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雌性的草地各自倾听:严歌苓《雌性的草地》怎么读(附:留恋芳草地——黄国柱/评)

新浪微博@严歌苓读书会 应该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纯文学”作品,它在尝试抛弃读者所熟悉的叙述方式的同时,没有把吸引读者的内在机制一起抛弃。 ——黄国柱(留恋芳草地) 导言:各自倾听 ——《雌性的草地》怎么读 高伐林/文 引文作
原标题:各自倾听:严歌苓《雌性的草地》怎么读(附:留恋芳草地——黄国柱/评)新浪微博@严歌苓读书会应该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纯文学”作品,它在尝试抛弃读者所熟悉的叙述方式的同时,没有把吸引读者的内在机制一起抛弃。——黄国柱(留恋芳草地)导言:各自倾听——《雌性的草地》怎么读高伐林/文引文作者介绍:高伐林,作家、诗人,代表作《答》,《年轻的心》,《早春交响曲》,《破冰船》等。在我的想象中,描绘烙下命运深刻印记的岁月,就应该抱扑见素,不玩花活,宁伤于拙,勿失于巧,才会具有真实感人、荡气回肠的力量。但严歌苓的探索动摇了我的想法。或许她的方式,能够抓住人性深处更为本真、更居核心的东西,能够将知青这一代人的“绝唱”更远地向今后的岁月传扬下去。“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这里也可以说:有一万个知青,就有一万种上山下乡。肖复兴有肖复兴的上山下乡,张辛欣有张辛欣的上山下乡,“广玉兰”有“广玉兰”的上山下乡,此外还有史铁生的、阿城的、王小波的、老鬼的、张蔓菱的……这里,我们又看见了严歌苓的上山下乡——她为我们讲述的,是草原上军马场的女子牧马班的悲剧。第一次读严歌苓的《雌性的草地》,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严歌苓的文学长征,刚刚走出最开始的几步。当年读这部作品,不是很习惯:回忆和描绘给这一代人的命运烙下深刻印记的那段岁月,尤其是对自己心灵产生巨大震撼的历史事件,在我的想象中,就应该“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尽量地抱扑见素,不玩花活,不眩人眼目,宁伤于拙勿失于巧,哪怕让人叹为“质胜于文”呢,也千万不要被人讥为“文胜于质”——才会具有真实感人、荡气回肠的力量。但事隔多年之后,再重读这部作品,得以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中来凝望这个军马班的悲欢,我不得不承认: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真实的途径并非唯一,严歌苓实际上探触到了可怕的真实的底蕴。我甚至在想,或许严歌苓的这一种方式,能够抓住人性深处更为本真、更居核心的东西,能够将知青这一代人的“绝唱”更远地向今后的岁月传扬下去。好了,这一次我不想多饶舌,因为我偶然读到了黄国柱对《雌性的草地》的一篇评论。虽然看来他限于篇幅,未能详尽深入地展开许多有趣的观点(例如关于悲剧的轮回,例如关于性的诗意,例如关于结构安排上的迷离和情节展开上的轻松,等等),但是概要地表达了我对这部作品的许多感受。我想我不如将这篇文章推荐给读者——或许我的提醒是多余的:黄国柱也有黄国柱“这一个”的上山下乡。留恋芳草地——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读后黄国柱|评作者简介黄国柱,毕业于吉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72年应征入伍,历任某步兵团战士、文书,沈阳军区文化部干事、宣传部干事,解放军报社文化处编辑、政工科科长、政治部编辑。2009年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2012年4月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少将军衔。本文大约发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收录于台湾繁体版《雌性的草地》后记对于喜欢归类的评论家来说,大概会把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归于“知识青年”题材,同时又会无可争辩地把它归于“现代派”小说,从军事题材的角度来看,让它加入“军事文学”也未尝不可。这部作品题材、主题及手法取向的多极性无疑会给读者、评论家带来某种困惑,不过,这困惑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是一个美丽而又充满罪恶感的少女小点儿带着我们走进草地深处那个军马场的女子牧马班的帐篷的。继而,女牧工、班长柯丹和一个班的女知青,还有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指导员叔叔、独眼的神枪手出现了。一切的悲欢故事都在这里展开,那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和以往的“知青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长篇并无十分明显的政治反思和批判的倾向,也没有那种最能引发人们同情的“为知青说话”的功利性极强的激情。这是一个关于流浪儿和女知青草原放牧生活的荒诞的传奇。这是遥远的文革年代过去之后悠长的回声。这是动乱时代中人性扭曲的变形的图画。这里有许多幽默、也有许多感伤;这里有几分柔情,也有几分豪放。过去的文学理论总是告诫作家要全身心地进入他所创造的人物中去,像老巴尔扎克为高老头的死而悲伤哭泣那样热爱或憎恶自己的主人公。然而,在这里,作家无比地清醒,时不时地走出故事,和她的人物,和读者,也和她自己进行商谈。这大概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吧。这大大地增加了读者一起参与创造的快感。小说终卷时,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仍是清晰可鉴。沈红霞对于牧马事业的近乎病态的坚执和热爱;毛娅嫁给了当地牧工,以求“永远的扎根、结合”;杜蔚蔚对于返城的疯狂……无不可以省悟到那个巨大的社会阴影的笼罩。当女知青毛娅被蒙昧的牧民用马驮走,女知青群起而拦之,叔叔把那牧民打成奄奄一息,毛娅掏出红色的结婚证大喊:“来不及了!”的时候,谁能不为之动容呢?看来,作者成功地把颇有现代派风格的语言操作和感情的投入结合得恰到好处。这是一部在结构上、叙述上迷离扑朔的小说,但读起来却相当轻松。你用不着费心思去梳理人物关系,一切都会迎面走来。沈红霞的将军父亲以及仿佛有难言之隐的母亲,柯丹羞于告人而又终于大声宣布的私生子,还有姆姆的狗家族里出现的两条幼狼以及它们后来的叛逆,莫不是如盐之溶于水一样潜伏于支离破碎的叙述之中。作者醉心于新式的语言操作中的象征意蕴:那一匹出色的几度得而复失的红马和沈红霞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信念是一对象征的对称物,从桀骜不驯到精气神因阉割而丧失殆尽,从“革命理想高于天”到把军马全数上缴后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们都完成了一个悲剧的轮回。那匹红马是一种介乎实在与虚幻之间的一种象征物,实在倾注了相当多人的情感。还有那个永恒地留在草地上的十七岁的女红军、那个吹着口哨的开康拜因的女垦荒队员,这两个精灵在草地上飘来飘去,作为两代革命者的幽灵和沈红霞进行着心灵的交谈,既难以置信,又让人确信无疑。作者为逝去的青春年华唱了一曲凄婉的悲歌。铁姑娘牧马班,这是那个荒唐的年代里神圣的存在,那个严肃的追求中可笑的幽默。悲剧在于她们已成为政治机器牵动之下的木偶却浑然不知,当她们已被时代抛弃多年之后仍然木然不觉。她们尊重、承认自己的价值,却早已被从军马场的名单上一笔勾销。无论是沈红霞灿如红霞的青春,还是小点儿沉沦罪恶的青春,杜蔚蔚不可告人的卑琐的青春,统统在一场大火之后归于寂寞。随我军骑兵部队的取消,军马的牧养已毫无意义,再无必要。草地荒芜了,知青走光了。在沉寂中,一丝悼念青春的悲凉会悄然升起——原来,作者,以及那一代在草地上生活过的人们,都还在心底深处埋藏着对那段青春的留恋。荒唐,荒诞,毕竟曾是那样的神圣、圣洁啊!这部实际上充满了诗意的小说中,性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小点儿和那个被她称为“姑父”的男人的乱伦的性关系;柯丹那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杜蔚蔚那难以启齿的青春的躁动。此外,小点儿和叔叔之间,小点儿和骑兵团那个潇洒的营长之间,都可以用时髦的“性心理学”去加以解释。也许,这其中的某些行为龌龊不堪,但是它没有污染作家的笔。能够把性、把不正当的性关系写得如此含蓄甚至可以说优美细腻,大概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那个在作品中时隐时现的长驴脸,无疑可以理解为一种性的象征。还有小点儿遍地播种的金黄色的向日葵,意味着什么?有趣的是草地上的英雄指导员叔叔那种对小点儿那种欲爱不能的复杂心态,他洞察小点儿的一切,因而怜恤她的美丽,宽宥她的罪恶,却决不肯加以染指,展示出草原般的辽阔的胸襟。小点儿以赎罪的爱怜远离营长而去,终于在烈火中化为一缕青烟,从而完成了自我净化的历程。应该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纯文学”作品,它在尝试抛弃读者所熟悉的叙述方式的同时,没有把吸引读者的内在机制一起抛弃。-end-(刊于2016/11/17《文学报》)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严歌苓(散文《一天的断想)我觉得主题越多,越朦胧越好,有人看出这样的寓意,有人看出那样的寓意,就像《红楼梦》一样吧。信佛的人看出“空”,美食家看出精美的食品,哲学家看出哲学。肯定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不应该让读者从作品中只看出一个主题,作品的主题在写的时候是非常模糊的,写完以后,自己才意识到可能有这样的意义,或者是在别人点出这样的意义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意义。我觉得这就对了,艺术是不能被赋予非常明显的主题的。我在乎的是高质量的读者。因为很多艺术形式不可能是普罗大众都喜爱的,比如芭蕾舞、交响乐、歌剧,还有舞台话剧,这样的艺术形式,它们本身为了开拓市场需要付出昂贵代价,它们本身就决定了自己不是那种可以几亿人一起欣赏的东西。我觉得我宁可做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或者说我自己可以接受这种艺术形式。——严歌苓(2018年4月南都周刊专访)诚意推荐严歌苓描绘这群铁姑娘的非常境遇和情感,目的是为说明:“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从而,《雌性的草地》在主题上比一般的知青小说有所超越,更加复杂。——蔡小容:严歌苓早期作品与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华文文学2015年3期)《雌性的草地》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上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这些探索和尝试,不只达到了严歌苓早期长篇小说“女兵三部曲”对小说叙事结构和手法探索的巅峰状态,就是对于严歌苓迄今为止的创作而言,都是独具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后来也不曾达到和超越的。《雌性的草地》里所体现的文体创新意识,令她的创作在两个方面——当年同段的先锋派文学和她后来写作中能够持之以恒的叙事上的探索创新意识——这双个维度广联、伸展和发生效应。——刘艳,叙事的先锋性与“从雌性出发”的叙事母题:《雌性的草地》(严歌苓论P62)《雌性的草地》中众多的人物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彻底迷失在外部的政治环境促使他们做出的选择中。更加可悲的是,草原上浓烈的血腥味很快便消散不见,深陷伦理困境中的她们也迅速被体制和世人彻底遗忘。同样发生在理想的旗帜底下,其结局和意义之间的区别(与《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区别)却显而易见。在《雌性的草地》中,政治的面貌不再仅仅可笑,而是具有了震慑人心的残酷与无情。除在情节设计上转换了对政治的表现手法和力度外,《雌性的草地》的叙事方式中同样蕴藏着隐含作者伦理表达的意向。在《雌性的草地》中,隐含作者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多个叙事层共存、“我”同时担任故事的叙述者和小说(文中虚构的作者所创作的“小说”)的创作者、“我”以人物形象在多个叙事层间的穿越、“我”对故事情节把握上的困难以及受述者“你”的存在...在与《雌性的草地》具有相似的故事背景的短篇小说《天浴》中,男权掌控中的政治对女性身心的摧残被放大为另一种机制。被迫与老金相伴在草原上牧马的文秀早已识破理想光环遮蔽下的现实中的残酷。她为了逃脱被遗忘在草原上的命运而轻易地沦为男性奴役的对象,直至最后无法从自己残破不堪的身心中找到任何生存的欲望。如果说《雌性的草地》是一副描绘以生命献祭理想的长卷,《天浴》则是一帧呈现极致痛苦那一瞬间的特写。这两部小说共同揭穿了掩藏在理想面纱之下的政治统治残忍的面目。——董娜,肉体和心灵:政治的残酷性(严歌苓小说叙事伦理P14~21)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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