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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门票预订为什么《长恨歌》不是爱情主题（文王志清）

长河网 • 2019-01-22 23:11:37 • 文化 • 阅读 25
《长恨歌》因为写得太凄美了，感天动地，曲尽情致，使特殊的男女情事，获得了普泛性的意义，而让人当成一种表现美丽爱情的“风情”来欣赏了。本意并非美化李杨而歌颂爱情的《长恨歌》，也因为其“侈丽宏衍”的审美特质，而让人误读为一首爱情诗，一首歌颂爱情
原标题：为什么《长恨歌》不是爱情主题（文王志清）《长恨歌》因为写得太凄美了，感天动地，曲尽情致，使特殊的男女情事，获得了普泛性的意义，而让人当成一种表现美丽爱情的“风情”来欣赏了。本意并非美化李杨而歌颂爱情的《长恨歌》，也因为其“侈丽宏衍”的审美特质，而让人误读为一首爱情诗，一首歌颂爱情的诗，认为“爱情是《长恨歌》的第一主题”。为什么《长恨歌》不是爱情主题的诗呢？一看创作初衷。白居易创作初衷是“欲惩尤物”，或者就是说，是作为讽谕诗来写的。《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的冬天，诗人时任盩厔县尉。其时，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他们相约，以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素材创作，陈鸿写一篇传，而白居易则作一首诗。关于这一点，陈鸿在《长恨歌传》的最后还作了特别说明：“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以传文得知，白居易成诗在前，陈鸿作传于后，陈鸿自称他作本传以和白居易之歌。陈鸿的《长恨歌传》，有几个传本，文字各有异同，以载于《文苑英华》的较好，选入《唐宋传奇集》和《唐人小说》里。《唐诗三百首》本，曾以陈传载于白诗之前，二作衔接处如：“至宪宗元和元年，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自为《长恨歌传》。居易歌曰：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相得而益彰，相辅而行，流传颇广。而在这段传文中，明确告诉读者，他们的创作初衷是警世讽喻，无论是传还是诗，都是政治批判的主题。明代张纶言亦有点赞，他指出：“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毕，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戒来世。”（《林泉随笔》）因此，无论是从作前的初衷与预期看，还是从作后的自我评估看，抑或从后人的认知与评赏看，《长恨歌》不是歌颂性质的，不是爱情主题的，而是“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之警世讽喻的。二看作者背景。《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的冬天，白居易时年三十五岁。是年春，白居易罢校书郎，与元稹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撰成《策林》七十五篇，批判社会弊端，力主改革时政，对其时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白居易同年授盩厔（今周至县）县尉。我们将此时期，归在白居易讽谕诗创作期。是其讽谕诗写作高潮到来之初期，或为讽谕诗创作的准备期。白居易存诗三千余首，为唐朝诗家存诗之首。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的，也是他自己特别看重的就是讽谕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谕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年（806）至元和四年（809）。宽泛点说，约自其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开始，到元和六年（811）四月丁母忧回乡守制为止。这段时间里，白居易参政热情异常高涨。《长恨歌》即作于此时，作于诗人讽谕热情高涨期。写作《长恨歌》后之次年，白居易调往京城，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他更是“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指陈时政，甚至面折廷诤，写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等。《长恨歌》作于其大量写作讽谕诗的前期，可谓其《秦中吟》《新乐府》组诗创作前的热身。换言之，《长恨歌》作于白居易对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时弊大加笔伐与规谏时，作者是断然不至于将这个应该批判的题材而写成歌颂主旨的。写作《长恨歌》后的两三年，白居易所完成的《新乐府诗》五十篇里，也有多首写到杨贵妃。或者说，是他意犹未尽，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特殊的爱情题材。如《胡旋女》中把杨贵妃与安禄山相提并论，认为杨贵妃也应该对酿成祸乱负责：“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如《李夫人》中指责杨贵妃“尤物惑人”，诗中写道：“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国色。”而其《上阳白发人》，则是写李隆基的荒淫无度给无数宫女带来了悲剧性命运的。其中“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之类，也只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另一种表达。可见，白居易作《长恨歌》与作《新乐府》时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对杨贵妃、对李杨爱情的批判更加直接与深刻罢了。作为写作于白居易讽喻诗创作高潮到来时的《长恨歌》，这个用诗来叙述的故事，应该不会是爱情主题。白居易的讽谕诗近于诗中的杂文，泼辣尖刻，狠重猛烈，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白居易自己说就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长恨歌》与他的这些讽谕诗所不同的是，采用了“主文而谲谏”的婉讽，类似汉赋“劝百讽一”的写法，仍然是批判的主题，属于政治性的批评主题，而绝非歌颂性质的爱情诗。三看艺术表现。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也相当满意，十分自赏，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写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人则据此而将《长恨歌》误判为“风情”诗，甚至直接解释为“是作者与湘灵（白居易的初恋）刻骨铭心的爱情长恨”。也有人直斥其诗格调不高，败在“风情”上。唐汝询就说：“‘一篇《长恨》有风情’，此自赞其诗也。今读其文，格极卑庸，词颇娇艳；虽主讥刺，实欲借事以骋笔间之风流。其称‘风情’，自评亦当矣。《品汇》收《琵琶行》而黜此，为其多肉而少骨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唐评也在理，只是夸大了骋笔风流的负面效应，而忽略了婉讽讥刺的批判性深意。风者，讽也。风者，刺也。风情者，风雅兴寄之风致也。白居易诗将“风情”与“正声”同举，互文见义，互辞相释也。“正声”者，雅正之乐声也。意谓《长恨歌》与《新乐府》同，皆是为承“诗三百之义”也。如果这样解，结论就是：《长恨歌》不仅不是格调低下的雪月风花诗，而且也是一种“正声”，是近乎《新乐府》的讽谕诗。首先看语言。诗人于题上即曰“恨”，且为“长恨”，寓于无限的讽喻讥刺意味。其首句直斥唐玄宗云：“汉皇重色思倾国”。此七字笔力千钧，一篇之纲，提挈全篇，奠定了全篇基调，也揭示了悲剧的渊源与讽喻的意义。其中之诗句如“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讽刺辛辣，出语沉痛。最大讽刺是借托蓬莱仙山盟誓爱情，畅述长恨，虚无缥缈而荒诞不经。诗人这样“美丽”地向我们讲述悲剧故事，讲述悲剧的主人公原来就是悲剧制造者的故事，难道不是在讽谕而却是在歌颂吗？爱情误国的政治悲剧，一个是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是娇媚恃宠的妃子，这种误国爱情岂有什么美丽可言？误国爱情即便是再美丽，也没有可颂之理！欲不可纵，乐不可极，乐极生悲，长恨无尽。这才是诗人的创作初衷，才是诗人所要讽谕君王、正告世人的道理。《长恨歌》的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有的美丽，全落实在一个“恨”字上，而且是“长恨”，无休无止，没完没了，哀艳之至，亦讽刺之极也。像这样的语言表述，揶揄戏谑，冷嘲热讽，以至于尖酸刻薄，应该不会是歌颂爱情的主题吧。其次看情节。《长恨歌》的情节荒诞不经，貌似歌颂，对李杨生死不渝“爱情”的歌颂。陈鸿《长恨歌传》写李、杨的“爱情”故事，先述开元时杨妃入宫，迄天宝末缢死于马嵬坡的始末，后写玄宗自蜀还京后思杨不已，方士为之求索贵妃魂魄，李杨再见之于海上仙山而“好合如旧”。白居易的诗，情节与传大致相同，只是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用想象和虚构手法，以及戏剧化和神话化的描写，浓墨重彩，极具浪漫色彩，使得全诗风情摇曳，极富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笔下的李杨的爱情传奇，感天动地，从人间发展到天上，似乎二人也完全免除了宫廷荒淫所应该担负道义责任，而显得非常的纯洁与崇高。殊不知，越是将他们的传奇写得越传奇，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也就越能够强化爱情的悲剧性，越具有讽刺性。再次看作法。《长恨歌》采用的是类似汉赋“劝百讽一”的作法，典型的汉代讽谕文学的作法。所谓“劝百讽一”，语出扬雄《法言》，扬雄认为，汉赋总是以极宏大的篇幅和极夸饰的辞藻来铺叙极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只是在最后稍加讽喻，用隐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过失而点到为止。李隆基和杨玉环虽然也是人，也有常人的爱情，但毕竟不是一对普通男女，作为唐朝子民不宜也不应直言君王之过失。以“劝百讽一”之作法，就是白居易“为尊者讳”的一种智慧了。《长恨歌》恣肆铺叙，奢辞侈丽，即具有百“劝”之“美”。“劝”是手段，“讽”是目的，是一种欲讽先劝、寓讽于劝的“劝百讽一”的典型作法。正因为是“劝百讽一”的作法，百“劝”而一“讽”，其规讽之辞远不及颂美之辞的美丽，甚至美丽得让人把握不准其批判主旨而误以为是歌颂的了，譬如他把杨贵妃塑造为爱情女神的形象，譬如他极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死后的思念，譬如他升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盟誓等。这种作法，欲讽反谀，淹没了讽谏主题，即便是有所讽喻而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是，再怎么说，白居易也不会以爱情为主题，因为这样的爱情也不至于崇高到要去歌颂的，这种误国爱情的放纵也不足以歌颂。白居易在自编诗集时，将《长恨歌》编入“感伤”类，而非“讽谕”类，这也是让人对其主题凭生歧义的原因，而以为是爱情主题或自伤主题。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正处于其人生的“感伤”期，是“江州司马青衫湿”的低潮期。而此诗中对李、杨爱情所给予的无限“感伤”之同情，抑或也引起了自伤身世的悲怨。或许是，他自己后来也觉得，诗中的同情与感伤多于讽喻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具有了强烈同情与感伤色彩的《长恨歌》就不具有政治批判性。本意并非美化李杨而歌颂爱情的《长恨歌》，其爱情的动人表象掩盖了讽刺与讽谕的实质，这也更说明了采用“劝百讽一”作法之《长恨歌》具有非常特殊的艺术魅力。然而，即便是《长恨歌》也有“违背初衷”而同情多于批评之处，而让读者觉得具有“多重主题”，我们也仍然认为：《长恨歌》的第一主题是讽喻，而不是爱情。王志清先生【作者简介】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等，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关于王维研究的文章40多篇，代表作有《纵横论王维》《王维诗选》《王维诗传》《唐诗十家精讲》《盛唐诗学》等。http://www.zgguofeng.com/shici/scft/242906.html责任编辑：孙克攀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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