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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风骨酒与性情之萌发：汉、魏、晋散文中的饮酒场合

长河网 • 2019-01-22 21:38:54 • 文化 • 阅读 6
节选自《臧否饕餮：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饮食书写》 余文章、邓小虎 主编，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禁饮主题的延伸使大部分先秦散文对“酒”持否定的态度。
原标题：酒与性情之萌发：汉、魏、晋散文中的饮酒场合节选自《臧否饕餮：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饮食书写》余文章、邓小虎主编，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禁饮主题的延伸使大部分先秦散文对“酒”持否定的态度。但到了汉朝，对于饮酒的道德约束开始松弛，或者说，“酒”开始渐渐与英雄之气和真挚友谊等积极因素相联。对“饮酒”这一行为更加宽容、全面的考虑也许与汉王朝开拓凿空之精神和对历史更加自信的态度有关。且举司马迁（约前145—前87）的历史散文《史记》为例。《史记》中描述了很多重要的饮者以及让人难忘的饮酒场合，其中包括载于《刺客列传》的著名刺客荆轲（？—前227）：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荆轲与高渐离刺杀秦始皇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们二人皆为普通百姓，无法负担起饮酒终日的生活，更不用说会因为酩酊大醉而耽误政事。他们没有恒产，四处游走，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侍奉君王。如此之人却能在时机成熟时有能力改变历史的轨迹。这同样也是司马迁的历史观：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卑微，他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很好地展现这个观点，司马迁需要全面地刻画其笔下的人物，而畅饮的场面以及当时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可以凸显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荆轲与高渐离并非在战国乱世中稍纵即逝的无名之辈；相反，他们是有情有性之人，使命感与忠诚将他们推上保燕抗秦之路。“饮酒”是司马迁描写其鲜活的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因醉酒而犯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话题。《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有赫赫战功的将军灌夫因为在宴会上冒犯了相国田蚡（武安侯），最后与全家人被处死的故事。司马迁批评当时的执政者只因酒后失言的小错便多加陷害，同时对灌夫卷入宫中的政治争斗表示同情。他将灌夫形容为“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如此一来，实际上将灌夫置于与荆轲等一类——他们谈吐言行直率而坦诚。尽管“醉酒”让灌夫命丧黄泉，但酒似乎也成为了其胆大无惧之精神的象征。也因此，只有那些真正的挚友才能无所顾忌地开怀畅饮。大多数《史记》的读者都会对项羽（前232—前202）所设下的“鸿门宴”津津乐道。其中最生动的细节描写莫过于刘邦（前256—前195）手下的将军樊哙闯入帐篷解救主公这一幕。看到樊哙闯入，项羽没有任何责罚，反而出乎意料地赐给樊哙一杯酒，并称其为英雄。（见《项羽本纪》）在这里，赐酒表示对英雄精神的尊重。有意思的是，当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获罪时，他坦白自己与李陵“未尝置杯酒”，其言下之意便是他们并非极好的朋友。此处酒依然是获得肯定的，即友谊之谓。而到了魏与晋朝的散文中，饮酒似乎更与君主的政治抉择和被镇压者的痛苦有关，而非英雄之气或真挚之情。汉朝最后二十年的实际统治者曹操（155—220）曾经下令禁酒，借以防止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孔融（153—208）写文章对此表示不满，尤其是他认为曹操本人便是一个爱酒的诗人。鲁迅（1881—1936）曾深刻地指出，虽然禁酒并非他的本心，“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因此引得曹操勃然大怒，并最终丧命。更为实际来看，孔融或许应该保持沉默，或者买醉、佯狂。孔融的大胆是一个特例。大多数魏晋文人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灾祸也许不期而至，他们经常以饮酒自保，来面对危如累卵的生存状态。也许表面上逍遥不羁，他们的内心却饱含忧虑。《世说新语》对魏晋士人进行了如实的再现，它记录了很多著名文人终日饮酒、放荡不堪的故事（尤其是在《任诞》一章）：“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虽然传统文人以立名为务，但张翰（活跃于3世纪晚期）却宁愿丢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愿意放弃酒。饮酒变成了个人自由的象征。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如果酒在汉以前的文学中总是处于道德、政治与人伦的网络中，那么汉朝之后饮酒则逐渐拥有更独立的地位。虽然本文不会细致地讨论赋——汉代流行的诗文相杂的文体，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人最早开始详细地描述酒是从汉赋开始的。汉赋以客观的描写作为文体规则，而在如此的规范下，一些作品包括了饮酒及其作用、后果等非常具体的书写。比如邹阳（？—前120）、扬雄（前53—18）、王粲（177—217）、曹植（192—232）等都写过《酒赋》。另外，饮酒之事也经常在其他赋体散文中被提到，如枚乘（？—前140）的《七发》、班固（32—92）的《两都赋》、张衡（78—139）的《南都赋》。为了帮助皇帝展现帝国的繁荣和宫廷礼仪的严肃，汉赋作家尝试用一种铺陈的风格来作文。作为礼仪与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酒能够让帝王赢得百姓与官员支持。而同时，朝廷侍臣和士人们更需要在这些饮酒场合做到自我约束。虽然汉赋作家通常会提醒人们不要酗酒，但他们对饮酒和酒的历史的描述经常显露出一种兴奋之情。大部分赋文会以对饮酒的讽谏结束，然而它们最终所传达的信息却是积极而非苛责的，甚至还会鼓励人们饮酒以打破世俗的限制。比如，曹植的《酒赋》暗示了以酒来跨越社会层级与等级，这似乎和他的父亲曹操的禁酒令相抵牾。但尽管如此，过度的享乐依然会被认为是有违礼数的。由于晋朝对饮酒没有严格的限制，士人们继续写赋来讨论酒的利弊。譬如庾阐（4世纪前期）的《断酒戒》首先表达了对酒的否定态度，其观点是“任欲丧真”。但嗜酒者又从另一方面进行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认为“达人畅而不壅，抑其小节而济大通”。事实上，赋作家利用赋的“问答对话”特点，巧妙地将“讽谏”与“鼓励”在一篇文章中结合起来，也因此作者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态度也是夹杂着扬与抑两个方面。在众多关于酒的赋文中，刘伶（约221—300）的《酒德颂》应该是最有名的，它生动地描写了人酣醉时的感受：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我们应该将曹植、刘伶以及庾阐（同样还有其他作家如邹阳、扬雄、王粲等）关于酒的写作置于一个连续的文学传统中来讨论。它们展现了酒不仅在个人同时也在社会范围上的重要意义。对于百姓来说，酒可以使普通人甚至贫贱者通向极乐之境。当无拘无束地饮酒、酣畅淋漓之时，他们可以抛掉社会道德的规范并摆脱政治的束缚。贫贱者无需仇富或折腰于权贵，他们可以通过酒来达到逍遥无欲的境界。道德家、大族少年以及豪门隐者变成了讽刺的对象，而同时，智者和“大人”在饮酒中把握了真正崇高的精神。他们“醉”状态不是消极的反抗，而是生命的升华。陈德锦/文寇陆/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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