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艺批评|沈杏培：正义与及物——关于文学批评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编者按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正义”与“及物”的内在属性：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明、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向度。当前文学批评中流行的“不及物”批评形态包括“化简为繁”式义理叠加、“邻猫生子”式的伪问题、“砍头割脚”式的阉割批评模式和“求全责备”式的错位标尺判断，其共同特征在于看似充满了各种“理性”和“问题”，实是“不及物”或是非理性的胡搅蛮缠。本文发表于《南京师大学报》2017年第1期感谢作者沈杏培授权文艺批评发表！沈杏培正义与及物——关于文学批评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近些年，有两本书被界内研究者引用或提及的次数颇多，一本是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一本是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文学死了吗？》写于新世纪之初，有感于技术的巨大变革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米勒不无悲观地指出，印刷和纸媒书籍的时代已被新媒体取代，文学也会在这股浪潮中“行将消亡”。准确地说，米勒想说的是传统文学和以印刷作为载体的文学时代即将死去。如果说米勒是在给传统文学敲响丧钟吹奏挽歌，努斯鲍姆则试图让我们从这悲鸣声中重拾对文学的信心。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中批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学提供的正义标准日益成为一种重要价值，而经济学功利主义和法律经济学是以物化视角来对待人和人性的。如何纠正和补充经济学的这种偏向？努斯鲍姆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提供一种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而这种判断比经济学功利主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尽管努斯鲍姆的理论和批评进路中有些许乌托邦色彩，但文学的诗性价值确实得到了极大的伸张。《诗性正义》如今，米勒的“文学终结”预言似乎没有成为现实，文学依然健在，蓬勃芜杂，野蛮生长。努斯鲍姆试图让文学（尤其是小说）在经济学的标准之外提供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诗性正义的学术呼吁和批评实践，更让我们看到文学和批评的价值所在。我想说的是，文学不死，批评就不会亡。笔者在以前的论文中曾讨论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批判性和趣味性[i]，本文试图进一步指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正义”与“及物”的内在属性：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明、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向度。一、文学批评是一项“寻美”和“求疵”并行，散发出正义光辉的事业一般而言，文学批评是指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阅读、鉴赏，继而进行分析、阐释和评价的综合活动。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具有健全的人格、敏锐的艺术感知、明确的评判标准、清晰的评价立场——这些几乎是从事学术批评的基本认知和常识性要求。然而，当下文学批评看似数量可观成果斐然，实则症结多多，对批评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有学者指出当前学术批评有三大症候：一是立场上有场而无立，文坛的“场”够大，批评家主体不“立”；二是标杆上有杆而无标。批评者们人人都有话要说，时刻在抢占话语高地，而最为致命的高地之“标”少有人能及；三是学养上有学而无养。饱“学”而不养“学”，学虽有攻，但少涵养之气，造成批评者治学、为学态度的轻佻和散漫。[ii]当下文学批评的症结当然远非这几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一大批负面词汇来描述这些问题：空洞无物、理论堆砌、文风呆板、隔靴搔痒，等等。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具有正义之气。面对作家，不论名声，不论亲疏，敢于真诚发声，敢于冒犯作家作品，敢于进行冒险的批评，既赋予文学批评寻美的功能，又具备求疵的品质。美国学者波斯纳将一些学院派学者称为“学院道德家”，认为他们是一群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出过校园，没有教职前，不敢冒任何职业风险。有了教职，也很少冒职业风险，而从来不会冒个人风险。他们过着一种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也许稍带点放荡不羁。他们思想左翼，生活右翼，或者思想右翼，生活左翼。”[iii]波斯纳的话语非常适合描述我国以学院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家，这些“学院道德家”的典型症候是从事着一种不冒险的写作。作为一个法官，波斯纳对这种“不冒险”的写作深恶痛绝，他非常看重文学评论的公共性作用。在《知识分子的衰落》一书中，他单辟一章，题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家的文学评论是他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11种类型之一，但在他看来，“纯美学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即便是面向普通读者写作，也不符合本人有关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界定，因为它对于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的公共话语并无贡献。”[iv]在波斯纳这里，他所反对的是无法与圈外的人沟通交流的充斥着太多专业术语的文学研究，他看好的文学评论家是那些有公共知识分子品质与功能的评论家类型。正因为此，他对艾略特、威尔逊、特里林评价不高，称他们为“骑墙派”，而对韦恩·布斯和玛莎·努斯鲍姆赞赏有加，其中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学批评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与功能。当然，我们知道，努斯鲍姆的文学评价标准在某些地方有些偏颇与狭隘，比如过于看重现代小说中的政治因素与批判性品性，而忽略美学意义的体认，因而，波斯纳在充分肯定努斯鲍姆的文学批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典范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文学批评有可能陷入贬低和危及文学价值的陷阱。《知识分子的衰落》可见，作为一个美国法官和思想犀利的学者，波斯纳在这本书中所要确认的是文学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品性，要在文学批评和现代价值观念、政治思想和公共话语之间建立起深刻关联，避免文学批评仅作美学意义上的研究。客观地说，这本书是波斯纳为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唱的一曲挽歌，由于社会结构和现代大学专业化转型，苏格拉底那样的知识博通、融思想家与实践家于一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沦为了一些在波斯纳看来只会“舞文弄墨的空谈家”。因而，波斯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文学批评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和功能，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他们绝不是一种模范、完美的人格类型，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批评可能会有的武断、极端与草率鲁莽。可以说，波斯纳在这本书中的学术思想有两点对我们极有启示，一是确认文学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品质和功能；二是学术知识分子在发挥学术和社会功能时，要警惕他们身上的缺陷和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里几乎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汇，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既不体现公正立场，也缺少为公共利益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的勇气和行动。他们表现出的那种玩世不恭、看穿但不说穿、没有立场、机会主义的嘴脸，使他们背负上了“犬儒主义的马屁精知识分子”[v]的骂名。但我并不悲观，我仍然相信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有犬儒的知识分子，就有正义的知识分子，有为利益和人情而写作的“寻美”批评或“抬轿”之文，也有体现批评正义的“冒犯”和“求疵”之作。我认同努斯鲍姆指出的文学是一种散发诗性正义的实践，同样，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也是一项散发着正义光辉的事业。一般而言，从功能意义上，批评可分为两种：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寻美的批评是一种美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肯定性活动，是一种“审美的创造”，而不是“批评的分析”。蒂博代高度肯定的这种寻美批评本质上是一种“同情式”和“认同式”批评，体现的是读者和作者“两个意识的遇合”。法盖认为，寻美的批评是批评家面向读者说话，与读者分享古书或新书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求疵的批评是在面向作者讲话，他所进行的不是教育公众，而是试图教育读者[vi]。在法盖看来，求疵的批评家更有用，因为他是真诚的“合作者”。当然这种真诚的合作者有时会是一个粗暴的、激愤的、略显偏激的批评者。对于这种批评者，蒂博代的评价是审慎而有保留意见的。蒂博代非常认可伏尔泰将职业批评家（教授批评）比作“猪舌检查者”，因为在职业批评家眼里，他们没有发现哪一个作家是健康的。这种对求疵批评家的比喻是颇为戏谑而带有讥讽意味的。综观蒂博代的观点，他对求疵批评本身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那种没有诚意、自以为是、缺少真正建设性的求疵批评，“他通过作者告诉他的东西来判断他，骑在他的脖子上教训他，并让他在这种条件下心甘情愿地承认，批评家比他伟大，知道的比他多，写的会比他好。”[vii]蒂博代反对那种以审判官自居的批评家，甚至以司法审判作为比喻空间，设定了批评家和诸多角色的身份：作者处于律师席，审判官的位置让给公众（而不是批评家），好的批评家应该像代理检察长。检察长的作用是进入诉讼双方及他们的律师内心，在辩论中分清真伪、摆平天平。可见，蒂博代主张的是那种充满善意和真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求疵批评，有时这种求疵的批评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求疵者确实是一些唱反调的人，是一些拒绝合唱的人，他们不以颂美为主，而以诘问为责，他们不追求批评体系的大而全和观点的四平八稳，而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某种批评的“偏见”示人，求疵的批评常常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和私人化的“偏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蒂博代看到了布伦蒂埃是一个有“偏见”的批评家，雨果的《论莎士比亚》也带有“偏见”，而且他对这种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可是如果没有偏见，也就不会有批评和艺术了，一位批评家的偏见可以纠正另一位批评家的偏见。”[viii]。其实，要是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偏见未必都是错误或不合理的。伽达默尔将偏见分为“合理的偏见”和“盲目的偏见”，前者的认识偏差导因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后者的认识偏差来源于主观的盲目崇拜、知识结构的偏狭等方面，需要克服。别林斯基对那种怀有盲目偏见的批评家是尖锐贬抑的，他甚至将其称作“文坛上的蝗虫”[ix]，认为他们的偏见是一种厚颜无耻、缺少理性支撑的做法，对他们打击对手、混淆黑白、充斥谎言的行径极为痛恨。在当下中国，充斥着太多貌似客观公允、四平八稳，实则取消判断和价值立场的文学批评，真正有效的文学批评不是这种形式规范、立场中规中矩的文学批评。我欣赏那种爱憎分明、充满正义、诚恳真挚的文学批评，这种文学批评往往彰显了某种“深刻的片面性”，是批评家的“真诚的偏见”，它以某种粗暴的形态出现，但它们是建设性的，是文学的真正有意合作者，是切中文学流弊并勇敢言说出来的诤友而非媚者。《论莎士比亚》总之，文学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应该尽可能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姿态探求文学真相和内部秘密，揭示文学规律，评价文学现象，尤其敢于以求疵立场介入各种文学现象，这种介入看似冒犯显得粗暴甚至略显激愤，但它是善意而真诚的，是充满建设性的。它是对熟人社会出于熟人伦理大家都顾虑的作家病症、作品痼疾的介入，是对权力意志（比如文学体制、主流规范）、资本意志（比如商业利益、经费资助）对作家或文学形成的遮蔽或伤害的介入。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真正体现其“寻美”和“求疵”的双重功效，才能彰显文学批评作为社会公器的正义品质。二、文学批评是一种体现着批判理性的“及物”活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并不相同，勒内·韦勒克在他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的第四章对这几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在我看来，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相比，文学批评在形态上较为自由，在体例上更为灵活。与文学史研究讲究结构谨严、注重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辨源头和考变迁式的严密论证不同，文学批评往往呈现出结构的随意化、阐释的选择性和主观性等特征。阐释的选择性、结构的随意性和话题的自由性是文学批评较之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在体例与叙述上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们对文学批评认识和实践中的误区，以为文学批评是批评的“意识流”：可以想到什么研究什么，随意布局学术结构，没有确定的学术指向，不需要明确的学术立场。其实，文学批评是以文学现象作为批评对象，以问题作为导向，在鉴赏、分析和评价中体现着学术理性的心智过程。如果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一种随兴所至的活动，进而诉诸于文，可以想见，这种批评一定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这种写作也会成为空洞无物的“不及物”批评。别林斯基曾这样说过，“很多人把批评理解为或是诽谤所见到的现象，或是把现象中喜好和不喜好的东西区分开来，——这是关于批评的最鄙陋的见解！在个人的喜好、信念和直觉上面，不可能肯定或否定任何东西：判断需要理性，不需要个人，个人应该代表人类的理性。”丧失了这种理性而固守自我，就会沦为别林斯基所讥笑的那类“不幸的病人”，“任何所谓我，只基于自己的感觉和意见、武断而毫无根据地判断着的我，会令人想起精神病院里不幸的病人，他头戴着纸做的王冠，庄严而成绩卓著地治理着假想的人民，判处死刑或宽赦，宣战或媾和。”[x]这里，别林斯基所讲的“批判理性”，实际上是指批评主体进行批评实践时所具有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姿态：拒绝非文学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排除权力、利益、人情对学术评价的干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解释文学活动，彰显文学真相，尤其是以求疵和对话的姿态针砭文学与批评中的乱象与病象，维护文学的美好和批评的正义。由于写作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因而，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对作家的信任中就必须“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点的不信任”，或者，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xi]。说到底，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行帮化、圈子化、中庸化、去立场化，根本的原因在于批评主体批判理性的缺失。对于这种批判立场缺失、犬儒的知识分子类型，萨义德曾如此给予尖锐质疑——“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xii]批判理性的缺失，会使批评实践回避批评家对作家应该有的善意而尖锐的质疑，拒绝对写作真相的追问以及对写作症结和各种病象的诘责，转而闭眼大唱不着边际的赞歌，或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与伪问题大做无用功。可见，缺失了批判理性，批评家没有能成为作家对面的那个必要的“敌人”，而成为作家的“护短者”“合唱者”。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体现着批判理性的“及物”活动。文学批评应为彰显价值理性和解决学术问题的活动，那种既无立场又“不及物”的学术批评读来令人生厌，面目可憎。当前文学批评中有不少类型看似充满了各种“理性”和学术“问题”，实则“不及物”或是非理性的胡搅蛮缠，这些症候典型的有这样几种：第一，“化简为繁”式义理叠加。文学批评应该有一种大道至简式的表达方法，文学批评天然具有文体和表达方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可用“短平快”“多活新”概括。“短平快”是指，不需要长篇大论，容易写作，短时可以写好。“多活新”中的“多”是指形式允许多样，可以是对话体，可以是散论，可以是答客问，可以是书信体；活是指选择的角度能够灵活变化，选择性阐释（一个或多个）；新是指鼓励追踪学术前沿问题和最新现象。但在实际中，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当下文学批评和研究，由于学术评价体制的量化要求和学术研究的崇奉西学心态，文学批评与研究体现为形式上的“化简为繁”和内容上的“义理充斥”。在目前学术评价体制之下，思想犀利篇制短小的文章并不具有优势，相反，那种洋洋大观的批评与研究文章倒是给人“厚重”之感和“学术”之气，当下，学院派的学者、教授以及学院毕业的博硕士研究生，他们的研究与批评路数在形态上都具有这种繁复的特征。在内容上，文学批评与研究更是被各种理论、思想、主义充斥。温儒敏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各种义理（主义与理论）所充斥，比如革命、阶级、启蒙、救亡、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而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要么成为某种义理的例证，要么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升华出义理。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诞生在一个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语境里，这种义理充斥的现象更为普遍。“义理”的叠加伤害的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功能，义理充斥的批评大多会远离文本，成为理论的跑马场。第二，“邻猫生子”式的伪问题。梁启超曾用“邻猫生子”来指涉那些虽真犹假的问题：邻居的猫生了小猫，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与其他事情没有关系，是一个不能成为解释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的问题。因而，“邻猫生子”是指那些似真实假的学术问题，属于伪问题。由于批评文体上的繁复、诸多理论和概念的缠绕，假的学术问题常常会被绕成一个“真问题”，颇能唬人。这也是钱理群先生所讲的“吓人而迷人”的知识谱系带来的阅读效果。学者王彬彬曾这样描述此类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三绕四绕，把一个伪问题绕成真问题；五绕六绕，把一个小问题绕成大问题；七绕八绕，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绕成一个全新的问题，仿佛是自己第一次提出似的。在绕来绕去中，显得高深莫测。”[xiii]近两年，在对唐小兵、戴锦华、刘禾、黄子平等人的“再解读”进行批判的系列论文中，王彬彬对类似的批评路径和巨大危害作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较为严厉的批评。《应知天命集》第三，“砍头割脚”式的阉割批评模式。以某种先验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谈文学现象，对于与思想与理论对应的内容，大书特书，对于不能纳入的内容则视为末节和异端加以屏蔽（异质性内容）。因而，最终对作家或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一种“剪刀加筛子”式的批评，用理论裁剪文本，用筛子筛选现象，留下的是适应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内容。别林斯基对此有一个很贴切的比方，他说，批评家面对诗人时，目的在于“要他（诗人）去证实批评家先生们所规划的理论，——假如诗人的作品不是正好符合批评家的理论格局的话，批评家就要拖住作品的脚往外拉长，或者就把脚锯短（甚至把头砍去，看情况而定），不然就终于宣称诗人是渺不足道的，没有严肃的见解，落在时代后面了。”[xiv]这种“砍头割脚”式的文学批评也即张江在“强制阐释论”中所总结的“理论预设”“观点前置”的批评痼疾。这种批评同样是极不善意、缺乏理性的文学批评，同样也必定是远离真正学术问题的“不及物”批评。第四，“求全责备”式的错位标尺判断。这种批评模式是指批评者在评判研究对象时总是在不断变化价值标准，用多重标准去苛责对象。“一部作品呈现了A，他们会要求B，呈现了B，他们又要求A，如果同时呈现了A或B，他们会要求其他。”[xv]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表现为：某个作家在艺术上有创新，批评家则怪他思想上不深刻；写了形而上学的哲理思考，苛求他没有通俗易懂的故事；体现了古典传统，会叹息不够现代；写了城市，说他不善于写农村。在这种研究中，批评家看似在理性献言，实则是非理性的刁难之词，看似语重心长，其实极不厚道。因为，批评家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没有能够根据批评对象的特点和局限进行针对性的评价，我们只看到一个手执多套评价标准的批评者，不断在苛责着作家或被研究对象少这缺那，在这种批评标准下，被批评对象永远是匮乏的、缺陷的、落后的、不值得肯定的。这种“求疵”是求全责备和非理性的无端指责，极不真诚，价值寥寥。客观地说，上面这四种批评范式表现形式不同，批评的功效未必都是负面和无效的，比如“化简为繁”式批评，在研究和阐释学科重大问题，或是属于另立新说、考辨源流式的批评与研究时，这种批评范式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比如“求全责备”式批评，如果批评者目光犀利，切中症结，那么这种“求疵”式批评是必要的，也彰显了批判理性的魅力。但另一方面，要是这些批评范式远离了批判理性和真正的学术问题，仅仅满足于在批评活动中展示各种“主义和理论”，而不指向创作的真相、文学的症结和文坛的乱象，那么，这种批评即使具有思辨色彩和批判意味，也会沦为没有意义的“不及物”活动。对于别林斯基来说，理性是相对于武断、个人化、主观化而言的另一种精神品质和价值标准，我想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批判理性。文学批评固然是寻美和求疵两种功能相交织的实践活动，但在一个浮躁凌厉、病象百出的时代，文学显示出诗意和美好一面的同时，更暴露出它的诸多病症，因此，“求疵”以及与“求疵”同时的“批判理性”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然而，当前的文学批评由于意识形态、人情伦理、利益羁绊等因素呈现出种种令人不满的地方。有学者针对当前文坛现象，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总结了文坛的22条沉珂病象[xvi]，比如对事件和事物的判断力下降、创作中的反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比如批评家为体制与市场需求做吹鼓手和抬轿者、对消费伦理的靠拢与弃置正义或人性价值批评的流行、既拜体制的菩萨又拜市场的财神的“双料的批评家”的出现。如果说建国至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和批评较多的受制因素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话，90年代以来，影响创作和批评的因素则是权力和市场。作为批评者，要警惕这些因素对文学活动和批评实践的影响，抵制主体立场上的犬儒，抵制文学和批评沦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让文学批评在这个撕裂的社会成为一种散发理性的公器和及物实践。三、高明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不低于”作家的对话，更是洞明般的“问诊”文学批评既是一种基于作品的个人化鉴赏和对文学现象的主观阐释，更是基于某种视角或理论，着眼于某个问题或某种症结的科学论证。在我看来，理想的、高明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不低于”作家的对话，也是一种俯视般的“诊断”。若将研究者的修养、眼界与作家相比，可分为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研究者不低于作家，即“研究者≥作家或研究对象”，如果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阅读视野和理性认知超过研究对象，那么，这种批评很可能构成一种对话与问诊，即批评家能够准确、敏锐地指出作家及其创作中的得与失，美与丑，从而客观、科学地做出历史评价和学术定位。第二种是研究者低于研究对象，也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