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兴戏剧的基本哲学是钱穆观中国戏剧与人生哲学|文艺

原标题：钱穆观中国戏剧与人生哲学|文艺戏剧本求将人生搬上舞台，但有假戏真做与真戏假做之别。世界即舞台，人生即戏剧，若把真实人生搬上舞台演出，则为真戏假做。京剧则是把人生艺术化了而在舞台上去演，因此是假戏真做。也可说戏剧是把来作人生榜样，所以中国京剧中之人生比真实人生更具理想，更有意义了。我说中国戏乃是假戏，其特别精神可用四字作说明，即是抽离现实。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文学不应有隔，但从中国戏剧来说正是相反。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其与真实人生之有隔。即如绘画，西方也求逼真，要写实，因此连阴影也画上。中国画则是抽离现实，得其大意，重要在神韵，在意境，始是上乘作品。中国人作画也称戏笔，便是这意义。中国京戏亦如作画般，亦要抽离，不逼真。至少在这点上，中国京剧已是获得了中国艺术共同精神主要之所在。西方宗教是凌空的，也是抽离现实的，因此有他们逼真的戏剧文学来调剂。换言之，西方文学是现实的，宗教则是空灵的。中国人自幼即读『孝经』『论语』，所讲全是严肃的人生道理，这些全是现实的，因此要有空灵的文学艺术作调剂。中国京剧为要抽离现实，故把人生事象来绘画化舞蹈化与音乐化。中国人对人生太认真了，故而有戏剧教人放松，教人解脱。我们不能说中国京剧不如西方话剧之逼真，这在整个文化体系之配合中，各有其分别的地位与意义。在五四运动时，一般人提倡西方剧，尤其如易卜生，说他能在每一本戏剧中提出一人生问题来。其实中国京剧正是人生问题剧，在每一剧中，总有一问题或不止一问题包涵着。如死生，忠奸，义利，恩怨等，这些都是极激动人的人生大问题，中国京剧正能着眼在此。即西方戏剧也未必能如此深刻生动而刺激人。其中一出为『大劈棺』。庄子死了，他的妻另有所爱，而其人有病，非得人的心脏不能治，因此庄子妻遂演出了劈棺一幕，要挖取她前夫的心来医救她爱人。但庄子却并未死，他变为蝴蝶飞出棺来了。这一故事中，即包涵有死生忠奸恩怨义利种种问题在内，刺激够深刻。但蝴蝶飞出，全部问题全变为戏剧化，使看的人于重大刺激之后获得了轻松与解放。又一出『四郎探母』，杨四郎被俘番邦招纳为婿，其番妻许其回汉营探问老母与前妻，但匆匆一面，仍须回番邦去，此时杨四郎之内心是十分苦痛而又是矛盾的、挣扎的，剧情深刻，极刺激感动人。但在戏中所包涵的问题固严重，因其在音乐绘画舞蹈的调和配合中演出，而在剧的收场中，穿插进两位国舅的丑角，又使人那么的放松与解脱。因此看完戏，好像把那戏中情节解脱了，使人安然仍可以入睡。中国戏剧中所用之脸谱，正亦犹此。白脸代表着冷血、无情、狡诈，都是恶人相。红脸代表忠贞，热情，坦白，都是好人相。一见脸谱，即知其人之内情，此是一种共相之表出。人物如此，情节亦然。故中国戏剧情节极简单，人物个性极显豁，使人易于了解。但正因戏情早在了解中，才可细细欣赏其声音笑貌与情节之展开。为要加深其感染性，遂不得不减轻其在求了解剧情之用力处。此亦是一种艺术技巧。文学技巧，与此也无二致。西方戏剧又注重特定背景，有时空限制。中国戏剧则只求描出一共相，并无时空条件之束缚，而且在很多处，必须破弃时空限制，始能把剧情充分表达出。我平常爱听像『女起解』『三娘教子』一类的唱工戏。此类戏剧中不重在情节的复杂与变化，而重在情味之真至与深厚。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能纯粹运用艺术技巧来表现人生，表现人生之内心深处，来直接获得观者听者之同情。一切如唱工，身段，脸谱，台步，无不超脱凌空，不落现实。又如在『三娘教子』一戏中，那跪在一旁听训之倚哥，竟是呆若木鸡，毫无动作。此在真实人生中，几乎是无此景象，又是不近人情。然正为要台下听众一意听那三娘之唱，那跪在一旁之倚哥，正须能虽有若无，使其不致分散台下人之领略与欣赏之情趣。这只能在艺术中有，不能在真实人生中有。这便如电影中之特写镜头般。因此说中国戏只是一种假戏之真做。因此中国戏的演出，可说是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在一片喧嚷声中，作表现。这正是人生之大共相，不仅有甚深诗意，亦复有甚深哲理，使人沉浸其中，有此感而无此觉，忘乎其所宜忘，而得乎其所愿得。　作者|钱穆摘自|「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文章系转载，如对版权有疑问，请后台联系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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