堂中队。虽几经变动，我在这里度过将近四年的劳教生活。西华五二农场，1952年建立的劳改农场。地处豫东平原的黄泛区。著名的黄泛区国营农场，因建设年时命名。还有五一农场，五三农场。为接收众多的劳改分子来临，在生活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在西华建立了数十个劳改农场。场部就设在县东郊，面粉厂，酱菜厂，服装厂，五二小报社，妇女队都在此处。大概这个群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各个中队均为不设防的中队，没有围墙，没有铁丝网，更没有持枪站岗的卫兵。很少见到管教人员带枪示威或大声呵斥叫骂。相对来说，只要严守纪律踏实干活，整个气氛还是自由融洽的。小队到较远的作业区干活，也没有管教人员跟随监督，全靠指定的队长，和大家的自觉。生活简陋，住的是高粱杆编排成墙，用黄泥一抹，以挡风遮雨。睡的是地铺，下垫麦草，上铺大苇席，一个个挨着睡。每月还发几元钱零花钱。不知为什么，在几年的劳教日子里，我总处于相对较好的岗位，在徐庄中队时间最长，担任记工员，俨然以“二干部”的面目出现在同伙面前。余中队长还让我写队里生产计划、月年度总结，并担任午饭时的读报员，黑板报编写员，五二小报的撰稿员。为便于工作，又特意在1号院给我一间门房居住，我又成了门房警卫员。数员加身，信任有加，我表现的更好了在五二农场漫长的日子里，我只写过一封信，收到过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在新疆支边的大妹妹，希望她帮帮我这个命运多舛的二哥。时隔不久，大妹就给我寄来了一双毡靴和几斤葡萄干，写了一封回信，再三交代，二哥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好好学习，好好劳动。我十分感谢大妹在我如此困境下，有求必应真诚帮助。同时也不怀疑大妹信中的话出于真心，而不是出于无奈。现在我苦苦回忆，为什么在那么漫长的时间只写过一封信简直不可思议。信还收到一封，是未婚妻黄宝珠的绝交信。信誓旦旦的“我等着你”的承诺，以互不往来各奔东西的言词而化为泡影。我倒十分坦然的对待这封撕裂感情的信心中没有怨恨。并非我思想境界多高，主要我鉴于风行的株连政策和政治压力以及家庭利益的权衡，个人思想压力和得失的比较，面对我这个劳教无期的右派分子，不要说才20来岁的黄宝珠会断绝关系，就是其他姑娘也会走上这条终生难忘的路。黄宝珠后来与别人结婚了。在五二农场最后日子里，由于一句玩笑话，招致一次处分，结束了我相对自由体面的生活。一个下午，我整理书报，翻阅我带来的《毛泽东选集》，突然闯进一人，此人是南阳地区某县的一个小学教师。中等身材，年龄与我相当，名叫杨丽生，他不是右派就是坏分子，我们都是劳教分子。他满面笑容的对我说，老秦你可不简单，来这里还不忘学毛选，真不愧是学毛选积极分子！我听得出来，他不是表扬是讽刺。我没思量，开玩笑的回了一句;要不是毛选学多了，我还不犯错误的。其实这也是我的真实思想的反映。以他们把我当成右派分子批判那一时刻起，我就认为他们是错误的，我是冤屈的。真是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都是劳教人，相煎何太急。杨丽生作为告密者，以我的一句玩笑话向中队举报了我，没有谈话，没有对证，中队竟直接报场部。场部也没有任何程序，直接宣布给我记过处分。杨丽生是小人，告密者，尽管事隔几十年，我对他仍牢记不忘。五二小报有两个编辑，都是右派分子。一个是原“洛阳日报”主编叶满汲，另一个是安阳文化馆工作的高向时，高老师是南方人，解放前参加工作，解放后政府接收人员。后安排在文化馆工作。他曾帮助我在文化馆举办个人水彩画画展。都是安阳人，高老师对我非常友好，说话也随便，有时到了午饭时间，高老师还去食堂给我打饭。四、摘帽之后1962年春节，农场宣布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我也是摘帽人员之一，同年三月，我同市防疫站的小杨，财政局的老马三人首批回安阳，恢复原来工作。在九中接待我的是团委书记李玉庆，一个新调来的年轻人，交谈情况使我知道目前安排教学工作是困难的，不能因我打乱整盘教学秩序。让我等待另行安排工作。（11124字）为时不长，九中领导安排我到教工食堂作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叫我去食堂帮忙。1962年秋天，新学年开学了。学校安排我担任九中第七届新生，一年级24班班主任和该班语文课，负责全校的美术课，每周20个课时。我结束了火头军的生活，信心百倍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去，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心底无私天地宽，我这个无家有业的摘帽右派凭借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全身心的投入教学和班教工作，坚持育人为本，全面贯彻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以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寓教于乐的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并把家访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把身教重于言教摆在首位。同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表达肯定和赞美之意。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一次期末，评比“五好中队”，实际就是评选“五好班集体”。在全体辅导员参加的评比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我24班为“五好中队”。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为同志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在那个年代，他们敢为“摘帽右派”评功摆好，真是难得可贵。可当把这一结果上报学校领导时，却遭到无情的否决，并振振有词的讲“这怎么能行，一个摘帽右派，即使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评为先进，我们就是同意，报到上边也不会同意。还会批评我们思想右倾，阶级立场不稳，回去重评！”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当事人当时的心情。对于我个人的功过是非无足挂齿，但真正冤屈的是24班的那几十个学生，班主任是摘帽右派，为什么要株连众多的无辜学生。在这个非常的岁月里，我没有忘记1956年自己制定的红专规划，错划右派，撤笑了我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摘帽又没有给恢复预备党员，意味着必须要再走重新申请入党的道路。尽管身处逆境，我仍然坚持信仰，追求理想，毅然于1963年向九中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开始了漫长的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的艰难之路。（11859字）1965年春，我喜事临门。九中历史老师张学仁，我俩都是湖北老乡，与我关系不错，对我这个34岁的光棍汉十分关心。看我在恋爱婚姻上屡遭挫折，便想办法给我物色门当对户的对象。他爱人周爱莲在电池厂工作，通过人找人的办法，终于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教师——就是我的妻子陈精芹。精芹1940年7月1日生人，安阳县上柏树村人。家庭成分中农，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蒋村中学毕业，婚姻状况曾婚，工作单位东郊七里店小学公办教师。父母健在，父亲曾做过教书先生，现在家务农。兄妹三人，均有离婚史。大哥精文在乡税务所工作，二哥精武在县商业局工作。精芹不嫌弃我是摘帽右派，我也不说她离过婚，长相平平，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我们互不挑剔喜结良缘。于1965年五一休假期间结了婚。我和精芹结婚时，她已经从七里店调到烧盆窑小学，后来又调到东大街小学。这步步高升的调动，让我们喜出望外。1965年秋，我送走了精心培育的24班，九月，我又接了一个新班，也是九中建校以来安顺序排列的最后一个班——37班。我像往常一样，倾注全力搞好教学工作。以开展“四清运动”，批判《海瑞罢官》为标志，1966年初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五.一六通知》下达，十年浩劫的文革像扑不灭的野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我这个摘帽右派便理所当然的被造反有理的革命师生揪斗出来。五、文革洗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又有一些人要倒霉了。6月6日，全校师生停课闹革命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燃烧，九中校园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校党支部执行的什么路线？》罗列了党支部的诸多不是，最后结论是党支部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落款名字是周脉廉。该同志原在安阳五中任副校长，不知什么原因调九中教生物课，这样的降级使用，肯定出于某种原因。他的炮打九中司令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少同志写大字报表示赞同，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支部。对于周把学校党支部说的一无是处，显失公平的大字报，顿时在师生思想上引起极大混乱。客观公正全面评价九中党支部工作，便是当务之急。关键时刻，就要有人敢于站起来，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讲公道话，以正视听。我就不相信，九中党支部书记徐有增，在党的领导下，毛主席教导时刻记心中的大好形势下，竟敢天天做坏事，处处有问题？若是这样，不说上级党委，我们广大师生也坚决不答应。那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的思想方法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坑害了多少人。在这个矛头直指党支部的时候，我单枪匹马，挺身而出，不怕引火烧身，不顾人微言轻的政治处境，第一个写出正确评价党支部工作的大字报《难到我校党支部一团漆黑吗？》（12924字）接着又写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大字报，贴满整个墙壁。我的大字报在师生中犹如一付清新剂（可惜这两篇有理有据的正确评价党支部工作的大字报草稿不见了）。顿时，学校政治气氛大变，压抑多时，要为党支部说公道话的老师们纷纷站出来，批判周脉廉的错误观点和支持周大字报的老师们。由攻击党支部和为党支部说公道话的“周秦之争”逐渐演变为革与保的派性斗争，水火不容。以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党支部为革命造反派的王通运和刘贵，聚集观点相同的老师组建了《送瘟神》战斗队。与此同时，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维护党支部权威为己任的保卫派史永标，李德卿老师，团结理念一直，志同道合的老师们，迅速组建了《孺子牛》战斗队。两个队都信誓旦旦的声称忠于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观点截然不同。对九中党支部采取了一个要打，一个要保的斗争方式。形成了“神队”是革命造反派，“牛队”是革命保守派的两大对立阵营。他们奉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信条，换句话说，就是凡是牛队拥护的，神队就要反对，凡是牛队反对的，神队就要拥护。党支部早已停止运转，两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夺权掌权，成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就中这个弹丸之地的派性斗争，就是全国各部门各单位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缩影。这还不算严重，有的地区因派性斗争，发展到了除了没有动用飞机的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甚至到了毛主席的话都不听的失控地步。运动初期，安阳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了工作组到各单位指导文化大革命。以文峰区公安局老庞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九中。似乎“周秦之争”正在进行，因为我第一个站出来为党支部说公道话，获得了党支部书记徐有增的好感，工作组听取支部关于运动情况汇报时，“周秦之争”便是汇报的主要内容。具有正统思想的工作组，必然站在党支部一边，尽管我是摘帽右派，他们对我还是十分友善的。时隔不久，工作组悄悄地撤了。为什么撤走，水爷说不清楚。后来才听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他们是来镇压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压制他们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不仅引起“周秦之争”，神队，牛队两大对立派的形成，让我引火烧身。造反派师生开始向“右派分子开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就连我的宿舍墙上，地上，床上也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真没想到，我就是实事求是为党支部工作说了公道话，却遭来如此严重的攻击，虽有思想准备，可这场风暴来的太猛了。我无所畏惧，可又十分担忧，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光棍汉了，而今我已是一个（1966年4月）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的父亲，如此强烈的风暴，必然株连她们，性格内向思想狭隘的妻子，能承受这意外的政治冲击吗？好在妻子带着孩子在烧盆窑小学居住，没看到九中的斗争场面，也少了一些担心害怕。九中的牛棚建立了，是在学校后院西排平房最南头一间房。我这个摘帽右派和降级使用的周脉廉，两个对学校党支部革与保的始作俑者都进来了，以前针锋相对的对头，而今成为殊途同归的难友。接着，日伪时期做过日本洋行翻译的徐玉林，老国民党员娄本济也住进了牛棚。平心而论，这两位年过半百的长者，师生尊敬的老师，不管专业教学还是待人接物都堪称好人。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朱尤章进来了，大概是乱搞男女关系被送来的，和学生谈恋爱的孙加森进来了。孙加森是我三初中吴运铎班的学生，高中毕业通过招教分配九中任数学教师。最后一个进牛棚的是九中副校长胡位中。胡校长是个很有品位的人，硕长的身材，戴一副透明的近视镜，穿着整齐合体。说话斯文，学语文专业的总给人一文质彬彬的印象。他有句名言“我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资产阶级的胃”。这句话产生的背景是在全校师生一次吃忆苦饭后讲的。当时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向师生进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恨”阶级教育，特意组织全校师生吃一顿忆苦思甜饭，吃的糠窝窝，喝的野菜汤，每人两个小糠窝窝，一碗野菜汤，并要求集中在一起吃，以便相互监督。革命师生像过节一样，吃呀喝呀十分顺利，有的还开玩笑的说感谢学校免费管了一顿午餐。我们的胡校长却吃不下，也咽不下，任务没完成，反倒呕吐起来，校医不得不来问诊送药。事后，胡校长自我解嘲开玩笑的说“我这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资产阶级的胃。”为没有完成吃忆苦饭任务表示歉意。后来，可能那些政治嗅觉敏感的人甚至是革命投机者认为胡校长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他送了进来。牛棚进来七个牛鬼蛇神，可想不到又塞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因偷盗被公安抓着送到学校，要求严加管教的学生。这个学生竟然是我37班的李春辉。本来这里有我一个五十年代的学生，现在又进来一个我六十年代的学生，对我来讲大有“三世同堂”之感。运动初期，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老实交代问题，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师生的批斗，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有事请假，并加派红卫兵小将看管我们（14895字）。我和徐玉林，周脉廉三人都是烟鬼，没有烟了，想喝水了，就请看管我们的红卫兵代劳。开始这些可爱的小将有求必应，师生之间不存在是么深仇大恨，尽管是看管我们的，但关系确实融洽的。我们从他们的谈话中获得各种有关文革的信息。什么地方有人戴高帽子游街了，什么地方大辩论了，什么地方打死人了等等。安阳是个运动滞后的地区，也是个跟风很近的地方，只要外地有了什么新花样，，安阳的同志就会亦步亦趋的照搬过来，甚至还会创新。看过送来的战报，我们几个真有些坐卧不安了。那天，几个革命小将给我们送来白纸糊的高帽子，命令我们端坐自己的座位上，安顺序一个个给按到头上，大的高帽盖着眉毛，小的只到头顶，没有一个是合适的。要我们戴着高帽学毛选，我们不敢低头，也不能低头，一低头，帽子就会掉下来。革命师生像赶集看戏一样，来了一拨又一拨，笑骂声不绝于耳，善良的人们啊，你可知道我们这些扣着高帽所谓的牛鬼蛇神的心情与感受吗？造反派极尽践踏人格之能事，花样翻新的玩弄我们。据说从北京传来一首“我是混蛋”歌，他们强迫我们唱混蛋歌。我们没有音乐细泡，不会唱，他们派一个会唱的人来教歌谱，让我们跟着歌谱唱歌词。招来师生看稀罕。我记得开头两句是“我是混蛋，我是混蛋”，后边的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好话。又一次考验降临头上。有人偷偷告诉我，安阳豫剧表演家崔兰田要游街示众了。还有市文化局长王世杰（开封人，开封艺校比我高一届戏剧班同学，豫剧艺术家张宝英的丈夫）一同陪着游街。学校造反派要我也陪着游街。在这个时候有人敢偷偷给我传递消息，令我无比感动。陪游的消息犹如一声霹雷，把我震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这次陪游不仅要满街跑，还要全市游，这真太丢人了。这天天气晴朗，这是文革以来，安阳市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街活动，各单位精心挑选了陪游的牛鬼蛇神，市民听说崔兰田要游街示众，像过年看热闹一样，纷纷走上街头，一睹崔兰田大师风采。游街路线是这样安排的，解放路豫剧一团出发，向西到西环城往南，到南环城往东走到南门进城向北。当游行队伍来到南环城后，九中的造反派给我扣上一顶高帽，推拥着到学校门口，恭候崔兰田，陪同游街。游行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一片，我在学校特意安排的李德卿、徐正一两位老师的夹持下，被塞进了游行的队伍。他俩前后护拥着我，以保证我的安全。这时，我才敢放眼看看周围同我一起游街示众的难友们。只见领头是个穿戏装的胖女人，她一定是崔兰田大师了，以前没有见过她，由于穿的臃肿，又走了这么长的路，她满脸大汗，愁容满面，面目全非。在她后面跟着几个穿戏装扮演才子佳人的男女，可能都是剧团揪出的牛鬼蛇神，还有一个高个子穿戏装的男人和崔兰田并排，显得特扎眼，他就是市文化局长王士杰。还有一个女的，脖子上挂一串破鞋，头发一边长发盖耳，一边被剃刀刮得一片青光，她表情麻木，两泪汪汪，活像传说中的吊死鬼，真有点瘆人。还有个戴高帽，胸前挂一个大尿壶，尿壶两旁还挂着不知啥东西，走起路来叮当响，可能都是生活作风错误。塞进来的戴高帽子的人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快到南门桥头了，鼓打的更响，锣敲得更欢，围观的人更多，真像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送上西天，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在地。游街的人群进了南门，路窄人多十分拥挤，护卫我的两位老师说“老秦，咱回学校，不跟着走了。”我顺从的跟他俩从西侧的路口穿过去，我顺手摘下了高帽，搽了把汗，准备再戴上高帽，他俩笑了说还戴它干啥，扔了，扔了，是命令也是友情的传递，当你处于最困难之际，一个善意的眼神，一句暖心的话，也是心理上最大的慰藉。我还听说二中校长辛宪章也游街了，辛校长是老解放区过来的老资格教育家，还听说安阳钢厂给牛鬼蛇神戴的高帽子是用钢筋焊的，有十几斤重，还听说某单位党支部书记经不起造反派的折磨跳井自杀了。这太可怕了！一天让牛棚的人到到校园看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我突然发现一张题为《右派分子秦瑛，立即交出你的变天账——全部日记，供革命师生审查》。落款人史永标，这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人和事。我保存多年的日记，怎能是变天账？变什么天，算谁的账？还没看我的日记，就扣上这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我静静的站在那里，逐字逐句的看了全文，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心平静下来，我自信我的日记绝不是反动的变天账，而是红色的革命日记。我和史永标的关系是不错的。他是1964年秋，郑州大学毕业，同何山欣一起分配到九中的。担任33班班主任并任语文教学。老家是河南巩县人，家住农村，早婚有一子。参加工作前离婚。我们同一个语文教研组，同为异乡人，年龄相当，故接触较多，一起溜达街逛商店，一来二往，关系便好了起来。他经常到我的宿舍聊天，他对我放在书架上的大小不一，厚薄不同的几十本日记深表赞赏。夸我小小年纪就写日记真不简单，还说这么多的日记能保存这么多年真不容易，应该永远保存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变成文物呢。我的日记放在书架上，真正看过和知道的人并不多。想不出史永标为何检举和揭发我，并说它是变天账！看过大字报回到牛棚还未坐稳，魏树森领着几个人进来，直呼其名让我同他们一起去我的宿舍，交出保存多年的全部日记。冷酷的面孔上发出威严的命令。真是趁热打铁，似乎他们晚来一分钟，我就会把保存多年的变天账付之一炬。我顺从的跟着他们，走到前院我的宿舍，打开门锁，墙上地上的大字报还未揭去，几张未贴牢的大字报随着开门带来的风来回摆动。凌乱凄惨，令人寒心。我极不情愿的将摆放在书架上的全部日记，一本本的交给他们，这些日记是我1948年至1966年写的，历经十几年，总共几十本，是我历史轨迹的记载，是我思想进化的记录，是我生活感情的记述。魏树森还不相信，硬说还有未交出的，要我交出所有日记，并恶语相加，说我不老实，如若搜出来，你要考虑全部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我强压怒火，打开所有办公桌的抽斗，掀开床上的草席，让他们搜。他们翻遍了所有的角角落落，一无所获，几个人抱着我的日记就要走，我说老魏，我有几点要求，说清楚了再走，他说，可以，你说吧！我说第一你们那走我这么多日记应该打个收据，第二审查完要如数归还，第三，你们在此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藏有其他日记，要讲清楚。魏树森说可以可以，我们如实向文革小组转达你的要求。时值暑假，安阳市集中全市中学教师在六中进行封闭式的文化大革命，吃住批斗都在此进行。不让红卫兵参加，显然与中央文革的精神不符，只组织教师关起门来搞革命，应该是安阳市委怕乱采取的办法。当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到哪儿都是批斗的靶子，革命的对象。魏树森拿走我的日记，他们如获至宝，全部带到六中，组织审查写作班子，按照政治需要，用鸡蛋里边挑骨头的方法，日夜加班加点从日记中搜索“我要变天”的字句。他们不择手段，采取断章取意，无限上纲的伎俩，精心炮制了批判我的日记的大字报，有醒目的标题，有吓人的按语，有从日记中摘抄的“反动”的只言片语。标题我记不清了，大自报贴满了整个西山墙。在六中时间不长，相对平静，教师们虽语言尖刻，但却较为文明。但回到学校却又是一番情景。就在拿走我日记的前后，革命的大火也烧到了烧盆窑小学，正处于哺育期的陈精芹，毫无思想准备，遭受到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波政治冲击。九中的造反派为获得从我这里诈不出的反动言行，想从精芹嘴里呕出来，以加重我的罪行。他们三天两头跑过去，软硬兼施迫使精芹检举揭发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向狭隘内向的精芹，一问三不知的回答他们，他们说她不老实，有意包庇右派分子秦瑛。威胁恫吓精芹：如果你隐瞒不说，就让你和秦瑛一样游街示众。烧盆窑小学那位革命教师竟别出心裁变了一首政治童谣“马齿菜墙头晒，秦瑛是个大右派。”在学生中流传，它像一把匕首又一次刺痛精芹的心。（17998字）精芹脆弱的心经不起这轮番政治打击，后来换下了精神分裂症。九中的红卫兵与全国的红卫兵一样，都具有敢于造反的精神。一天中午，29班的学生李成，突然出现在牛棚，威严的直呼其名，命令我们站成一行，走到专案组门前，让我们每个人拿起准备好的送葬用的幡子，走到校门口，一字长蛇跪在水泥地上，头顶青天，低着头柱着一人多高的纸幡子，如丧考妣般听着这个恶作剧红卫兵小将的训斥。他们这个上来说两句，那个喊几声口号，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东临安阳运输公司家属院，不懂事的小孩子有的向我们扔小石子，有的朝我们吐唾液。我们这几个俯首听命，为地主阶级送丧的孝子贤孙，在烈日的暴晒下，汗流浃背，满脸通红。据说唆使红卫兵这么干的是神队的体育教师刘玉振。真是祸不单行，大概又是刘玉振的伎俩，我和老共产党员朱尤章尤遭到了一次戏弄。一个上午，红卫兵让我拿一面破锣，从校门往东，敲着锣至南门桥头，进城后一直向北，到鼓楼广场后，沿着西大街到西门，再由西环城，南环城回到学校。他们给朱尤章脖子上挂一小鼓，给两根鼓槌，让老朱打着鼓，边走边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走与我相反的道路。走到西门我们相遇，又命令我们敲锣打鼓喊口号，到西环城的汽车站转了一圈，回到学校，让我们吃下特意为我俩留下的午餐。1968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着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速发展。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社会矛盾和混乱进一步加深。各派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暗斗，中国大地沸沸腾腾，真正达到了“天下大乱”。学校又一次停课闹革命了。这一次是走向社会，周游列国，搞革命的大串连。革命老师和红卫兵小将，甚至无所畏惧的“牛鬼蛇神”，穿着找来的旧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吃着不要钱，不收粮票的饭菜，天南海北，大河上下的串联起来。我们几个关在牛棚的牛鬼蛇神安分守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学校空虚了，开始我们还循规蹈矩的学毛选写检查，后来没人管了，我们呆在学校，想干啥就干啥了。天赐良机，我充分利用这一空挡，认真梳理了运动以来给我提的意见，决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形式，写一申诉书，以求了解真相，解除误解。我日夜不停，写了洋洋数万字的申诉书，并工工整整复写数份，分别交给不同的组织，以求澄清、纠正错误的认识，还原事物真相。我的申诉书于1967年2月6日完成，涉及10个问题。但不幸的是，后来他们因我写申诉书又批斗我，说我不老实。看着空荡荡的校园，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一天不知谁说了一句现在没人管，咱回家看看吧！这一动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悄悄议论，认为这是回家看看的最好时机。当夜回去，天明赶回，谁出问题谁负责人，不要株连别人。夜深了，有人出去探听动静，回来说全校没有灯了，可以走了。大家蹑手蹑脚的走出牛棚，小心翼翼的从后院穿过中院，几步跨进前院的小铁门。我来到烧盆窑小学，学校里早已停课，只有妻子精芹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住在里边。精芹还未睡觉，蹲在地上正在洗什么，对我的突然出现大惊失色，惊恐的看着我，嘴角不停地抖动。我急忙走上前，拉着她的手，说我回来了，她停了一阵才回过神来，捂着脸失声大哭。我赶紧用颤抖的手捂住她的嘴，低声说“别哭，不要吵醒了孩子，惊动了别人，天明前我还要赶回去。”她猛然抱住我的双肩，又一次痛哭起来。我怀着难以言明的心情回到牛棚。看到年逾半百的娄本济老师没有回家。他说非常想回家，可他没有勇气叫开西大街小学的校门，他家在学校里，怕惊动了门卫，株连了家人。这就是娄老师不敢回家的原因。(19444字）娄老师是外地人，从教多年，地理课是他的本行，为人低调，处事中庸，大概因历史问题被关进牛棚，大字报揭发他的反动言行“大墙后的破房，小汽车像乌龟一样爬行”攻击社会主义，丑化新中国等等。还批判他给子女起错了名字，他的子女每个人名字都有一个“卿”字，说他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想让子女都当官，继续压迫剥削人民。其实这些都是造反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文革期间，无事找事，上纲上线是造反派惯用的伎俩。那个冬天的早晨，让我们在中院干活，出了一身汗，我把帽子摘下，掖在腰里继续干活，这是一个人问我“天这么冷，为啥不戴帽子？”我说帽子不是在腰里掖着吗。就这一句话，竟招来了一场不应有的批斗，他们说我态度不老实，对造反派的批斗表示不满。暗喻他们给我扣帽子想啥时戴就啥时戴，暗指他们个我乱扣帽子，如此的想象力，真令人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我们在校办铸造厂劳动，让我们两个人抬着烧化的铁水包往沙箱里浇注，这活儿又热又累还特危险，厂房摆满了大小不一的沙箱，只留下抬包人走路的空间，我们小心翼翼的走着，只怕铁水荡出来烫伤人。在场负责的是神队的头头王通运，工作期间，我的脚被什么跘了一下，没有站稳，铁水包稍微倾斜，少许铁水流出，火花四溅，及时抬正，没发生事故。站在一旁的王通运不为人的安全担忧，反而大声呵斥“秦瑛，你想搞破坏不是！”我怒目相视，不予理睬。抬着一千多度高温的铁包，若有闪失，不死也伤，我为啥要自己伤害自己？王通运诬陷我搞破坏，其用心恶毒之极。大概是1968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小学没有了教师，就从中学调师生去上课。在那个动乱岁月讲什么课，就是陪着红小兵玩儿。我清楚的记得，几个学生带我到鼓楼东小学，谁知道这里根本就没有小学生。几个人把我带到一个教室，命令我站好，要我交代问题，我没有问题，也不知交代什么，他们说我不老实，勒令我站到桌子上批斗，我给他们讲道理，想争取他们的同情，在我思想上毫无准备的时候，不知是谁在我背后猛然用力，将我推下桌子，扑倒在地，顿时满嘴流血，门牙磕在坚硬的水泥地上，马上感觉头胀耳鸣，眼冒金花，浑身麻木，满嘴疼痛。我用双手撑着地面，缓慢的站起来，用手捂着满是血的嘴，地上一片殷红。我想不到这几个红卫兵对我如此的凶残，我怒目圆睁，看着这几个近似虐待狂的学生，要求到水管处漱嘴，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人吭声，我用不着他们表态，走出教室，找水管漱嘴去了。我的几个门牙松动，满嘴创伤，不能再迟疑了，直接向医院奔去，回头看，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跟着我，想必他们也不知咋办了。到医院后，我不敢实说，只说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医生进行了处理，并交代消炎后再做治疗。回学校的路上，我想的很多，这几个学生是单独行动，还是个别人的授意？回到学校这些虐待狂对我不辞而别将如何对待？根据以往经验，他们会千方百计的折磨我。但出人意料的回校后却相安无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或许他们人性地发现，在扭曲的心灵中萌发良知的火花吧。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满嘴整齐而坚固的牙齿逐年一个又一个的被拔取，牙疾也不断的发生，可以肯定与此事有直接的关系。有一天晚上，在批斗会上，由于我的态度不好，少数人出于义愤，动手打了我几下，我情不自禁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对抗他们的打人行为。是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像不能再存在了。”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下，王家岭煤矿二十多人的工人宣传队进驻九中，他们在校时间不长，事出有因。一天下午，工宣队集合全校师生开大会，杜队长在大会上讲话，他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他们来学校帮助搞文化大革命的。工人阶级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还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完不成任务决不收兵！每讲到激动人心的地方，工宣队员便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师生也随着相应鼓掌呼口号，会场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就在杜队长讲话即将结束，再次喊口号时，大家竟然听到了响亮的“刘少奇主席万岁！”口号声。会场静了下来，惊讶的表情，不解的眼神，极力搜寻是谁敢在这个场合高呼“刘少奇主席万岁”。这肯定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工宣队果断停止会议，现场破案，一定要抓住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时一个老实巴交的大个子工宣队员站了出来，满脸愧色的说由于激动喊错了口号，我深刻检查，组织上给我什么处分都行。言语诚恳，发至内心，体现了一个煤矿工人心胸坦荡，勇于认错的胸怀。他就是王家岭煤矿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政委王某某。在打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文革中，高呼刘少奇万岁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也给工宣队带来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王政委也因此倒了霉。1967年，九中的牛棚拆了，关押多时的牛鬼蛇神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我们也不甘心做革命的逍遥派，我与难友徐玉林，周脉廉三人组织了有别于其他战斗队的《向阳红学习小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教师中有针锋相对的牛队神队，学生中更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我们这些运动初期受冲击的人参加那个组织都是自讨没趣。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学毛著，不游离运动为好。1967年7月下旬，河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在革与保的派别大博弈中获得了胜利，中央文革承认二七公社是正确的造反派，河南各地属于二七公社的造反派组织，一夜之间都成了响当当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与之对立的群众组织一夜之间，变成了保守派。从而挑起了严重的群众斗群众的两派斗争。这一表态，使九中的神队兴高采烈，自以为九中将成其为一统天下了。而牛队则如迎头一棒，万恨填心，千个不服气，决心反击，争个正确，然而大局已定，无回天之力。中央的表态，催生了河南二七公社组织的大发展。安阳九中的“九二七”应运而生。我这个闲人，在革命小将宁治安、周广元、李传祥的推荐下，荣幸的进入了河南二七安阳分社中等学校“一月革命总部”宣传组，具体做绘画宣传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英雄用武之地，让我发挥一技之长，在那个动乱岁月，又成为我的暂时避难所。我到设在南关安阳市技工学校的一月革命总部报到，负责宣传工作的革命小将，是技工学校学生田贵喜，他不会画，只负责后勤管理，另一个人是十七中教师何山欣，是一个书画兼备，性格倔强的同志。我们比较熟悉，他和史永标1963年秋一起分配安阳九中的。因与22班女生谈恋爱，调到17中了。它是造反派头头，忙于社会和学校工作，实际画宣传画的就只有我一人干活了。安阳二七分社有两个专职宣传绘画组织，除了一月革命总部宣传组，还有一个安阳小教总部“红画军”，我的学生西大街小学美术教师谷锡九在此绘画。我在一月革命总部，第一次画半个墙这么大的画打草稿画轮廓就困难，我用一根长竹竿，一头绑上一个木炭条，看着原稿，先确定大的位置，然后再画各个部位，认定大的轮廓准确后，在爬上搭好的架子，逐层着色。我连续画了两幅宣传画，由小田带领学生贴在鼓楼广场两侧的大宣传牌上。后来又画了两幅大的水粉画，贴在北大街北头东西两侧的广告牌上。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月革命总部决定筹办一个大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画展。又调来了五中的王宝智，六中的方大岗，十一中的郭俊智，师范的张尚志，共同参与画展。毫不讳言，除了小田和何山欣，我们都是保守派了。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我们终于完成了画展的绘画任务。画展在安阳市文化馆展出，深受革命群众好评。紧接着我又参与了安阳二七分社主办的《万岁，毛主席！》画展绘制工作。1968年2月，又参与了批判崔光华的画展绘制。安阳市大联合筹委会建立了，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做准备工作。我荣幸的承担了“革命委员会好”街头宣传画和安阳地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在南关操场会场的宣传画筹划工作。我同其他同志一起顺利的完成了这些艰巨的任务。我为能参加这样的宣传工作感到高兴。在此期间，我紧跟形势，画了《批判刘少奇》《群丑图》，木刻了一幅大型的版画《无产阶级司令部》，内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领导人，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场景。采用一整块五合板，精雕细刻终于完成了这幅大型木刻画。可惜这个原版不知去向，甚至连一副拓印画也没保存下来，实在是太遗憾了！同年九月，安阳内衣厂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九中，配合刚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搞好学校的斗、批、改。由于该厂的子弟都在九中就学，相对关系较熟。当时九中的革委会主任是外边调过来，叫吕豪君，副主任胡位中，王通运，史永标。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革的一环又开始了。对文革初期的牛鬼蛇神，尽管放了出来，还要进行重新审查。我们这些人又要遭殃了，一天一位姓胡的女生偷偷告诉我，下午要开批斗会，不要忘记带毛主席语录。下午，批斗会真的开始了，看着那几块用细铁丝系着的小黑板，令人不寒而栗这么细的铁丝，那么沉得小黑板，挂在脖子上，那......。这次我是陪斗的，站在讲台上挂着小黑板的是谁，我忘了，我们陪斗的挂着小黑板站在台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挂在脖子上的铁丝一点点嵌进肉皮里，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就在我十分难受的时刻，一只手不时帮我托起下沉的小黑板，极力阻止铁丝嵌进肉里。这支满含人性的手，托起放下，放下托起，一直坚持到批斗会结束，她就是坐在身边的郭德芳老师。感谢您，我会永远记住您！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又把我和孙加森及学生李春辉关押起来。后来才知学校出现了反动标语，我们被当成嫌疑人看管。记得一个晚上，教导处灯光昏暗，我们三人被拉到教导处，蹲在北墙边等侯发落。来了很多人，桌子上还放着绳索，一个学生，我的37班的学生崔文平，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朝我脸上狠狠地扇了两个耳光，嘴上还骂我是反革命。顿时两眼直冒金花。在教导处折腾一阵，让我们回到牢房。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来了那么多生人，肯定是来破反标案的，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不带人走，看来革委会还是有点法制观念的。经过那天晚上的折腾，我们师徒三人又获得了解放。但此案不破，我们就一日不得安生。有一天，突然得到消息，陈景明畏罪自杀，因他自制反标，已被专案组察觉，自知罪责难逃，畏罪自杀，侦查多日的反标案件终于划了个句号。陈景明，南方人，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安阳九中物理教师。不知什么原因与离过婚并带着个九岁女儿的九中语文老师张佩兰结婚。还是造反派神队的主要成员。也不知什么原因自制反标，犯下了辱骂领袖的罪行，畏罪自杀。听说张佩兰的女儿说出了继父深夜在家剪报纸贴字的真相，并从他家找到了作案的物证。1969年元月，城市中小学下放工厂管理，教师下放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安阳内衣厂接管了九中，我和朱尤章被安排到北关电池厂劳动。厂里安排我们到北郊化工区郡桥电池分厂劳动，分厂是生产电池中间的那根黑炭精棒，是个有害车间，因为工人都有有害补助。我两干的是筛碳精棒的活儿。是一项高强度、毒害大的简单体力劳动。在一个高大空旷的大车间，我们的工具是一张平铁锨，一个长方形的铁筛子，一副劳保手套，一个防毒口罩。劳动开始，先把筛子竖起来，然后把一筐筐碳精棒倒在筛子旁边，用铁锨把碳精棒铲起来，扔向铁筛，不一会儿车间就黑炭灰飞扬，异味冲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出炉的碳精棒上面的浮尘和渣子筛掉，再把筛好的装进筐子，放到规定地方，为新出炉的碳精棒腾出地方。就这样一天干十来个小时，满脸黑乎乎的，只能看到牙齿是白的。下班后拖着疲惫的双腿去厂里浴池洗澡换衣吃饭。值得一提的是，每天厂里有一个东边口音，朴实的壮年男性陪着我们劳动，很少指责我们，很少与我们说话，干起活来比我们熟练，同样卖力，后来才知道他是转业军人，电池厂的副厂长，对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同时想白天负责生产，晚上还经常参加劳动，或许是造反派批斗的走资派吧忘记劳动了几个月，我被解放了，安排了工作。可为什么不发全工资，仅发生活费。我找学校说理，可谁也不正面回答。想想只有忍了，权在人家手中，不要自找麻烦。省吃俭用几个月，突然会计室补发了扣发的工资。1970年2月，在全国范围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学校让我参加了市革委会在人民公园举行的“一打三反”动员大会。市领导讲过话后，主持人讲有问题的上台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话音刚落，就有人上台，对着麦克风低头认罪，这个说我偷了厂里的什么，那个说我拿了单位的东西。最后上台的是一个大义灭亲与右派分子爸爸划清界限的大姑娘，她是安阳市文化馆馆长方克会的女儿，她对着扩音器声色俱厉的狠批她爹的反动言行。我不认识方克会，或许他会为这次女儿批判父亲而不再受到株连而窃喜。方姑娘后来在安阳化肥厂上了班，并与同厂职工，九中24班学生王润生结婚。方克会的右派也平了反，他拥有的方家大院也成为安阳的名宅。书写到此，我确实感慨万分，文化大革命仅仅三年，安阳九中教工不足四十，数来数去，我受的冲击最多，要不是信仰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开朗，或许我早去见马克思了。我的大半生亲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四个各有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尽管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感受者，大有同时代同国家共命运同呼吸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