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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有遗产为什么穷宋以朗：遗产执行人眼中的张爱玲作品|访谈

长河网 • 2019-01-22 21:07:20 • 文化 • 阅读 10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上，很少有一位作家，能够像张爱玲一样，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不止于她的作品，八卦、家族、历史，甚至还有她的服装、首饰，甚至一抹胭脂的色彩，都成为了后世人们津津乐道、并孜孜不倦寻觅的主题。 在她去世之后，人们依旧能够通过张
原标题：宋以朗：遗产执行人眼中的张爱玲作品|访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上，很少有一位作家，能够像张爱玲一样，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不止于她的作品，八卦、家族、历史，甚至还有她的服装、首饰，甚至一抹胭脂的色彩，都成为了后世人们津津乐道、并孜孜不倦寻觅的主题。在她去世之后，人们依旧能够通过张爱玲的“新”作欣然获得她送来的别样精神圣礼，然而张爱玲唯一的实际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是怎样看待张爱玲的这份“礼物”的呢？今日，聚珍君与大家分享宋以朗博士的访谈。（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张爱玲的“礼物”“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份礼物。”作为张爱玲的好友宋淇与邝文美唯一的儿子、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宋以朗1949年出生在上海，在四个月大的时候被父母抱在怀里来到香港，18岁时离港赴美，并留在那里生活了30年。虽然宋以朗的父母分别毕业自燕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但宋以朗却一直从事着一份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他拥有统计学博士的学位，并且曾在全球第二大统计公司担任顾问职务。宋以朗小时候见过张爱玲，但印象不深。彼时的他对家中出现的这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与父母用上海话交流的女人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偶尔抱怨着“她一来，就占据了我的卧室，我就只好到客厅当厅长”。2003年，为照顾生病中风的母亲，宋以朗回到香港。2007年，邝文美去世，宋以朗正式开始接管张爱玲这份通过父母遗留给自己的“礼物”，宋以朗的名字，从此与张爱玲紧紧联系在一起。但宋以朗并不承认自己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我这么多年做的东西，算不上什么研究，我只不过是对解决问题这种事情有兴趣，不止张爱玲的问题，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问题”是宋以朗面对张爱玲遗产的态度。在每次决定一本书稿是否要出版之前，宋以朗都会进行数次严谨又专业的统计学分析。他首先从自己家族内部的资料着手，在父母与张爱玲长达90多万字、浩如烟海的通信来往中，摘取出与此文稿相关的内容，并由此一步步判断出作者对于它的态度以及重要程度，然后再将统计内容从家族内部延展到网络以及社会各类相关人等中去，并最终得出相对精准的数据分析。“说来说去，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数字的问题。”宋以朗这样总结自己的“张爱玲研究”。从出版第一部张爱玲遗作《重返边城》开始，在接管“遗产”的六年内，宋以朗又整理出版了《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易经》《雷峰塔》《宋家客厅》《少帅》等七部张爱玲作品及相关书籍。他依旧很少从感性的文学角度分析张爱玲的作品，而在任何与张爱玲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与媒体活动上，坐在嘉宾席上的宋以朗一般都会面带微笑，认真地倾听其余研究者的发言，并偶尔用词不达意的普通话补充两句。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却觉得宋以朗的头脑“非常清楚”，按照陈子善的讲述，宋以朗几乎收集了市面上能看到的所有张爱玲传记，并且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异于常人。“比如大家都说张爱玲的《少帅》是写西安事变的，但宋以朗所感兴趣的点是，这种看法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然后他会去调查研究。”陈子善说。“我从来都不会去说这本书写得很好，这本书写得很差。因为我真的不懂。”宋以朗对《中国新闻周刊》开着玩笑。“如果我真的销毁这个东西，我不是人”《小团圆》是宋以朗出版的第一本张爱玲遗稿。这本书出版伊始，曾在中国两岸三地的文学界引发起巨大争议，但争议的主题，却并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而是集中在它是否应该出版问世上。按照宋以朗的回忆，他最初接手这份遗稿是在2007年母亲邝文美女士去世之后，彼时的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张爱玲冥冥之中转交给他的这份“礼物”会在将来的岁月，生出多少牵绊甚至麻烦。面对纷繁复杂的张爱玲遗留稿件，宋以朗先从较为简单的工作开始着手，在整理完成《重返边城》等“断简残片”之后，他不得不面对这部长达16万字、619页张爱玲用疏落的字体，誊写得整整齐齐的完整手稿。“我从没有见过一份手稿是《小团圆》这么厚的，我一页一页地看，统统都是工工整整。当时我想，如果我真的销毁这个东西，我不是人。这种东西以后不会再有了。我是将近四十年没有写过中文的，一直都是用电脑键盘打字，我很难想象今天还有作家会手写几十万字的小说，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宋以朗回忆说。宋以朗没有按照张爱玲在“遗嘱”中所提及的那样“……《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而是选择在2009年，将它正式出版。“我有三种选择，出版，销毁，或者搁置，等其他人来做出决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六十几岁了，自己没有儿女，而我姐姐的儿女都是美籍华人，他们不懂中文，所以最终这个决定，还是得我来做。”宋以朗说。文学家木心曾在一篇题为《素履之往》的文章中评价张爱玲，他把张爱玲称呼为“乱世的佳人”，而“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言下之意，木心认为张爱玲的创作源泉，来自于“孤岛”时期的上海，而当乱世结束，她的文学生命也就戛然而止了。而作家、学者、中国内地版《张爱玲全集》的主编止庵则认为，木心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对于张爱玲后期的创作脉络并不熟悉”。“《小团圆》一出，对现有张爱玲的研究不是补充，而是一种颠覆。”学者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看了《小团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张爱玲的那些传记都白写了，过去根据有限的材料，大家做出一些判断，比如她跟傅雷、苏青、胡兰成、桑弧等人的关系，其实都是一面之词，因为《小团圆》，原来的很多说法都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和审核。”止庵说。但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在1994年出版的《对照记》，在那部书中，张爱玲为自己挑选出来的家族照片一一作了解释说明，她的祖父母、爸爸妈妈、姑姑、弟弟……都纷纷入文，笔调散淡却不时流露出怀乡忆旧的脉脉温情。时隔十五年之后，作为张爱玲去世后“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小团圆》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暗示出了张爱玲对于自己家族以及亲人的另外一种认知。在《小团圆》中，张爱玲的文笔冷静而残酷，她甚至以一种“揭发”的姿态，描写出亲人之间的嫌弃与淡漠，情人之间的纠缠与算计……“《小团圆》不提供传记材料，它提供的都是对现有传记材料的破坏。”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我觉得在这段话中，张爱玲说出了她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我想张爱玲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是因为它看上去有一点像《倾城之恋》，是西安事变成全了赵四小姐，如果没有那场事变，他们俩人的关系就算完了。”宋以朗“揣度”着张爱玲写作《少帅》的初衷。那是一个没有写完的故事，夹杂在云遮雾罩的历史叙事中，我们隐隐看出了一个单纯少女与一个倜傥军官之间的爱情故事。但那似乎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出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而是张爱玲对于历史抑或自身的某种投射。与《小团圆》所不同的是，《少帅》的文字稿在张爱玲在世时，除了她自己，从未有人真正读过。在1995年张爱玲去世之后，《少帅》的英文打字稿夹杂在大批遗物中，邮寄到香港宋淇与邝文美夫妇手中。邝文美后来又将它与一部分张爱玲的书信一起，捐赠给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并在那里静静搁置了十几年。“我不认为《少帅》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如果不熟悉张爱玲，你会看得一头雾水。”宋以朗这样形容这部作品。《少帅》是张爱玲在上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后，用英文写成的小说。她为了这个故事，甚至用长达三年的时间来搜集、考证历史资料，但最终在写完短短七章之后，她放弃了它。没有人知道张爱玲提起笔并最终放下的原因。“如果要我猜，我觉得接下来的第八章应该写九一八，第九章就是西安事变，第十章写台湾，如果张爱玲在1990年到1992年还在写作的话，那时候，她应该会写到张学良解禁之后的生活。”宋以朗说。张爱玲曾经在1937年中学毕业时，填写了一份刊登在校刊《凤藻》上，由毕业生回答“最喜欢什么”“最恨什么”的调查问卷。在那份问卷调查中，“最喜欢的人物”一栏，张爱玲填写的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后来，在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中，她又提及这份表格，并将它称为自己的“爱憎表”。宋以朗认为，在这份“爱憎表”中，已经透露了张爱玲对于爱德华八世这类性情人物的仰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她对“少帅”张学良产生兴趣的缘由。“在张爱玲的眼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似乎将浪漫爱情看得比国家大事都更重要，所以《少帅》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延续着她投射在爱德华八世身上的少女幻想。”宋以朗说。止庵则认为，“张爱玲也许是在少帅的身上，看到历史和时代变化的缩影。”张爱玲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动笔写这个发生在距离她写作时四十年前的故事，“如果之前有人写它，一定会写成一个张恨水式鸳鸯蝴蝶的小说，但时隔四十年之后，一切事情尘埃落定，只剩下一对老人，他们还活着，但世界已经把他们遗忘了。”止庵猜测，正是这样的时代沧桑感引发了张爱玲的兴趣。美国作家塞林格曾经在他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借着主人公之口戏谑着提出了一个关于读者与作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有些作家你读完他的书，会想打电话和他聊聊;而有些作家，你觉得他的书也不错，但绝不会想和他成为朋友。”而中国学者钱钟书也曾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对于张爱玲来说，她可能是整个华语文学界拥有“粉丝”最多的作家，即便在上世纪她隐居美国之时，也有记者不远万里找到她居住的寓所，求见不得后，通过捡拾张爱玲丢弃的垃圾，最后敷衍出了一篇长达万字、题为《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的文字报道。“假如张爱玲还活着，以她的性格，她一定不会有兴趣与读者和研究者做朋友。”止庵和陈子善都这么认为。止庵甚至还举了一个张爱玲游览台湾的例子，“在《重返边城》中，张爱玲全文只提到过一个在台湾期间陪同她游览的朋友的名字，是画家席德进。而在花莲与她最亲密熟悉的王祯和却只字未提，甚至后来王祯和去美国，张爱玲也并没有见他。”而后来止庵“考证”出，张爱玲在写作《重返边城》的时候，当年陪她同游的人中，只有席德进在她写作之时已经去世。“她提了死去的人，却不提健在的人，这很有意思。”止庵说道。就像张爱玲那些写下一半就拦腰斩断、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结局的故事一样，隔着重重似是而非的往事资料，我们也永远看不清这位中国现代拥有最多话题的女作家真正的模样。但换一种角度，正如同张爱玲在散文《烬余录》所写的那样：“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我觉得在这段话中，张爱玲说出了她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宋以朗说。注：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1期✿　万燕　著✣2018年1月✣本书从张爱玲早期的阅读入手，切入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以及戏剧、小报、唐诗等古今中外影响其创作的“潜文本”，分析其小说创作源泉，并联系其童年家庭生活、青年情感生活、晚年独居生活，揭开其绚烂文字背后复杂的人生底色——华美苍凉。人与文的相互纠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本书详情可参阅：从阅读、写作、人生多角度读解张爱玲｜上书坊✣阅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马上购读《读解张爱玲——华美苍凉》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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