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收集、整理与出版的概况（1858－2008年）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收集、整理与出版的概况（1858－2008年）杨晓春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反映19世纪中期以来，在现代学术视野下开展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收集、整理与出版的概况。主要目的是想为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利用提供一定的方便，同时也为了解相关的研究史提供一定的线索。有几点首先需要在此说明：第一，以中国学者为主的当代学者对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专门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纳入，所以题目中不标“研究”字样；第二，日本学者的相关工作没有包括，例如满铁大连图书馆出版的日文期刊《书香》第118期（1929年10月10日）刊载的《支那回教》一文的附录《支那回教文献目录》；第三，其中的出版仅是指198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出版情况，不包括指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情况，而1950－70年代很少有相关的出版物。以下从（1）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学者对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收集与整理、（2）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对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文献学研究、（3）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所作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目录与提要、（4）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出版状况四个方面分别作介绍（以一、四两个方面为主），最后作一简略的总结，并提出几点期望。一、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学者对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收集与整理（一）巴拉第《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第一次的系统收集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1817－1878年）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驻北京传教团第十三、十五届领班，同时也是俄国最早的汉学家中很著名的一位。巴拉第是他的法号，名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ПетрИвановичКафароф）。1849－1858年间，他写成《汉文伊斯兰教文献》一书，后经阿多拉茨基（И.Н.Адоратский）神父整理出版，为大约30种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作了提要。（Палладий,Китай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магометан,СПБ,1887.）潘兹卡雅（LudmillaPanskaya）详细介绍过巴拉第此书，并翻译了阿多拉茨基整理出版巴拉第上述著作时所撰前言和简介。（LudmillaPanskaya,IntroductiontoPalladii’sChineseLiteratureoftheMuslims,incollaborationwithDonaldDanielLeslie,OrientalMonographSeriesno.20,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77.）陈开科《巴拉第•卡法罗夫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炎黄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详列作出提要的文献目录，并指出阿多拉茨基有所增补，只是有的书名和人名的复原是存在问题的。巴拉第还曾翻译、介绍过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中华书局，2004年）译出了巴拉第所撰《中国的穆斯林》一文，通过此文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水平之高。不过汉译本中的有些译名也是有问题的。（参看杨晓春《对巴拉第〈中国的穆斯林〉一文汉译本部分译名的指正》，《书品》2005年第4辑。）（二）梯尔桑《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的引用与研究法国学者梯尔桑（DabrydeThiersant）《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DabrydeThiersant,LemahométismeenChineetdansleTurkestanoriental,Paris:ErnestLeroux,1878）引用了《正教真诠》、《修真蒙引》、《清真指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大化总归》、《幽明释义》等多种著名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此书笔者未见，其总体情况，可以参看魏英邦《论外国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及伊斯兰教之“五性”》（载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40－364）一文。（三）多隆调查团的收集和微席叶的提要1906－1909年法国派出以多隆（Heneid’Ollone，1868－1945年）为团长的多隆调查团（missiond’Ollone）在中国西部作调查，1911年出版了有关中国穆斯林的调查报告《中国穆斯林研究》（d’Ollone,RecherchessurlesMusulmanschinois,Paris:ErnestLeroux,1911），其中的研究部分主要是法国学者微席叶（ArnoldJaquesVissière，1858－1930年）作出的，书的第六部分“穆斯林文献”第二十八节“多隆调查团所得中国穆斯林文献的分析”就出自微席叶之手。此后微席叶出版的论文集《中国伊斯兰教徒研究》（ArnoldJaquesVissière,ÉtudesSino-Mahométanes,Paris,1911-1913）中也包括这一部分。是36种明清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分类提要。微席叶于1882年来华，1892年6月署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不久回国，在外交部任汉文总翻译，并在巴黎现代东方语学校任教。（四）海思波《清真教》海思波（1866－1937年）是英国人，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传教士，1890年进入中国，他的《清真教》（MarshallBroomhall,IslaminChina,ANeglectedProblem,London:Morgan&Scott.Ltd.,1910）一书是第一部的重要的英文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著作，1987年还曾重版。作者是一位专注于中国回族穆斯林中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学者。此书附录一为《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列出了20种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简单目录。书名的汉文译名，常见引用此书的学者称作《中国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教在中国》，实际上原本是有汉文名的，即《清真教》，非常贴切。书的副标题——“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正显示出了作者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基本立场。此书曾译为汉文，但未正始出版。（五）欧格非、知味墨《汉文及汉文-阿拉伯文伊斯兰教文献分类目录》欧格非（1881－1919年）和知味墨（1867－1952年）二人也都是专注于中国回族穆斯林中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都是美国人，欧格非隶属于美北长老会（AmericanPresbyterians(North),PN），1911年来华，知味墨隶属于荷兰改革教会（DutchReformedChurch），1917、1933年两次来华。他们合编了一份简略的《汉文及汉文-阿拉伯文伊斯兰教文献分类目录》，刊布在流传较广的传教杂志《教务杂志》上。这一份分类目录，共95种，有英文书名翻译，以及简单的说明。（Chas.L.OgilvieandS.M.Zwemer,AClassifiedBibliographyofBooksonIslaminChineseandChinese-Arabic,TheChineseRecorder,Vol.XLVIII,No.10,1917,pp.632-659.）不久，又出版了汉文本（欧格非《回教出版书目》，《中华基督教年鉴》1918年），还有日文译本（石田幹之助《支那に於ぃて出版せられたる回教文獻に就ぃて》，《東洋學報》第8卷第2号，1918年，页308-314）。（六）梅益盛《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简注》梅益盛（1870－1939年）是英国公谊会（Friend’sForeignMissionAssociation）的传教士，1892年来华，曾把《天方至圣实录》翻译为英文（IsaacMasontrans.,TheArabianProphet:ALifeofMohammedfromChineseandArabicSources,Shanghai,1921），在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收集与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简注》（IsaacMason,NotesonChineseMohammedanLiterature,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Vol.LVI,1925,pp.172-215.）一长文，就我所知，是到1920年代为止，收罗最为完善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目录，共列出文献（包括期刊）318种。在今天看来，也很有价值。（七）毕敬士《中国伊斯兰教相关文献注解目录》毕敬士（1900-1985年）是美国圣公会（TheEpiscopalChurch）的传教士，是中国回族穆斯林中传教的核心人物，为前面提到的知味墨的女婿。毕敬士编的《中国伊斯兰教相关文献注解目录》（CloudeL.Pickens,AnnotatedBibliographyofLiteratureonIslaminChina,Hankou:SocietyofFriendsoftheMoslemsinChina,1950）一书主要是了解、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引导，包含大量的教外的记载，不过其中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非常有限。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近来也引起了国内从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两方面的研究者的重视。对此，国内学者比较详细的论述有刘钦花《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回回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基督教史料的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可以参看。二、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对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文献学研究最值得介绍的是李渡南（DonaldDanielLeslie）的《明末清初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D.D.Leslie,IslamicLiteratureinChinese,LateMingandEarlyCh’ing:Books,AuthorsandAssociates,Belconnen:CanberraCollegeofAdvancedEducation,1981）一书。李渡南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专长于中国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研究。此书为西方学界对于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研究的代表，为59种明末清初时期（多部书的成书时代已至乾隆时期，按照中国的历史分期法，已到清代中期，更有一部书晚到光绪时期）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作详细的文献学的提要，包括少数几部佚书在内，相关人物都有简单的生平介绍；还编有中国大陆之外世界各地多个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收藏状况表；并附有利用这些文献的非常实用而全面的索引，包括主题、术语、地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汉文名、其他人名、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名、非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名人名。因此可以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虽然有些文献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也是不无可商之处的，但是有的认识也是很有眼光的，比如认为《省迷真原》一书成书时间看起来是比较早的。此书的“书目与目录”部分还提供了多种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目录，足资参考。北京联合大学杨大业先生曾将此书译为汉文，称《伊斯兰汉籍考》，并在1994年自费印刷出版。（冯今源撰序言又载《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著选集》，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页632－633。）三、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所作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目录与提要（一）《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988、1992年；新版，2000年）附有一些很有史料价值的资料集之类，附卷之六《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就是其中的一种。作为五代以来的中国回回人的著述目录，《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包括了明清汉文伊斯兰教佚存著述近40多种，其中现存著述31种，主要的特点是详列著述的版本，为相关典籍的查询提供了线索，也为总体上了解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刊刻情况提供了基本的信息。不过，有一些书籍的著录没有根据原书，而是从其它书籍的叙述中得知的，如《天方卫真要略》；有的的版本项的著录大约并不是亲见原书，而是推测所得，比如《正教真诠》的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刊本、《清真教考》的清康熙刻本。有的书籍线索还很值得重视，如清真老人《清真教考群书汇辑》一卷补遗一卷底稿本、不著撰人《清真教渊源考录》一卷传抄本，我以为清真老人《清真教考群书汇辑》就是传世的《清真教考》（参看杨晓春《〈清真教考〉成书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而《清真教渊源考录》一书尚未查得。只是这份目录编得太简单，所针对的也只是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中的一小部分。（二）《中国伊斯兰著译文献提要》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著译文献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到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众多文献的分类目录。为61种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作了十分详细的提要，此外，存目的还有大约13种。（可能会更多些，有的典籍无法判断其成书的年代。）只是分处各个类别之中，查询不太方便。此书的提要编写得比较详细，除了会对一种书籍的基本内容作详细介绍外，往往会摘引序跋文字以作进一步说明，很可以省去读者翻检之劳，对于古代文献，这是很有必要的。此外，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增订本，2007年）、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等也收录了一些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词条，作了简要的说明。四、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出版状况以下按照先排印本丛书，再影印本丛书，最后为零星出版物（包括属于某种丛书而此丛书中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只有一、二种者）的次序分别介绍。（一）《中国回族古籍丛书》《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收入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有6种：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余振贵点校，1988年，1996年重印；余振贵、铁大钧译注，刘景隆审订，1999年）、马注《清真指南》（余振贵标点，1988年）、马德新著/马安礼汉译《朝觐途记》（纳国昌注，1988年）、金天柱《清真释疑》（海正忠点校译注，2002年）。《正教真诠》分别据嘉庆六年（1801年）广州清真堂刻本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排印，《清真大学》根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排印，《希真正答》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京清真书报社铅印本排印。《清真指南》据清同治九年（1870年）粤东省城濠畔清真寺刻本排印。《清真释疑》据光绪二年（1876年）镇江城内清真寺刻本排印。整理本《朝觐途记》原书未见。这些新的整理本广为现在的学者利用，也成了大家熟悉的新版本。整理中也还有一些不符合古籍整理规范的问题。比如嘉庆六年（1801年）广州清真堂刻本《正教真诠》本有崇祯十五年（1642年）为此书作序的梁以濬的多条批语，但整理本却将梁以濬的批语悉数删去，使这一位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的思想完全不能得到反映。另外，点校者是把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正教真诠》作为《正教真诠》的一种版本来看待的，但是通过文献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实际上完全来自于同治三年（1864年）马如龙刊本《真诠要录》，是《正教真诠》的一种节录本；因此，我们是不能把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看作是《正教真诠》的一种独立的版本的。（参看杨晓春《关于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的版本渊源及相关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二）《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收入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有3种：马德新《四典要会》（杨永昌、马继祖标注，1988年）、赵灿《经学系传谱》（杨永昌、马继祖标注，1989年）、马注《清真指南》（郭璟、孙滔、马忠校注，1989年）。《四典要会》以咸丰九年（1859年）初刻本为底本，参校民国十二年（1923年）清真书报社铅印本。《经学系传谱》系据一抄本排印。《清真指南》以清光绪十一年成都宝真堂重刻本为底本，参校了传抄本和民间印本（具体情况未说明），还附有“马注留世的其他著作”、“穆斯林常用语简释”、“《古兰经》词语所引”三个附录，这在此类典籍的整理中是很好的尝试。《四典要会》原书分为《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四个部分，整理本却将原来分置于这四个部分之前的自序统一放在整部书的几篇序言之后，是不恰当的。《经学系传谱》史料价值非常高，但现知只有一个抄本传世，长久以来还一直不为人所知，排印本的出版为大家的利用创造了条件；但是把原书中的阿拉伯文都予删去，不免美中不足。比如特别重要的明末虎喇撒国（伊朗）人失利夫所传的四十七本经，据赵灿所考，流传在甘、凉、河州的有二十多本，并开列了在甘州所见的几种经的目录，可惜排印本略去了。（三）《中国回族典籍丛书》马宝光主编《中国回族典籍丛书》（河南郑州，1997年），共六册，收集了22种明代以来的汉文伊斯兰教古籍，一些重要的典籍都收集在内，并配以白话翻译，算是规模较大回族古籍丛书，但这一丛书很不便于学者的利用，明显的缺点是不注明版本依据，更不用说校勘了。而此书也非正式出版物，更限制了大家的利用。目录如下：第一册：《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第二册：《天方至圣实录》；第三册：《清真指南》；第四册：《归真要道》、《大化总归》、《四典要会》、《醒世箴》；第五册：《归真总义》、《昭元秘决》、《纂译天方性理本经注释》、《五功释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第六册：《四篇要道》、《真功发微》、《天方大化历史》。（四）《回族文献丛刊》北方民族大学编纂，李伟、吴建伟主编《回族文献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共八册，收集了各种类型的回族文献38种，标点排印，最大的特点是大多为不太经见的作品。其中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有《清真教考群书汇辑》、《回回原来》、马启荣《西来宗谱》、李焕乙《清真先正言行略》四种。《清真教考群书汇辑》根据长乐郑振铎旧藏抄本排印，非常珍贵，但称明抄本不确，此书的补遗部分引用了《八紘译史》共七条，《八紘译史》为清朝初年陆次云撰。（五）《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第一辑）》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委员会编《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出版，共九函，收入《真功发微》、《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择要解》、《正教真诠》、《希真正答》、《清真大学》、《归真总义》、《清真释疑》、《清真释疑补辑》、《清真指南》、《回回原来》等多部重要的明清伊斯兰教典籍。此丛书原书笔者未见，上据国家图书馆网上电子目录列出相关子目。（六）《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19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部大部头的四库系列影印本丛书，其中也包括几部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分别是：1.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续修四库全书》第1295册影清乾隆五年（1740年）京江童氏刻本。2.刘智《天方性理》，《续修四库全书》第1296册影清乾隆二十四年（1760年）考城金氏安愚堂刻本。3.刘智《天方至圣实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296册影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金陵启承堂刻五十年（1786年）袁国祚印本。4.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5册影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杨斐箓刻本。5.马注《清真指南》，《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0册影清同治九年（1870年）宝真堂刻本。6.（题）沈懋中集《清真教考》，《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0册影清刘凤仪刻本。虽然种类很有限，但大抵都是较早较好的版本，值得研究者重视。（七）《清真大典》2005年，周燮藩、沙秋真主编《清真大典》作为《中国历史宗教文献集成》之四，由黄山书社出版。共影印收录与中国伊斯兰教相关的典籍196种，分装二十五册。在正式出版之前，网上曾公布过《清真大典》的目录，但与正式出版的目录有一些差异。《清真大典》的出版，之于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研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据我粗粗翻览——主要是其中的汉文伊斯兰教古籍——的体会，《清真大典》至少有四个突出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它收罗的汉文伊斯兰教古籍数量已经非常巨大，是现存伊斯兰古籍部分的最主要部分，远远超过过去出版的几种汉文伊斯兰教古籍丛书，显然可以成为研究者最便捷的一个资料库，举凡张中、王岱舆、伍遵契、舍起灵、马伯良、马注、刘智、金天柱、蓝煦、马德新、马安礼、马联元、唐晋徽、杨敬修等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伊斯兰教作家的作品，都有相当完善的收载，其他不太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也往往有所收集。第二个优点是采用影印的、而不是排印的方式，这是有利于相关典籍的文献学研究的。第三个优点是有好几种比较少见、甚至十分罕见的汉文伊斯兰教古籍得以公布，比如第15册收载《谟闇必哈台内附遗言受寐》（天津清真教末译撰，清光绪三十四年天津大公报铅印本），但大多数是清光绪至民国初年的作品。第四个优点是有些书的最佳版本得以公布，比如《经学系传谱》唯一传世的抄本，《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二书的清道光五年（1825年）清真堂版重刊本等等。但是作为一种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清真大典》在编纂、体例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清真大典》号称搜罗齐全，可是有些并不太难得到的典籍并没有包括在内；某些典籍的文献方面的基本描述是有误差的；有相当多的典籍没有选用最好的版本；收录文献的范围不够明确。（参看杨晓春《〈清真大典〉编纂略评》，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八）《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王建军主编、白润生副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收入典籍50+2种，分装六册。以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的出版物为主，底本皆为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藏书，乃梅益盛旧藏。部分书目及版本同《清真大典》，但仍有可以补充者。从书目看，如第二册所载《汉字赫厅》（余海亭释译，清光绪八年余长发刊本）、《清真启蒙字母》（汪克和编，清光绪三十三年蓉城提督西街江公馆刊本）、《创建穆民总教院表》（杨敬修述，清宣统元年）是《清真大典》所不收的；从版本看，如第二册所载《朝觐途记》（马德新述，马安礼译）为清咸丰十一年（1961年）刊本，系初刊本，而《清真大典》第二十册所载为现代铅印本。（九）《回族典藏全书》2008年出版的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甘肃文化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丛书规模很大，共253册，基本为影印出版。按内容分为四类——宗教类、政史类、艺文类、科技类，其宗教类部分共58册，此外的三类也有一些和伊斯兰教有关的作品，一共收录了267种明、清、民国时期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少数几种包含有不同的版本。有一些典籍的是《清真大典》没有收载的，如清代马君实《天方卫真要略》、米万济《教款微论》、马德新《寰宇述要》、李焕乙《清真先正言行略》等都相当重要，不过增加的部分多是民国时期的新作品。也有一些是《清真大典》收录而此书未录的。（以上据《回族典藏全书导读册》，并参看《甘肃日报》2008年6月6日新闻《学人圆梦〈回族典藏全书〉》。）（十）其它零星出版者除了上述各种丛书，最近二十多年还出版了一些单行本，如《择要注解杂学》（影印光绪十四年四川清真堂刻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2年）、《天方至圣实录》（冯增烈标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年）、《天方典礼》（张嘉宾、郁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清真指南译注》（马恩信、马瑞麟、马汝云、薛贤译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刘东声、刘盛林注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北京出版社，1990年）、《天方典礼译注》（纳文波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白话天方典礼》（马宝光、马子强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白话天方性理》（马宝光、李三胜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复初遗著选》（马继祖编著，国际〔香港〕华人出版社，2003年）、《择要注解杂学》（影印光绪十四年四川清真堂刻本，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2005年）等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天方至圣实录》一书广为学界利用，“序言”称“根据几种版本校核”，但未作具体说明，经与《续修四库全书》影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金陵启承堂刻五十年（1786年）袁国祚印本比较，发现文字是相当准确的。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方典礼》“校后记”称以乾隆五年（1740年）刻本为底本，以民国十一年（1922年）本参校，发现民国本质量校差，有明显的脱漏。《清真指南译注》以清同治九年（1870年）粤东省城濠畔清真寺刻本为底本，参校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都宝真堂刻本，发现濠畔清真寺刻本卷七“圣赞”一段遗漏了两页。《清真指南译注》有的标点比中国回族古籍丛书本《清真指南》准确，比如卷六“耶稣亦主钦命圣人，焉得谓真主降身？”一句，中国回族古籍丛书本标点为“耶稣亦主钦命圣人焉，得谓真主降身”，意思正好相反，是不正确的。《马复初遗著选》收载了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朝觐途记》、《醒世箴》、《明德经》、《据理质证》这六部著作，附以现代汉语翻译，方便了使用。但《据理质证》有非常严重的错简，不可信据；而且六部书都没有明确地说明所依据的版本。此外，还有一些民间印本，收集不易，笔者所见甚少，在此不作介绍。最近一些年来，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的编纂，全国各地展开了广泛的回族古籍调查工作；另外，大规模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活动在2007年开始了，肯定会有更多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状况得到调查，相信会有一些珍稀典籍及版本公布于世。五、小结和期望第一，从学术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开展的调查研究，不但是最早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文献状况，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希望此类的西文著作能够系统地翻译出来。第二，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总体状况，现在尚不能说已经为大家所明了，所以需要编制一部比较完善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版本目录，最好还能够反映几部重要丛书收载的情况和原书收藏地的情况。第三，最近几年，影印出版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已经有相当数量，包括了现存典籍的绝大多数，但是，经过整理出版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还很有限，而且已出版的几种还不免有一些整理方面的失误和缺点，希望能够有一套收书比较多（比如50种左右）并且经过严格的古籍整理方式整理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丛刊的问世，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见闻不广，仔细阅读的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更是有限，所述定有缺漏不当之处，衷心希望得到指正。（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1年第32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刊）责编：百川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