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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有多可怕“贫穷”的可怕之处，是它令我们徘徊于反抗与顺从之间

长河网 • 2019-01-22 23:53:32 • 文化 • 阅读 0
最近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新词儿，叫“消费降级”。今年以来，榨菜、方便面、二锅头等商品销量上升、拼多多等以省钱为最大宗旨的App迅速流行，让不少人感慨我们的消费水平降级了。虽然这一说法有偏颇之处，但它的流行确实反应着我们的“消费焦虑”。 与“
原标题：“贫穷”的可怕之处，是它令我们徘徊于反抗与顺从之间最近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新词儿，叫“消费降级”。今年以来，榨菜、方便面、二锅头等商品销量上升、拼多多等以省钱为最大宗旨的App迅速流行，让不少人感慨我们的消费水平降级了。虽然这一说法有偏颇之处，但它的流行确实反应着我们的“消费焦虑”。与“消费降级”同时流行起来的另一个说法，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它道出了很多人的无奈：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方式的不同，已经形成越来越深的阻隔。长期限于贫穷，固有的阶层地位甚至让人失去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说到贫穷，需要借用“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这一对概念。消灭绝对贫穷虽然任重而道远，但与之相比全球正面临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相对贫穷。当人类的简单劳动开始被人工智能取代，当财富在人群中的差距越来越大无法弥缝，相对贫穷的困惑正在向普通人袭来，引起我们对贫穷更深刻的体认和恐惧。本文作者在一线的扶贫工作中，观察到乡村的贫困人口，实际与城市中产同样面对“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的撕裂，而人们面对贫穷，不断在反抗与顺从之间徘徊。或许，这正是贫穷的可怕之处，它拉扯着我们的日常精力，让人失去从容与洒脱。如果说，我们距离超越“相对贫穷”还有漫长艰难的道路，那至少，我们应当学会体谅这种徘徊，而非脱口而出“穷人就是懒”、“穷人就是没本事”这样粗暴鄙薄的言论——毕竟，除了金字塔顶端的极端富裕人口，谁不是处于“相对贫穷”的焦虑之中呢。撰文|苏敦复消灭贫穷这是经济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现在的人们常常会自我调侃，“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能笑着说自己贫穷的人，大多其实是不愁吃穿的普通人，这句调侃，是突然了解到财富金字塔顶端一隅时的心理感受。“贫穷”，可以简单理解为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也可延伸理解为生活中各个维度的不足。但物质本身的极度匮乏只是形成贫穷感受的一个条件，更多的时候，相对贫穷，才是真正困扰人的问题。在遥远的莽荒时代，人类还在与自然做抗争，生存所需无法保障，但当时的人不蓄私产，只关心生存与种族延续，并不存在对贫穷的认知。直至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兴起，财产私有化并开始遗赠传承，在人与人之间出现多寡之别，兼之社会组织形式更加复杂，社会地位的分别凸显——贫穷，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贫穷自产生之日起，似乎就是要被消除的，它使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是不利于人的。与贫困的概念相对，非贫穷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维持正常的物质精神需要。我们现行的扶贫政策下，核心关注“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安全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以此为标准消除贫困现象，应该说，是基于经济学的数据判断。这一判断告诉我们，贫穷与非贫穷是可以量化和超越的。延伸阅读《贫穷的终结》作者:(美)杰弗里·萨克斯译者:邹光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本书认为，贫穷并非与生而来，私人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补充，加上更为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而极端贫困之外，相对贫困正成为一个日益撕扯公众的话题。但我们面对的是“可以”超越但又“无法”超越的贫穷。放眼全球，世界上还有大约10亿人口日收入少于0.99美元，无法保证温饱，而世界粮食产量的绝对值，早在十几年前就足以让全世界的人吃饱。发展经济学对贫穷的定义是缺乏生活机会，或许脱离贫穷在平均数据上早就可以做到，但贫穷的人却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与此同时，贫穷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种存在形式——相对贫穷。如果说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在解决绝对贫穷的问题，随之而来的，社会运作机制和生产资料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相对贫穷愈演愈烈。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对贫穷最深刻的体认，不来自莽荒时代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来自“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强烈对比。反抗贫穷为何摆脱贫穷如此艰难？反抗贫穷，应算得上人的本能，尤其是反抗绝对贫穷。追求基本生存条件之上的更好生活，是现代社会的的发展规律。但我们看到，太多的贫困者似乎在努力对抗贫穷，却没有收获明显的成效。在我参与扶贫工作的一个贫困村里，有家庭年收入不足2万，为了享受6万元建房贷款，举债20余万元修建新房；有家庭一周不舍得吃一次肉，却花费7、8万元为过世的老人治丧；有家庭为了享受每年3000元的职校补贴，让孩子放弃普通高等院校的就读机会。他们中，不乏勤恳劳作的人，也渴望战胜贫穷，却无法理解、也不肯相信我们作为旁观者关于对抗贫困劝告。延伸阅读《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译者：景芳版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4月近年来关于贫穷研究，可能最为读者耳熟能详的一本著作。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导致哪些特定问题，是什么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这是《贫穷的本质》试图回答的问题，两位作者认为当今扶贫援助收效有限的一大原因，是人们对贫穷的理解远不够深刻。麻省理工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V.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在《贫穷的本质》这一著作的开篇，就对贫穷者是否能够自己脱离贫穷展开了讨论，即是否存在“贫困陷阱”的问题。从个案来说，肯定有依靠个人力量脱离贫困的例子，但从贫穷人口的普遍发展来看，当贫穷的本质已经掌控了他们的思想，想要对抗，确实需要外力给予一根拐杖，甚至一件武器。当前我们强调扶贫工作中的“智志双扶”，强调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正是从对抗贫穷本质——思想和习惯——着手的扶贫思路。虽然困难，但我们或许真的有能力反抗绝对贫穷，那么，相对贫穷又如何呢？不难看到，随着人类文明地进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反抗绝对贫穷的同时，社会在造就并加大相对贫穷的问题，普通人担忧的阶层固化，似乎也越来越明显。延伸阅读《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作者:黄灯版本:理想国|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横跨湖南、湖北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为我们思考乡村问题、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在很多贫困县的深度贫困村中，摇摇欲坠的土坯房边，一样有亭台楼阁俱全的别墅，精打细算依旧年年入不敷出的邻居，可能是一年收入几百万的老板。这些村中富人，不再依赖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作为收入来源，而选择从事工程建设或规模化经营，并通过垄断、资本运作和科学管理，获得了更强的应对天灾和市场变化的能力，最终进一步拉开与村内普通农户的差距。农村如此，城市也一样，反抗贫穷让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生存之上，但获得理想生活的愿望却越来越难以实现。几个月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消费降级”、一线城市租金大涨，让“生活”二字的分量，逐渐变得沉重起来。当经济评论要求我们不要“跨圈层”审视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不正说明我们已经掉落在“圈层”之外了吗？相对贫穷的困扰，既存在于经济落后的乡村，更凸显于我们引以为傲的城市，我们战胜了绝对贫穷，却无可避免落入相对贫穷的漩涡。科技越发展，生产力水平越高，资本运作模式越成熟，掌握这些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能够形成的集聚效应就越强大，相对贫穷的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尤其在生物科学不断寻求突破之下，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似乎已经看见了永生的曙光，待基因技术实现突破时，普通人的需要盘算的问题，或将从生活，再次沦为“生存”。从这个角度看，反抗贫穷，像是一个悖论。顺从贫穷“佛系青年”与“张大爹”，面临同样的徘徊虽然反抗贫穷是艰难的，在已经形成的相对贫穷中追求新的公平机会更加渺茫。从世界范围内看，对极度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有能力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会提供援助。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人和国家都在争取和配合他者的帮助与贫困抗争——顺从贫穷，出人意料地，也是一种常见的选择。脱离贫穷并非易事，其不易不仅仅来源于相对贫穷的难以逾越，也来源于贫穷自我循环、或者说恶性循环的性质。“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提出的，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论述了贫困现象的闭合逻辑。供给方面，贫穷易形成“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需求方面，同样存在“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这种供给和需求，会让贫穷者逐渐习惯，也逐渐决定了贫穷者的心智，在不威胁生存的情况下，自我放逐，按部就班地贫穷下去。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美国经济学家，1907年生于爱沙尼亚，20世纪30年代移居加拿大。二战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纳克斯重新强调外部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低收入经济要取得宽广层面上的进步，需伴随相互支持并能增加成功机会的产业扩张，但巨大的困难在于贫困限制了资本的形成。他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是在贫困研究中的著名理论，产生深远影响。在过往的农村工作中，我接触到不少自我放逐的贫困者，对其中一位张大爹印象深刻。他五十出头，一人独居，身体尚可，但没有文化，既不愿意出卖劳力务工，也不想种植有政策扶持的经济作物。秋日的午后，他便只靠在自己的连一张像样床铺都没有的屋子前，晒着太阳，守着场院前的1亩蚕豆田。夜雨后的清晨，他能上山寻得很多新鲜鸡枞，却不愿坐车到县城高价卖出，只在村头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同村的农户，以便在午饭前就能回家小酌一杯。相较于对扶贫政策斤斤计较，对非全覆盖补贴分厘必争的人来说，张大爹的懒散甚至显得“可爱”。虽然对他的自我放逐恨其不争，但细细想来，这样的生活模式形成由来已久，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情愿，他已习惯了贫穷的生活模式，在五十岁的时候，要求他成为一个热爱工作不断奋进的人，似乎太强人所难。再观城市中，“佛系青年”概念在年轻人中大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光聚焦于向内的自我，放弃与城市灯红酒绿的碰撞，这一面“低欲望”的旗帜背后，有着大家曾经的野心与反抗，更有着不可得的隐忍和无奈的顺从。看似生活光鲜亮丽的城市中产们，每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边掰着手指还房贷车贷，一边忙活着将孩子送进培训班，不时期待着下一代的前程和退休后的小日子，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的放逐和顺从呢？延伸阅读《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作者:谭同学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本书扎根田野，提出当下乡村转型中诸多“要命”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当代农民同时兼具两副完全相反的面孔：为利而“拼命”，但也常被虚无捕获。如同本文所提及的观察，“安贫乐道”还是奋斗进取，我们常常在两者之间徘徊。我们或许可以宽容地将选择对贫穷的顺从，视为安贫乐道，至于是何种“道”，便是另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在中国文化中，贫寒曾经是一种骄傲——安于泥泞的庄子，归于田园的陶渊明，一度成为精神领袖。贫而能守志，贫而能奋发，比起于财宦，更为人称道。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因此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顾颉刚、鲁迅、吴文藻、胡适、徐逸棠、任乃强、彭家元等著名学者，无不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少年时的家境贫寒，但后人审视这些学者的成长经历，发现他们都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留学国外，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远远比自己叙述的好很多，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文学作品中“哭穷”，将一段贫穷的生活作为某种装点。反抗与顺从、自我放逐或者安贫乐道，我们对“贫穷”的态度实际上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到底是先陷于贫穷而后安贫乐道，还是先安贫乐道才陷于贫穷，其复杂程度可能堪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谜题。消除绝对贫穷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相对贫穷在当前却日趋严重。我们自然应该鼓励反抗贫穷，呼吁给予反抗者更多公平的机会，但也要尊重顺从贫穷尤其是相对贫穷的人——因为这些人也许亦曾与贫穷对抗，只是终究未能成功。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苏敦复；编辑：走走。题图素材来自电影《英雄本色》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我们逃离了乡村和亲人，然后呢？▼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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