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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通稿讲座通稿|“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

长河网 • 2019-01-23 12:48:29 • 文化 • 阅读 13
“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 2018年10月25日下午，美国政治思想史大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史研究院与历史学院之邀，携新书来访人大，在国学馆
原标题：讲座通稿|“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2018年10月25日下午，美国政治思想史大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杰斯（DanielRodgers）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史研究院与历史学院之邀，携新书来访人大，在国学馆113教室发表了主题为《“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AsaCityonaHill”:TheStoryofaTextandInventionsofExceptionalism）的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本次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担任引言人。此次讲座吸引了200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多个其他院校的老师、同学，会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图为罗杰斯教授及其新书黄兴涛教授在致辞中欢迎罗杰斯教授的访问，并介绍道，此次演讲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史研究院所举办的“大历史、全球史家对话”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此演讲系列旨在通过邀请世界级史学大师，促成中国学者与他国学者在史学前沿领域的对话，突破类似活动的单一演讲模式，强调系列的主题性，历史学亚学科的相互对话，中国学者的参与度，以及活动的可持续性。同时，黄兴涛教授受校方委托，邀请罗杰斯教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术大师讲堂嘉宾，并颁发证书。沃斯特教授在引言中介绍了罗杰斯教授的学术经历与重要成就，特别提及罗杰斯教授的成名作《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一书，指出此书正是罗杰斯教授试图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研究美国史的实践。藉此，沃斯特教授呼吁史学研究对既有学科边界、国家边界的突破。图为黄兴涛教授图为沃斯特教授罗杰斯教授首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并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十分期待同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他相信这场跨越太平洋的学术之旅能够为他对美国政治、思想与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想象与启发。在演讲伊始，罗杰斯教授强调他的演讲并非关于美国如何例外，而是例外主义在美国究竟如何创生、演化，如何进入政治与历史学的话语，成为其分析工具，用以将无数必然与偶然、同质与异质的历史碎片统合成一种看似完整的历史叙事，创造一个统一美利坚民族的起源故事。他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工具又是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解读主导了美国政治与公众的自我认知，最终被想象成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思想传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罗杰斯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演讲。首先，他将例外主义视为一个有着自身演化历史的观念，追溯其历史的沿革，对之进行定义，审视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其次，他回到被视为例外主义起源节点的历史文献——1630年约翰·温思洛普的著名布道词《山巅之城》（或《基督慈善的典范》），起底这篇美国人尽皆知的历史文献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分析一个历史文本究竟如何被层层历史阐释裹挟，最终被后人赋予其在当时完全不曾论及也未曾想象的历史意义与隐喻。最后，罗杰斯教授在“山巅之城”与例外主义之耦合的讨论基础上，强调一个历史文本自身及其与之情境相纠结、相创造的历史应当获得思想史家更审慎的分析，也期待这样的研究激发更多对时间、偶然性与比较史学的关注。罗杰斯教授指出，例外主义并非是差异的同义词，甚至不是独特的别名。将一个国家的过去与现在描述为例外，并非简单声称其与他国不同。因为差异是不言自明的老生常谈。独特性并非是唯一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独特性。例外主义主要是关于背离的问题。成为例外，意味着背离某一规则、某一标准。声称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例外的，所虑者并非关于该国的独特，而是为所有他国所做的主张。它想象某一种规则贯穿其他任何地方，只有一处例外。因此，从表面上看，例外主义似乎是关于差异的陈述，然而实际上是关于同一性的陈述，即所有其他国家的相似之处是什么。1945年后，当美国社会学家环顾世界时，他们看到的是欧洲国家的民主溃败、经济萧条，此时他们认为美国是例外于这个世界的。也正是这些社会学家将“例外论”一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词汇中提取出来，使之成为普遍的分析工具。美国学者认为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制度是脆弱的，仍然受到不稳定和法西斯主义的困扰，经济增长也是时断时续。只有在美国，民主现代化的承诺才得以兑现。失败是世界的普遍规则，而美国历史似乎证明的其获得成功是一个很大的例外。1945年以后，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优势使“例外主义”具备了说服力。即便美国历史不断声称自身是例外的，但这一例外绝非“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而是在文本与记忆中不断被塑造与加强的想象。现代美国人往往将其对历史一般规则的背离追溯至其历史的早期：1630年马萨诸塞公司总督约翰·温思洛普在前往新英格兰途中的船上进行布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aCityUponaHill)，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谈资和笑柄。”这篇布道被认为宣示了后来美国政治思想中广泛存在的美国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核心内容。在过去四十年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本教科书里，这个故事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据说，在这个故事里，美国人发现了一种使命感的开端，带着“天定命运”使命感的美国人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征服与教化，到二战过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也正式接受他们领导世界的责任。因此可以说，“山巅之城”的最早提出是美国人意识的开始，是第一次清晰地表达出美国的“观念”，温斯洛普成为第一个宣布美国是例外的人。其他国家都是出于利益、权力建立的，唯有美国一枝独秀，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罗杰斯教授指出，这一事件从未以这种方式发生过，上述故事只是二战后美国人建构的想象。这个文本在整个17、18世纪从未曾为人所提及，当其在19世纪进入美国人视野的时候，也没有受到任何关注。直至1970年代，它方始在横跨大西洋的起源故事中找到一席之地；而一直到里根的1980年代，它才变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关于美国认知的标准叙事，成为教科书中的美国传统。这正是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的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一个非常现代的传统。事实上，仅就文本而言，温思洛普布道的核心并非“山巅之城”，而是“基督的慈善典范”（amodelofChristiancharity），这是一个长期而热烈的慈善呼吁，要求免除债务、照管他人、关爱穷人，响应公共利益的需求。温思洛普解释道，因为他们（清教徒）与上帝有着特殊的关系，如果没有遵守爱和慈善的规则，他们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为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一旦他们在新英格兰失败了，无疑会令他们仍留在英格兰的清教徒盟友丧失信心。事实上，在整个17世纪的大西洋世界，都有模范城市、模范定居点和模范国家。以加尔文主义闻名的荷兰便是其中之一，清教革命期间的英国则是另一个典范。相比之下，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的使命感显得更加胆怯而焦虑。17世纪温思洛普在新英格兰的布道更多是强调了责任：即生活在上帝和其他人的审视之下，需要随时面对失败的降临，因此必须担负起成为“基督的慈善典范”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思洛普的“山巅之城”与其说是一种对新殖民地超越性的宣示，不如说是对其脆弱性的忧虑和警告。正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将温思罗普的“山巅之城”纳入到美国特殊使命的核心。事实上，令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新宗教”的里根从未真正理解温思罗普在其文本的核心部分对资本主义伦理基础提出的质疑和他对“慈善”的信仰与解释。但是，身处冷战的里根的确认真对待温思罗普对失败的预感。1970年代初，里根非常担心冷战的意志正在下降，美国将会在经济、种族和政治动荡中分崩离析。温思罗普所言的“失败的焦虑”，是里根和当时其他美国保守派都具备的想法。在其担任总统的8年期间，他在演讲中重复了20多次温思罗普的故事。只不过，里根改变了这一故事的原始含义，他对“山巅之城”的意象进行了重塑。图为讲座现场现在，历史学者已经很习惯讲述文本的接受历史，如《独立宣言》，如“葛底斯堡演讲”，如莎士比亚，在任何一个接受故事中总有被重新塑造的元素。但是，温思洛普的《基督慈善的典范》历史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接受故事之外的东西。它是关于一个几乎彻底消失的文本如何被重新发现并获取偶像性地位的故事。它讲述的故事是一系列的重新发明。在某些时刻被引用的部分可能在另一些时刻变得全然无足轻重。这是一个被不断填充、再填充意义的文本，这个故事的主题正是这个处于持续动态过程中的文本，它的历史充满着偶然、变化、讶异，无法确定，极富戏剧性。而我们，却在某种历史和国家生成的假设的压力之下，将之想象成为一个静态而独立自足的故事。“山巅之城”的故事启示我们，人们会把某些事物从过去中分离出来，重新想象它，如此把过去和现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山巅之城”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与其真正的历史分离，被重新想象为例外主义观念的一种表达。自二战以来，例外主义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想象，它将美国从国际背景下隔离开来，在描述其他地区普遍规则的过程中将其他国家的历史同质化。但是，罗杰斯教授指出，讲述这个故事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对过往的批判性解构，它同时允许我们对历史重新进行思考。它允许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社会是拥有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的异质组合，而非分享某一普遍规则的统一体，这正是所有比较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它也允许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所有国家都是在其与其他国家相互作用的过程被形塑的，允许我们重审某一个国家在跨国的经济交流、通讯往来，以及人口和环境的变化中所处的位置，如此有助于我们书写更加开放、相互渗透的历史，而非人为的孤立的自足故事。它还允许我们更加审慎的对待偶然性，看到历史在任何时刻都呈现出多种可能。最后，它允许我们看到，我们也必须看到，过去并非当下的镜子，而是某种有着深刻差异的存在：是同我们自己有所不同的异邦。图为学者对谈罗杰斯教授演讲结束之后，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杨念群教授就“中美历史上的自我认知之比较”问题进行了对谈，并且回应了在场老师与同学的踊跃提问，整场活动圆满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蓝大千供稿）本期编辑：郑坤艳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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