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小说高手中的高手:《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识!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识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古典小说的特殊性。 1、 《聊斋志异》所关注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态,他们所具有的悲剧意识没有以往古典小说的悲剧和大气,表现出的是细腻柔和而又琐碎的美。
原标题:高手中的高手:《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识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古典小说的特殊性。1、《聊斋志异》所关注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态,他们所具有的悲剧意识没有以往古典小说的悲剧和大气,表现出的是细腻柔和而又琐碎的美。这并没有削弱《聊斋志异》的悲剧力量,反而增强了它的悲剧性。波澜壮阔的悲剧可以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而平和细腻的悲剧却是长期萦绕于心的感伤。日常悲剧意识可以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切身体会的悲,从接受美学上讲,越贴近于读者心灵感受的作品越容易引起共鸣,从感受上带给接受者的悲剧性体验似乎应该更为强烈。《聊斋志异》来源于民间故事,小说所描写的大部分是爱情婚姻。家长里短之类的生活琐事,情感细腻真切,使得《聊斋志异》所表现的悲剧意识更加人性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小说人物在悲剧性遭遇中的个人体验。叶旦捷在《试论中的悲剧性小说》中谈到:“传统悲剧小说少写、不写的人对悲剧命运的人性体验,反而已成为他的小说的审美观照焦点”。传统悲剧小说注重情节的描述,往往以故事情节取胜,而对人物的情感心理变化关注极少,因此,悲剧的震撼力不够强烈,并且缺少人性的温暖。正如叶旦捷所说,《聊斋志异》把人心体验作为了审美观照的焦点。“忽闻呜呜然鬼泣,则小谢哭于暗瞰。心甚怜之,即移灯往,宽譬哀情,而拎袖淋浪,痛不可解……”;“于是相对执澜,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竞迷村路,叹恨而返”;“已投江中矣,土大呼,诸船惊闹,夜色昏蒙,惟有满江星点而已。土悼痛终夜,沿江而下,以重价觅其骸骨,亦无见者。恺恺而归,忧痛交集”。对小说人物的悲伤感受描写得极其细致入微,所见的景物都罩上了悲伤的色彩,让接受者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使悲伤意味更加浓郁。第二,弱化小说人物评判的道德标准。对小说人物道德标准的弱化,扩大了悲剧性人物的范围,并不是好人才有悲剧,才会产生悲剧意识,不完美的人物也同样会有喜怒哀乐。“蒲松龄打破了只有人格完美者才能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我国传统小说美学观点,让身上有各种性格缺陷者也成为悲剧性小说的审美对象”。悲剧意识在《聊斋志异》中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站在宏观的超越了人性好坏的角度上关注各种小人物的命运。悲剧意识更多地体现在了普普通通的人物身上。世族张公将长女许配与毛公,她“甚薄毛家,怨惭之意,行于言色”,妹妹只好代姊嫁之,“姊适里中富室儿,意气颇白高。夫荡惰,家渐凌夷,空舍无烟火。……又无何,良人卒,家落。……刻骨白恨,遂忿然废身为尼”;“龙门谢中条者,桃达无行。三十余丧妻,遗二子一女……一日,翔步山途”,见一女子貌美,“曳入幽谷,将以强合”,后娶为妻,此女乃恶狼所化,食其二子一女,后“冲门跃出”,“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这都是因为道德上的缺陷而酿成的悲剧。对他们产生的怜悯叹息似乎要远远多于谴责。并不只是美的东西打碎了让人悲,不美的东西碎了也同样让人悲,这类不完美的人物身上也同样具有悲剧意识。模糊了道德评判标准的界限,便减少了很多刻薄或苛刻的因素,使《聊斋志异》体现出人性悲剧的美。2、《聊斋志异》带有浓厚的“孤愤”情绪。“孤愤”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孤愤》。唐司马贞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索隐中说:“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孤愤”,即耿直孤行,愤世嫉俗。愤慨之外是孤傲与高蹈,聊斋先生自己就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既然如此,《聊斋志异》中的悲剧意识,难免不被染上“孤愤”的情绪。贾奉雄才冠一时,却“试辄不售”。郎秀才施术使贾以狗屁文章应试,竞中经魁。“取文稿白阅之,大非本怀,快快不白得”,觉得自己无颜见同人,遂“遁迹山丘,与世长绝”。这是蒲松龄满腔“孤愤”的折射,体现出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的孤高。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花妖狐魅形象,都透露着一股孤愤之气,而正是她们耿直愤慨的性格造成了悲剧的结局。朱生与冤魂公孙九娘相恋,却因一时疏乎忘问志表而未能将九娘与其母葬于一处,半年后又去寻找,于墓问见九娘,“下与语,女竞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白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九娘的悲凄无助之中饱含着愤怒。她的愤怒,笔者认为不见得是完全针对朱生的,朱生一片痴情,她应该是知道的,千坟累累,确实难以寻到她的葬身之处。她的“怒”还有对白身遭遇的不满,对命运如此安排的抗议,对还要孤苦无依的飘零下去的无奈。葛巾因常大用疑她为妖,对她生嫌隙之情,她愤而“举儿遥掷之,儿坠地并没”。阿英,阿纤也因家人对她们异类身份的疑惧而离开。既然为众难容,便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换取人格尊严的完整,而决不委曲求全,改变个人的原则。正是这种孤傲耿直的执著,构建了悲剧的美。蒲松龄苦闷不平的人生体验,借助小说中人物的感愤孤直得到了抒发,寄托着他的不满和感伤。“孤愤”的情绪融入悲剧意识之中,是《聊斋志异》的一大特色。《聊斋志异》中的悲剧带着一腔“孤愤”,于软弱之中透露着刚毅的力量。3《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为主角,人类可以进入天界地府,这样就将人物的执著或抗争更加扩大化,超出人世也无法摆脱悲剧意识,人类更加无处可逃。悲剧的深化在恋爱悲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王国维曾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坏人作恶造成的;第二种是由偶然的意外所造成。这两种悲剧尽管不幸,但毕竞不是人人无法躲避的。最可怕的就是人人无法躲避的人生悲剧,‘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前两种悲剧的悲剧性远远小于第三种悲剧,第三种悲剧的可怕,正是在于谁也无法躲避。可以躲藏的时空都已经去过,甚至逃出了人世问,但悲剧仍然纠缠不休。首先,《聊斋志异》将追求者之悲与被追求者之悲深化,提升了恋爱的悲剧性。《聊斋志异》的恋爱故事,发生于“青林黑塞”间,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超出了凡问生活。追求者求之而不得之时,可以借助于超白然的力量,让追求者的执着扩展下去,增加了对悲剧性命运的抗争程度。越是知道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越要顽固地去试图改变它,这样一来,恋爱的悲剧程度便加深了。张于旦自从见到了鲁公女之后,便“归忆容华,极意钦想”,然而不幸的是,“女暴卒”,张生“悼叹欲绝”。这个不幸的爱情悲剧到了蒲松龄的笔下就有新的发展。张于旦痴心难改,对着灵枢祈祷,“然生有拘束,死无禁忌,九泉有灵,当姗姗而来”,亡灵被感动,开始了五年的人鬼之恋,并相约鲁公女投胎转世之后仍为夫妻。今生在人世做不成夫妻,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真情难断,哪怕人鬼异类也要了却心愿。正是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将悲剧的发展延续下去。孙子楚对阿宝的痴情更是超乎了生死。他为了阿宝儿自己切除多余的一指,已经为爱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聊斋志异》的奇异色彩再一次将他的悲剧延仲。孙子楚的魂魄追随阿宝三日,还魂后“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更有甚者,白己化成一只鹦鹉去与阿宝相伴。为了爱情,她可以放弃做为一个人的躯体。如此体现出来的悲剧意识让人震撼,它的悲剧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致。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还留有一个想象的空问去获取心理上的安慰,而当这个想象的虚拟的空问也充满了悲剧色彩之时,人便真的无处可逃了。其次,《聊斋志异》中的追求者不仅是男性,还有美艳的女子,这些女性一般来讲都不是平凡的人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花妖狐魅的地位是远远低于人类的,她们要获取人世间的爱情,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李氏女与桑生相恋,同居数月后,“觉大困顿。初犹白宽解;擅粥一欧。……因循数日,沉绵不可复起”。一番爱恋之心,反险些害了桑生性命,与李氏女的初衷是相反的,“与郎偕好,妾之愿也;致郎于死,良非素心”。莲香治好桑生之后,“李遂数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对时亦恺恺不乐”。为了不对所爱之人造成伤害,只能忍着内心的痛苦,尽量与他保持距离,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天涯。然而更为痛苦的事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海州刘子固爱上杂货肆中名叫阿绣的女了,求之而不得,狐女化为人形与刘相守,当刘疑她为妖之时,她“转身遂杳”。最后,她撮合成了真阿绣与刘的婚姻。狐女阿绣虽为妖,但是对刘子固是有感情的,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心上人送入他人怀抱。类似的情节在《聊斋志异》中很多,如《封三娘》《宦娘》《红玉》等等。张法先生在讲到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时说,“但由于她是蛇,不是人,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她的追求是不合礼的,超越了人(礼)妖(非礼)的界限”。因为《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女性,是妖或狐魅,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她们追求的悲剧除了受到人间礼法的阻碍之外,还有妖魅世界的限制。“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狂烈地追寻某种超越的事物,而当它发现并非如此时,它便感到失望”。对于她们来说,追求人类的爱情,就是在追寻超越的事物,其结果必然是失望。她们美丽善良,具有凡间女性所难具有的完美,是应该享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生活的,但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命运之中。运营/婷婷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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