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余华：阅读是一场美好的约会，当你向作品敞开，作品也会向你敞开著名作家余华全新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新书首发式时间：2018年8月12日上午地点：琶洲会展中心8号会议室周璇：让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作家余华老师。大家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台风过境的周末早上参加今天这场余华老师的全新作品——《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新书首发式，我是译林出版社的编辑，我叫周璇，也是余华老师这本新书的责编。这两天广州本地的朋友跟我说，其实这两天是广州最凉快的日子，都被你们给碰上了，我想广州可能也是在用它独特的方式欢迎好久不见的余华老师，带着他的新作和我们见面。之前在定下这场活动的时候，有一次跟余华老师聊到，其实现在当当网的销售数据，他的《活着》基本上日销能达到5000册，而且当当网也有一个他的作品销售城市最好的一个排名，您来说说您和广州的渊源。因为当时有一个当当网数据的排名，销售最靠前的几个城市，第三第四是北京上海，第二是他的家乡杭州，而第一名就是我们广州，所以我想今天这场首发式我们选在广州真的是太棒了。其实今天这场首发式我们本来也是有邀请一位余华老师的老朋友，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来跟他对话的，不过常常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知道原定的嘉宾无法前来之后，余华老师就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说你跟我来对话吧，你从编辑的角度说，我从作者的角度说。其实那一刻我在看到他的微信的时候，我内心又有忐忑，又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信任，我就想到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里的一个片断，余华老师他当年的很多作品都是首先发表在《收获》这本文学期刊上的，而且都是进去就发表，不用修改，只有唯一一个例外，是他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当时下半部分是进行了重写，余华老师他也说，这是他第一次遭遇批评。当他回到嘉兴把下半部分重新写完之后，当回到上海的编辑部，当时新一期的《收获》杂志已经发表了，可是编辑部的李小林老师刚看到余华很自信的神情，虽然他们都还没有读到原文，可是当即他们就在商量说，我们要先把哪些稿子撤下来，要把《在细雨中呼喊》发头条。余华老师在书里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真的是感慨万分，一个编辑是如此的信任一个作者，而这种信任正是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的合作建立起来的。所以当我在看到余华老师微信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感慨，虽然我们可能认识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可是一个作者是如此地信任一个编辑，而编辑和作者最好的关系就是这种互相信任、互相了解，所以我想今天可能也会是一场蛮特别的新书首发式。我在出版业也已经好多年了，也见证过大大小小的类似很多这样的活动，可是由编辑和作者来直接对话的形式真的不是很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点紧张的，余华老师用他很独特的方式鼓励说，说没事，你不用太认真就不会紧张，就当是一次聊天。我想到昨天晚上我们从飞机场接到他，带他回到酒店，包括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真的是脱口而出一个又一个故事，让我们大家捧腹不止，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轻松了很多，所以我想今天也会是一场很愉快的聊天。我们先聊一会儿，稍后我们会开放一段时间给读者提问，最后会有一个签售的环节。我们先说说这本书，我和余华老师如果要说有一个小小的连接点，就是他是1983年开始写作，而我是出生于1983年，如果把他整个写作生涯想象成一个人的话，其实也就是我现在这么大了。我想了一下这个年纪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自己，当你到了这个年纪，它其实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痛，那么容易愤怒了，年轻的时候可能所有的神经末梢都打到了最开，现在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有一些沉淀之后，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可能站在路中间，你看着前方还有哪些路可以走，可是你更会回头看一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余华老师他这本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他在和我们分享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本书里有很多的故事是基于类似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因为随着余华老师他的作品《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很多书这些年也是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了各种版本，他也是受邀前往国外和很多读者交流，这本书里不管是他谈到最初的阅读和写作经历，还是他和我们分享他创作生涯沉淀后的一些感悟和心得，包括他很多饱满的人生智慧都浓缩在这本书里了，而且当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会觉得余华老师这些年随着他走访的经历，也会有一些心态上或者观察世界视角上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本书其实它的书名背后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我们先请余华老师来说一说。余华：周璇主持的不错，我感觉到已经干了十年以上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书里已经也到了，我2010年去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参加了大屠杀博物馆，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感慨犹太人他们在记录民族大的劫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工作仔细。他们将近有600万人被纳粹给杀死了，但他们已经收集到了400多万人的名字，生前的物证，还有亲友们的物证，所以这方面我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定要向人家好好学习，为什么呢？你不能就说一个数字，但是下面既没有人的照片，也没有人的身份，他们是一个一个清清楚楚。包括我们去柏林的犹太人纪念馆里面，都有大量当年人的生活用品，照片全部收集过来，在战后收集那些东西不容易。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事，进去以后是黑色的，没有灯光，但是它有亮光，亮光是顶上的照片，一堆孩子的照片不断的出现，有一个母亲的声音在那儿念那些孩子的名字，一百多万个孩子，被纳粹杀害的孩子有一百多万个。我想一个轮回下来、一圈下来，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反正一天肯定是不够的。随着那个母亲的声音，那些照片一个一个出来，都是那些名字，很震撼。它还有一个国际义人区，就是在二战期间帮助过犹太人，救过犹太人，无论你是救过一千个，还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这方面我们中国又应该要向人家学习一下，中国是要救过一千过，那他就能坐在主席台上，救过一个的就坐到下面去了，他们是只要救过一个人，他们都认为非常了不起的，里面有好几个中国人，其中有些是在上海的，接收过他们的难民团。还有一些是在德国，中国的外交官发放了1000多个签证，就是知道要迫害犹太人，给他们发放来中国的签证，有好几个是中国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其中有一个波兰的农民，他在他的地窖里面藏了一个犹太人，藏了好几年，一直到二战结束，那个犹太人才从地窖里面走出来，当然当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犹太民族有一个特点，它只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一直到了英国开始把中东地区这一块，它准备放弃它的殖民地的时候，他就开始分配了，把这一块给谁，把这一块给谁，像科威特、沙特这种分界线全是英国人分的，其中中间有一块，它和巴勒斯坦一样，被放在了一起，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终于算是给了犹太人一个空间。以色列在40年代建国以后，就是二战以后，当然首先是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打，打的非常激烈，然后它又希望世界上的移民都过去，当年因为种种原因，已经移民到世界各地的那些移民都能够回去。当迎来那个短暂的和平的时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立以色列大屠杀的博物馆，而拯救那个犹太人的波兰人就被当英雄一样的迎接回了耶路撒冷。它专门有一面墙，墙上都留下了很有名的人一些话，包括爱因斯坦，还有他们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统是叫魏茨曼，是一个著名的化学家，本来他们第一任总统想让爱因斯坦去的，爱因斯坦考虑以后还是放弃了，所以他们找了世界顶级的化学家做了第一任总统。还有一些很著名人物的话，那个波兰农民的话也刻在那个墙上。他的话非常感人，就是当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我觉得当时这句话给我的话震动最大的，就是前面那些名人们的话都不如这句话说得好。因为作为一个农民来说他确实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因为那已经在他的知识结构之外了，但是他知道那就是人，我就应该救他。周璇：这是这本书的缘起。余华：对，这篇文章说白了其实本来不想写的，后来到了米兰以后讲了这个故事，是为了这本书有一个好的书名才写的。周璇：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余华老师是一个向深处探索的人，我也想问他一个问题，其实早些年汉学家顾彬他有过一个言论，他说当代中国作家都不知道人是什么，他的这句话被媒体的报道，也引发过一些很强烈的舆论，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采访里说的，我发现最近的微信都仍然会传播这篇报道，所以我想您起这个书名，是不是有回应他的考虑？余华：没有。顾彬，平时在我生活中这个名字都不会出现的一个人。顾彬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跟他认识，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去过他的大学，当时他在波恩大学。世界上有两种语言，一个是英语，还有一个是德语，出新书的时候是要巡回朗诵的，我当时是先出了《活着》，后来又出了《许三观卖血记》，我在德国的翻译高立希，高立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翻译，老翻译家了，他要全程陪同我，其中有一站是去顾彬的波恩大学，结果顾彬就提出一点来，波恩大学高立希不用过来了，因为他（顾彬）的中文也很好，他可以给我做翻译。后来出版社来问我，我就说你把波恩大学给我用橡皮擦掉，我不去那个学校，我跟高立希一起走，因为还要让高立希回家，然后再让高立希到下一站的火车站等我，没必要。后来顾彬就退让了，让高立希也一块去，后来他到中国来在会上见了一下。他并不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很多老朋友经常都想不起来，所以不是我朋友的人更想不起来，所以没有考虑到他，如果考虑到他的时候这本书就写不下去了。周璇：拿到书的读者应该也会注意到，我们在腰封上特别强调这本书是余华亲自编选，其实在他给到我们书稿的时候，他已经编好了这个编目的秩序，而且也定好了书名。其实很多作者都不是他这样的，很多作者给过我们稿子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篇一篇的，还需要编辑再加工，还要去想一些线索再去串联这些文章，所以我觉得余华老师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体贴编辑的作者。我就想起，当年他终于实现梦想，不做牙医，成功的调到海盐文化馆，包括他后来去了嘉兴文联基金，其实都是有做过编辑的经历的。而且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的《活着》这个小说最早在《收获》发表的版本（《活着》，1992年第6期《收获》刊载），其实就是他自己编辑的，余华老师给我们说说这段往事吧。余华：那是一个美好的90年代。当时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我们坐火车，火车票还不是那么容易买，你得有关系才能买到卧铺，我那个时候在北京，我已经住在北京了，因为我太太在北京工作，她是军人，所以我把户口弄到了北京去，那个是随军家属，寄人篱下，现在还是寄人篱下。我是从北京去上海的，苏童有时候会从南京过去，马原我都不知道他从哪一个地方去上海，因为马原是漂泊不定的一个人。只要我们中间有人要到上海了，有时候我们是一块到上海的，程永新，就是我们当时的编辑，现在是《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就会给格非打一个电话，“刘勇（格非），订两个房间或者订几个房间”。程永新懒，你知道吗，他不愿意自己找地方订房间，他就让格非在华师大的招待所订，华师大有好几个招待所，所以格非就给我们把房间订好。当我写完书稿以后，我就背着它到了上海，先到华师大招待所里面，那个是程永新是必然在格非宿舍里面下军棋，就是四个人下的，四国大战军棋，在那里下军棋下的天昏地暗，我一到以后也加入进去，经常一下下到天亮，第二天还有活动。《活着》也是这样，解放前是在北京写的，解放后是回到嘉兴写的，写完后我觉得这个稿子差不多了，当时都是手稿，从嘉兴坐火车到上海很容易，我就给程永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送稿子来了，我在上海玩几天，他就拿起电话打到华师大，“刘勇，余华来了，订一个房间”，“几天”？“几天再说吧，反正他待腻了再走”。所以首先我就背着稿子到了华师大，那几个人又在那里下军棋。当时还有什么廖增湖、李洱，李洱那个时候叫李荣飞，廖增湖现在叫叶开，都是格非的学生，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毕业。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呢？就是当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缺一个的时候，他们可以上来替一替，当我们来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得乖乖的走到一边去，最多给他们做个裁判，就是比大小，军长吃了师长，比一下。那两个小子也不靠谱，作弊，经常排长把司令干掉了，他们会干这种事情。很奇怪，排长把司令干掉以后，我们以为是炸弹，怎么把它又放回去了，就是连作弊都不会。当时我记得格非给我订的那个房间，他说没办法，给你订了一个最大的房间，我们希望小房间，小房间里面就一两张床，最大的房间有四张床，我说行，就这样吧。因为我刚写完小说，我希望一个人看完以后吹捧一下，心情会很好。我吃了午饭以后不让程永新再下四国大战，程永新说那干什么？“看稿子去，你是编辑”，我们太好的关系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共同成长起来的编辑和作家，程永新可以说是跟我们共同成长的。我就把他从格非宿舍里面拉下来，格非继续跟另外的人下，那个时候李洱和叶开已经有机会上阵了，因为缺人嘛。我们到了宿舍里面，我就逼着程永新，你就在这儿，这张床归你，那张床归我。当时房间里面没有热水的，有一个热水瓶，我该老老实实的打热水，当然得把程永新伺候好，泡茶叶、提热水，程永新靠在床上就开始看。那个小说挺长的，我先是坐着看着他，他发现我看着他以后影响他看我稿子的状态，所以我还是躺下来假装睡觉，我一直在听他翻的声音，我发现他看的还是蛮仔细的，有时候前面又会翻回来读。中间他去了两次卫生间，我听在他那儿处理鼻涕的声音，我以为他感动得哭了，我很高兴，结果那小子出来以后跟我说“我感冒了”，反正终于在天黑前全部读完了，读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表扬的话，“结尾的风景描写很美丽”，这个让我很不满意，我说难道前面写的不好吗？他说前面也不错。看完了，继续吃晚饭，吃过晚饭以后继续下军棋，我跟程永新说今天晚上你应该回家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明天一早把那个稿子给李小林送过去，李小林那个时候是副主编，巴金是主编，李小林在管事，我希望他尽快让李小林读完《活着》的那个稿子。他说我从华师大也可以送过去，倒也是，我说反正你明天上午别让我在华师大这个校园里面看见你，你绝对不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他说好。他还是住在我的那个房间里面，我还没醒就听到他在那儿洗漱的声音，程永新这方面特别好，然后他就出门，很轻的把门关上，等到我迷迷糊糊醒来一看我的手稿在不在，不在了，他送到《收获》编辑部去了。下午又晃晃悠悠过来，又在刘勇（格非）的房间里面下军棋。本来他应该在编辑部的，因为我到了，他就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我得陪着余华”，编辑陪着作者是很正常的，其实他真的是每个月每个礼拜都盼望着我和苏童他们到，一到以后他就可以不去上班了。在那边下军棋下了两天以后，我心里面很不踏实，我说李小林看完没有？他说不知道，我说你给李小林打个电话。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巴金家里面是有电话的，那时候我们家里面都没有电话。我们就从华师大的一个公共电话打过去，他在跟李小林用上海话说，我听得懂上海话，他们两个用上海话商量发第六期头条，我很高兴。后来以后格非还问我，“怎么样，李小林喜不喜欢”，“头条”，我很骄傲地告诉他《收获》要发头条，李小林当然喜欢了。后来要发稿了，程永新就不能再来了，我就想我回嘉兴去干嘛呢，华师大里面下军棋的人源源不断的，替补的人一堆一堆想来下，就在那儿下军棋。下了几天以后心里面不踏实了，想看看程永新把我的稿子编好没有，我就去他家。他当时住在浦东，转了好几趟公交车，终于到他家了，敲门，他看到我吃了一惊，“你跑那么远过来干嘛”，我就说我来看看你把我的稿子编好没有，他说正要编，我说那我自己来编吧。我就坐在他的桌子前，拿着一支红笔，他站在我的后面，因为有些字体的变化，他告诉我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完全是他的指导下一页一页的全部编好。我说错别字怎么办？“错别字你不用管，我们编辑部有校对的，我都不会去管”。全部编好了，不到半小时，编完以后程永新就表扬我，你编的真好，其实都是他告诉我的，所以《活着》是我第一次编自己的小说。当然现在我要在《收获》发表东西，我要是愿意的话，我说让我自己来编，程永新还会让我自己编，是我不愿意编了，编一次够了。周璇：说到程永新老师，其实最近他正好刚出了一本新书，叫《一个人的文学史》，里面有余华老师当年写给他的信，余华老师的语气特别可爱，他说“你让我写稿的命令已经传达到了我这里，但是我正在搬家”，是不是有这样一回事。余华：对啊，那帮人为什么都把信件留着，我很生气。其实我也有很多信，但是很可惜，我后来还告诉了周璇。我以前在海盐文化馆收到的信都保留了，后来到了嘉兴，又把海盐的信搬到了嘉兴，后来我在北京也有一些信，我觉得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我又带回了嘉兴。好几百封信，这些信我都是经过筛选的，我认为值得保留下来的信，但是等我要往北京调的时候，又有那么多书要运过去，我觉得这些信已经没有意义了，全烧了。现在我觉得最可惜的史铁生的信，这里面大概有30封信是史铁生的，大概有20多封左右是莫言的，还有苏童、格非他们的信，还有叶兆言的，当时我们信里面都交流文学的东西，尤其铁生的信最多，太可惜了，否则我可以编一本书信集。那帮小子全留着，结果他们能抓住我的把柄，我抓不住他的把柄，包括程永新给我写了很多信，我也给他回了很多信，结果他把信给保留了。那天陈春给我发了一封信过来，发现吴亮还留着我给他写的信，吴亮那个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为我在文化馆，当时吴亮编《上海文论》，《上海文论》上面有目录的，目录突然一篇张新颖写我的评论，那是第一篇评论，那篇评论在我的枕头边上放了好几个月。我当时就给吴亮写一个信，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寄一本那个杂志，当然里面也要吹捧他一下，要不然他不给我寄，结果他也把这封信发表了，我以为他肯定把这封信看完以后又扔了，这帮人真是坏。周璇：刚才余华老师提到的和莫言和格非和《收获》杂志编辑们之间的交往轶事，在这本新书里也提到了很多。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有时候需要问余华老师一些问题，我就在微信上会问他，他总是给我回复得特别快，结果我总会有一种错觉，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经常在刷手机。我想到他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作家谈创作，就是丢给你一个西瓜皮，让你们越踩越远。其实我发现，他白天可能会跟我们一样，也会看一看手机，可是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说不定他都在阅读。我记得这本书印好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有一个图书记者跳出来跟我说，当时《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出版以后，余华老师通宵就读完了，所以我想一个最好的作者首先就是一个最好的读者，余华老师，您是不是都是在夜里读书？余华：周璇，是这样的，你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刚好我是没干正事的时候，就是读读书，写写那种短的文章，因为我的时间特别短，马上要去葡萄牙和意大利，回来以后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又要去摩洛哥和埃及，回来以后十来天又要去法国，我的时间被切成那么碎的一块一块以后，我除了写一些比较短的文章以外，不可能写长篇小说，那个时候周璇刚好在编这本书，我就一边读书一边休息，只要手机响了我就看看是谁的。如果是重要的，我马上就回，不重要的我就不回，不回的话第二天基本上就忘了。还有一点，我的微信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阅读是很愉快的。我后来发现是一种习惯，我的阅读是永远要躺着，要么躺在床上，晚上看书我是躺在床上的，有一个灯，白天阅读我是要躺在沙发上去的，读书的光线我需要自然光，我自己书房边上休息的房间，厚的窗帘永远是拉上的。以前我们去买房子还挑什么景观之类的，我老婆就说了一个房间你的窗帘永远不开，你需要什么景观，确实也是不需要景观，我就躺在那儿阅读书，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习惯。比如说莫言，因为我跟莫言在一个宿舍里面住了两年，我看书永远是躺着看的，他因为是当兵出身的，他读任何书永远是坐在椅子里面的，而且那个姿态是很认真的。今年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5周年的时候，我去看看莫言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我跟张清华说，我说你们对我们莫老太不好了，都不给他弄一个长沙发，他有时候累了可以在长沙发上躺一会儿。他说莫言不要，就只要一把椅子。我心想他还是保留了过去阅读的习惯，写字的习惯，他就是喜欢坐在椅子里。还有一个汪晖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跟他一起出去过，只要他在阅读，他永远是很认真的，一种很正式的姿态坐在写字台前，哪怕是在宾馆里面他也是把那本书放在那个桌子，自己坐在椅子里面看。我不行，我跟汪晖说，我只有写东西的时候才能坐到那里去。现在慢慢的坏习惯也改了，现在写东西都在床上写了。周璇：我觉得余华老师跟现在年轻人有点像。余华：对，现在经常由于写短文章，没有必要去书桌前了，就靠在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而且写得挺顺的，很可能以后写长篇也在床上了。周璇：其实说到阅读，去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过余华老师的一个随笔集，叫《文学或者音乐》，这也算是译林和余华老师结缘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编辑的余华老师第一本作品。其实我发现他书里的文章其实是他阅读经典作品的阅读笔记，虽然这些文章在他早年的一些集子里也说过，出版过，可是我发现文学真的是很神奇的，当你20岁、30岁再去读同一篇文章，你的知识结构，你的人生阅历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从文学当中读到的东西也会非常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文学阅读它的一个魅力，它很需要作为读者的我们去合身补上一些东西，这正是文学的一种丰富性。原本我们准备了很多想聊的话题，可是我的同事跟我说今天时间特别有限，还有人等着签名，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聊天，最后就用这本新书里余华老师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他说阅读是一场美好的约会，当你向作品敞开，作品也会向你敞开了。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