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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很穷为什么日本人拼命在忙，却更穷了

长河网 • 2019-01-22 21:44:20 • 文化 • 阅读 3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WeLens” 公号ID：we-lens Lens 是一个致力于发现创造与美、探求生活价值、传递人性温暖的文化传播品牌。 前一年还是经济大好，翻过年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 这时，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三十年
原标题：为什么日本人拼命在忙，却更穷了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WeLens”公号ID：we-lensLens是一个致力于发现创造与美、探求生活价值、传递人性温暖的文化传播品牌。前一年还是经济大好，翻过年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时，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三十年前的日本人，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那时，股价达到历史最高点，不少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前景的预测都表示乐观。富有的日本人，几乎买光了国内的房子，还将资金疯狂的投放在国外资产上。美国的《时代》周刊还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以此讽刺日本观光客和金主们的疯狂投资行为。电影《千与千寻》中的“主题乐园”即描绘了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后被荒废的度假休闲地的样貌但是不久经济泡沫开始破灭，日本经济从此走上下坡路。由此，日本现代史上“失去的20年”开始。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大量不良债券曝光、信用评级下降，大量日企收缩资本回到国内，造成巨额资金损失.....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那时的普通日本人，都遭遇了什么？婴儿潮一代遇上就业难当时，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开始就业的时期，恰好遇上了这个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就业冰河期”。这批人口被称为“第二批婴儿潮”，虽然比1949年著名的“团块世代”少了60万人，但1973年当年出生的人数就达到了210万人，在就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90年代，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日本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依然难以瓦解，对公司员工的解雇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削减过剩人员，企业开始对新入职招聘人数进行控制。从图上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05年的“就业冰河期”中，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即每个人能够就业的工作数字还不足1。其次，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给很多日本人以很大的冲击，多数人认为美国无限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击败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本社会开始有意识在经济、雇佣、社会等各个层面向美国接近。另外，日本就业市场上重视的名门大学学历，在极端困难的就业境况下，价值却一路走低。此前，只要毕业生的所属大学在社会上有一定认可，工作就可以保证，但因为就业环境恶劣，一些名门大学的毕业生，特别是高学历毕业生成了“学历难民”，被迫陷入了一种非常困难的就业境地。直到今年，日本的硕博士就业率为53%，每2个人当中就有1人无法就业。每年有将近4000-5000人不得不成为自由职业者，在重视安定就业的日本社会中，自由职业无疑将这些人排除在了正常社会生活轨道之外。比如一位在30岁前取得博士学位的男性，即便是目标进入大学当老师，但不少人碍于现状不得不在补习学校担任讲师，年收入停留在240万日元左右（约合15万人民币。而日本普遍的“中产阶级”收入平均水准为年收入300-350万日元以上，约合20万人民币），生活非常拮据。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企业一般会对新人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但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业绩恶化，员工培训成为空谈，即便到现在，多数企业要求新入职员工具有“一上战场就能用”的“即战力”。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这种用人风潮目前在日本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公务员考试风靡日本随着企业的破产和裁员的增加，被称为“面对坏景气不受影响”的公务员从泡沫经济时代的窘境中翻身，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日本一公务员考试辅导网校截图，为了吸引考生，上面贴上了过去考试合格的学生照片很多毕业生寄希望于公务员的稳定性。上世纪90年代，有些地方公务员在养老金、社会保险以及福利待遇上还一度超过企业员工，引起了社会上的批评声音。正式工被派遣工替代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劳动工会为“三大神器”的日本企业制度下，泡沫经济的破灭也让这些“神器”的逐步。日剧《派遣的品格》中的“超级派遣员工”大前春子，虽是派遣员工，但精通各种技能。除了办公室的各种职业技能，还能开挖掘机。在用人方面，人才派遣公司的出现让很多企业省去了在招聘上花费的精力和成本，这样还能省去缴纳保险、年金和社会保障的成本，企业可以随着经济情况很快调整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灵活。企业只需要依照员工能力进行工资支付，免去了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度下的高工资支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公司内部也逐渐出现了正式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的差距。甚至有的企业中出现了派遣员工不能饮用公司纯净水的规定。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派遣工”的人们，如今已经到了40-50岁，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没钱过年，于是日本出现了专门针对这些人士的援助机构。上图中的“派遣村”就是如此，牌子上还写着“这里有热水供应”。相关人士曾分析，日本之所以在这“失去的20年”中没有造成失业率增高，社会发生混乱的情况，正是因为出现了“派遣”这一现象。1999年，日本政府为拯救国内经济泡沫化的产业危机，第三次修正《劳动派遣法》，将原先表述可以引入派遣制度的职业列表，改以负面清单陈述方式，借此扩大派遣业的适用范围。目前，日本社会中非正规雇佣人数已经达到总就业人数的将近4成，而这些“非正规雇佣者”的待遇却没有很大变化，反而出现了如“过劳死”等新的问题。很多被称作“都市穷忙族”的人群，日夜不休地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都市穷忙族“拼命工作也致富无望”当泡沫经济崩溃，有工作的贫困阶层（穷忙族wookingpoor），在社会内迅速增加。在2006年，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准以下的人口约占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有四百万户或更多。众多日本企业为了削减人事费用，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规雇佣逐年增加。年轻的“穷忙族”在20岁还能找到临时工作，30岁以后工作就变得极其难找。当一部分人靠着投资游戏成为巨富，金钱至上的风气在社会上日趋蔓延。战后的日本，曾经是只要挥汗拼命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社会，而现在对在竞争中失败的人来说，贫困却被认为是他们个人的责任。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安定的工作。东京池袋的一家介绍建筑工地等计日零工的公司，聚集了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孤身一人的时候很害怕，心情一直很紧张”在此找工作的青年达3000人，近三年来增加了两倍。34岁的小山先生无处安身，靠打计日零工为生。小山先生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只能在夜里收集纸板箱，在车站前就寝。虽然有劳动的意愿、能力和必要性，但是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工作。小山渴望摆脱露宿街头的生活，为了找工作，他随身携带简历。他已经做过二十多种工作，几乎都是短期合同工。小山简历上现居住地址一栏为空“穷忙族，无法存钱以备将来。每天毫无希望地单纯作业，这样延续下去的话，人会被荒废。”连维持最低限度的收入都做不到的劳动者，成了贫困人群的大多数。景气的崩溃“不能靠自己双手吃饭真的很悲哀”在日本秋田县，内部有很多空无一人的村庄，数量超过一百个，并在逐年增加。对还留在村庄的人而言，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据统计，单2005年秋天，弃农农户就达到六千家。人们因收入减少而主张拒交税金，由于要求者众多，税务所还开设了特别窗口进行专门处理。一个地区的农户和商店店主共240人为此召开了集会：“今年冬天没钱买取暖用油，只能少吃一顿饭，省下钱去买油。”在县里开西服裁缝店的铃木先生，店铺位于中心。过去这条街道上曾有四十家鳞次栉比的饮食店，热闹繁华。随着顾客减少，店铺相继关闭。去年在铃木先生店里定制新西服的客人只有两位，今年还没有一位。而在20年前，西服的订单数量在每年100套以上。为了节省伙食费，铃木先生一餐的花费在7-15元内因全球化而变本加厉的低成本竞争，影响最深的是末端的从业者。曾以纤维批发店聚集地闻名的兴峰市，被迫停业的中小纤维业者，已有一半消失了踪影。从事熨烫加工的增田丰满先生56岁，再努力工作也无法靠本行为生。增田先生的裁缝工作入不敷出因他脑出血，只能由妻子每天外出工作，打3份零工。无奈下只能放弃原本常年从事的工作，这个现象在全国蔓延。倒闭、停业的中小企业近十年来已达16万家。女性：“只肯雇我做零工，难道我们是一次性用品吗”在2006年，一半以上的日本就业女性是非正式职工。工资低，不稳定。成不了正式职工，一旦没了工作，每天在不安中生活。对于身处乡村的女性，去职业介绍所也没有可提供的工作。因为在产业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年轻女性的工作逐年减少。找不到工作就被认为是努力不够。再怎样拼命还是无法如愿以偿，这一事实对离异女性更残酷。铃木里美女士和两个儿子31岁的母亲铃木里美女士，养育着两个孩子。白天在别处工作，晚上打零工，回到家是半夜两点，一天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上夜班前安排孩子睡觉她19岁结婚，此后为育儿辞职。3年后离婚，只能马上再去找工作。但因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没有公司录用她为正式职工，担心她经常休息、早退。也曾因请病假照顾生病的孩子而被解雇过。“就算再过十年身体搞坏了，孩子们也长大了。”不工作就无法为生，损害健康也只勉强糊口。“拼命干，就算辛苦也只能挺下去。”女性很容易因离婚、转业沦落贫困，承担育儿和照顾老人的沉重压力，在就职和生活上身不由己。活到老干到老：“我们没有什么晚年”老了，还得为生活工作，在日本社会已成为现实。80岁的北山德志，三年前开始靠收集空罐头卖钱度日，75岁的是妻子也帮忙收集。因为他拿不到养老金。作为家中长子，北山德志需照顾父母和兄弟，于是没有钱来支付养老保险。现在捡空罐，一公斤收购价是8.5元，平均一个一毛。夫妻两人卖空罐一个月可收入3300元。虽然他们夫妇有46000元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但正因为有这笔存款，他们不能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想方设法得节省饮食和水电费用。炒路上捡的银杏作为伙食虽有两个儿子，他们也被家庭的房贷、孩子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父母到死也不想花孩子的钱，要尽量靠自己活下去。”像北山先生那样完全没有养老金的人，在日本据统计约有40万人。而即使有养老金也要去工作的人也在增加。东京新宿的公园里，每天早晨聚集着手推二轮车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是清扫公园。之前北山先生也做这份工作，但随着申请的老年人增加，高龄的他只得辞职。已在公园工作3年的风间健次郎先生，76岁。“手脚比较吃力，身体吃不消，也坚持来工作。”因为老伴因病住在特殊养老院，风间先生每月4000元养老金都要拿来支付住院费。风间先生没有孩子，只能靠公园清扫的收入为生。一旦自己病倒，他只能靠亲戚来照料妻子，所以他总在护理日记里详细记录妻子的病状。“说自己辛苦也没意思。这样想的话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认为这是自己的普通生活吧。”曾几何时，社会使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安度晚年，但因生活贫困而无法支付养老保险又无亲属依靠的老年人，似乎被社会抛弃了。被剥夺未来的孩子们：“但愿过另一种生活”因经济原因导致家庭破裂、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们，可能被送进儿童救助机构，最久可呆到高中毕业，自后便要自力更生。东京都内的一家儿童机构，便救助着24名3岁到18岁的孩子。七夕节，一个孩子写下愿望：“成为有钱人”新加入的是一名中学生，因父亲病逝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母亲孤身一人无法承担家计，而离家出走。“普普通通的该有多好。”低收入家庭在儿童教育方面投资不足，孩子们甚至可能被剥夺升学或就职的机会。50岁的山田铁南先生，因公司裁员而被解雇。失业后一年，妻子亦病逝。他目前养育两个孩子，同时在3家加油站店打工，其中有4天干计时工资较高的深夜工作。但年收入仅有14万元。而在11年前，他的年收入是40万元。他希望让孩子也上大学。但是已经年届五十的他找不到正式职工的工作。“要是不行孩子们可就惨了。”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想再增加一份零时工。而丧失家庭和社会纽带的的孩子，则在毫无未来希望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严井拓也，35岁。3年前开始露宿街头。以前当同学开始找公司时，他因为没有去面试时可穿的衣服，只能埋头打零工。30岁过后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靠每天从垃圾箱中搜集杂志过活，一本杂志3.5元卖给回收者。捡书四小时，吃饭两分钟。“小孩子时但愿能投胎过另一种生活，但想了也不会实现，只会让自己觉得悲伤。”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人劳动的再生产被中断了，而贫困和遭排挤的状态并不会在一代内便消失。注:部分文字、图片整合自NHK纪录片《日本社会的贫困阶层:穷忙族》编辑整理：张得得、Tonbo-完-转载原创请联系我们，获得授权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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