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智库动态】李连波：重释、反思和超越——150年后再读《资本论》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6期李连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内容提要]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之际，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17年围绕《资本论》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取得了许多新进展。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结合资本主义的现实演进，从现象学、地理学媒体、传播等角度重新阐释《资本论》，增强《资本论》的现实解释力；二是反思《资本论》理论、方法和逻辑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挖掘《资本论》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对批评意见作出回应；三是继承并发展《资本论》，为反抗资本主义和走向未来提供指引。系统梳理国外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资本论》劳动价值论商品拜物教转形问题社会主义2017年适逢《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国外掀起了一股研究《资本论》的热潮，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例如，2017年5月24—26日在约克大学举行了“150年后的《资本论》：资本主义批判及替代性选择”国际会议，来自13个国家的不同领域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艾蒂安·巴里巴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会议的目标是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关注替代性的经济与社会模式。9月19—20日，伦敦国王学院召开了“《资本论》150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大卫·哈维、弗雷德·莫斯利和本·法因等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当代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批判》《资本与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杂志纷纷发表文章或开辟专栏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西方学者或结合现实变化重新阐释《资本论》，或重新反思《资本论》的理论、方法和逻辑等方面的问题，或试图超越《资本论》，在继承和发展中走向未来。一、结合现实变化重新阐释《资本论》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马尔库塞、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哲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和现象学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现象学本身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其唯一出路是转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另外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解释不满意，希望借助现象学的方法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错误解释。1克里斯托弗·阿劳约（ChristopherDuarteAraujo）认为，尽管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者从现象学角度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的现象学维度，他主张从现象学角度阅读《资本论》。2阿劳约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科学概念和《资本论》的叙述方法都属于现象学，这一点是恩佐·帕齐（EnzoPaci）在《科学的功能和人的意义》中首先提出来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表象”这个现象学问题置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他从分析事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自己的典型方式出发，但这只是揭示外在表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和剥削性社会关系的出发点。马克思的科学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目的是揭开资本主义拜物教表象的神秘面纱。资本主义颠倒的表象反映了其生产方式的颠倒——不断被纳入到资本之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与个体工人相比日益采取了异化的形式，活劳动与作为外部客观性的对象化劳动相对立。马克思的现象学批判试图撕开社会现实的假象，揭露剥削性关系的真实面貌。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学方法是揭开资本主义经济神秘面纱的最恰当的方法。阿劳约最后呼吁，为了解决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需要复兴马克思著作中蕴含的现象学精神。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一切哲学都面对的问题——表象问题，揭露内在联系，撕下产生了拜物教的实际颠倒的面具。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具有现象学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具有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现象学。哈维、尼尔·史密斯（NeilSmith）和多琳·马西（DoreenMassey）等学者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地理问题，将资本主义地理研究理论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大量现实世界的地理位置和地理进程。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并不是地图制作专家，他们在讨论马克思的文本时并未使用地图。雅各布·谢尔（JacobShell）发表了《绘制马克思的地图》一文，尝试用绘制地图的方式、从地理的角度解读《资本论》。3他认为，《资本论》中涉及的地理内容需要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其中包含了充足的地理信息，能够制作出一个地理可视化地图，以新颖、启发性的方式展现《资本论》中的主题、地点和关系。一方面，它可以为理解《资本论》的论证逻辑和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的抽象思维与地理密切相关，但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表明这点，特别是他的“以时间消灭空间”等论述造成了马克思并不关心地理、空间的误解，谢尔试图通过为《资本论》绘制地图来澄清这一误解。《资本论》中包含300多条与地理相关的内容，许多内容位于同一段落内。谢尔的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段落投射到一张地图中，将这些段落与其地理位置对应，并用线条将相关位置连接起来。他所绘制的地图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非常直观地以地图的形式将马克思只是暗示的内容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同时也揭示了一些微妙甚至惊人的模式。例如，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只有两条描述关系的线条，一条将美国与非洲连接在一起，另一条位于东印度群岛内部。这两个线条都与奴隶劳动的流动有关，有助于说明马克思对19世纪劳动剥削的地理要素运行方式的理解。关于马克思频繁提到的欧洲以外的地区，地图中的大量引文表明，它们在《资本论》中起到了例证的作用，如美国、印度和俄国。此外，欧洲内部的空间模式也极为惊人。《资本与阶级》杂志2017年第1期发表了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Fuchs）的《信息时代重读马克思的》一文，提出要从媒体和传播的视角理解《资本论》。4富克斯指出，对《资本论》的当代解读必须以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当时的政治问题为中介。媒体、传播、文化和互联网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现象，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盲点。拿当代最为流行的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两个解读为例，哈维和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Heinrich）都声称为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但实际上他们都偏向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哈维侧重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解读《资本论》，海因里希则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阐释为货币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为我们理解传播提供了基础：马克思的辩证法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媒体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媒体的商品化形式；我们也能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媒体和传播行业工人的阶级地位与利益；同时，媒体是政治和企业意识形态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主要工具，这些意识形态将支配与剥削自然化了，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化根植于商品拜物教；等等。然而，马克思往往将传播视为上层建筑，但是知识和传播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而且在信息作为一种公共品和作为一种商品之间存在对立。因此，富克斯呼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进行一场传播革命。中国是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家。对于如何在中国解释《资本论》，从而正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一直是西方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罗兰·波尔（RolandBoer）发表了《中国解释》一文，试图在《资本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进行重新解释。5波尔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证。第一，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进行区分的论述，阐明市场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对资本主义市场和非资本主义市场进行了区分，二者的区分也是乔万尼·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重要内容。根据阿瑞吉的论述，中国从明代开始出现的市场很明显并非资本主义性质，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市场的形成可能也是沿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波尔具体考察了亚洲帝国或军事市场、奴隶市场等非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生历史，这些市场并非以利润动机为主导，而是政府需求的附属品。这样，市场就可能不只拥有一个特征，这意味着当代既有资本主义市场，也有非资本主义市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第二，考察“矛盾”在欧洲和中国传统中的不同含义，前者倾向于将之理解为“不是…就是…”，后者则更多意味着“是…也是…”。将资本主义市场和非资本主义市场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关系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这种误解很容易产生中国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市场的简单化结论。对中国来说，如果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那么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就既被废除也被改造为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波尔详细考察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普遍存在及其特殊性的论述。第三，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前一点，论证了一种生产方式并不会取代从而否定另一种生产方式，而是后一种生产方式吸收并改造了前一种生产方式中的矛盾。波尔指出，后一种生产方式总是保留了前一种生产方式的痕迹，这些痕迹位于不同的层面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同时它们对现存事物构成了挑战。波尔认为社会主义吸收和改造了其他生产方式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能否牢牢占据支配地位，他认为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做的非常成功。威廉·罗伯茨（WilliamClareRoberts）主张将《资本论》作为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进行阅读。6从政治角度阅读《资本论》意味着将马克思理解为一名（共和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非一名伦理学家、经济学家或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和主义背景是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传统在当代解读《资本论》的恰当背景。罗伯茨认为，从政治角度解读《资本论》并不意味着从阶级理论出发，而是要求将对马克思的理论解读追溯到其潜在的社会主义假设，《资本论》应当被视为马克思对1860—1870年代法国、英国占主导的社会主义版本的批判性重建与回应。二、对《资本论》理论、方法和逻辑的再思考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巨大的解释力，但许多经济学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忽视了这一点，其理由是所谓的“转形问题”造成的逻辑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在2017年第1期发表了弗雷德·莫斯利（FredMoseley）的《货币与总体：对马克思逻辑的一个宏观货币解读及“转形”问题的终结》一文，以及另外两篇与其商榷的文章和莫斯利本人的一篇回应文章。7莫斯利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来自于其最近出版的一本同名著作，他在其中重新考察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转形问题。莫斯利认为，如果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那么《资本论》第3卷中的生产价格理论在逻辑上就是一致的，从而马克思的理论中并不存在转形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逻辑方法中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与转形问题相关：一个是宏观经济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宏观经济理论，是关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生产的总剩余价值；另一个是货币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中确定的主要变量都是货币变量，特别是其确定的总剩余价值是一个货币变量。就第一个方面来说，莫斯利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主要的抽象层次，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分配，前者在理论上先于后者。剩余价值先被生产出来，然后再对生产出来的既定数量的剩余价值进行分割。他认为，马克思的转形是从宏观变量到微观变量的过程，即由总价格和总剩余价值过渡到单个价格和剩余价值的个别部分；“转形问题”则相反，它从一个微观变量过渡到另一个微观变量，即从单个劳动价值过渡到单个价格，从而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逻辑方法。与总剩余价值优先确定（priordetermination）相对应的是马克思逻辑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资本论》中的理论都与一个单一体系有关。8马克思的理论并不存在“两个体系”——第1卷中假定的“价值经济”和第3卷中的现实经济。马克思的理论自始至终都针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此第1卷和第2卷中确定的剩余价值总量就是经济整体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总剩余价值的优先确定，只有在第1卷针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实际总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就第二个方面来说，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认为第1卷只涉及劳动价值，货币和价格在第3卷中才被引入，莫斯利认为这种误解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货币本质，货币资本的循环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逻辑框架。资本循环开始时投入的货币M的数量是确定的或给定的，循环结束后产生的总剩余价值△M是一个货币变量。因此，针对马克思并没有对投入品进行“转形”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莫斯利考察了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理论的各种阐释：安瓦尔·谢克的解读、“新解释”、单一分期体系（TSS）的解释，等等。他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曲解了马克思的理论：它们出于各种原因都抛弃了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反而用斯拉法理论的方式确定利润率——用投入和产出品的物理量，而非用工人的剩余劳动和资本循环开始时预付的货币资本数量决定利润率。9海因里希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了《资本论》编辑、出版、传播和内容等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10第一，关于《资本论》被学界和工人接受的问题。他认为，《资本论》第1卷出版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在《资本论》德文版出版的时候德国并不具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德国的经济学家无法对马克思的批判作出回应，而英文版在20年后才出版。1870年代开始了“边际革命”，效用价值论复兴，且经济学出现了快速和广泛的数学化。所以，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在1887年出版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视为是陈旧的学说。此外，当时只有少数工人能买得起《资本论》，再加上其专业性和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只有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能读懂，这些都影响了《资本论》第1卷的被接受程度。第二，《资本论》中的批判非常含蓄，若要真正理解，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还需要具备相关的经济学和哲学知识。例如，《资本论》中的第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就隐含着对亚当?斯密的批判。马克思的这句话表明了特定社会的财富采取了特定的形式，而斯密并没有对此进行区分，只是将商品视为财富的自然形式。第三，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创新之处。边际革命将马克思的理论归为古典经济学，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一点，20世纪的争论主要围绕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之间的对立。与古典劳动价值论相比，马克思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指出是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这种抽象的客观性需要独立和具体的价值表现，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价值表现形式和货币，这是马克思的首创性贡献，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成为货币价值论，既不同于非货币的古典劳动价值论，也不同于效用价值论。第四，海因里希总结了批判《资本论》的陈词滥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恩格斯去世前后都发表了大量批判《资本论》的文章，当前对《资本论》的批判基本延续了早先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两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预测。海因里希对代表性的批判观点进行了回应，指明了它们各自的荒谬之处。第五，关于《资本论》的未完成性质。《资本论》看起来是已经完成的著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过去几十年里涌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地位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恩格斯对文本的编辑；第三个问题是写于不同时期的三卷书稿的整体性的问题。《资本论》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分析都没有完成，因此《资本论》远未完成。吉尔伯特·斯基尔曼（GilbertL.Skillman）将罗默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及相关著作同《资本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1尽管罗默的著作同《资本论》关注的内容存在很大重叠，但二者并不一致。斯基尔曼认为，将这两种分析进行比较的基础是它们都对利润的基础作了唯物主义（不同于功利主义）的阐释：马克思基于阶级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利润来自对工人的剥削；罗默对利润的阐释也基于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占有，但他使用的分析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根本不同。罗默使用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其关于理性最大化行为人（rationallyoptimizingagents）和均衡市场的假设看起来是新古典的。然而，罗默批评了马克思基于劳动时间凝结的商品价值概念的一致性和恰当性，他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利润的制度基础的结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论述根本不同。罗默的分析方法和结论招致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批评，斯基尔曼并不赞同这些批评，反而考察了罗默和马克思在假设和理论推论方面的一致性。为了便于比较马克思和罗默关于剩余价值的阐述，斯基尔曼作了两个区分。第一个区分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价值理论阐释（value-theoretic）和历史阐释，前者在商品按各自价值进行交换的假设下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制度基础和表现，后者考察了接替出现的资本形式（生息资本、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能力，而没有提到商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这个条件。第二个区分是马克思静态的历史阐述和动态的阐述，前者关注产生剩余价值的条件，而没有提到资本积累，后者明确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及其对剩余价值持续增长的意义。斯基尔曼从对马克思和罗默的比较分析中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尽管二者的分析方法不同，但罗默的分析与马克思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这是就罗默或者从马克思所明确接受的假设开始，或者从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排除的假设开始而言的；第二，罗默的理论结果有力地挑战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剩余价值所作的价值理论阐释，但在很大程度上确证了其历史阐释的核心要素；第三，罗默的阐释并没有涉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进行的动态分析，从而并没有为资本积累进程中剥削的持续存在提供理论基础。帕莱什·查托帕迪亚（PareshChattopadhyay）试图从《资本论》（及手稿与通信集）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以下观点：社会主义从现存社会的矛盾中产生。12查托帕迪亚首先澄清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一词的理解，考察了1917年以后形成的“政党—政府社会主义”观点，即共产党领导、生产资料国有和计划经济。查托帕迪亚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观点只是列宁等人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不只一次地将之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中既没有政府，也没有政党；马克思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都被称为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社会协作等；在这个不存在阶级的社会中，公共权力不具有政治特征，也就有没有政府；政府会阻碍人类自由的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组织本质上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中也没有工资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在澄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查托帕迪亚分析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起源的观点。马克思从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那里吸收了辩证否定观，认为未来的社会产生于当前社会的矛盾，资本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主观和客观条件。事实上，资本生产和剥削的所有过程都促进了其否定面的产生——新的社会。查托帕迪亚引用了马克思的多处论述来论证这一点，如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新社会准备了物质条件，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壮大同时发生，等等。凯文·安德森（KevinB.Anderson）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年之际对《资本论》中的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13安德森从第1卷中总结出五条核心论点，这五点蕴含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对我们当今仍然适用。第一点是拜物教和去人性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神秘化和扭曲；第二点是马克思设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选择——生产过程由联合起来的人们执行并受有计划的控制；第三点是持久性失业、技术和经济危机——这一点在今天仍然非常突出；第四点是全球化、殖民主义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会毁灭全球环境和世界人民；第五点是反殖民起义和工人阶级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联合最终会达到与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迪普安卡·巴苏（DeepankarBasu）认为，《资本论》分析了成熟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14马克思在两个基本抽象的层面上展开分析：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就结构来说，前两卷停留在资本一般的层面，第3卷停留在许多资本的层面。就内容来说，第1卷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积累，第2卷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3卷则分析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分配的机制。三卷本《资本论》全面描述了成熟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并强调了其长期、矛盾的趋势。保罗·汤普森（PaulThompson）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Smith）考察了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的以下观点：知识和信息（即非物质劳动）的积累已经取代了围绕生产和劳动过程进行的斗争。15认知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第三次大的转变，即集中于非物质资产的积累，而前两个阶段为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汤普森和史密斯批判了以上观点，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仍然适用，即使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变革。三、超越《资本论》：继承发展与走向未来《资本论》被多次宣告已经过时，但每次都会重新宣告自己的回归，因为它为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变化。贾亚提·戈什（JayatiGhosh）考察了《资本论》的几个深刻洞见，认为它们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基本指导。16第一点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核心观点：资本不只是一种资源，而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开展，即使由于转包和“零工经济”的出现而更加复杂化，这种潜在的社会关系仍然是决定性的。此外，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资本开始发挥作用，由于资本主义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不平衡发展，这种“原始积累”在当代仍在发生。第二点是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中介。价值被视为商品的内在性质，而非人类劳动的结果。商品拜物教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工作和互动，而且决定了人们理解现实和社会变化的方式。对物质欲望的着迷和对GDP增长的着迷，都是商品拜物教的当代表现。第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它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趋势的自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这是由于其不平衡发展的趋势，所导致的它不会局限在一个地区之内。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扩张和有效需求增加之间存在冲突，在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扩张之间存在失衡，在不同部门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失调，也存在造成了“发达”和“不发达”区域得以产生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这可以用于解释帝国主义，后者可以理解为争夺各种经济疆域控制权的斗争。第四点涉及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许多冲突与矛盾，造成了不同阶级之间和同一阶级内部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最终会爆发为经济危机。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积累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平衡发展的根本特征，即使它们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到金融支配（dominanceoffinance），但《资本论》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金融化可以被看作是资本积累日益渗透到生活领域的表现。第五点是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异化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具有复杂的社会和哲学含义。简单来说，它可以表述为工人对自己工作控制权的丧失。工人的异化意味着他们不再是自主的人类，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劳动产品，甚至无法控制彼此关联的方式。这些方面从根本上决定了工人的存在状态，所以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永远无法成为自主的人类和自我实现的社会人。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的结合造成了一种特殊的不自由，但这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但没有展开对妇女劳动、家务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等问题的分析，现实的演进要求我们扩展《资本论》的分析。西尔维亚·费德里西（SilviaFederici）挖掘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性别的思想，提出我们应当继承并超越《资本论》，扩展马克思所忽视的分析领域。17费德里西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这并非基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论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有助于说明性别等级和身份的构造特征，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价值创造的分析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而使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妇女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剥削形式以及“性、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然而，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偏离了马克思所探索的路径。费德里西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将性别问题理论化，这部分是因为妇女解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相对不重要。进一步，马克思将家务劳动自然化，而将产业劳动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标准形式和社会公平的推进器。因此，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活动与关系，对资本主义发展和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的重要性。马克思忽视了妇女再生产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他关于资本和阶级的分析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也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性别视为一种文化问题是恰当的，从而女权运动必须从对马克思的批判开始。费德里西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回顾了1970年代女权运动对马克思的范畴的重建，特别是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他认为，倡导家务劳动工资的女性主义者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关注妇女反对无偿的家务劳动。这样，我们就能将马克思的理论扩展到他本人并未关注的领域。费德里西认为，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女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视角就不能忽视马克思的著作，但又必须超越马克思的著作。瓦慕斯·瓦库莱博纳姆（VamsiVakulabharanam）认为，《资本论》为理解人类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特别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经济不稳定增加和人类—自然的交互作用日益不可持续这三个突出问题。18《资本论》为思考这三个问题提供了框架和分析结构。对于不公平问题，《资本论》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通过使用非经济的力量进行原始积累，创造了一种根本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公平，即将社会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是资本主义不公平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剥削过程，即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无偿劳动。对于不稳定问题，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行所受到的各种阻碍和扰乱，强调了两种重要的危机形式——利润率危机和消费不足危机。对于不可持续问题，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分离所产生的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的基本结论是：这三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不可能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资本主义中找不到，因此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议程是势在必行的。英戈·施密特（IngoSchmidt）和卡洛·法内利（CarloFanelli）编辑出版了《在今天阅读：150年后的马克思》一书。除了一篇引言，全书收入了10篇《资本论》研究论文，涉及阶级斗争、第一国际、劳动价值论、劳动过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在引言中，施密特和法内利指出，阅读《资本论》能够使我们学习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左派激进分子的经验，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并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策略。19换句话说，在今天阅读《资本论》是一项政治事业。围绕《资本论》进行的争论对寻找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发挥了作用，19世纪末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卢森堡关于废除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策略的辩论，为20世纪探讨重新确定社会主义策略定下了基调。考察过去围绕《资本论》进行的辩论，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但也存在陷入谁才是马克思的真正追随者的争论的危险。要想避开这个危险，必须将过去的争论置于其各自的历史环境中去。对《资本论》的新解读往往在社会主义策略遇到先前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时出现，理解以往解读《资本论》的具体历史环境，有助我们理解应当从过去的解读中学习什么。换句话说，考察每次围绕《资本论》进行的辩论的历史环境，有助于我们区分那些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内容及解读，以及那些只适用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内容及解读。施密特考察了《资本论》出版至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其进行的阐释及从中得出的斗争策略。20《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理论掌握了群众，并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产生了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和反殖民主义政治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曾取得过许多胜利，但仍在1980年代陷入了僵局。全球资本主义越过国内疆界进行积累，资本逻辑看起来取得了工人反抗资本斗争的胜利。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大量的抗议与罢工运动，但这些斗争并没有产生一个能够挑战全球资本规则的新工人阶级。面对对《资本论》的阐释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遭遇挫折的局面，加之资本主义已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过去不同的声音现在就有可能成为重塑工人阶级政治策略的出发点——以马克思及其同事在第一国际时期预见到的方式，只是当前发生在全球范围内。法内利和杰夫·努南（JeffNoonan）认为，《资本论》的核心内容是探索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出现，而非工人斗争或工会作为政治变革主体的问题。21尽管在生产领域将工人组织起来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如果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让整个阶级都能享受到斗争换来的经济收益，那么组织起来的工人就有阻碍一个替代性的政治和阶级方案形成的危险。法内利和努南认为，超越传统的基于工会的斗争形式是不容置疑的，需要发展一个以阶级为中心的工会主义，从工人阶级整体的角度反抗资本主义。汉纳·霍利曼（HannahHolleman）论述了马克思的著作对全球环境运动的重要性。22她表明，如果不进行《资本论》那样的历史分析，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物种灭绝、气候变化和不平等似乎就会被视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导致环境破坏的本性。霍利曼认为，《资本论》为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开展反抗社会生态持续退化的运动提供了洞见。彼得·胡迪斯（PeterHudis）在《构想一个超越的社会》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有可能重建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轮廓，着眼于今天寻找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困境的路径。23四、结论2017年国外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三个方面，但也并不局限于此。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在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相信这股研究《资本论》的热潮会继续持续下去。系统梳理国外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仅限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的内容，结合现实变化，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新变化、解释新现象的内容应当被吸收进来；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方法和逻辑等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国外学者围绕《资本论》进行的相关研究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第三，借鉴国外学者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和替代性选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参考文献：1李惠斌：《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述介》，载《哲学动态》1992年第8期。2ChristopherDuarteAraujo,“MarxandPaciontheQuestionofAppearances(Or,ReadingCapitalasaPhenomenology)”,HumanStudies,Vol.40,No.1,March2017,pp.101-119.3JacobShell,“MappingtheGeographyofKarlMarx’sCapital”,DigitalScholarshipintheHumanities,Vol.32,No.2,June2017,pp.398-402.4ChristianFuchs,“Marx’sCapitalintheinformationage”,Capital&Class,Vol.41,No.1,February2017,pp.51-67。中译文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5RolandBoer,“InterpretingMarx’sCapitalinChina”,ContinentalThought&Theory:AJournalofIntellectualFreedom,Vol.1,No.4,2017,pp.177-206.6WilliamClareRoberts,Marx\'sInferno:ThePoliticalTheoryofCapital,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7,pp.3-17.7FredMoseley,“MoneyandTotality:AMacro-MonetaryInterpretationofMarx’sLogicinCapitalandtheEndofthe‘TransformationProblem’”,International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46,No.1,May2017,pp.2-21.8FredMoseley,MoneyandTotality:AMacro-MonetaryInterpretationofMarx’sLogicinCapitalandtheEndofthe“TransformationProblem”,Boston:Brill,2016,p.390.9Ibid.,p.394.10MichaelHeinrich,“150YearsofCapital-withNoEndinSight.UnsystematicRemarksonaNever-endingStory”,ContinentalThought&Theory:AJournalofIntellectualFreedom,Vol.1,No.4,2017,pp.4-18.11GilbertL.Skillman,“Marx’sCapitalthroughthelensofRoemer’sGeneralTheory(andvice-versa)”,SocChoiceWelf,Vol.49,August2017,pp.423-443.12PareshChattopadhyay,“Capital(ism),theProgenitorofSocialism”,Economic&PoliticalWeekly,No.37,September16,September2017,pp.89-92.13KevinB.Anderson,“Marx\'sCapitalAfter150Years:RevolutionaryReflections”,SocialismandDemocracy,Vol.31,No.3,September2017,pp.1-10.14DeepankarBasu,“TheStructureandContentofDasKapital”.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Amherst,2017.15PaulThompsonandChrisSmith,“CapitalandtheLabourProces”,inIngoSchmidtandCarloFanelli(eds),ReadingCapitalToday:Marxafter150Years,London:PlutoPress,2017,p.116.16JayatiGhosh,“150Yearsof\'DasKapital\':HowrelevantisMarxtoday?”,Aljazeera,August17,2017.17SilviaFederici,“NotesonGenderinMarx’sCapital”,ContinentalThought&Theory:AJournalofIntellectualFreedom,Vol.1,No.4,2017,pp.19-37.18VamsiVakulabharanam,“RereadingDasKapitalinthe21stCentury”,Economic&PoliticalWeekly,No.37,September16,2017.19IngoSchmidtandCarloFanelli(eds.),ReadingCapitalToday:Marxafter150Years,London:PlutoPress,2017,p.16.20IngoSchmidt,“CapitalandtheHistoryofClassStruggle”,inIngoSchmidtandCarloFanelli(eds),ReadingCapitalToday:Marxafter150Years,London:PlutoPress,2017,p.18.21CarloFanelliandJeffNoonan,“CapitalandOrganizedLabour”,inIngoSchmidtandCarloFanelli(eds),ReadingCapitalToday:Marxafter150Years,London:PlutoPress,2017,p.138.22HannahHolleman,“CapitalandEcology”,inIngoSchmidtandCarloFanelli(eds),ReadingCapitalToday:Marxafter150Years,London:PlutoPress,2017,p.160.23PeterHudis,“ImaginingSocietyBeyondCapital”,inIngoSchmidtandCarloFanelli(eds),ReadingCapitalToday:Marxafter150Years,London:PlutoPress,2017,p.181.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