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屡遭“迫害”的书籍为什么能撑到今天|编辑必备书单几天前，巴西博物馆燃起烈火，几千万件藏品毁于一旦。人类学家MércioGomes说：“巴西只有500年的历史，我们国家博物馆有200年。我们的记忆很微小，但是连这些仅存的记忆也永远地失去了。”一场至今没有找到起火原因的灾难，数以万计的古生物标本烧成灰烬，主展馆剩一具摇摇欲坠的空壳。里约民众挥舞着旗帜和标语抗议，指责救援不到位、警报器和安保人员没有及时发挥作用，飞舞的火光似乎在酝酿浩劫。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甘愿被锁在高加索山岩上，经受日曝雨淋的折磨，秃鹰啄食肝脏，他也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正是因为有了火，人类从此告别黑暗、脱离野蛮，文明有了开端，技术的车轮向前滚动。火能带来光亮，也能带来毁灭。想起公元前48年，凯撒和庞培的战火一路烧过来，为了毁掉敌军的船只，火势蔓延到了古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世界级大型图书馆变成一片火海，把托勒密王朝霸权希腊的野心烧个粉碎，亚里士多德、荷马和欧几里得的孤本手稿就此消失。古亚历山大图书馆起火我们因此意识到，“迫害和危机贯穿整个书的历史：宗教政治审查、外邦异族侵犯，乃至最平常不过的火灾、虫蛀和霉变。但反过来，迫害和危机也成就了书的历史”。逃不过查禁的火焰，秦始皇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儒士，把六国的史记、百家语全烧了，反正只要“非《秦记》皆烧之”。统治者扼紧咽喉，把思想的反叛者推入火刑坑，几乎没人赶站出来，把矛头对准暴政。最震撼的要算弥尔顿1644年发表的演说《论出版自由》。作者:[英]约翰·弥尔顿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原作名:Areopagitica译者:吴之椿出版年:1958不顾政治压迫、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他主张人们“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四万字的演讲稿，真理的火花清晰可见。弥尔顿看不惯“一言以蔽之”的审查制度，他逻辑缜密地抛出疑问：建立在无知、闭塞上的和平就令人羡慕吗？滔滔雄辩让所有人心服口服。书的历史是由迫害和危机组成的。人们建造图书馆企图囊括世界上所有书，遇到战火频发就建立起修道院制度，高居楼阁把知识捧得高高在上。但是几百年后，人们还能记得多少？真正逃得过审查和暴政的无辜战火，流传于今的书还有多少？我们今天看到的，究竟是文明遗产中的几亿分之一？反正几百年后，人们只会记得保存下来的东西，不对，也许只要几十年，也许只要几年。在书写发明以后，没有人再去练中世纪盛行的记忆术，空间和形象串联的记忆方法失效了，就连书写本身都遭到了抨击。比如毕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的苏格拉底，他认为写下来的东西多半出于臆造，人们“仅凭记号外在地记忆，而不再靠自身内在地回忆”。发明记忆术的西摩尼德斯麦克卢汉也认为书写造成感官官能的分裂，我们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人，有复杂的通感，说很多话去维持整体感觉的平衡。但是拼音文字发明后，我们在客体上被分裂了，必须重新解读一个个原本没有含义的字母，把它们组成词组、句子和段落，解码后才能理解。因为擅长遗忘，我们依赖字纸，文明也在流逝中悄然定型。“我们在图书馆、博物馆和电影资料室里只能找到那些时间没有或尚未销毁的作品。我们从此意识到，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我们敬惜字纸、崇尚书籍，到全世界的图书馆朝圣，可是我们是否真的想过，书究竟是什么？书的根本功能是什么？图书馆里真的存放着人类自书写以来积淀的所有知识与梦想吗？那些随时可能会消亡、随时会被遗忘和被威胁的，在书业大潮的泡沫浪尖还能存活多久？在艾科(UmbertoEco)眼里，他谈论的“书”是广义上的书，或者用“书写”一词更准确。从谷登堡印刷第一部《四十二行圣经》开始，到现在也不过五六百年，书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书写的历史。除了通常意义的印刷书，我国古代用打磨过的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刻字，古埃及人用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茎制成莎草纸，还有羊皮卷轴、简册帛书，我们有很古老的书写载体，现如今眷恋的纸张也只是遥遥长河里的一个逗号。艾柯和卡里埃尔围绕“书永远不死”展开对话，他们在对话录《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中探讨了书写的历史、记忆的历史，矫正“书”的概念，把它的边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你以为互联网发明后人们真的进入了图像时代？不，“人类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地需要阅读和书写。不懂读写，就没法使用电脑，甚至读写的方式也比从前复杂，因为我们接收了新的符号、新的解码”。程序猿要用DOS系统，要学习Basic和Pascal编程语言，科技更新的越快，我们就不得不抓紧时间重建思维。作者:[法]卡里埃尔/[意]艾柯/[法]让–菲利浦·德·托纳克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方:理想国副标题: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原作名:N’espérezpasvousdébarrasserdeslivres译者:吴雅凌出版年:2013-11页数:416电脑把我们拉回谷登堡体系，网络使我们重返字母时代。无论是靠着哪种载体，印刷术解放了书的特权，把它从少数贵族和僧侣手中抢过来扔到所有人手里，好不容易让人人都有书能读，难道网络反而让人不再阅读吗？书写的历史并不是从谷登堡开始的，它同样不会终结于网络诞生。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审视“书”和“书写”，在技术革命当头棒喝喊着书遭到现代危机的当下，它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以书为名展开的精神奥德赛？书朝我们举起了哪一面镜子？就像译后记中提到的，“认识书的历史，有助于重建文明的历史，并在当下的文化迷宫中辨别方向”。要想一窥西方书史的面貌，当属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一书。这本书从宏观的理论视野切入，梳理了从理论、传播模式的演变，到作者、生产流通中各个参与者。虽然碍于篇幅有限，导论性质使得广度甚于深度，但它把文本视为一种媒介，以点概面地汇集所有因素，把我们推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思考书史脉络。作者:[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译者:何朝晖出版年:2012-5-1页数:278《书史导论》把书史视作人类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为书史和印刷文化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罗盘’，使之成为在这一领域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研究当前热点的一个起点和指南”，就像罗伯特·达恩顿提出非常著名的“交流圈”模型一样。达恩顿认为，在“作者、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之间有一个“交流圈”(TheCommunicationsCircuit)，这个圈子就像个死循环一样，所有人都是相互作用的。比如读者的阅读习惯会反过来影响文本生产的方式，销售商的出版决策会影响作者的写作思路等等。达恩顿把书籍视为一种媒介，试图套用传播学中的理论模型，把书看作一个囊括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多面体。虽然这个模型不尽完善，但它的发现也意味着书不仅仅是在反映历史，同时也是在创造历史。达恩顿一直遵循着这种研究方法，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中也曾提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这种沟通和交流是以印刷品为媒体的。这听上去好像很拗口，但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即过去五百年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作者:[美]罗伯特·达恩顿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标题: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原作名:TheKissofLamourette译者:萧知纬出版年:2011-1页数:324这本书由十五篇论文组成，写于不同时期，前六篇写给一般读者，后九篇是学术性论文。虽然是为了不同需要而写，但汇集到一起意外地和谐，它们都是在写历史，写一些没有注脚的历史。第一眼看着书名大概都会有点疑惑：“拉莫莱特是谁？他的吻有什么含义？”安彤·阿尊·拉莫莱特是一位拥护宪法的神甫。1792年，法国政府乱成一团，巴黎人民买不起面包，纷纷开始武装起来，国民卫队还从外省涌入巴黎准备夺取王室。国民议会代表们没有达成共识，派系斗争又加剧了局势紧张。就在这时，拉莫莱特站了出来，指出解决分歧的办法只有一个：“用博爱精神，视彼此为兄弟，弥合创伤，求同存异。”结果当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代表们立刻响应，他们相互拥抱、亲吻，发誓要情同手足。国王也被请来了，发誓要同议员们站在一起，革命得到了挽救”。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作品《自由引导人民》历史学家们对拉莫莱特这种“四海内皆兄弟”的博爱一笑了之，因为达成和解后不到一个月，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暴动就让整个立法院解体了。但达恩顿不这么认为。在动荡的现实面前，议员们呼吁自由、平等、博爱，这也是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三个基本原则，“博爱”是其中最难做到的一点。达恩顿借“博爱”的一吻重写过去，18世纪充满了爱、欢乐、信念，当然也有梦魇、性欲、死亡和恐惧，他扣响读者的心门：“从蓬巴杜到短裤党，谁能抵御拉莫莱特之吻的诱惑？”也许拉莫莱特之吻是中世纪爱情之吻的重现，或者是前浪漫主义时代的激情爆发，达恩顿想写“和命案一样有趣”的历史，他想让更多的读者知道：“很多貌似过时的史学争论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力求接触人类最大多数的努力……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的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在本书第十五章“历史和人类学”，他还提到了一场发生在1730年巴黎，由印刷学徒发起的屠猫狂欢仪式。记述这件事的人叫尼古拉斯·康塔德，他在参与杀猫几年后把这件事写了下来。其实最开始只是印刷坊学徒开的小玩笑，学徒们晚上被一群发春的猫闹得睡不着，想到天不亮就得起床、老板却可以像死猪一样睡懒觉，因此装作猫在老板房顶上跑老跑去，弄得老板也睡不着。这个老板很迷信，觉得猫闹背后一定有女巫作法，就让学徒们对猫严惩不贷。有了老板当挡箭牌，学徒们抄起家伙大开杀戒，第一个对准老板娘的宠物猫咪下手，所有的工人联合成立“打猫队”，把猫的尸体全部吊起来哈哈大笑。达恩顿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详细讨论了这件事。作者:[美]罗伯特·达恩顿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品方:三辉图书副标题:法国文化史钩沉原作名:TheGreatCatMassacre译者:吕健忠出版年:2006.4页数:289为什么1730年印刷坊的学徒工人会觉得郑重其事地杀死几只猫特别带劲？为什么选择猫作为牺牲品？猫在这个历史语境中究竟有什么含义？他用屠猫狂欢来写当时的工匠文化，企图厘清文化史中的象征符号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猫不仅仅是动物，它在这里被当成符号，猫——这个资产阶级眼里的宠物，不过是工人眼中该在圣约翰节烤熟了吃掉的肉。猫象征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杀猫就是在倒转被颠倒的等级秩序，或许还意味着对女主人的性霸权。达恩顿的研究另辟蹊径，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法国正史，那么这本书一定不能错过。还有两本聚焦写14-18世纪书史的专著，分别是《印刷书的诞生》和《书籍的秩序》，讨论的重点和《书史导论》有些重合。作者:(法)费夫贺(Febvre)、马尔坦(Martin)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李鸿志出版年:2006-12页数:408前者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印刷史学者马尔坦合著的学术经典，写15世纪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工匠如何耗费巨大心力，“印刷产业乃是从无到有。其发展之初，举凡阳文字范的刻制、阴文字模的制作、活字的铸成，全靠早期的印刷匠一手包办。每样工作想必都得砸下大量时间跟金钱，且可能只得仰赖最原始的工具”。也像在套用“交流圈”模型：书商如何四处奔波、经营获利，如何为投机书业冒险还惨遭火刑；作者把手稿卖给书商赚取稿酬，稿费制度化促使著作权保护一步步确立；连读者群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引导图书市场走向。图书圈中的各个阶层有不同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印刷术在其中起到绝对作用。作者:[法]罗杰·夏蒂埃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副标题: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原作名:L\'ordredeslivres:Lecteurs,auteurs,bibliothequesenEuropeentreXIVeetXVIIIesiecle译者:吴泓缈/张璐出版年:2013-7页数:215后者同样回顾了过去四五百年的书籍史，顶多算回眸一瞥，但罗杰·夏蒂埃想做的绝不是在短短两百页把历史道尽，他甩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疑问，比如：该怎么定义“大众文化”？该如何思考“兜售文学”与旧制度社会的关系？“Bibliotheque”除了表示空间上的建筑（图书馆），是否也能指代文库、目录等出版物？含义的转变又是如何表现人们内心的巨大冲突？以书为纽带写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多流行于西方，因此遵循这种“套路”写中国书史的并不多，这里不得不推荐美国学者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作者: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标题: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原作名:ASocialHistoryoftheChineseBook译者:何朝晖出版年:2009-11页数:280他多年来沉迷于中国的印刷史、书籍史，刨去版本目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想要搞清楚在江南的士人阶层中——书在我国文化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它怎么变得越来越重要，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最后又是如何影响着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全书以鞋匠钱进仁的案例，把开头结尾连成一线。江苏虎丘有一位叫做钱近仁的修鞋匠，很穷，最后却葬在只属于成功士大夫的山上，全归功于他对书籍的热忱。钱进仁幼年成了孤儿，从小跟着收养他的鞋匠学手艺，收入微薄但很省钱，为了认字找来邻居家上学的孩子，每认一个字就给一个铜板。他不用识字能力换取经济上的好处或是社会地位的改变，四五十年雷打不动地修鞋，苏州著名学者还经常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因为死后没有子嗣，学者们凑钱为他举办了葬礼，向这个一生都敬畏学问的穷鞋匠致敬。钱近仁的案例正在让情况变得微妙，文字和书从体力劳动中升华出来成了拜物教，他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整个士人阶层，他们受人尊敬的地位是如何受到民间宗教崇拜的强化？他们代表着一种怎样复杂的社会角色？在书史的迷宫中我们窥见了整个社会的缩影，“书籍史研究在这么多交叉学科的大举介入之下已经变得轮廓不清。研究书籍史的人怎么能不了解图书馆史、出版史、造纸史、制版史、阅读史呢”。不管是什么载体的“书”，都在整个社会的交流圈中来回流转，如果要回溯西方新闻出版理论源头，我们不妨看看《传媒的四种理论》。作者:[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标题:原译名原作名:Fourtheoriesofthepress译者:戴鑫、展江出版年:2008年3月页数:144媒介控制、新闻自由？这在过去几乎等同于出版自由的控制。开篇提过《论出版自由》，弥尔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相信人有绝对的理性和判断能力，如果大家都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那么错误的思想就会被自动摒弃。这些论点现在听起来过于天真、理想化，还有点刺耳，但难道柏拉图、马基雅维利提倡的集权主义就更胜一筹？艾柯在《别想摆脱书》中提到，古罗马时期曾出现过一种审查形式，名为“除名毁忆”（damnatiomemoria）之刑。这个刑法“由元老投票表决，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彻底遗忘之中，也就是将他从官方名录中删除，或销毁他在公共场所的雕像，或将他的出生日宣布为凶日”。斯大林时代有过类似手段，但艾柯认为，这在网络时代不可能发生，或者说变的更困难，要想让某个人从某张照片上消失不太容易，毕竟“人们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论出版自由》作者约翰·弥尔顿除名毁忆之刑不可怕，我们不过是被压在金字塔底的草垛，可怕的是“自发的（spontané）集体遗忘”。卡里埃尔解释道，这是人们“无意识的选择，一种间接的修正主义、平和的驱逐除名…没有人故意驱逐，没有人使用暴力。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国。某个人走出我们的记忆，被缓缓驱逐出我们的历史书，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纪念，就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我们发明很多高科技设备用于存储，大数据的信息泄露就把一切打回原形，技术过快更新换代只会加速遗忘。我们屈服于那些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铰链，如果连记忆都靠不住，那我们该拿什么捍卫自己？如果连武器都甩到一边自发地清空集体记忆，如果不让说不让做连大脑都开始背叛我们，难道人类文明真的只能在不停简化中变得面目全非？回顾书籍、记忆和社会的历史，我们是最愚蠢也最无可救药的人类，充满了盲目的激情、容易误入歧途的炽热和不近情理的固执与无知。我们需要书、需要书写，必将一路跟随艾柯和卡里埃尔，跟随他们“围绕记忆展开出色的即兴言谈，从各种难以弥补的失败、缺陷、遗忘和损失说起——所有这一切，与我们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类的记忆。他们津津乐道地揭示，书籍尽管遭到各种审查的迫害，最终还是得以穿过那张开的大网”，穿越重重迷雾险阻，最后和所有爱书之人一起高呼一句：“书永远不死”，记忆永远不死。-做書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授权-做書小酒馆「帆布袋」火热销售中▽▽点击「图片」查看更多精彩文章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