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代史学的处境与问题：公众史学作为一种选择作者︱陈新「本文原载：《公众史学》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摘要：20世纪下半叶，史学理论在认识论方向上的发展，使得历史表现和历史认同、历史记忆等问题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代的媒体技术变革也为公众传播和制作历史内容带来了信心。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如何应对、理解、参与公众史学的多元化实践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历史学家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化技术训练与理论思考，主动介入公众史学研究及各种实践性项目，或许能够令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学的根本价值，同时走出史学发展的一条新的道路。关键词：公众史学、新媒体、个人历史书写、历史叙事历史记录、表现与传播从来都是人们在时间流变中不断去适应现实需求的活动。尽管近代史学曾经有过实证主义或者客观主义思潮，但为过去研究过去始终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信息传播在技术手段上的发展，往往也是历史学发展的一种现实推动力，若以这样一种视角去看，或许我们可以从更为客观的维度来理解史学的流变是如何满足了社会对历史学的现实需求。新媒体状况下的公众史学，并不是作为近现代史学在当代衍生的一个分支流派，它更是公众的历史感在当代迸发而引导出的结果。公众通过主动性地阅读历史、传播历史，甚至写作历史来定位自我，把握现实，曾经的职业化历史学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便成了值得探讨的主题。相对于当前社会中媒体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信息传播与整合加速，当代历史学的学科演变动力不足。为此，公众史学的迅速拓展或许就是历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选择，尽管未来尚未到来，这个正在形成的趋势却是我们不能漠视的。一、作为学科门类的“历史学”的当代变化与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外历史研究一个总的趋势是解释的多元化。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历史学家提供的解释中，总有一种是最接近它的。那么，哪一种最接近它呢？我们或许会对学生和公众说，只有唯物史观支配下的解释才是最符合历史真实的。这种解释，其实就把一种解释确立为唯一的、真理性的解释。如今的历史解释并不彻底否认这一点，但它的边界扩充了。历史学家们逐渐明白，除此之外，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们称为唯心史观的话也可以）提供的解释具有同等的效力，而它们的效力之实现，来自于历史解释文本在自由传播过程中的话语竞争，如果说我们过去没有这种传播条件的话，如今在自媒体时代，这种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从专业历史学的角度看，国内外知识传播的环境差异性极大。像西方史学中的一些流派、思潮和方法，如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微观史学、元叙事、历史记忆、口述历史等概念，中国读者也接触得越来越多。年鉴学派是1929年之后法国甚至世界史坛的主流学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年鉴学派追求的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到70年代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甚至以长时段理论引领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在70年代以后影响到史学领域，它的特点便是证明了历史解释多元立场的可能性。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有相契合之处，它们关注文本解读、身份认同、个体意识的建构、社会情境对于个人世界观的影响等等。在写作上，它们开始普遍注重讲故事，通过叙事的方式来传递历史意识，这和70年代之前年鉴学派的作品注重大时段、大区域、宏观问题，采用论说型文体有较大的差别；通常我们称为微观史学的作品，如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虫》；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作品也常常被纳入新文化史的概念之下。元叙事往往指的是那些与微观叙事存在张力的宏大叙事，即那些揭示普遍真理或真理唯一性的叙事，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过去我们熟悉的社会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等等。后现代主义将元叙事视为众多叙事中的一种，它并没有特权。记忆问题在当代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中受到更多的关注，事实上，这是在力图恢复历史内容的鲜活性、具体性、历史性。我们通常会通过回溯的方式，来研究现存有关过去的记忆有过一个什么样的形成过程，不管记忆的内容是构成了族群认同还是文化认同，如今，记忆都成了历史意识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词。在史学理论上，有关记忆的分析也相当兴盛，记忆要素的摄取、记忆的变形、记忆过程中的筛选、记忆与感受的关系、记忆对个体或集体心理的建构性作用、记忆的时间性等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此外，对记忆过程的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还可以制造非常多的现实关注点，因为记忆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的，我们个体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问题可能存在着记忆的多重运作，可以预料，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还会持续并越来越热，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还会加强历史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口述史是一个更多涉及应用的问题。自古至今，历史学家通过探询的方式采撷史料，均在运用口述史方法。口述史方法为什么如今似乎成了一个独立“学科”，其原因在于多媒体或新媒体的介入，尤其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将口述现场记录下来。有了先进传播技术，以及公众阅读群的急剧扩大，口述史容易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这一点符合当前快餐文化的要求，客观上也更容易激发观众对于历史的兴趣，丰富他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对于史学家来说，通过口述史来迅速抢救、记录近现代历史中当事人的回忆，其对于历史表现的优缺点都可历数不少，但既然我们有了新的纪录和存储技术，即便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对所搜集的口述史料一一整理并转化成精细的历史作品，先做记录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史学行为。当前历史学界的各个细分领域，都有自己研究的热点，不宜一概而论。不过，从史学研究及公众关注相呼应的角度看，热门的话题还是常常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之中。最近60年发生的事件，总是因为还有少数见证人存在，还有长辈亲历转述容易激发研究者和读者的兴趣。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热点话题或更倾向于与文化记忆与族群认同相关，历史学家们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过去的研究并不够深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主题应当还会有更大的成果出现。在世界史方面，鉴于中国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需要对外国文化、政治等等了解更加深入，为此，未来10年，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将会有一个扩张期，而我们对于外国史研究一定还是集中在美、法、德这些大国，共同的热点话题，仍然会和社会制度相关，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什么，研究者就更容易关注什么。二、公众需要的历史与个人历史书写当前的中国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历史素材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看起来我们是更关心历史了。但在公众层面，历史产品的娱乐化，又表明当代中国公众似乎对历史无所谓，恣意删改扭曲，只要可以带来片刻欢娱就够了。人们可能能够自觉地不把涉及历史的娱乐化产品当成真正的历史产品，但对于青少年可并非如此，这样的做法有可能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历史的态度，以至于我们听说过有孩子为“穿越”到历史中而做出极端行为。不可否认，任何人对真实的历史多少都会有兴趣，或近代或古代，或中国或外国，或家族史或社会史。因此，我们现在的历史学者，应该为公众提供更多有着独立见解的历史作品，至于它们是否真实，我们要相信读者可以从多种文本中培养自己的历史理性，从而做出鉴别，这样，读者会有智力的乐趣，并从历史阅读中得到真正的见识，丰富自己的认知。有这样的要求，就将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呢？当我们说历史在变化时，其实首先是我们自己不断地在变化，对历史的认识不断加深，以至于带来重写历史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迫娱乐化的时代里，严肃的历史作品可能只有到娱乐化历史作品给读者带来了盛极的逆反心理才会转化成为主流，这种情形会发生吗？从最近两三年严肃类历史刊物、新媒体产品的增长来看，证明了这个过程正在发生。毕竟历史与现实更为类似，谁也不会希望自己整天生活在娱乐化历史带来的幻想和幻觉之中，虚构的“历史”太过简单，想象力总是不如现实精彩。不过，严肃类历史产品是不是能够成为主流，同样要重估权力因素将历史扭曲带来的危害。这些年娱乐化历史产品的盛行，为什么说是一种被迫娱乐化，这不可不说是这种情形带来的一种后果。只是时势变化之快，当前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当体制内没有为历史学家按个人自主的意愿提供历史作品的空间时，读者可借助于当前自媒体环境找到各类反证或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甚至自己参与历史写作，从而消解这类作品的权威性。公众现在需要的历史，是人们用心去写、去传播的历史。历史作品完全可以在史实陈述之外进行主观判断，表达出作者个人的喜恶与价值取向，只是作者应该让读者明白哪些是他的情感表达，供读者判断和取舍，而不要以貌似客观的方式隐藏起来。有作者主观判断的历史或许是普通读者更乐意阅读的历史，因为主观性历史写作的存在，读者才更容易了解到兼听则明的道理。公众对于历史的需求和对历史的理解，都是为了增加对自我、我们的族类、人类不同类型文化、生存模式的了解，他们借助于历史来定位自我和现实，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喜欢历史的人，往往更多看重历史的经验性质，因为对它的记录被我们确认为在过去实际发生过。因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重复的经验被我们记忆或抽象之后，容易激励我们去设想历史的经验在未来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这就促成我们对于历史阅读或多或少带有些功利性质。当然，也有人阅读或写作历史时试图隔绝历史与现实，他们或想把历史变成一种异时空的探险，获得类似于旅游的乐趣。但即便是一种旅游，当这种旅游也要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并同时能够丰富你的视界时，它也就成了主体生命中的一个组成片断。当公众也参与到历史写作时，只要他想把这种文字传播出去，他就想获得相应的读者，获得赞赏或批评，通过这样的言论来反观自己的想法或认知是不是得到了呼应。他所写作的历史内容，毕竟不止涉及单人事件，因此，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呈现出来了，即追求认同：对同时代的、未来时代的认同。“小写历史”是指仅代表个人立场的历史书写，它可以涉及个人自我、个人参与其中的群体、民族国家甚至世界史层面。当然，我们把它定义在“以个人观念与立场为基础的历史写作”可能要更准确一些。个人来书写历史是对于自我命运的一种把握，这个意思不是说原来那个被认为是隐藏着并左右着人的命运，写作着的个人已经对它了然于胸，而是说，个人在书写历史之时，往往希望将过往旧事确立起一个脉络，它在连续之中逐渐呈现作者要表达的终极意义。历史写作的过程正是作者确认自我存在意义的过程，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于命运的把握吗？我们无法更替已经发现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却可以在不断地被重写中获得新的意义。这就如“文革”中同在一个连队的插队战友，现在，如果一个因下岗而生活贫困，一个成为大学教授，“文革”时期的插队生活在他们的个人历史中，很可能就被赋予不同的意义。类似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境遇改变，他的个人史基调可能也随之改变。写作个人历史，本身是一个心灵的自我涤荡过程，我们可以重新回溯来确定自己现在的位置，重新唤醒被现实压抑的理想来激励我们再次起步。个人的历史书写从来就有，如今，它可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呼应，并有可能在自媒体时代得到网络技术的支持，在网络世界重新进行“人以群分”的组合并链接到现实中来。在历史阅读的层面，相信它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一些精品甚至可能接近或达到专业历史写作的水平。这样一个个人历史书写的时代正在到来。“个人历史书写”，或许我们从狭义上采用它更方便，即它只涉及我们个人的生活与情境、个人的经历；也就是说，个人是这个历史文本的中心。日记、传记、口述均可算作个人历史的一种写作形式，微博、博客则是它的媒介传播方式。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往往要搜寻尽可能多的史料，做到去芜存菁、钩沉索隐，并经过重新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主题明确、内涵连续的作品。个人历史的书写对于史学而言，它可以为历史学家表现各式各样的集体性历史提供大量的一手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留下个人的历史，也是对于我们的集体历史一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常常看到历史事件的解释权被存留的文字所控制，有许多历史真相源于或许只是片面的陈述，因为某些当事方可能具有的历史合理性因其不善言辞或无力诉说而湮没无闻。成王败寇，过去经常只有成功者留下历史，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组织历史，把握历史的解释权；事实上，历史中的失败者，他们的各种经验，或许有更多对于后人而言的价值。存留个人历史，倡导记录历史，不论成败，我们都可以通过写作历史重新建构我们人生价值的定位系统，产生对于历史的敬畏之心，这不仅对个人，对民族，对整个文化，都会起到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治疗效果。当自媒体历史写作发展起来，我们可能感受到无数文字或视频记录的历史扑面而来。个人的鲜活经历大量被记录之后，搜索引擎的升级换代会越来越加速我们对于信息的检索能力。这就类似于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的原始档案，需要更多的历史爱好者和历史学家来整理、编选，自然也为专业历史学研究的昌盛提供了最基本的养料。在这个意义上，以个人历史书写为标志的公众史学的兴起，并不会减少专业历史学的价值与作用，相反，由于个人历史的大量呈现、良莠不齐，网络史实的整理、编选、传播、推广将会产生一批专业化人士进入这个领域，他们的工作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发展，并以提供范本、组织写作经验交流等形式提高公众写史的整体水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历史研究范式之外，有一部分职业历史学家逐渐运用网络史料，并可能洐生出鉴别电子史料之真实性的技术行业；另外，便是公众史学家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出现，他们将沟通职业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与公众对于历史的需要，成为公众历史内容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在很大程度上，职业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与公众关注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较之过去会日趋紧密，互动性更强，这是大势所趋，但职业历史学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保持它的独立性，因为公众的趣味与专家的趣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仍然有差距，它有时就类似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不是一时能够跨越的。三、新媒体时代历史书写中的问题在新媒体时代个人历史书写的兴起，结合之前人们对于史学界中叙事史复兴存在的疑惑，集中表现为对于“历史碎片化”的担忧。如今，我们都已经承认，在历史写作中，阐释是必需的，也是不可能避免的，但阐释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历史学要以证据来证明某种叙事的可信，证据有无划定了历史表现的限度。尽管我们对于确认证据的合法性原则某些时候可能会有变化，但历史学作为一个经历时间拣选的学科，还是有相对完善和稳定的证据确认和阐释系统。历史写作如果出现更多个人历史，涉及片段时空、小问题，其表面上似乎导致了历史的碎片化，其实，这应该是让历史更富有血肉。因为在碎片积累之下，历史的骨架，即那种我们过去视为宏观历史、大历史，或被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并不会消失或无人阅及。我们要做的是让它们彼此补充，这可能是历史学更高一层的任务。我们不排斥个人书写历史时，仅仅以自我为中心去写作，因为读者也可能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去阅读并取舍；不过，我们相信有一些个人历史的写作者会力图以一种反省的姿态寻求超越自我之道。只要是写作，运用文字，运用图像或符号，它就会显露出作者的价值取向，这是20世纪史学理论力图证明的，并且可以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个人历史写作中，带有感情色彩并不可怕，也非常正常。作者既然在使用文字、图像、符号并进行组织，就会有他的理性表达，如果太过感性自然也会影响它的可信度。历史活动被记载下来，其可信度是借助于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来确定的，它们承担着理性的职责。所以历史从来不代表客观理性，但历史传之甚远，则一定有某种理性在起作用。个人历史经验虽然常常是偶发的、不可复制的，但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杂多一样，历史学家们会将这些经验进行分类整理，否则，也就不会有历史学这门学科存在。我们理解事物会按一些相应有限的模式充当我们的认知框架，这些模式便来自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归纳。不可复制的个人历史经验，其实在它被我们理解时，就相当于被纳入了我们的某种认知结构，被纳入了理性的范畴，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它很容易消失在遗忘的海洋之中。在对历史表现的限度进行思考的范围内，结合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发展，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历史与新闻、娱乐之间的关系。今日的媒体新闻，作来一种时代的记录，随时都在被纳入历史研究的史料范畴当中。严格意义上说，不管媒体是为社会公平而仗义执言，还是为获取广告而哗众取宠，都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精神状态的某个侧面。未来的历史学会以不同的方法，从中选出不同的主题进行研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研究20世纪早期新闻传媒的历史学案例。在历史学领域中，这不是一个新鲜事。但现在与过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是有差别了，新闻媒体的自由度与控制方式，为未来提供了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这个领域倒是值得深入研究。“历史”和“新闻”这个话题，其核心讨论点应该在于时间的尺度。新闻强调时效性，它代表了对现实问题的即时化陈述。但现实总是在历史时间中获得定位，由此才能够呈现出更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新闻也是如此，并可以按不同的时间尺度被报道。历史有更好的时间纵深，如果我们将一天中的新闻进行分类，也会发现读者对它的理解是使用了不同的时间尺度。例如，当人们对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这个新闻进行理解时，产生民族自豪感的读者与将此看成人类科技的一次重复性尝试的读者，其使用的时间尺度就可能有差异。前者可能以过去的200年左右为单位，将其理解为民族的重新崛起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获取意义，后者可能以过去的50年到未来若干年为单位，视为一个人类科技的重复性事件，并期待更多的是后续超越登月的首创性计划。遇上伦敦奥运会这样的新闻，我们就知道，它的时间尺度是一个4年的周期循环。我们也看到有些新闻是通过反观历史的方式被发掘出来的。当我们在现实中感受到威胁时，人们便习惯以反思历史的方式告诫现在，从而生产出新闻话题。新闻发掘出的这种有关自由和生存的主题，应该说它们的时间尺度更长远，并具备更强的塑造历史连续性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新闻的沟通就相当容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于面向历史内容的娱乐化，这种做法似乎与严肃的历史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放到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历史的被娱乐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社会环境促成的吗?造成这种社会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是否与审查制度及意识形态约束相关，这值得思考。但有些原因几乎可以确定，即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重学术研究，轻知识传播和社会责任，这也导致了好的公众历史作品匮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当社会公众层面得不到真实历史，甚至只得到某种不合常识的“历史”时，便容易激发一种对于历史的反叛和嘲讽。历史被娱乐化不能只去批判那些促成此事的作者、编剧。当一个社会丧失了批判能力，尤其历史学家们丧失了对于现实和权力的批判能力时，我们就不得不目睹学术权威的衰落和公众调侃的兴起。娱乐化的历史看上去都不涉及政治、思想等严肃主题，但它们仍然潜在地有着自己的立场和独特的意识形态。在严肃历史作品中的历史理性得不到张扬的时代里，娱乐化历史作品必定要搅乱传统的历史意识结构为目标，并最终令当代历史意识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之境。当前，历史学家可以尝试以公众史学的方式介入、干预历史的娱乐化，而避免采用行政化手段去作为。这样做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公众揭示历史学的秘密，告诉公众，历史都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二是告知体制内相关部门，历史观的混乱对于民族和文化的危害之大，一旦形成趋势，要想再逆转将花费更大的代价。唯有提供合乎公众常识的严肃类历史作品与历史阐释方案，使之流传并在公众层面中重新确立可信度，才能够帮助当前社会重建社会价值观。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已经出现的这种历史学信任危机在短期内会加剧，其前提假设是，自媒体时代的传播自由不可遏制也不应遏制。自由传播技术的发展，其速度要超过管制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促成社会正常发展的人文处境，而历史学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个嘈杂的时代，历史学家虽然一贯以特殊事实来指代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此时，他要履行社会责任，就需要去了解人类的根本价值所在，以此为潜在基调，其作品才容易获得多数人的普遍认同，成为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承载者。所谓的根本价值指的是那些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内涵。公众中的任何一员，我们不能说其具备哪一种历史观或历史意识就一定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我们只能认为，当一位读者坚持某种历史观或历史意识，却以暴力的方式禁止他人持有不同的历史观或历史意识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论是历史进步论、历史循环论还是历史退步论，不同的历史观都有可能获得相应的合法性论证，它们可以是平等的学说。我们也能理解，人民可以根据历史处境和自我的实践要求选择某一种，但不论哪一种被选择了，其他不同的历史观都应有它存在的空间和被言说的权利。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学历史课本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作为制度选择后塑造国民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它当前被赋予合法性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这种史观的表达会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带来不少读者的反感，这个因素就需要认真去探讨。历史的逻辑深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历史观的竞争事实上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被暂时剥离放在真空中的历史教育所塑造的历史观，迟早要回到日常生活里得到检验，如果不能从日常经验中的接受逻辑相吻合，这种塑造最终有可能带来的是合法性的丧失，而当前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甚至还会加速这个过程。当公众参与到个人历史书写当中，他们无疑为专业历史学研究留下了大量可供研究的一手文献。若是公众有着更好的反思能力，他们提供的历史文本也就更具理性精神，历史学家更容易从这些文本当中得出自己的判断，以描绘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任何一个时代有没有一种“主流精神”，它的内涵是什么，对此的回答本身就是“主流精神”表达者的一种建构。对他们而言，“主流精神”已经被假定了，是他的所有表达的前提条件，因此不存在是否需要消解的问题。即便是后现代主义者，在他们反对“宏大叙事”之时，听众也可以反驳说，后现代主义者不是正想将一种“后现代状况”设定为时代的“主流精神”吗？他们不是想把反讽视为时代的“主导风格”吗？可见，“宏大叙事”、“大历史”仍然会有它存在的位置，只是我们很难再接受把某一种“宏大叙事”和“大历史”当成唯一性真理，并压制其他叙事类型了。所有这些，公众史学都不失为现在、未来历史学的一种选择。四、叙事理论对公众史学发展提供的支撑20世纪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实则为公众史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始，所谓的“叙事的复兴”，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新境界。新产生的历史叙事的变化，如果存在的话，就是叙事者对于叙事模式有了更自觉的理性认知和反思，现在的叙事，是一种反思的结果，而不像以往的历史叙事多半是对于过往叙事模式的模仿。现在的历史叙事更多是从问题出发，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来组织史料，例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万历十五年》。叙事者除了为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情节之外，还希望为我们复原那个情节发生时代的社会图景，形成一种历史想象，来映衬我们的时代，让我们自己来评判我们的时代。历史中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素材，在其中选择一些编成故事的可能性也太多，甚至情节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虚构类故事。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件历史大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情境缺失。也就是说，对过去的复原永远是有限的。尽史料之可能之外，还有很多断裂之处可以用想象力来连接，这是历史中合理虚构的空间所在。讲故事的方向是势所必然，尤其是针对公众层面。公众的基本认知来自于自己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归纳与反思，而历史中提供的各类经验是最容易为公众以类比的方式来接受的，历史故事中的情节正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有组织呈现，因此，它除了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可资借鉴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实例之外，还通过这种组织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讲故事能讲到多精彩，这其中也受叙事技术的调节。只要支撑故事的一些基本史料是靠得住的，能够被专业历史学从学术的角度证实，故事组织起来用以感染人的目的性趋向一种人性的平和、关爱及真实的情感，我们就无须做人为的限制。德国当年的纳粹史家就曾借历史讲过许多故事，甚至还结合自然科学编造出来了种族优越论，制定了纳粹的婚姻法，这些就是故事讲过头的恶果。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历史表现，除了素材尽可能获得专业历史学的支持之外，同样需要讲故事的人在德行上有所要求，能够保护人的尊严，这是历史表现的限度，也是公众历史的限度所在。如果我们假定公众历史的发展会面临一个大范围讲故事的临界点，那么，对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个临界点的出现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即人们对于历史的重要性有更明确的认识，当戏说历史、穿越剧式微之时，这个临界点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要实现这一点，也有赖于当前公众历史草创时期各方面的努力，即让严肃类历史作品以理性和想象力相结合的魅力来吸引受众。理性与想象力，这似乎是过往人们认为历史与文学之间最大的差异。其实，它们共同存在于历史作品之中，并不意味着历史的文学化。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任何历史事件在我们现在看来，都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情境缺失状态，因而，历史文本的写作中，史料不足之处，存在着将现有史料关联起来的多种可能，其中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历史文本的结构安排上，也有总体性构图的可能。当我们听说现实主义小说有时候对社会情境的表现要胜过描述同一情境的历史作品时，（这种情形的确常常出现），这是因为对于历史情境最鲜活的展现往往可以依托过去存在过的个人事例，也可以依托作者构想的合于那个情境的虚构性人物事迹。受众作为个人对历史叙事的喜爱，就如同我们平时对于感性认知的自然偏好。更具社会科学性质的社会史、经济史、环境史等等，它们因为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并不容易激发大多数沉浸于经验主义视域的受众。然后，好的历史叙事作品与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在诗性表达之外，仍然旨在激发受众进行理性的思考，用“真实的”历史作品与“虚构的”文学作品来映衬现实、反思现实、回答现实带来的困惑。在公众史学拓展的时代，当我们被问及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是不是存在差异时，显而易见的差异在于是否依据史料和证据。历史叙事有可证实的史料依托，它更容易形成历史感，但它促成现实中的读者受其影响的认识基础与文学作品令读者共鸣的基础是一致的，即人类情感的基本类型，或人性中具有的共通性。文学作品可能描述的是虚构性人物与事件，但作者对于历史的认知无形中也会被转移并贯注到他的虚构中去，从而构成文学的历史性要素。当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性与文学叙事中的历史性从各自的维度上被分别揭示之后，历史与文学的距离就被极大地拉近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是表现形式上的差别，它们也是回应现实问题的两种方式，这样理解的话，历史表现和文学表现便被涵盖在同一个概念之下了，是同中之异。既然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过去一直共存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差异被取消的可能性至少在经验层面被证明是尚未存在的。因而，读者更喜欢以实在的方式还是以想象的方式首先切入现实？这不过是他为了理解现实而做出的路径选择。不管先以哪种方式，对于一个具有反思习惯的读者而言，殊途同归。面对当前文化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传记类个人历史写作，尽管我们可以确定，多数作品的作者都不具有叙事主义理论研究的相关知识来支撑起他们的写作和记述，但我们却可以依叙事理论来理解它们存在的意义。对于这一类历史作品，我们首先不能否认它作为“历史”的存在价值。每一部口述历史作品、个人历史作品、自传或传记类作品，都是受访者、采访者、作者或传主的观点表达，都饱含了他们的热情。我们作为阅读者，最应该注意的是它们每一部都不代表着客观，为此，我们要以审慎的眼光、怀疑的眼光进行阅读，以便让我们为未来的阅读和自我成见的改变留下可能性和机会。假如我们也是这些作品的作者，要成为一位具有反思性意识的公众史家，便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认知。如作者在写作个人历史时需要想想，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让自我的弱点暴露出来？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这样写或那样写是出于怎样的意图？不管我们如何追求客观，这种客观也只是作者自己认可的，文本只有在被人接受之后，其记录才具有更大范围的客观性。如果作者明知虚假，为了塑造自我的正面形象而隐瞒、歪曲、编造历史，在记录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不良记录总会有被印证为虚假的时候。此外，万千读者中一定有人不是简单的采纳者，当批评者出现时，刻意的掩饰，或许会令文本本身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而是充当作者虚伪的见证。把自己在某个历史时期针对某个历史事件的想法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并能够反思自己形成这类观点或付诸行动的若干重要因素，那便有可能成为最接近客观的记录。对于一个正常人，他在这样的记录中，因为长期以来都习惯无意有意地为自我合法性进行辩护，其中存在着对记忆的选择和重塑，因此，我们更容易认为自己的历史表现更客观。事实上，有许多支撑记录的依据是不可能被记录到历史文本中的，历史行为总是被有限的原因解释为结果，当文本呈现给读者时，读者依然面对的是一部情境部分缺失的历史作品，据此，我们不能在受到批评时，就认为读者在歪曲文本，而是要明白，不管是个人历史记述还是读者对于该记述的批评和解释，它们都在书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本，对此，不可不慎，也不可过于介意。公众历史的时代，个人历史写作中如果出现了炫耀和自恋的话，叙事主义理论并不会视此类成见为非法，因为这也是人的一种合理情感的表达。对于作者个人而言，这至少是他的精神世界的支撑，当然这也是个人的历史，因为作者通过历史写作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信念系统和有着历史性特征的自我认同系统。了解历史作品中主观性从来不可回避的读者，会具有更宽容的品格去理解这样的历史，他未必一定要接受或认可。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尊重每个人写作历史、言说历史的权利。如同我们谈到的，读者在阅读他人的历史作品时，本身也在围绕自我的中心进行理解和解释，判定他人的作品在炫耀或自恋，这就已经呈现出了读者自我的立场。在历史的场域里，记录历史比之沉默不语占有先机，如果读者想对他者或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应该记录下自己的历史，记录下自己对于日常生活、对于社会、对于文化、对于世界的看法，尤其不要让善意泯灭从而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沉默的螺旋。反思性的个人历史书写从正面意义上而言，可以是个人心灵涤荡的过程。现实的纷纭常常让我们忘却曾经有的理想，我们如果能够在个人史中描绘出自己在所经历的时代里做出种种选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那实际上就在建立起一个连续性的叙事，它以作者写作时的存在状况作为其目的，并赋予往昔以意义，它会是一种目的论的阐释。公众史学时代书写个人历史还需要考虑一个务虚的原则：凭良心而作史！“良心”，这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一次一次理解它，体验它。作者对良心的理解无疑会是多样的，但同样需要以信仰的方式来确定的是，良心从来都是构成公众认可的社会价值的组成部分，不管它在现实层面被表达之后可能有多少微妙，要相信历史写作也是我们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当尽心尽力而为，良心便可盛行于世。在这种意义上，在这个众说纷纭的时代，在这个技术提供表现渠道同时又制造高墙隔阂的时代，公众史学作为当代史学的一种选择，即提供了可能性，也同时呼唤着对它的信仰和坚持。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