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赵堂子胡同的“小大院”

原标题：赵堂子胡同的“小大院”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赵堂子胡同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南小街已变成与北京站前街一样笔直宽敞的城市主干道，马路东侧一幢幢矗立的板式高楼，让我这个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然找不出过去的痕迹，然而对这条胡同的情怀，尤其是对胡同中“小大院”的儿时生活的记忆，是终身难忘的。赵堂子胡同西至朝阳门南小街，东至宝盖胡同，仅百余米长，有20多个院落，胡同对面是东堂子胡同，北侧是什坊院胡同，“文革”中改为盛芳胡同，南侧叫羊尾巴胡同，后叫阳照胡同，这条胡同更短，北起赵堂子胡同，西至南小街。叫羊尾巴胡同很形象，胡同往东，越过平行的宝盖胡同、宝珠子胡同，就是闻名于世的前后赵家楼胡同。“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壮举震惊世界，当然这是我在上了中学的历史课以后才知道的。赵堂子胡同再普通不过了，然而它有一个“小大院”，却是一般的胡同无法比拟的。“小大院”其实是临近胡同西口，向南分出一个更小的胡同，但它的“口”却挺大，方方正正足有五十多平方米，大家都称它为“小大院”。不用说，我和伙伴们的童年时光就装在了这一片“小大院”里了。我出生在“小大院”里边的13号院，改新门牌时成了22号，这个院称不上正规的四合院，它分里外院，房子不怎么样，但院子里一棵大枣树很是招人喜欢。此树七八十厘米的树干从不到一米的高度分为两枝，一南一北，夏天能将整个外院遮挡住，丰硕的果实更是将树枝压得挨到南北房的屋顶。我到了能上树、上房的年龄，这个活就归我包了，打下的又甜又脆的大红枣，不光院内的邻居们，整个“小大院”的街坊也给他们送去一袋子，让他们分享。小大院里大多住的是来自各地的平民百姓，像来自河北的14号院的刘大爷，会黑白铁手艺，公私合营，去了北京化工厂当了钳工。我家来自山东，却随人家管住里院来自河北的妇女叫大姑，大姑的老伴做布料生意，人称张生生。张先生解放后在东安市场开了铺面，生意做得不错。大姑有些文化，特别会保养，如今已经是95岁高龄，身体仍然很硬朗。对面15号院后搬来的冯大叔、孙大叔，都是北京郊区在不同的建筑公司打工的泥瓦匠，一手的绝活。一条胡同里总有个“大户”，我们“小大院”的“大户”，当属16号院的何家。何家是旗人，何大爷有四儿四女，在“小大院”人口数量居第一，何家可能算作民族工商业者，何大爷解放后被聘为崇文区政协委员，我上他家时看到过聘书挂在墙上。那时，“小大院”是我们孩子们的天下。我们聚在这里，男孩子玩弹球，拍洋画，拍三角，推铁环，抽“汉奸”，抖空竹；女孩子们跳皮筋，跳房子。有的时候七八个男孩子们分成两拨儿，踢起球来不亦乐乎，家长叫几遍都不愿意回家吃饭。过年时，这里更是我们开心的乐园。尽管天寒地冻，但我们心里乐开了花。放花放炮，什么二踢脚，麻雷子，大钢鞭，尤其是小鞭炮，不舍得整挂放，要拆开了拿在手里一个一个地点着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串联”一圈儿后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当时走出十米以上，心脏就跳得很快，喘不上气来。医生让精养，否则就很容易得上风湿性心脏病。活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上学也是“停课闹革命”，无奈之下，在“小大院”里同伴的帮助下，我养起了鸡。同伴们帮我在两墙根下垒起了鸡窝，母亲买来几只雏鸡，从此小鸡就成了我的伙伴。日复一日，转过年来春暖花开的时候，三只母鸡已经能够下蛋了。而鸡窝里的一只公鸡，谁见了都啧啧称奇，它是鸡窝里的“金凤凰”。这只公鸡就像是从画里蹦出来似的，血红的鸡冠，一身通红的羽毛，光滑鲜亮，绿色的尾巴高高翘起，修长的腿下有一双尖利的爪子。公鸡的天性就是争斗。一天，“小大院”里的邻居小平子把他家的芦花鸡抱到了我家，说要斗鸡。两只公鸡怒视片刻，就厮咬起来，只三个回合，芦花鸡就被啄得头破血流，疯似的往自己家跑。小平子不肯认输，又从家抱来了一只公鸡，但四五个回合下来，这只公鸡也落荒而逃了。从此，我家的大公鸡在小大院里出了名，胡同里的其他养鸡户也想比试一番，但每次都是以我家的公鸡胜利而结束。附近的公鸡只要一见到我家的公鸡脖子一昂，往前一迈步，就吓得跑得远远的了。大公鸡成了我两个弟弟的骄傲。可是好景不长，一次母亲趁着我上学不在家，让南屋蹬三轮的老二哥把大公鸡杀了。我放学后知道了伤心欲绝，跟母亲没完没了地闹。哭够了，闷头儿收集了公鸡的羽毛，把它们做成了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留作纪念。“文化大革命”终于临近尾声，上山下乡的大潮扑面而来。小大院里的伙伴们各奔东西，有的去了东北，有的去了山西，“小大院”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就这样，小大院日渐衰落，直至新世纪，它彻底消失了。“小大院”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和伙伴们那清苦、快乐的童年也一去不复返了。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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