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汉学||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

《观点宣言》在1848年7月的颁布给美国妇女寻求与男性的平等提供了精神支持,也鼓励着传教士在国外通过传教事业将大洋彼岸的姐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中国妇女问题成为当时中西方知识界都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美国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兴趣和关
原标题:汉学||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观点宣言》在1848年7月的颁布给美国妇女寻求与男性的平等提供了精神支持,也鼓励着传教士在国外通过传教事业将大洋彼岸的姐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中国妇女问题成为当时中西方知识界都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美国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兴趣和关注在杜威教授和夫人的信中可见一斑:“我们要确信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当今妇女问题之重要与有意义,不在西方而在东方。”19世纪4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和西方列强的侵入,美国传教士、商人等以传教和经商为目的蜂拥来华。值得注意的是,女传教士在撰述中国妇女中占据主要角色,她们希望借传教的方式来传播西方文明,改造中国国民、尤其是中国妇女的精神世界。在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她们在中国传播福音,以拯救异教徒的世界,在此期间写下了有关中国妇女的著述。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既是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又连同美商、外交官等在中国写下的见闻日记一起,构成了美国早期中国妇女观的主要内容。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著述颇多,特定的时代使其观察中国妇女的内容、基调、态度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里,谨以当时美国传教士(以女传教士为主)的中国妇女著述为例,看看美国人视野中的中国妇女形象。1次等的社会地位传教士们发现,比起对男人,中国的社会对妇女有着更多的限制。中国风俗对妇女贞节有着严格要求,露辛达·博格斯(LucindaPearlBoggs)的博士论文《中国妇女》中记载道,“中国风俗不允许寡妇再婚,政府也对妇女的守寡表示认可和赞扬。”作者进而发现,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的婚姻制度为从夫居,“丈夫是主人,妻子需服从他;但夫妻被要求看作是亲密、一致的,被视为天和地的关系。由此万物被创造、延续和保留下来。这一行动的基础是相互的尊重、信任及一致。丈夫永远是领导和指挥;妻子永远是跟随和服从;而且每个行动都在谦恭、尊敬的态度下完成。”《东方妇女》中也发现“中国对妇女不贞的法律非常严酷,却没有针对男性的道德约束或法律限制。”美国人对妇德的关注,无疑与美国国内流行的崇拜真正女性的风潮有着密切关系。传教士认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还表现在缠足等习俗上,在传教士看来,这是“限制妇女”的落后的风俗习惯。作者认为这是“残忍的风俗”,也希望中国的妇女们能奋起“抵制缠足”。在其研究中,溺婴、女子不能接受教育等现象受到严厉指责。所以得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迷信和残酷的结论。晚清中国妇女地位低下与野蛮鄙陋风俗是当时传教士的重要观察,对此他们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在华生活近50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切体察。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亦提到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问题,认为有七种表现,即“缺乏妇女教育、卖妻卖女、普遍早婚、溺婴、纳妾、妻女自杀、人口过剩。”关于中国妇女落后的原因,传教士们试图从中国的“阴阳说”中寻找历史根源,认为这种二元论思想被看作是一种自然规律,迫使女人完全服从于男人权威并且不承认女人有自己的意志,于是,顺从、无社会职业和无才成了妇女的理想。女人可以没有自己的幸福,但必须为男人生活和劳作。最古老也最权威的经典作品《礼记》的教导和禁令展现了中国人据以对待妇女的基本原则,与此有关的中国经典教导的核心也是男尊女卑如同天高地低,女人永远也不可能与男人完全平等。在中国包括日本,男人殴打妻子比起殴打小孩来是更常见的事。2和谐的婚姻关系虽然中国的妇女与男子相比处于次等的地位,然而传教士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的婚姻关系自古以来却是和谐的。他们用“阴”和“阳”这一二元对立的观念来解释男女关系,认为“阳代表强大、活力、光明和正义,阴则代表柔弱、顺从和黑暗。只有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才能确定世界和人的存在。”露辛达还在文中通过中国法学家伍廷芳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察,即丈夫需尊重妻子,珍惜并养活她,妻子需要爱并服从丈夫……双方以爱为基础而结合。一夫多妻制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繁衍家族的意义上才承认妾的存在。而父母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孩子们齐心协力的爱。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婚姻是神圣的。尽管新娘、新郎都不说对方是自己终身伴侣的选择,但确实有很多幸福的结合。古诗歌经常赞颂勤劳、大方和奉献的妻子,她们遵从丈夫的命令,祭祀祖先、不妒忌丈夫带到家中的妾。妻子充满了对丈夫深切的爱。作者还发现中国古诗中有很多篇章显示出夫妻的家庭幸福和情深意切,而远不是他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她以《诗经·国风·郑风》的《女曰鸡鸣》一篇“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为例来表达中国先秦时期的夫妻关系。3分层的社会等级与母亲的地位传教士发现中国妇女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及角色。她们将中国的妇女分成妻、妾、奴婢、娼妓。除娼妓外的妇女活动领域狭窄,主要是家内。妻子职责主要是家内祭祀,掌管家中大事,传教士们注意到妻子角色很重要:“帝国的卓越管理依赖于道德;道德的正确依赖于家庭的正常的秩序;家庭的正常秩序依赖于妻子。”妻子角色不好当,“家里可能有年轻的弟弟和他们的家庭,或远房亲戚。所有这样的大家庭都必须维持并充满了道德的体面。此外,可能还有妾,妾的存在并不被视为对妻子的尊重。”“妻子要做好贤内助”。妾要服从于妻,职责主要是为丈夫生儿子以传宗接代,奴婢在家中地位最低。而娼妓在所有妇女中最低等。传教士还记载了婆媳关系。媳妇必须服侍公婆。受到美国国内“共和国母亲”形象的影响,母亲角色在美国家庭及社会中有着重要十分重要的地位。循着这样的思路思考问题,传教士当然会考察中国母亲的角色及其家中的地位,他们发现中国母亲和美国母亲有着相似之处,地位很高。传教士从中国文化典籍中挖掘有关尊敬母亲的记录,大量的民间故事也证明了子辈对母亲的极大尊敬。4杰出妇女与女子教育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虽然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明显的,但中国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历史上也不乏杰出女性。她们历数中国历史上在政治或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著名女性,诸如班昭、武则天、慈禧太后等,对此多少也有关注。不过他们毕竟初来乍到,一切都还陌生,所以她们对中国杰出女性的介绍不是很入里,仅止于其生平和贡献的介绍,谈不上系统深入的研究。传教士来华目的就是希望改造中国妇女的价值观,其重要途径是设立西式学校、提倡女子教育。为顺利推进中国妇女教育,她们也注意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及现状。此方面,她们也颇多发现。她们指出了中国男女教育的差异,认为“中国男人教育的目的很神圣:为了服务于国家,是世上最理想的教育”,但中国的教育“不对女人开放”。中国人对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她们更好地服从,而非头脑的教育和心智的成长。”此外,他们还发现,中国妇女传统教育的内容是“学习做家务,学习养蚕、织布、刺绣及炒菜,以及于抚养孩子有关技艺的所有家政训练”,“学会谦虚、自律、无私的美德”。他们发现中国女子受教育的现状是“比率却不高,数千妇女中都找不到10个会读书的。”5女子贞操的重要性美国传教士受到国内意识形态和道德情操的熏陶,也以自身的价值观念来进行中国妇女问题的写作。受美国国内“纯正女性意识”影响,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贞节也十分关注。他们发现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女子贞节。露辛达注意从历史中探寻贞节观的来源,认为儒教对此影响甚大,“儒家思想的观念是风俗不允许寡妇再婚。她应该守寡。国家政府对守寡寡妇的认可和赞扬,为寡妇立贞节牌坊。寡妇自己也不愿再嫁,有些宁可自杀也不再嫁。”露辛达的观察反映了美国女传教士的一种关注,也是所有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的关注。另一位美国人罗斯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就认为这样的习俗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做法。作者写道:“她们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妇女相比,更为端庄、贞洁。但是对比一下男人和女人各自的职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左右妇女生活的法律并不是为社会或民族着想,而是为了男人的利益。中国文化的每一点都表现出是男人创造的,表明男人们的观点。就是表意文字也强烈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蔑视……儒家信徒强调,妇女受教育是危险的。她们一旦受了教育,地位就会提高,社会就会大乱。”罗斯还写道,“一个已订婚的女孩在出嫁前,其未婚夫就死了,她一生不能改嫁,人们也会给她立贞节牌坊。然而如果一个男青年在其未婚妻死后仍然独身的话,则没有这样的纪念……男人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他们献身,而男人为女人献身则是不必要的。这就是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认为寡妇就应该在其丈夫的葬礼上殉节的原因。”“一个女人不贞,就会被石头砸死、水淹死或吊死,而男人却不会受到同样惩罚。”“如果他另娶‘二房’,被抛弃的妻子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安慰自己。无论她的配偶多长时间不在,忠贞是她必须做到的职责。”由上可知,人数多为女性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从观察目的上看,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传教士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传教事业中,并因国内“姐妹情谊”的影响,也希望大洋彼岸的姐妹日子好些。露辛达在《中国妇女》结语中就呼吁:“让我们留心聆听来自中国的每个呼唤。让我们伸出双手帮助需要我们友谊的人群。希望中美两国最终能打破隔阂,共同为了人性——‘爱’而奋斗。”麦乃博在《中国女性》中也指出,“传教士工作最大的成果就是制造出‘基督教的中国妇女’”。他们以舍我其谁的态度对中国妇女进行一厢情愿的帮助,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的中国妇女研究态度还是真诚的。他们的观察,从婚俗礼仪到家庭制度,从夫妻关系到女性角色,从社会地位到社会习俗,乃至从杰出女性到奴婢小妾,方方面面都有比较生动具体的描写。20世纪初美国人以异域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的妇女和生活,他们隐约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多少描绘了她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婚姻情况,向欧美社会传达了中国妇女的状况和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传播意义。不过美国本土社会有关女性形象的概念和传统毕竟深深影响着这些作研究的传教士,影响到她(他)们的中国妇女观察,所以不经意间透露出深扎于他们头脑中的美国观念和美国烙印。《中国妇女》在扉页即明言是“献给视我们为朋友的温柔中国女子”的。萨佛德(Safford)小姐在其著作《中国典型妇女》的序言中也指出,“中国著名的妇女美丽、高贵,可与我国女性相媲美;她们也能被爱和同情心打动——这是真正的女性传统。”不过这些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社会的观察,充满对西方文明的自信和傲慢,其观察也浸透着西方优越论的腔调,传教士希望“福音的光芒照射这片即将毁灭的大地,让这片沙漠变成上帝的乐园”。她(他)们虽然也表现出对少数中国杰出女性的欣赏和关注,希望改变中国女子地位低下、教育程度不高的状况,但总的来说,其中国妇女观还是消极的、负面的,尤其表现在对中国缠足、溺婴等现象的鄙视性的阐述中。以上文字摘自《变动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褚艳红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2月版);转自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公众号。变动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褚艳红 著2015年12年出版美国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和中国妇女史研究由来已久,但目前国内尚未有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的相关成果。本书希望厘清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作出一些科学的探索,为国内的妇女史研究提供比较全面、准确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参考。本书从学术史和史学史的学科方法出发,从研究视角变迁的角度展开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考察,梳理传教士阶段以来诸历史阶段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发展脉络。通过研究得出,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有其发展的内在脉络,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和利弊得失,这种内在发展脉络与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本文转自:海外汉学研究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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