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无能的力量，一个不被承认的德国支教卢安克。无能的力量，一个不被承认的德国支教卢安克。卢安克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个人自述我不是个专业的教师，也不是个专业的研究者，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我虽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能用我的多数时间投入到我的爱好中去，能自由地去观察我学生的真正需要。我追求的生活是跟我熟悉的人、跟我身边的人一样的生活，但我去生活所靠的动力却不一样。这个动力也不是什么我想达到的目的。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仅仅是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与学生共同去追求和享受我们所喜欢的生活，而我很幸运，能实现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我在这个网上里给你们写的都是我想过的一些事情，也是不一定正确的一些想法，但这并不是我生活的真正动力或内容。在我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或原因是我无法思考和表达出来的。这网上记录的也只能是我过去的、现在已经失去了和部分否认了的经历、认识和想法。既然是这样的，我就不必再说这些已经过去的想法。我也知道，一个想法本身是没有什么用的。有用的，是从感受而发挥的行为和生活。所以我现在想的只是去做，让自己恢复不起来的认识变成自己的生活。这段时间，我仍然在作我县共青团的一名志愿者，在偏远山区的一名村及小学代课。但同时我还变成了一个帮城市人临时打工的服务者，来维持我的生活（挣钱）。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出入小山村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在东兰县的隘洞初中当老师时，卢安克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5.1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对中国教育的印象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教育的决心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3天，他才回到县上。3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2002年6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我问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干嘛非跑到这样一个地方？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村民的热情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啰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改变这一切烦恼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8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卢安克的几条事项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几条事项：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上课的问题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教普通话、作文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300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150斤。”“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利用你干嘛？”“找钱。”卢安克乐着道。“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建一座桥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修路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3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这条宽仅0.6米，长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生命的价值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他个人用。“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5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5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我问卢安克怎么打算？他说现在只能先待在医院治病，然后再回林广屯。“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3月4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总结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他在华支教十年，是感动中国2006候选人。当时他说：“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我吓坏了，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让他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总结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他在华支教十年，是感动中国2006候选人。当时他说：“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我吓坏了，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让他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摄影创作与学生的摄影创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跟学生做创作呢？因为做创作的人永远都不会闷，而在青年时代，闷又是引起各种不好行为的主要原因。我当然知道，我跟我学生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起到真正的作用，我跟他们需要做的就要多得多。所以在2010年的春季期，我就又一次用三个月的时间跟学生做创作，这次是两个班，是五和六年级一起来做的。我们就每天都这样在继续我们这两个班合作的一个大作品，把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共同感受编成了我们《梦别》的故事。我们用音乐课来编八首不同气氛和清洁的歌曲，用美术课来做拍摄，用综合实践活动课来完成一切。我们经过三个月每天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的作品成型。这种长期的工作连续慢慢得到结果的过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稳定、信心和快乐。学生的家长或爷爷奶奶们给乡政府说了，他们希望我继续跟他们的孩子做这方面的创作。他们以前能看到的只有拍山歌的录像，不好看。我怎么能不做呢？也就在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县发生了特严重的旱灾。学生的家都在坡上，他们家里的自来水多数都不来，而从远方扛过来的水不够用来洗澡，更不够用来种菜。但学校在下面，学校一直都有水，甚至学校后面的小洗的水还特别干净。我就决定与学生一起重建在这条小溪的水坝，恢复我们几年以前的游泳池，让全村的学生到那里游泳和洗澡。我向建房子的学生家长买了水泥和水泥砖，而几天后，在同学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梦想的游泳池就实现了。这个干旱的时期就变了特别好玩，特别舒服。所以在我们排的作品中也就能看到半完成的和已经完成的游泳池。这一次的活动，我哥哥无法帮助我，是因为他在英国参加绿色和平的环保活动，就被告上法庭不能离开。这一次虽然来了圆善合作社的一个朋友帮忙，但他带的时间只有三个月活动的其中一个月，而且，他除了帮我防治外来的干扰之外也做不了什么。我一边需要帮手，以便忙着在网上拒绝帮手，真奇怪。在网上说一定要来的人，每天有几个。有的想看看，有的想感受，有的想从我得到力量，有的想参与我与学生的活动，但都是一下子的，最多几个星期的。那是捣乱一下，然后又走了而已。我需要的，是通过几年与学生共同的命运来了解每一个学生特点的帮手。没有这样的人。所以，编辑故事、做准备工作、去拍摄、编辑歌曲，都是我一个人跟两个班级的学生完成的。还有后边在电脑上做的剪辑工作也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没有我哥哥那么专业，所以在技术方面，我们这次就不太完美了。但因为我所有的班和所有门课都假如到一个活动中来，我的教学工作就一体化了，变得很简单（追求与思考不分散）。因为我只要想着一件事，也因为学生合作得比以前好，所以我们还是成功来完成的。现在，跟我拍《和平剑》电视剧的学生作为六年级了。他们与我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态。他们与我合作得非常好，愿意配合得非常好。我以前见过的班级，有的是听话但不敢做，有的是敢做但不听话，但我现在的六年级学生在春节前又敢又配合。在他们的班里，我的权威不是经过手段获得的，更不是上级给的，而完全是学生给我的。我们在班里的合作基于互相的尊重和喜欢，真是舒服极了。这是与他们共同创作而得出的结果。这样，我就不需要让学生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不需要我因为忽略别人的想法而难受。当然，到了这个学期进入了青春期的时候，学生的内在发生了转变（障碍），他们虽然还很愿意，但同时又不好意思在别人的面前表现。有的来找我，靠近我并说，他们希望我来逼他们做原来自己也想做的。他们问我，自己的变化是什么绘事，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而我就告诉他们：这就是因为青春期。每一个时期都意味着一些失去。那就是成熟。到了初中以后，他们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没有跟我拍过电视剧的五年级虽然还没能达到六年级的那种状态，但他们为了我们的作品，为了看到一个结果也突然变得很愿意配合的样子。他们还很容易投入到一切，容易高兴地为了什么去牺牲自己，为了我与我们的成功。但在有不熟悉的人看到时，他们也不敢，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不参与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五年级很投入，但不同的意见太多。六年级已经失去了投入的能力，但他们提的意见很好，所以我多让他们做决定。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多次怀疑我自己。有时五年级的学生，谁都跟谁过不去。自然环境让大家麻木。比如有一天，我先接了一个女人骚扰的电话，然后有人不合作，别人就打他。然后，大家就没有心情，放弃而走了。我也不想逼他们，就放弃，而他们也很难过，因为不想看到放弃。太多生气的、太多伤心的心--而这一天的晚上也就是一年以来的第一次的下雨，一场很大的雨。下完了以后，在宿舍睡觉的五年级学生很想从我得到新的希望，再次的机会。但我没有那么快，只陪伴着他们在没有结果的状态中。另一次，我们在水里面的拍摄因为来记者就被改到很冷的一天。我建议他们再改时间一次，但他们等不了。我说，只有一次的拍摄机会，还是让我们等到热的一天，效果会更好。但除了主角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求当天拍。我没办法。当然，最强烈提要求的学生后来没有下水，或马上又出来，再也不干。拍了一个镜头，我们就拍不下去。没有了结果，这推动了我们的感情很深。大家都很伤心，而先要求后不干的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在找机会把自己没做到的再补回来。晚上在宿舍睡觉的时候，五年级的学生喜欢唱我们自己编的八首歌，把不同的气氛都唱出来。他们最欣赏的是，自己适应着配音的样子。在自己不唱，在听的时候，他们又不喜欢一种已经做好的被录下来的配音。他们更容易投入到我现场在钢琴上弹的音。因为我借来用的那部摄像机不能录声音，所以所有我们用上的声音，都是分开来录的，然后在电脑上合成的。这样来做我虽然更辛苦，但跟学生的工作更容易，因为不需要同时注意到动作和声音。因为我们没有钱买乐器，所以可惜，不能一起来做配音，只能用最便宜的办法，也就是用免费下载的电脑软件来制作配音。在我们录学生唱的声音时，教室旁边的工程出的声音有点大。另外，我的老电脑处理不了图象，而我借的那台又播放不了MIDI文件的声音。所以我都结合用了两台电脑才完成得了我们的作品。反正，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不需要提那么高的要求。每当有客人来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停止我们的项目一两天。我还是感谢那些因为理解所以没有来的人。...........柴静采访卢安克手稿一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但是理解够吗？”“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我哑口无言。二我采访姐弟俩。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我纳闷了一晚上。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空的？“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三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现在？”我愣住了。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再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四“当时发生什么了？”“我记不起来了”“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我放弃了。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五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可能会失望。”“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没有。”“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六“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紧。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奇怪？”“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不。”七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为什么？”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八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我问“你为谁写的？”“他”他指向卢安克。...........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