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才生：母亲散忆——往事漫忆之八一母亲姓程，娘家在西良。西良村并不大，有百十户人家，依山傍谷，建在岗上。我家到西良，全是山路，要穿过两个村庄，翻越两道山梁。小时，大年初二走姥姥家，天刚擦亮，母亲已把花糕备好，催促赶路。于是，兄弟姊妹四个，穿着新袄新裤，迎着寒风，走出家门。冬天的山地，少不了雪，坡岗沟岸，满眼皆白，走起路来咯嗞咯嗞，左摇右摆。但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玩耍的欢乐会淹没一切。抛雪球，吃冰凌，点炮仗，有时还能遇到一只苍灰色的野兔，于是兴奋得大呼小叫，群起追逐，直到那小东西惊皇奔逃消失在远方的沟渠。待赶至姥姥家，烩菜已经做好了。猪肉、粉条、豆腐、皮渣、红薯丸子。还有热腾腾的花糕。那应该是一年中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姥姥家的财权掌在妗子手上。当我们前拥后挤给长辈磕头拜年时，打扮得干净利落的妗子会攥着一沓毛票给我们发压岁钱。有时两毛，有时五毛，全看年景好坏。在我眼里，两毛钱可不是小数，它能买五个双响炮，买一把嘀嘀筋，足够玩上半天。常常，姥姥趁人不注意，悄悄拉我到里屋，掀开炕上硬硬的毛毡，把手探进很深的地方，摸半天，摸出白花花一把“小银元”，壹分贰分的居多，伍分的少见，总有两三毛。她一边把钱塞进我兜里，一边将嘴贴着我耳朵说：“姥姥给你的磕头钱，别让他们知道。”姥姥说的“他们”，一是指我的哥弟妹妹，更重要的是指妗子一家人。后来，我把这个秘密告诉母亲，母亲笑着说：“我小时家穷，你姥姥从来没给过压岁钱。后来娶了你妗子，你姥姥也没钱了。给你的钱，是她平日打酱油买盐一分一厘省下来的。一年到头，就攒那么多，全给你了。”我当时奇怪，小孩子过年没压岁钱，能玩什么？二照我的推算，母亲生于1936年。在她两岁时，姥爷参加了八路军，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队伍。1939年，日军进攻山西屯留，姥爷战死于老爷山。消息传来时，姥姥感觉天塌了。当时是国民党的天下。“不一个朝廷，哪敢吱声？！”舅舅说。姥姥只敢在夜里哭。偷偷地哭。那一年，母亲四岁。姥姥没改嫁，带着一双儿女，给财主家做帮工，依然填不饱三张嘴，便到山上挖野菜，吃观音土，饥荒年野菜也被挖光了，只好沿村去乞讨。“你和舅舅也去？”我问。“我去，你舅舅不去。”母亲说。“为啥？”“你舅舅长大了，姥姥怕人瞧不起，来日娶不到媳妇。”就这样，姥姥硬是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解放时，她得到一张写在宣纸上的“烈士家属证明”。我问姥爷长什么样，母亲说不记得了。我问姥爷的墓地，母亲说：“听说那一仗死了上千人，放一起埋，哪里去找尸骨！”也许是尝够了没有父亲的苦，村里放电影，只要是有打仗内容的，母亲一概不喜欢。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孙子孙女们要看战争片，她总会借故躲开。她对我说：“一看到演打仗，就会想到你姥爷。”我读初中时，大哥应征入伍，母亲为此痛哭数夜。她不懂什么国防义务，只知道当兵就意味着打仗，打仗就意味着死人，就意味着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忍辱负重。因此，无论村里欢送的锣鼓多么热闹，无论大喇叭里的歌声多么欢快，无论大哥的脸上多么兴奋，在她眼里，挥之不去的依然是童年时代不堪回首的阴影。母亲去世前两年的深秋，我们去山西探亲，路过屯留段高速，我指着前方的路牌说：“老爷山，这就是姥爷当年牺牲的地方。”母亲赶忙趴到车窗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那突兀而起的深灰色巨石，陡峭如削的岩壁，茂密幽深的荒草，蜿蜒起伏的山脉，随风波动的松林，像过电影般扑面而来，直到一一消失在视野中，母亲依然凝神窗外，一动不动。我想，此时此刻，一定是母亲与姥爷距离最近的时候，那山石林木虽然一闪而过，但它是姥爷可能行军之处，是姥爷可能藏身之处，是姥爷可能开枪射击之处，甚至可能是姥爷战死归天之处……她虽然不记得姥爷的样子，却好像看到姥爷的身影了，好像听到姥爷的呼叫了，好像感觉到姥爷的呼吸了，风景已经幻化，幻化为姥爷的面容，姥爷的背影，姥爷的声音，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脑海中了。母亲七十五岁时，国家出台个新政策，凡是烈属子女都可享受到一笔抚恤金，每月八九十元钱。母亲听说后十分高兴，待我回家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以后不用给我钱了，你姥爷的钱就够我花了。”并且说，“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享到你姥爷的福！”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我回老家小住，母亲显得特别兴奋，对我说：“可打听到你姥爷的消息了，在县城东边龙头山的烈士陵园，名单上有你姥爷的名字。”说话时，她的脸上放着光，像真的见到亲人一样，十分满足。我问：“有牌位吗？”母亲说：“没有。我和你舅舅在纪念碑前烧了一沓黄裱。”我说：“应该有个牌位啥的。”母亲笑了：“名单上那么多人，还牌位呢，往哪放啊。”三母亲年轻时，长得还算标致，瘦溜溜的，一米六五的个子，比父亲高半头。西良村依坡岗而建，农田多在川上。傍着渠岸，水田多。不像我们村建在谷底，土地却在山上，要靠天吃饭，旱地多。所以，母亲嫁到我家，算是从富村嫁到了穷村。几十年后，我和母亲开玩笑：“娘，你这可是下嫁啊。”母亲戴着老花镜，边做针线边说：“这话不假，要不是你爹高小毕业，有文化，我嫁到哪村，还真说不准呢。”那时候在农村，能够高级小学毕业者，还真数不出几个。父亲的一个同学，凭着高小文化，竟考上清华大学，在当地成为新闻。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她敬重识字的人。后来，父亲凭这个学历，还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每当我问及此事，母亲会面露微笑：“那时队里收秋分红薯，他挑着俩筐子，一头是你，一头是他的算盘和账本。”在陈家媳妇中，母亲能干是出了名的。听三姑说，母亲刚过门时，分到两间西屋，一间东屋。西屋是晒棚，东屋是草房。晒棚住人，草房做饭。有年夏天，草房漏雨了，风大雨急，她扛来梯子，掂鍁和泥，披着油单纸，一人爬上又陡又滑的屋脊，冒雨堵漏缝，让人看了胆战心惊。那劲头，谁见了都说：“这媳妇厉害！”冬天的晚上，我家小晒棚内炕沿上坐满了人，全是左邻右舍串门的，有男有女。聊天，说笑，扎古，衲鞋底，抽旱烟。煤火台上蒸锅里的红薯熟了，木锅盖的边缘冒着热气，满屋香味，十分暖和。我光脚站在炕上，用粉笔在发黄的墙上涂鸦。母亲抄着手站在灶旁，边陪大人说话，边看我胡写乱划，脸上洋溢着笑。那是我对小西屋唯一的记忆。儿时的宅院实在太小，三丈见方，四周全是房屋，像个天井。大爷一家住北屋，三叔一家和爷爷奶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三姑当时没有出嫁，和爷奶住一起，二三十口人，男女老幼，嘈杂拥挤，上个茅房都要排队。日子久了，母亲和父亲商量，搬出去，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小院。四我们村建在一个峡谷中的冲积扇上，东西两侧全是山。东边拐头山，高耸入云，逶迤连绵，南北数百里，不知去处；西边是西寨，虽然不高，却像个龙头，身后牵着群山峻岭，能一直延伸到山西境内。记得我能挑动半箩头土的时候，父亲在西寨山脚下申请到一块房基地。说是房基地，其实是一道缓坡，需要铲低裁直，拓为平地，才够房子的面积。于是，全家出动。劈山、挖土、运渣、采石，填坑、补壑、砌岸、筑路，大干数月，终于建起后来的家。那时，母亲除了干活，就是给大家做饭。除了家人，还有几个帮工。记得砸坯的是个本家叔，叫用林，帮忙次数最多。用林叔饭量大，吃大米饭，一人能吃三碗。母亲说：“那还是给咱家俭省呢，在别人家，他吃四碗。”后来，用林叔没了老伴，一个闺女也病死了，剩下他自己，十分孤苦。每到冬闲，舍不得开火烧煤，就到我家蹭热取暖，坐在煤火台边，聊闲天，直到吃饭时，才知趣地离开。我们小孩子都烦他，母亲说：“让他来吧，咱盖房时，人家还帮咱砸坯呢。”西寨的房子盖好后，父亲要在院子南边挖一口旱井。因为靠着山根，越往下挖，石头越多，坚硬的白矸石，全靠锤头钻子，一星一点敲。父亲、哥哥在井下挖，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上边拽渣土。一箩头，又一箩头，花了数月时间，愣是掘下六七米。那时，红旗渠的水能够顺着西寨半山腰的支渠流到村边，父亲就在支渠下修了条简易的毛渠，穿田绕岸，曲折蜿蜒，清澈的渠水能一直流到我家的井里。水的问题解决了。至于烧煤，就要靠车推肩扛了。秋末冬初，霜凝大地，父亲会与人结伙，起五更，推小车，带干粮，翻山过河，到数十里外的涧西煤矿去买煤，当晚返回，进村时，要翻一架高高的山梁，常常是全家人带上绳子，兴高采烈地跑去拉车。一车煤，五百斤，省着烧，温暖与欢笑，会伴随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季。西寨小院是我们一家人生活最久的地方，也是母亲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家。她除了到生产队劳动，就是在家里忙活，养猪喂鸡洗菜淘米晒粮纺花织布缝衣。她还在屋前两棵梨树旁栽了许多花草，月季花，饼子花，红薯花，指甲草，懒老婆，春夏数月，院子里红黄粉紫，色彩斑斓。空气中弥漫着花香，还有追逐嬉戏的蝴蝶，忙忙碌碌的蜜蜂，咕咕漫步的母鸡，一片生机。每天，我，哥哥，妹妹，弟弟，四个孩子你进我出，大呼小叫。喊娘，还是喊娘。要吃，要喝，要穿，要耍。母亲像个陀螺。每个角落都留下她的脚印、她的声音、她的汗水、她的背影，也留下她所有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和如梭般的岁月。五时光荏苒，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考学离开家乡，住进城里。哥哥、弟弟相继成家，在村里其它地方盖了房子。妹妹也出嫁了。父亲患上脑血栓，走了。猪没有了，鸡没有了，门口的两棵老梨树先是不结果，接着不开花、不出芽，最后也枯死了。真的是转眼之间，喧闹的小院只剩下一个人，那便是母亲。母亲已入花甲，岁月的风霜早已爬上额头、眼角和头发，那一道道皱纹和缕缕白发记录下她的青春和热情。偌大一个家，人都走了，只有她还在。宅院像一个蝉蜕的壳，空阔而透明，凝神静伏，倾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蝉唱。西寨半山腰的支渠还在，但多年前就坍塌断流，院里的水井成了枯井。从山下村里引来的电线因风蚀老化，经常短路。土坯墙多处剥落出现裂缝，雨季时屋顶洇水。为了解决吃水，哥哥和弟弟在院里挖了一个蓄水池，买了水泵，用长长的胶皮管从山下村邻的井里向上抽，十分不便。遇到村里也缺水，就只有靠老天下雨了。生产队时，下山的路还能跑拖拉机，后来没人管理，路废了，坑洼不平，行走亦难。哥弟都要将母亲接走，她不肯。每天，她一个人简单做点吃的，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侍弄她的几分菜地。给白菜培土，给萝卜间苗，给南瓜压蔓，给茄子整枝，或者走下崎岖的山道，拐进村里的胡同去串门聊天。我回老家，自然回西寨老宅，与母亲一起住。时间久了，我看懂母亲的心思。她喜欢清静，也留恋那个亲手建起的家。在还能自理时，她愿意一个人呆着。但眼看房成危房，池变涸池，这样下去儿女们不放心。于是，我和她商量：“找块平坦的地，我们盖间房。”她听了，似乎有点心动，说：“那得花不少钱呢。”我说：“你放心，我有钱。”她说，“那我去给你启生叔说说看。”本家启生叔是当时村里的支书。就这样，几经周折，母亲看中了弟弟家附近一片空地，因为在一道土崖下，不够人们通常说的五裹三的面积，一直空置着。母亲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盖三间就够了。”启生叔同意了。我仿照单元房的样式，画了张房子的图纸，请哥哥弟弟帮忙，喊上十几个乡邻，挖地基，砌砖墙，支模型，打现浇，人欢马叫，忙活一月有余，房子建好了。然后，在院里院外种植花木，我从龙泉买来了玉兰、海棠，妻子从集市买来了桃树、核桃树，堂弟献军从邻村移来棵石榴，县城的三婶还捎来棵无花果……新建的小院，俨然一个小花园了。母亲七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她离开陪伴大半生的老宅，住进了新居。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母亲对我说：“村里xx那么有钱，还是个官儿，他娘住的房子，又是掉土又是漏雨，他就是不修，他媳妇还说，等老婆子不在了，再翻盖新房。”说到这儿，她叹了口气：“这老婆子一辈子也住不上新房了。”母亲住进了新房，并没有忘记西寨的老宅。每天早晨，她会早早起来，跑到原来的家，把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锁上柴门。过春节时，她也不忘在老宅的门框贴上对联，在神像前点上香烛。她要让人们感觉到，那里还住着人。六因为盖新房，我和母亲还生过一场气。新房盖了一层，是平顶。为预防水患，我让弟弟在东西两侧安了下水管，从墙角垂下穿过墙壁，可以直接把水排到院外，这样院子就不会有积水。谁知母亲坚决反对：“水是财，要从院里穿过。”我说：“如果下大雨，水排不出，会漫进屋里。”她听不进去，最后变成争吵。后来弟弟劝我：“反正是她住，只要她高兴，随她便吧。”就这样，把墙上打好的钻孔堵上，所有的下水管都对准了院里。每逢下大雨，小院里水声喧哗，倾刻会变成小河，变成水坑，变成水塘。听弟妹四妞说，那年夏天夜里下暴雨，前墙水道眼太小，院中积水猛涨，母亲端着脸盆排水，忙乎到天亮，浑身都湿透了。我哭笑不得，说：“那都是财啊，她累着也高兴。”七我生性顽皮，从小淘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那时，常有人教训自家孩子：“别学西坡陈家的二子！”说的就是我。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小的年龄居然有那么大的能量，爬树、攀崖、戏水、玩火、打架、恶作剧，乐此不疲。隔不了三五日，便会有人找上门来告状，自然不是好事。母亲除了陪笑脸说好话，还是陪笑脸说好话，安慰走张家再宽慰李家，送出家门，然后掉头回家，单从咚咚的脚步声就能断定，我的屁股挨一顿揍是免不了的。那时候，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打游击”，再就是“抓特务”。这和那个年代有关。当时能看到的电影小人书大都与战争相关，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小号手》《奇袭》《东港谍影》等等。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小“八路”把“特务”荣昌用草绳捆在了茂密的玉茭地里，结果忘了给他松绑就割草去了。生产队收工时，社员们从栈道经过，听到庄稼地里有小孩哭声，才把他救了出来。经过三查两问，我这个“八路头头”自然罪责难逃。母亲一顿臭骂，屁股上又多出几个红红的巴掌印。其实这些还不算什么。我们曾在窄窄的田埂上把路挖空，使西胡同的李老婆一脚踩空崴了脚脖，半月没能出工；曾在冬天为了取暖，把邻村的荒坡引燃，烧黑了半架山；曾在大年三十晚上，爬到高处，朝正在院里烧香磕头的女人们撒土块，吓得她们大叫有鬼；曾把村里植树造林的杨树苗砍下做金箍棒，以致当村支书的姑父在大喇叭里高喊“发现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还曾和伙伴到供销社用墨水瓶偷灌大缸里的醋喝，一个个被酸得皱眉苦脸相视怪笑；一起到东河滩玩水，被苏老师发现，然后光着脊梁赤着脚站在滚烫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晒鳖盖”……类似的糗事真是罄竹难书。每念及此，我都会为少年时的无知心生愧疚，在此向全体父老乡亲鞠躬致歉了。我小时喜欢玩弹弓。用粗铁丝弯成弓架，用小推车内胎做皮筋，用牛皮或羊皮做弹兜，算是精良的高配。口袋里常常装着捡来的石子，从村里走过路过，逮啥射啥。墙头瓦罐，房脊神像，都在劫难逃。一个夏天的中午，我趁父母午睡，揣着弹弓，偷偷溜出小屋，轻轻拉开家门的栅栏，一溜风跑到西寨翻水洞下的白矸池边，和早已等在那里的伙伴会师，比赛射蛤蟆。那时候老天雨水多，白矸池碧波荡漾，深不可测。池里有人在游泳，掀起的波浪把蛤蟆青蛙之类都挤到了池边的角落。那东西贼精，躲在水葫芦叶下，露出两只黄豆般的眼睛，向你挑衅。没有足够的经验，根本发现不了它们。我那天准头特差，气急败坏，一不留神，将弹子射到对岸，正中村里崔小二的面门，但见鲜血直流，但闻嗷嗷嚎叫，场面一片混乱。我吓得当场就溜了，跑到打麦场的麦秸垛里藏了一天。眼看天色昏暗，蛙鼓四起，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恐惧和饥饿使我忐忑不安地摸回家。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母亲的一顿痛揍。母亲带着哭腔边骂边说：“记吃不记打的东西，你怎么就改不了呢！医生说，再往下半寸，小二的眼睛就瞎了，你要养活人家一辈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掉眼泪，而且哭得那么伤心。人常说，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上得山多终遇虎。这话一点不假，我的顽劣也得到过一次重重的惩罚。十二岁那年秋天，一个雨后，母亲让我去捡谷茬，就是耕地时翻到地表的谷根，晒干后可以做柴烧。返回时经过石板头栈道，被脚下悬崖上一丛绽放的韭菜花吸引住了。那悬崖高约十丈，下临深涧，土石交杂，荆棘丛生，平时很少有人上去。看到茂盛的韮菜，我想起生病时喝的疙瘩汤，那汤里就漂着喷香的韭花，好想让母亲再给我做一碗。于是撂下钩担，从旁边斜坡抓着一丛荆条挪了下去。当我绕到那丛韭菜前时，高兴极了，满眼都是绽放着的小白花，花蕊蹭着我的鼻子，既痒痒，又清凉，连浓烈的香味都闻到了。我伸手去抓，只觉脚下土块变得松软，开始下陷，未及反应，整个人已呼隆隆坠下，先是重重摔在崖间突起的巨石上，接着像皮球般弹下幽深的涧底，落在一片红薯地里，顿时脑袋变得又大又沉，抬了几下又无力地落在冰凉的薯叶丛中，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是三天后的黄昏。据说是本家全福叔路过发现了我。全福叔是村里有名的胖子，平时走在路上，老远就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他见一物从崖上坠落，以为是兔子，高兴坏了，赶忙出溜下去搜寻，发现是个小孩，大吃一惊，慌忙把我从沟底背上去，又背回村里，不知费了多少劲。当时，我的腰带摔成了两截，人已奄奄一息。那次劫难的后果是，后脑勺上留下个铜钱大的疤痕。三姑后来说：“那一回，你娘守着你，一直哭，三天三夜没合眼。”我上大学后，参加“学雷锋小组”，学会了用手推刀理发。每次放假回家，母亲准会说：“去给你全福叔推推头吧，没有他，你的命早没了。”大学三年，给全福叔推头，成为我回老家必做的一道作业。好像是参加工作后的第六个年头，我回家过春节，母亲神色黯然地说：“你全福叔死了，是心脏病。”八我读小学、初中，学校都在村东的老油坊，傍着东大池和母猪河。每天上学，从村西跑到村东，走街串巷，足有二里路。当时学习的课本有两种，语文和算术。为了玩得痛快，我会把两本书对折装在口袋里。结果半年不到头，那书就成两截，像是两本小人书。母亲忙了家里忙地里，看见了也懒得管。反正，只要我不惹事，学习好坏，她很少关心。可以说，我的小学基本上是在玩耍中度过的。我的种种劣迹也主要集中在那个阶段。上初中时，我的脑袋似乎透了点气。可能是爱听大人扎古的缘故，我渐渐迷上了看小说，常常趴在土炕上看借来的闲书，有时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看。什么《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烈火金钢》《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村里有书的人家都被我借遍了，借到什么看什么，也没得选择。记得借来的《水浒传》和《今古奇观》前后都缺了十几页，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经常是走在路上还捧着本书边走边看。这一情景在几十年后还有村人提起。读闲书的爱好使我的作文成绩变得奇好，还多次受到苏老师的表扬。母亲似乎从中看到一线希望，特意到供销社扯了二尺蓝洋布，给我缝了个书包，这样，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人五人六地背着书包上学了。我曾一度迷上画画。那时候学校没有图画课，我便托堂哥从公社买回水彩油彩，照着小人书里的人物去画。画红雨，画洪常青，画郭建光，画杨子荣。有一年夏天，我花了两个中午时间，趴在院中树荫下的石台上，用水彩画了一幅潘冬子像。潘冬子是我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在电影里，他戴着红军八角帽、扛着步枪走在杜鹃花丛中的英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把他画在半张粉连纸上，由于不懂着色技巧，那画就是一个红红绿绿的平面图。母亲看了，十分高兴，把屋里供桌前的两张年画揭去，把我的潘冬子贴上。直到考大学那年，那张画还在墙上。记得中间我曾买过一张“武松打虎”的年画，武松骑在老虎背上，奋臂挥拳，十分英武。我让母亲揭下潘冬子，换上武松，结果过了半年没有响应，年画也神秘地失踪了。问及此事，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属虎，怎么能贴那种画！”初中毕业后，我读的是村里的土高中，在东山岗上，两年制。教课的老师都是本村的民办教师，许多课程他们也没学过。虽然教者用心，学者刻苦，但效果还是不容乐观。马立老师鼓劲说：“想吃商品粮，不想戳牛屁股，除了考大学，别无选择。”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他把自家小米寄到北京，换来一套复习资料，然后刻蜡纸，油印成册，让我们“用功”。高考时，全班五十号人，有两人上线，全是中专。我落了榜，只有回家，做好了“戳牛屁股”的准备。当时，在乡里教书的长辈陈迷存老师来家劝说，父母同意我到乡中学去复习。父亲放话说：“家里没劳力，给你一年时间，考不上就回来。”母亲鼓励说：“只要你好好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乡里离家有十五里路，来去全靠步行。每周回家一次，取粮食。常常是装两升小米，一罐头瓶咸菜，背一袋红薯，外加母亲为我烙的几张大饼。小米和红薯要靠学校食堂的大笼来蒸，但红薯吃多了伤胃，吐酸水，亏得那饼解决了大问题。有时候，在一周的后两天，父亲还会特意跑到乡里，给我追加两张饼，这当然是母亲的意思，她怕我吃不饱。家里白面少，母亲就先紧着我吃，剩下的，他们配着黄面、红薯面、米糠蒸成窝窝，自己吃。她常说：“穷家富路。出了门，就要吃好。”九在我印象中，母亲和父亲并不是小说里所写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那种。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刚分家不久，家里穷得叮当响，整天看着三四个孩子啼饥号寒，两人难免有争吵。这是我儿时的印象。自打在西寨建了新房，家中似乎平静了许多。当时，房子盖好了，井里有水了，母亲很高兴，说：“要养鸡。”父亲在屋西侧土坡上掘出一个洞，按上木框，留个方口，塞上木橔，做成了鸡窝。母亲又说：“要养猪。”屋南靠崖壁处有块空地，父亲用盖房废弃的石料绕壁三面圈起，建成个猪圈。母亲养了六只鸡，一头猪。一个寒冷的冬夜，北风呼啸，窗纸被刮得哗哗直响。屋外突然传来杂乱的鸡叫，母亲惊呼：“快，有动静。”父亲慌忙披上棉袄推门而出，连扔石块带吆喝，许久才恢复平静。父亲说：“是黄鼠狼，塞鸡窝的橔子被拨拉开了。”那晚，家里少了一只鸡。母亲心疼极了，天天念叨，还到附近的田野去巡查，“或许它只是被衔走了，没被吃掉呢！”母亲说。开春了，鸡下蛋了。母亲把鸡蛋送到供销社，每斤能换四毛钱。年关到了，猪长大了，母亲蒸了一笼窝窝头，犒劳猪，然后父亲用推车把猪推到公社，卖了。有了鸡和猪，油盐酱醋的钱有了，我们兄弟姊妹的书本费有了，过年时还能扯上几丈布，每人做一件新衣。家里好像什么也不缺了。父母开始注意对几个子女的管教，尤其是我，全天候地出现在他们的监管之下。平时家中小事，父亲很少插言，都是母亲在行使家长的权力。但当需要武力镇压时，母亲常会喊父亲出马。因此，在我心中，母亲的咋咋乎乎似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亲那濳在的威力。我上中学时，学习有进步，成为班里的上等生。回家后母亲总是问长问短，父亲只是旁听。遇到拿不准的事，父亲总会说：“你是读书知礼的人，知道该怎么做。”那时，晚自习回家，要下东山岗，穿过村子，爬上西坡，才能回到西寨半腰的家。乡村的冬天，地冻天寒雪路难行尚且不说，还有种种狼和豹子出没的传说，母亲不放心，时常催促父亲到村边接我。记得有一天下晚自习，我刚爬上西坡朝家拐弯的路口，就看到月光下有一团黑影在晃动，我下意识地站住，大声喊“谁”，对方发出嘻嘻的笑，那黑影也似乎在朝我走来，我的头发顿时炸起，正待转身逃跑，听到一声喝斥，那黑影立刻停住。父亲来接我了。父亲用手电照过去，原来是邻村一个疯子。自打那天后，母亲特意给我买了个手电筒。有一段时间，父亲喜欢抽烟，但家里没有钱，他便采了许多野菊花来抽，母亲有时也帮他采。他们把菊花晾干，滴上香油，拌过，烟丝就做成了。母亲缝了个荷包，专门装拌好的烟丝。那烟丝可以装在烟锅里抽，也可以制成烟卷。父亲有个木制的卷烟机，一尺见方，三四寸高，放进一张白纸片，通过那个小木盒，便可把烟丝卷进去，做出来的烟卷和买到的香烟几乎一样。父亲患上脑梗后，戒了烟。一次，母亲来安阳看我时说，听说喝白葡萄酒能治高血压，给你爹也买一瓶试试吧。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便扛回去一箱民权白葡萄酒，问父亲：“管用不？”父亲说：“管用，就是腿痒。”父亲的病愈来愈重，后来竟卧床不起，亏得母亲身体好，有她在，子女们基本不用操心。有时候，听老家人在一旁议论，说母亲对父亲说话如何如何难听，我并不以为然。母亲和父亲过了一辈子，心中有气朝谁撒啊？朝儿女吗？所以，她对着父亲发发怨气，我倒可以理解。父亲去世时，母亲很平静，她把早已备好的寿衣抱出，指挥家人一件件给父亲换上，又让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父亲抬到屋中央的铺草上，点上香烛，摆上供果，一切安排停当，才跪倒在地，大喊一声“我的老汉啊”，顿时晕厥在地。十母亲从小受穷，但待人处事极大方。过年时，我买糖回去，她舍不得吃，一定要等来拜年的，然后一人一个分发，分糖时不忘说一句：“尝尝这糖，是从安阳买的。”众人小心剥下糖纸，把糖含在嘴里，连说：“比镇里买的好吃。”她笑了，再送一个过去。我买个西瓜回去，她会多切几块，然后送几块给周围的邻居。于是左邻右舍都知道，她儿子回来看她了。有一年，朋友剑平送我两箱核桃，我原封不动拿到了老家。母亲舍不得吃，放在床下，要等孙子孙女们来，分给他们。就这样，两箱核桃吃了一年也没吃完，最后生了虫。我责备她：“这核桃是让你吃的，你却放着，现在倒好，扔了吧？！”她显得很不好意思，喃喃地说：“放得好好的，谁知道它会生虫？”舅舅和妗子原来与二儿子一起住，后来，听说二儿翻盖旧屋，要盖两层楼，舅舅老两口临时搬进了村里一家空院。等二儿新楼盖成，老两口却回不去了。我不知真假，问母亲：“你那个侄儿是不是不孝顺，新房盖好了，怎不让你哥住。”母亲似乎并不生气，平静地说：“这不全怨二儿，也怨你妗子，一个院住时，她背地里拿二儿家的鸡蛋吃。”我问：“你怎么知道？”母亲说，“二儿媳妇说的，光听见鸡咯咯叫，就是看不到鸡窝里有鸡蛋，原来以为是猫吃了，后来发现是你妗子拿了。”我笑着说：“就算是她拿的，老人拿了儿子几个鸡蛋，也不至于这样吧。”母亲说：“那也不好。你想吃，就明说。这样偷偷摸摸的，让人看不起。”我说：“我觉得妗子人不错，去年冬天，你病了，她和舅舅来看你，路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现在手腕还吊着不能动呢。”她噗吃一声笑了，接着一本正经地说：“那和这事不掺，我后来还带了十斤鸡蛋去看她呢！”话虽如此，母亲还是数次向我提起妗子骨折的事，似乎心中放不下，又不知如何是好。一日，我对她说：“干脆，我开车带着你和舅舅、妗子一起出去逛一圈吧。”母亲眼前一亮，笑了，但又说：“那要费你多少油啊。”我说：“没多少。你们也几十年没在一起了，正好说说话。”就这样，我和母亲带上舅舅一家跑到几十里外的万泉湖风景区，请她们坐汽艇，登黄龙洞，还在景区酒店要了一桌菜，三位老人边吃边唠，十分开心。我对妗子说：“今后你和舅舅想去哪，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妗子高兴得直拍我的手：“这孩子，真成大人了。刚记得你小时住俺家，哭着闹着要走，你姥姥不准，你就把俺的棒槌扔茅缸里了。”引得一阵哈哈大笑。母亲对她的哥嫂更是让茶让菜，分外热情。这等于是她在款待娘家人啊！她感到脸上十分光彩。邻居Z老太比母亲大几岁，身体比母亲硬朗。两人当年在一个生产队，却很少往来。有一年，母亲在大门外土崖下的空地种的金针开花了，成丛成簇，金黄一片，煞是好看。她舍不得摘，想等我回去吃。谁知一天早上起来，发现盛开的金针花全被人摘走了。她一气之下，用镰刀把金针苗全割了。我听说后笑问：“摘就摘了吧，也没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啊。”她眼睛一瞪说：“我宁可自己不吃，也不能好过了那个Z老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人家摘的？”她说：“我和四妞去看了，她家门口还有掉在地上的金针叶呢。不是她，还能是谁？生产队那时候，她就偷扒队里的玉米，被抓住游街呢。”我说：“那年月，还不是因为穷，吃不饱。现在她都恁大岁数了，想吃金针，家里又没有，您就别跟她计较了。”母亲的口气似乎缓和了些：“要是想吃，给我说一声，可以送你，你偷偷摸摸的，让人不吃打听。”母亲从此见了Z老太，如见路人。十一虽然城里到老家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由于工作忙，我回家并不算很勤。每次回家，我都会给母亲一些钱，有时一百，有时二百，她从来不收。买上东西给她，她会说：“这得花多少钱啊。”有一次，我给她钱时随口说：“我涨工资了，涨了好几百元。”这样一讲，她竟收下了，而且显得非常乐意。也许在她看来，那涨出来的工资是多出来的钱，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很好笑，但深感此法管用，以后就一直沿用此说，竟屡试不爽。母亲手里有了钱，并不自己花。要么存起来，要么花在身边的孙子孙女们身上。于是，我便想给她买成东西。可是，如果是食品，她又很少自己吃，还是给孙子们留着。后来，买东西我也很慎重，想着哪些是她爱吃的，我知道她爱吃糖，便买糖。但这些东西花不了多少钱，便想买点实用的。她到底想要什么？我从她的聊天中捕捉信息。她给我说，村里谁谁家的媳妇买了一个电磁炉，怎么怎么好。不久，我给她也买了一台，她满脸惊喜：“这要好几百块呢。”我说：“我有两台，这个闲着没用，放的时间长了会生锈。”她果然收下。但听四妞说，那电磁炉她就用过一回。后来嫌费电，又改烧柴了。她在院里南墙根用泥巴糊了个灶，专门烧柴做饭。柴不用花钱，满山坡都是。我说：“给你的电磁炉不用，还是烧柴。”她笑笑：“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我们那里的山并不高，土薄树少石头多。一到夏天，干热。我给母亲买了台电扇，她很高兴，但热了还是喜欢拿个蒲扇摇。后来，我在她的卧室装上了空调，她嘴上说不需要，但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听说，她自己很少用，除了有人来串门，她会开一会儿，让别人也享受一下空调的感觉。串门的一走，她又关了。她嫌费电。刚流行手机时，我给她买了台诺基亚，二三百元。信号好，结实，还便宜。她十分高兴，对我说：“村里李老婆也有一部，苏老婆也想要，她儿子就是不给买。”听后，我感到十分愧疚，她过去肯定也想要，但她不愿跟我张口。她总是想，那得让儿子花多少钱啊。母亲有了手机，却只接不打。说白了，是怕花钱。她说：“一说话，钱就没了。”倒是几个孙子孙女，为了省钱，去蹭奶奶的手机打电话，她会不断地催促：“你少说几句啊，你奶奶没钱。”母亲去世的前两年夏天，她在门口的梧桐树下与邻居聊天：“东头李xx家有电冰箱，天热了就去批发雪糕冻在里面，又便宜，还方便。”我听后，给她留下两千元钱，说：“哪一天你让四妞陪你，去镇里买台冰箱吧，我从城里买，运送不方便。”她说：“恁贵，不买。”我说：“我回来想喝冰镇啤酒呢，买吧。”她收下了。临去世时，她靠着被子斜卧于床上，当着几个儿子儿媳的面特意交待说：“箱里有一个存折，是二孩让我买冰箱的，我没用，给他存起来了。”十二母亲六十八岁时，我在北京访学。母亲电话中说：“北京远啊，我一辈子除了去安阳你家，最远也就到过县城。”我说：“不远，你过来看看吧。”她笑了，说：“那要花多少路费啊？”我知道，她想出来看看。那年冬天，我让母亲坐长途车到安阳，然后请人给她买下火车票，把她送上车，当天下午，就到了北京。她穿着过年才肯穿的蓝布袄裤，脖子上围着我过去给她买的紫色围巾，拎一个黄帆布行李包，站在火车门口，迷茫地张望着。看到我来接她，笑了，惊奇地说：“还真能接着啊！要知道这么远，就不来了。”我领她去了动物园，看大象，看熊猫，看非洲狮子，看澳州火鸡，看盘绕在树上的蟒蛇，看在水中嬉戏的天鹅，她像个孩子似的，看啥都新鲜，说：“这些东西，俺在电视里见过。”看过动物，再去海洋馆，要重新买票，母亲问多少钱，我说一百，她立刻停下脚步：“恁贵，不看了。”我说：“老年人优惠，半价，你只用掏五十，我掏一百。”她听说比我花的钱少，似乎心安了许多。同意了。在海洋馆，母亲每到一处都会仔细地看，每一条鱼从她眼前游过，她都会把手抚在玻璃上，连声赞叹：“看这鱼长的！这是咋长的啊？”北京故宫的门票，老年人同样半价，母亲似乎习惯了，也不抱怨门票贵了。我把她领到金銮殿，让她看皇帝的宝座，看两旁的龙凤狮虎天马海马，金银珠宝，她都感到十分惊奇。有一处地方可以化妆照像，女游客们戴着皇后娘娘的头饰坐在椅子上，照一张二十元，母亲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半天没有挪动脚步。我怂恿她：“娘，你也照一张。”“我才不花那冤枉钱呢！”她态度坚定地离开了。后来我直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强迫她照一张呢？我知道，她内心深处肯定是愿意的。那次北京之行，母亲十分满意。离京前的那天晚上，我的一个学生请客，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住进了宾馆。母亲穿着宾馆里备好的睡衣对我说：“我这辈子，好看的都看了，好吃的也吃了，连金銮殿都去了，就是死了，也值了。”十三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农闲时，她喜欢和村里的老太太小媳妇们一起乱跑，活动的内容主要是烧香拜佛。说是乱跑，是说她们没有计划，全凭兴致。或是赶庙会，或是某个大仙的生日，或是某家要还愿，或是某人临时起意，几个人相跟着，说说笑笑，就上了路。像五里外的景色垴，十里外的白云山，二十里外的乌云山，她都去过。有公交就搭车，没有就步行。说是拜佛，其实那些山上供的并不都是佛，什么张天师西王母山神财神火神药神，还有吕洞宾张果老孔圣人关云长，也不管是哪路神仙，只要有塑好的神像，只要是能烧香的地方，她都乐意去。活动的意义似乎就是活动本身。有时带几个南瓜，有时搬两块砖头，有时买几斤挂面，反正不会空着手。上午去，下午返。我说：“也不带点吃的？”母亲笑着说：“中午庙里管饭。”在她看来，吃庙里的饭，是一种荣誉。有一年，我们村东河沿建起一座寺庙，还专门举行了开光大典。母亲从此成了那里的常客。寺里大小活动，都有她的身影。老太太和几个年轻媳妇一起烧火做饭，打扫擦抹。看到别人烧香拜佛，许愿还愿，她也免不了参与。寺里主事的说：“婶，你家二孩在城里上班，你替他烧柱香吧，佛会保佑他。”于是，她每次烧香便会给我捎上一份。寺里募捐，主事的说：“婶，你家儿子在大学教书，是佛在助他，你替他也捐一份吧。”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我给她的零花钱捐了出去。这样的事，不止一次两次。见到我，她还向我表功。我发火说：“给你钱是让你买点好吃的，你都让人家给哄索走了。”她赶忙打断我说：“可甭这样说，信则灵呢！”十四母亲一生最要好的人，应该是小姨。小姨是母亲姥姥家那边的叔伯妹妹，家住西良，也是母亲最惦记的“娘家人”。小姨年轻时，温柔善良，心灵手巧，念过小学，且会一手好裁缝。有一年冬天，她来我们村带徒弟，就住在我家。除了教人学裁剪，她还帮母亲料理家务，两人坐在小屋床上边做家务边说笑，无话不谈，颇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闺蜜。在我记忆里，小姨家是比较富有的。她家在姥姥家北边的半坡上，五间瓦房，院子却十分宽阔，足有普通农户院子的两倍大。姨父是上门女婿，在水冶的瓷窑上班，挣工资。那时的工人，在农村是被仰脸看的。每到春节，小姨的几个子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我们只有眼馋的份。走姥姥家时，一定会去小姨家，不仅能挣到可观的磕头钱，还会吃到许多从未见过的糖果。后来，姨姥姥去世，小姨也搬家了，搬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那是姨父的老家。小姨搬家后，母亲和她依然走动，两人在一起唠陈年往事，唠家长里短，十分投机。自然，一切消息都从母亲口中传出。母亲说，姨父是个勤快人，退休后，在自家开个理发店，一天也不闲着。其实他有钱，光靠他的退休金，就够俩人花了。母亲说，姨父的厂子关门了，儿子没接成班，只好到外地去打工了。母亲说，小姨的儿媳跑城里挣钱，与家里闹气，过年都没回家。有一年春节，母亲向我报告了一件大事：小姨家儿子参加某开发商的集资，把打工攒下的二十万元全赔进去了。小姨气得神经紊乱，天天在家吃中药呢。很快，我和母亲前去探望。小姨坐在苹果树下，说话有气无力，满脸忧郁，院里的厨房飘出浓烈的中药味。坐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和蔼而热情的小姨了。母亲临去世前还说：“有空去看看你小姨，你们小时候，人家没少帮衬咱。”母亲去世时，小姨来吊唁，在给母亲烧纸时，默不作声。她后来说：“俺不敢哭，怕身体顶不住，给你们添麻烦。”母亲去世后第二年，小姨住院了。据说那年的三十晚上，小姨到院里烧香，被一根挡门棍绊倒，结果大腿骨折，送进医院，打上了钢钉。那天，我和家人又去看小姨。她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她已经不能说话，完全不能自理了。两月后，乡下来信，小姨去世了。十五母亲一生性格要强，到了晚年，有一事却不愿向人提起，那便是我的婚姻。当初成家时，母亲给我做了几床被子，每床都有半尺厚。城里冬天有暖气，根本用不上，我们就把被子拆掉，一床做成了两床。说及此事，母亲说：“在老家，都是这么厚，不然冬天没法过。再说，我自己种的棉花，又不花什么钱。”后来，母亲老了，没力气种棉花了，就把她压箱底的一卷老粗布送给我，那布足有二十斤重，少说也有五六丈。她说：“这是我早年织的，布纹密。要说做床单，还是老粗布舒服。”我离婚后，那布也不知去向。每念及此，我感到万分内疚。倒不是因为那布值多少钱，而是那上面有着老人的心血和期望。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没来城里住过一天就病了，很快离开人世。我颇想让母亲来长住，也算尽点孝心。但她家里还有一摊子，长住自然不可能。那就短住。但每当母亲进城后，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家，且时有冷战，母亲哪里住得下去。她总是默默地帮我拆洗被子，洗洗衣服被单，忙上三五天，然后走人。再后来，我的家庭矛盾升级，冷战转为争吵，母亲再也不来了。离婚后，精神上似乎解脱了，但身体状况却急转直下。在城里，我已是孤身一人。离群索居，息交绝游。在面临一场肝脏大手术时，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母亲，但没有亲属在场，手术就无法进行。于是，我找了一位没有正式工作的女子重组家庭。手术时，是她代表家属签的字，也是她三天三夜不合眼陪我度过了最难忍的疼痛期，按摩，翻身，擦汗，润唇，喂饭，喂水，洗头，捏脚，接屎接尿……康复后，我们一起回老家。母亲可能认为媳妇没有正式工作不是她的脸面，当然，她从未向我表露过此意，只是我自己的猜测。我隐约感觉，在妻子面前，她虽然热情，但说话似乎少了，那爽朗而开心的笑似乎也没有过去多了。去世前一年，母亲来城里住。妻子十分热情，帮她洗头，帮她剪发，帮她搓澡，给她买吃买穿。她说话多了，脸上的微笑也多了。一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妻子端来一盆热水，要给她洗脚。刚开始，她显得有点羞涩，向后缩着腿，不好意思伸出来，并说：“活了一辈子，还没人给俺洗过脚呢！”妻子说：“你就和我妈妈一样，这是做儿女的应该做的。”她才颇不自在地把脚伸出。妻子先是蹲在地上给她剪脚指甲，小心地掏指缝里的污垢，然后，把脚托起放进盆里，轻轻地揉捏。此时此刻，我分明看到，母亲的眼角渗出了泪水，但她还是在笑，她不会说感谢的话，那笑里，却有着十分的感动。母亲住院时，妻子在医院陪护。看着妻子轻柔地给母亲洗头、擦脸、剪发、按摩腰腿，邻床的老太太满眼羡慕。一天，趁妻子不在，母亲悄悄对我说，邻床老太太问她“给你洗头的是你女儿吧”，母亲说是儿媳妇，老太太听了直叹气。别说儿媳妇，就是女儿都很少来医院看望她。妻子爱整洁，家里的边边角角，总是擦拭得一尘不染。母亲刚来时，悄悄对我说：“这样是好，可是这么大的屋子，过不了两年，她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我将母亲的话学给妻子听，妻子若有所思地说：“我倒要让咱妈看看，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要做陈家媳妇中最讲卫生的人。”母亲去世五年了，家里的清洁依然如故。我不能不佩服妻子，当然更佩服母亲。也许她知道我会将话传给妻子，才那么讲。姜还是老的辣啊！母亲临去时，坐在床上，看看我，然后对妻子说：“他比你大，将来你要好好待他。”妻子含着泪点着头：“你放心，他是我丈夫啊。”母亲笑了。十六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时，她种着几分地，红薯，玉米，谷子，花生，黄豆，绿豆，棉花，芝麻，样样都有，总能顾住她的生活，还常常匀出点送我。母亲去世前一年的夏天，我和她一起去摘南瓜。老人77岁，却耳不聋眼不花，走在崎岖陡峭的土岗窄径上，如履平地，令心惊腿颤的我感佩万千，她却平淡地说：“天天走，习惯了。”她领我穿过茂密的玉米地，蹚过葱茏的红薯田，在那绿叶覆盖的藤蔓间，把成熟的南瓜一个个熟练地摘下，像接生婆一样轻轻放在荆篮里，并自豪地说：“都是我种的，你把它们带走，炒着吃正好。”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溢着笑意，慈祥而慷慨，像是在说，她已经老了，不能再种很多粮食了，她能给予我的，就是这些南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个到处都弥漫着泥土气息飞舞着铜钱大彩蝶的夏天。十七母亲得的病最初在肠胃。做手术时，医生突然发现胰腺上有个肿瘤，照当时情况，已无法切除。就这样，母亲出院时，肠胃问题解决了，却留下个天大的隐患。哥说：“看到别人出院都欢天喜地，咱娘出院，我却想哭。”我问主刀大夫：“像我娘的情况，能维持多久？”大夫说：“一般情况三五个月，不过也有维持一年两年的。”我在医院发现两张治疗癌症的小广告，一个是某医院的生物疗法，一个是某医院的中医疗法。便与弟弟商量：“咱去看看，说不定管用。”弟弟平时沉默寡言，对母亲的感情比我更深。他马上说：“行。”我又征求哥的意见，哥做过医生，明白这病的严重性，也无可奈何地说：“试试吧。”就这样，我与弟弟坐火车赶往省城，先到生物疗法的那家，医生很热情，详细询问了病人的状况，看了病历，然后说，病人最好能来住院，如果不能，也需要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我们考虑到母亲刚做过手术，快八十岁的人，经受不住路上折腾，放弃了。接着来到那家中医院，赶到时，来看病的人已排成长龙，当天的号早已挂完。一打听，他们是起大早来排队才排上号的。于是我和弟弟在附近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下，次日凌晨四点便起了床，抹了把脸就往医院赶，到时已有黑压压一片人排成了长龙。直到中午，我们才排上号，医生开了一大堆汤药，让回去喝。刚开始，母亲喝了几次药，后来，饭已吃不下去，药也难以下咽了。我说：“娘，喝吧，喝了咱的病就好了。”她说：“想喝，就是咽不下去。”我认为她是嫌药味难闻，就说：“没事，我喝一口，你也喝一口。”于是，我把温好的中药，用小勺盛了，自己先喝下，说：“好喝，喝吧。”她果然听话，强撑着也喝一口。但那几十服药，最终还是没有喝完。十八母亲故去五年了。院里的水泥地上爬满了蒺藜。小院没了主人，说荒便荒了。墙角堆放着旧物。土灶。铝锅。面盆。水桶。锄头。铁锨。钩担。镰刀。桃树、李树、苹果树交错掩映，一片孤寂。树间有两片空地，席子大小，过去常种些波菜、芫荽或白菜，眼下杂草丛生，没过了膝盖。空地的边缘有一株月季，原先长在西寨的老宅，母亲搬家时舍不得丢下，将根移栽了过来。当时，母亲笑着说：“这花好养，冬天齐根砍了，开春就没命地长，一年能窜一人高，开的花像脸盘一样。”母亲走后，我舍不得齐根砍，留下尺把高的枝干。眼下，那枝干已有拇指般粗细了。（2018年10月9日终稿于安阳师院文博楼）作者：自在，本名陈才生，1962年生，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业余负责大学生文学刊物《秋水》编辑事务。主要著作有《女性作者写作的奥秘》、《李敖这个人》、《李敖思想研究》、《李敖评传》、《才女之路》、《用生命种诗的人——王学忠评传》、《地摊上的诗行——王学忠诗歌研究》、《红粉三千，我只爱一点点——李敖情爱纪》、《我的江湖越来越小——李敖师友纪》等。学术研究之余，爱好文学创作。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