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的自由爱情、死亡、自由与革命…存在主义!?太可怕了!!

1“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 1940年代的某一天,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在坐火车时,听到一位女士说: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就是存在主义者,他竟然和一个黑鬼女人住在厨房里!”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位女士说的
原标题:爱情、死亡、自由与革命…存在主义!?太可怕了!!1“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1940年代的某一天,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在坐火车时,听到一位女士说:“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就是存在主义者,他竟然和一个黑鬼女人住在厨房里!”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位女士说的没错。存在主义的确很可怕。自从诞生之初,存在主义就意味着自由和反叛、蔑视传统道德,以及令人不安的两性关系。在局外人看来,存在主义者是一群疯狂的人。他们总是在咖啡馆里鬼混,喝着杏子鸡尾酒,谈论现象学与爵士乐,战争与革命,种族阶级,纳粹集中营,自由性爱和同性恋。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激烈地争吵,兴高采烈地大笑,有时又因为意见不合往对方头上砸杯子。有人说,存在主义更像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可以清晰定义的哲学流派。它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对世事感到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但有一些人的确跟“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密切相关。这份长长的、令人惊叹的名单包括但不限于: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波伏娃、加缪、雅斯贝尔斯、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存在主义咖啡馆》这本书里,名单上的人物轮番出场,演绎一出波澜壮阔的存在主义戏剧。作者沙拉·贝克韦尔,拥有英国文学传统优良的顶尖文笔和幽默。在她看来,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观念会随时代的变化而转变,但关于人,关于曾经真诚地活过的人的故事,会流传下去,给一代又一代的人警醒和怀念。读这本书就像是来到一座20世纪的精神咖啡馆,有人在争吵,有人在调情,有人在楼上的私人包间里安静地写作,有人在思考爱情、死亡、自由或者革命。这是一个充满了斗争、激情和反叛的存在主义故事。2“国王与王后”在存在主义王国里——如果真有这个王国的话——毫无疑问,萨特是国王,波伏娃当然是王后。海德格尔则是隐居山林的魔法师。加缪?一个神情忧郁、内心温柔的冷面骑士。1929年某个傍晚,在杜乐丽宫花园的石凳上,萨特和波伏娃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先做两年情侣,再决定是否续约,或者分手,或者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这项看起来令人有点不安的临时协议运作良好。他们平安度过了头两年,然后变成一段延续终身的开放式情感关系。根据协议,他们是情侣,但同时也是自由的个人。婚姻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对于他们来说,传统婚姻里的那种男女配对结构,遮遮掩掩的出轨行为,以及追求儿孙满堂和财富积累的愿望,毫无吸引力。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一是他们可以拥有别的情人,并且必须告知彼此和其他人之间的性关系,必须坦诚;二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要始终排在第一位。现在有人怀疑,他们的这种开放感情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和谐。我同意这一点。人就是人,嫉妒和猜疑总是会有。作为法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领袖,萨特一生情人众多,身为女人的波伏娃,常常要忍受这种明刀明枪的“背叛”。当然,波伏娃也没闲着。从对生活和性爱的满意度来说,波伏娃明显要比萨特高。一群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经常鬼混的花神咖啡馆3“自由与责任”萨特和波伏娃的感情关系,是人们长久以来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要提醒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除了对这两位存在主义明星的娱乐八卦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另外两个东西:自由与责任。萨特与波伏娃的开放关系建立在自由的理论基础之上。两个人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情人,但同时,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绝对自由。他们拒绝被另一个人所捆绑,拒绝世俗道德观念的束缚。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故意吓唬世人,挑战他们内心的道德底线。对于萨特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而这也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要素。他最著名的观点是“存在先于本质”。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什么,而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因为人没有本质,所以,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选择吧!也就是说,从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你进行选择。而在选择中,你就选择了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然而,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人没有本质,也就没有谁(包括上帝)规定你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之物。自由是人的特权,同时也是人的重负。因为决定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一种会让人茫然无措的责任。萨特一直在践行他的自由与责任。尽管他写过《存在与虚无》这样的著作,但他的一生,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年轻时参与反法西斯组织,二战后支持法国左翼运动,不停地发表政论和演讲,努力让世界让偏向他那边的轨道。到了晚年几近失明,他还通过谈话和笔录的方式对世界发表意见,实施他的影响力。波伏娃和萨特4“身为女孩意味着什么?”波伏娃的一生也是如此。甚至,她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并不比萨特少。在萨特的影响下,波伏娃开始思考关于人的存在。但很快,她就找到了真正属于她自己的课题。她开始思索,成长过程中身为女孩意味着什么。而这个的想法,最终让她写出了伟大的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这本书1953年被翻译成英语,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早三年,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早九年,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了比在法国更大的影响。波伏娃用哲学颠覆了关于人类的两个庞大主题:人类历史——被她重新解释为父权制的历史;个体女性——一个女性整个生命的历史,从婴儿到年老的过程。波伏娃指出,女性这一身份在成长过程中造成的差异,要比多数人(包括女性自己)意识到的更加巨大。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长成了女人”。被波伏娃称作父权制的社会,建构了女性的生存境况。男孩和女孩听着同一类故事长大,但在故事里,男性是英雄、王子或勇士,而女性被锁在塔里、陷入沉睡或被绑在岩石上等待救援。长大一些,女孩学会了安静,谦和,举止得体。她们穿上漂亮的连衣裙,轻声细语,不敢乱跑。后来她们穿上高跟鞋,紧身胸衣和裙子。她们跟男人在社会上没有平等的地位。家务活则让她们与世隔绝。按照“女人”的样子去成为一个女人,就像个被囚禁的公主,等待着被人观看,被人解救。《第二性》的出版惊醒了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几千年来父权制对女性的被遮蔽的压迫,在波伏娃的笔下暴露无遗。在本书作者沙拉·贝克韦尔看来,《第二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它重新解释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从而也重新解释了人类社会。5“为了人生的荒诞而反抗”在萨特和波伏娃为自由而斗争的时候,另一个存在主义作家,则为了人生的荒诞而反抗。他的作品,揭露世界的荒诞本质,人生而孤独,而且似乎毫无意义。他的一生都在抵抗荒诞,而最后却死于一场荒诞的车祸。1940年初,阿尔贝·加缪躲在巴黎的房间里,听着窗外街上的声音,纳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不是电影明星,是加缪似乎是一场疾病侵袭了整个巴黎,让这个城市显得昏暗而怪诞。纳粹德国的蠢蠢欲动让巴黎充满了紧张和衰弱的气息。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加缪的写作计划:一部小说《局外人》,一篇长文《西西弗的神话》,一个剧本《卡利古拉》。这些作品被他称为《荒诞三部曲》,它们的目的是处理人类存在之无意义和荒诞。1957年,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缪,声称“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3年之后,加缪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加缪与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的车撞向一棵树,翻滚着撞到另一颗树上。加缪从后窗中被甩了出去,玻璃刺穿颅骨,当场死亡。在不远处,人们找到一个公文包,里面有加缪的日记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讲的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的死,正是世界荒诞的最佳注脚。但是谁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加缪是一个温柔、善良,恰巧又很酷的人。他会为了自己的理念与朋友决裂,却又因此而哭泣。加缪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像他笔下的法国南部海滩上温暖又冷漠的阳光。6“人,诗意地栖居”最后还是要请海德格尔出场亮相。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记述他的哲学思想和生平了。但我们必须记住,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正是他对死亡的思考以及现象学的研究,影响了萨特等一批当时还年轻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生存是一件“向死而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同意他把存在的本质看做是时间,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首先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人生是有限的,而且人终有一死。年轻时的海德格尔,来自梅斯基尔希的魔法师海德格尔让我们必须去面对人生最残酷的事实,他告诉我们,正是死亡,把我们从集体之中拉了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亲自去死”,所以个体从集体中抽身而出,成为了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海德格尔把我们的心灵比喻为一片敞开、疏朗的林中空地。他引用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事实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栖居在自己的那一片林中空地。每个人都该去那里认领自己的灵魂。那就是我们的存在。存在主义的可怕和迷人之处正在于此。它要求我们用足够的真诚和勇气,去面对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活?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主义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一个简单、神奇的解决方案。没有这种东西。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但存在主义确实给予人力量,某种既正且负、既光明又黑暗、既正义又邪恶的力量。正如萨特所说的:我们拥有的,只有此世这份人生,因而我们必须物尽其用。“……”杨摩的书房【微信号】yangmo2017所有文章原创,已委托维权骑士。欢迎转载到朋友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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