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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卓林蓝洁瑛、关淑怡、吴卓林，是谁想象出香港的“疯女人”？

长河网 • 2019-01-22 21:41:13 • 文化 • 阅读 13
兴许很多人都看了《每日人物》主笔安小庆那篇《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文章对于一个对贫穷、精神异常人士及女性穷追猛打的香港媒体大加批判，被不少朋友奉为佳作。 不过以90年代中至00年代大盛一时的香港娱乐风气和运作来概括今日的香港媒
原标题：蓝洁瑛、关淑怡、吴卓林，是谁想象出香港的“疯女人”？兴许很多人都看了《每日人物》主笔安小庆那篇《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文章对于一个对贫穷、精神异常人士及女性穷追猛打的香港媒体大加批判，被不少朋友奉为佳作。不过以90年代中至00年代大盛一时的香港娱乐风气和运作来概括今日的香港媒体，似乎也有些模糊了香港这个“他者”的面容。不妨来看看香港作家阿离对安小庆的回应，原文来自香港端传媒，经授权转载。别处编辑室于台北◆◆◆▲2017年4月3日，吴绮莉前往医院看望女儿吴卓林。摄：ImagineChina内地知名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主笔安小庆，在8月19日发表题为《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的文章（下称安文），刊登两三天即被大陆网民广传，阅读量达到十万加，不少人奉为警世佳作。文章缕述了几位经常被媒体（不论中港台）嘲讽为“疯人”的女艺人的坎坷经历，从中批判香港媒体以至香港社会对贫困、精神异常人士以及女性的穷追猛打；这“东方之珠”一边崇尚父权的封闭性别观念并吹捧资本主义的拜金思维，一边异化和打压弱势者，充分反映香港社会的矛盾与落后。作为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并生长在香港的文字工作者，看着安主笔主动“笔伐”香港劣质媒体亦感到欣慰。过去，我不时撰文批评香港媒体、网民和社会的狭隘性别观，对香港社会的厌女恶习可谓恨之入骨；但这种同仇敌慨，并不能使我认同安主笔对香港的看法。要评论一个社会的现况，首先要有较全面的观察以作论据，亦要留意所持的论据是否能反映当下。安主笔以90年代中至00年代大盛一时的香港娱乐版风气和运作概括香港媒体，并不分时代地总结整个香港社会的普罗心态，确是目光高远；但也因为站得太高太远，在挥健笔洒狗血时，却也模糊了香港这个“他者”的面容。我将在此文阐述三点以回应安主笔的文章：一.香港娱乐媒体和社会对“疯女人”的执迷程度；二.香港媒体和社会对“父权代表人物”、“疯癫”及“精神疾病”的看法及其转变；三.批判的方法与伦理。在拆毁阁楼时，先要留意这个阁楼是否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香港有多需要“疯女人”？这种争相刺探明星隐私的八卦文化随着香港娱乐工业的衰退和印刷媒体的没落而慢慢褪潮，当下的香港社会并没有如安主笔所想的如此迫切地需要“疯女人”。安文的引子，源于本月8日传出成龙与吴绮莉的女儿吴卓林的“拾荒”传闻。安主笔在开首挥出一句：“‘小龙女’吴卓林又上热搜了”。我即生出疑问——是哪里的热搜？我分别以google和百度搜索“吴卓林”，并把时间设定于2018年8月8至9日期间，首三个结果分别是：▲谷歌与百度截图对比（8月8日-9日）Google：·《都市日报》:吴卓林疑拾荒获网友平反·《澳门力报官网》:同女友流浪加拿大吴卓林被·指“拾荒”过活·《明报》:吴卓林被指垃圾站“拾荒”网民平反:她去超市购物百度：·吴卓林为什么离家出走被曝卖垃圾为生是真的吗·吴卓林被曝卖垃圾骨瘦嶙峋又显老网友:不值得同情·成龙不要，吴绮莉不理，吴卓林卖垃圾为生，明星们都摊到了什么样...单看标题，百度的3篇文章仿佛认定了卓林拾荒的惨况，跟微博的热门文章相类似，但港澳媒体却有澄清“平反”；我再以慧科新闻（WiseNews，大型新闻检索库）在香港四大报章《苹果日期》、《明报》、《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期》搜索“吴卓林”，发现与她“拾荒”有关的文章只有3篇；而在googletrend里亦未见“吴卓林”达到过往的热搜高峰；在百度，有关卓林的“网友正在热搜”标题中，达五星关注度的是“吴卓林与女友落魄现身街头”。▲图：端传媒设计部▲微博截图事实上，香港人确实有落井下石的犬儒一面，不少人也有对艺人明星说三道四的闲习。这种劣性，与在90年代中至00年代中期兴旺一时的八卦杂志和狗仔队文化息息相关。那时候，专门揭人隐私的狗仔队令不少名人明星提心吊胆亦嗤之以鼻；在娱记的喂养下，许多香港读者都认为观看名人私稳是天经地义之事，甚至理直气壮地对艺人——特别是女性，不论“疯癫”与否——狠狠的评头品足；当时，不少八卦杂志对安主笔所提及的蓝洁瑛、关淑怡或吴绮莉等冷言讥讽，不少字眼不堪入目，可谓劣质。然而这种争相刺探明星隐私的八卦文化随着香港娱乐工业的衰退和印刷媒体的没落而慢慢褪潮，当下的香港社会并没有如安主笔所想的如此迫切地需要“疯女人”。我以慧科新闻在7本主要的八卦杂志中分别搜寻近十年来蓝洁瑛、关淑怡、吴绮莉和吴卓林的新闻，发现只有吴绮莉在3个年份里的新闻每年超过50篇。整体而言，香港的八卦杂志和狗仔队也渐渐买少见少。2015年，端传媒曾报导香港狗仔队行业息微，前狗仔队直言：“香港娱乐圈衰落，根本没有劲爆新闻”；而报导亦指出，不少新闻封面主角都是90年代的明星；当中谈及的8本杂志中，《FACE》、《忽然一周》和《3周刊》先后在2015年和2016年停刊；于95年创下16万销量的《壹周刊》，2018年只卖出2万本，并于同年结束纸版。▲图：端传媒设计部这种零落与肃条，与安主笔笔下“兴奋而热烈”的围观景象，相距甚远。香港人眼中的“大哥”与“疯人”确实，不论是娱乐版还是其他版面，香港传媒的性别平等观念及对弱势社群的报导手法绝对有待改进，但并不如安主笔所言的一无是处。安主笔写到，在香港，仰仗雄性的雄厚资本和权势，雌性只要乖巧顺从，就能在这个“由金钱打造秩序，由父权笼罩一切，崇拜异性恋的一夫多妻，宽容性别交易和剥削，长年公开羞辱、踩踏和鄙视穷人、‘疯女人’、不听话的女人”的地方优雅地生存，并被香港社会和群众奉为典范。实在，作为香港读者，我不会以《环球时报》概括中国社会；同理，有识之士又怎能以娱乐版或港剧单方面总结香港社会？最起码也要看看香港网民的反应吧！以安主笔大篇幅提到的“野狼”成龙为例，若稍有与香港人谈及“大哥”的经验，大概能遇上不少讨厌成龙的港人。在Google搜索“成龙”，第三个结果就是由香港本地网民所编写的“香港网络大典”的“成龙”条目，当中成龙的绰号或暱称是“大哥、成虫、淫虫、淫龙、房事龙”等，以讽刺他到处留情、不负责任；条目中更收集了历年来成龙被人耻笑的事件，远比安主笔对成龙大哥的描述刻薄狠猛。反之，安主笔提到的“四大癫王”之一洪朝丰，近年来已甚少被标上“癫人”的称号，最近一次在本年3月的访问里，本地媒体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去形容现年58岁的洪朝丰，正面报导他20年来抵抗躁郁症及照顾病母的经历。我并非要以这些例子去证明香港媒体已“改过自身”无可挑剔，确实，不论是娱乐版还是其他版面，香港传媒的性别平等观念及对弱势社群的报导手法绝对有待改进，但并不如安主笔所言的一无是处。实际上，艺人和记者也会换代，文化与观念的前进往往由人所推动。2018年的8月，香港失去了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卢凯彤；但她的勇敢也改变了娱圈文化，甚至某程度上转化了社会对精神健康的观念。自她在2015年公布患上躁郁症以来，媒体对她患病经历大多正面报导，包括娱乐版和花边栏目。在批判围观，还是在消费疯癫？如果你认为港媒揭人隐私、“直播”这些“可怜人”的生活悲苦是卑劣的，那么为何还要情文并茂地展示这些“疯癫”与“伤痛”？批判媒体的不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之举。然而，在针砭批判对象消费他者，与跟批判对象一起消费他者之间，界线有时非常模糊。大学三年级时，我修读媒体与伦理课，老师以批判媒体行为作为报告题目，有同学以台湾一位女政客与已婚情人劈腿实况被偷拍并制成性爱光碟广传为题做报告；同学在开首前竟然要在全班面前播出光碟片段以作引子，气得我离开课室；那时我想，既然你批判偷拍不道德，何以要让我观看这些不道德的片段？在我阅读安主笔的长文时，这种相似的愤懑感爬升心头。安文以大篇幅巨细无遗地铺陈出“癫人”蓝洁瑛、关淑怡、吴绮莉、吴卓琳、洪潮丰、陈宝莲等人大起大跌、曲折多难的故事；然这些故事均不由采访而成，却是引述许多在不同报导撷取而来的专访段落，再加以剪辑为“安氏叙述”。先不论这种不加注、不注明出处便收为己用的评论书写方法是否合乎传媒伦理，我更想提出的是，如果真要批评港媒的报导手法，理应在阅读这些八卦后，把劣质的报导手法归类并加以分析，针对和展示的重点应是有问题的采访手法本身，而非安主笔笔下名人最隐私的悲痛心事、“疯癫”细节，以及安主笔对这些名人的“悲惨人生”的主观意见和感慨。如果你认为港媒揭人隐私、“直播”这些“可怜人”的生活悲苦是卑劣的，那么为何还要情文并茂地展示这些“疯癫”与“伤痛”？如果不能警惕消费精神病和女性的写作倾向，在安主笔写这种“批判”文章时，很容易会成为“以批判之名，行猎奇之实”的虚伪行径；令读者安坐在虚搭出来的道德高地，泰然安乐、自我感觉良好地品尝消毒蒸馏后的狗血八卦新闻。再制“想像的他者”无助社会进步事实上，把香港想像为“封建的”、“疯癫的”，说她是“满清”，或把港媒看作是华人圈“最没道德”的，都是一种对“他者”的异化与投射，难道又要回到社会主义时期用小画册渲染香港为罪恶之城的年代吗？当我打开安主笔的文章，看到蓝洁瑛的照片时，心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仲拎蓝洁瑛出黎讲呀？(还把蓝洁瑛当话题吗？）细读文章和读者汹涌的留言后，我仿佛感觉到一种大陆观众、特别是7、80后对香港90年代流行文化的深厚情意结。在我搜索安主笔文章的出处时，发现一个有趣观察：文中引述的故事片段，大多出自大陆转载和报导的娱乐新闻，想不到今天还有这么多大陆网站在传阅90年代港星的“疯癫经过”。说实在，蓝洁瑛、关淑怡、吴绮莉、洪潮丰、陈宝莲等港星，对大陆甚至香港的90和00后而言，估计也颇为陌生；有兴趣细阅的，大概是由这些明星伴着成长的7、80后，我估计安主笔也是这一代人。从安文和留言读者的评论中，我看到一种掺杂了对90年代光影香港的青春怀缅、对资本主义的既畏且蔑、既鄙视香港却又对她怀着征服欲望的复合心理。事实上，把香港想像为“封建的”、“疯癫的”，说她是“满清”，或把港媒看作是华人圈“最没道德”的，都是一种对“他者”的异化与投射，难道又要回到社会主义时期用小画册渲染香港为罪恶之城的年代吗？建构这种“劣质香港”想像，委实可以增进自身的民族优越感，但也可能阻碍了自身进行反身性思考、从自我批判以至改革制度的可能性；围观别人围观他者之痛，不也是围观吗？安主笔在文中写到：“在常年热衷于‘展示疯癫’和‘围观疯癫’的背后，隐藏的不仅是香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对贫穷的集体焦虑和阶层下跌的群体恐惧，还有长久以来香港坚固的父权和男权社会系统性物化、侵害、剥削和消费女性的积习。”但把“香港”换成“大陆”，其实也是中肯形容。大陆娱乐圈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剥削、就业市场的性别不平等，以至于来势汹汹的强迫性鼓励生育政策，比起娱乐新闻，更加迫切地侵害中国女性甚至男性的生存和命运。▲事实上，香港人确实有落井下石的犬儒一面，不少人也有对艺人明星说三道四的闲习。这种劣性，与在90年代中至00年代中期兴旺一时的八卦杂志和狗仔队文化息息相关。然而这种争相刺探明星隐私的八卦文化随着香港娱乐工业的衰退和印刷媒体的没落而慢慢褪潮。摄：AaronTam/AFP/GettyImages其实，并非所有大陆网民在阅毕安文后都一面倒的把香港想像为恶并群起攻之，一些民众更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制度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及厌女情结。若大陆民众此等对公义、平等的良好意愿被扭曲作矮化我族之外的族群，再制误解而挑起两地敌对意识的狭隘情绪，而不是改革两地性别落后现象的动能，实在极为不幸。造成不幸，评论者和媒体当然责无旁贷。在大陆，言论自由被高度箝制，在影视新闻可大动笔杆的空间，本应可借此切实地检视过去在华文社会出现的差劣采访手法，提出制度和文化上的改革；但若文章流于煽动虚浮的民族优越感，满足于藏在空中楼阁的点击人数，可谓非常可惜。更甚者，还把文章的异议都删除，媒体自身也箝制思想。在微信文章下进行评论需要向该文提交申请，我的友人对安文的批评就没有“入选”留言，她也对此感到愤怒，我谨在此摘录作结：“很不喜欢这篇文章，如果作者要写批判的人类学观察，标题至少要改为‘是谁制造了香港的疯女人’。现在的偏颇，只会误导读者，进一步撕裂陆港矛盾。所以不出所料，读者说：反正香港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狗仔好多正儿八经的记者没有。其实大陆也一样，它却说得好像香港才独有这现象，感觉是‘瞧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腐朽，咱们共产主义国家才没有这些’。”◆◆◆作者|阿离关注性别议题的自由撰稿人来自香港原标题：《阿离：是谁需要“香港的‘疯女人’”？——回应《每日人物》》未经允许请勿转载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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