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雁翎：《天涯》，Frontiers，边缘与先锋|2019·继续同行《天涯》，Frontiers，边缘与先锋王雁翎韩少功在《南方的自由》一文中写道：“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1996年，正是在这个远离中心的边缘海岛上，韩少功主持改版了《天涯》。当为“天涯”确定英文名称时，韩少功抽着烟沉吟道：就用“Frontiers”如何？“边境”就是边缘；“尖端”意味着先锋。“Frontiers”就这样印上了《天涯》的封面。边缘既暗合《天涯》的地理位置，也是其精神上的自我定位，那就是“寻找时代先锋的位置和感觉”——这也是日后经韩少功认可的一句《天涯》的广告词。什么是边缘？边缘就是他者，是不认同，是批判性，更是多样性和可能性。墨西哥诗人帕兹说过：“认同等于现实性，简直就如同说：归根究底，所有的事物都必然、绝对而且必须服从于主流，只有主流惟一存在。然而，他者拒绝消失。他者继续存在，持续存在。”（帕兹《孤独的迷宫》）做一个拒绝消失的持续存在的他者，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这是《天涯》从改版之初到现在一以贯之的追求。1996年初，刚刚经历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分子，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面对道德失序、价值混乱的现状，在短暂的失落和失声之后，对现实的复杂感受与新的思考正喷薄欲出。而当时“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主要阵地只有《读书》、《上海文学》，一般的文学期刊还不发表言论性的文章，《天涯》的适时改版，给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走上社会舞台、履行批判职责，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日后，读书界曾有“北有《读书》，南有《天涯》”之说。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经由这两大平台而成长为一支稳定的批判性力量。《天涯》开宗明义，首先就是“作家立场”这个最具独创性的栏目。“作家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社会敏感的神经和价值观的重要承担者。这个栏目将展示文学之外的作家，直接表达作家们对社会与人生重大热点或难点问题（政治、经济、安全、教育、家庭、时尚、环境、历史、种族、女权、性爱、疾病、死亡等等）的见解，对现实予以积极的介入。随笔、杂文、对话、专访、圆桌会议纪要等当然是这个栏目常见的体裁。”改版的编辑设想里如是说。但这个栏目名称最初却遭到史铁生的“反对”。1995年秋，蒋子丹为新改版的《天涯》到北京组稿，去看望史铁生，史铁生拿着一份《天涯杂志改版设想》说他一看到“立场”二字就紧张，好像又回到“文革”中让人站队，蒋子丹说你这是“文革后遗症”，《天涯》不是让人站队、表态、搞宗派，而是提倡作家们面对现实，不能仅以虚构的文学作品与公众见面，也要直接站出来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明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履行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责。史铁生说归说，《天涯》改版的1996年第一期，他还是给了一篇随笔《足球内外》以示支持。1996年初新版《天涯》第一期出版后，这本地处边缘、名不见经传的杂志很快引起文坛的关注，它的精神特质也很快被敏感的作家学者们所认识。学者张清华在《巴别塔金字塔—我看“天涯模式”》一文中认为《天涯》的成功在于“突破了仅就单纯的文学运作而维持文学的模式，把文学与当代思想潮流、文化脉动、社会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以此胀破了文学纯粹的象牙之塔，而成为当代知识者的某种行动，成为当代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新版《天涯》至今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14年里，《天涯》始终葆有强烈的社会人文关怀，保持对当下社会思想动态的敏感与“问题意识”，与时代同步，可以说，时代大潮的每一轮潮汐都在《天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作家立场”迄今讨论过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有：全球化、市场化、环境与生态，后殖民、民族主义、国情与现代化、发展观、女权、教育、现代传媒、三农，底层等等。《天涯》既旗帜鲜明又兼容并蓄的办刊方针，给各种思潮、观念提供了亮相的舞台，成为各方自由平等讨论的平台。《天涯》14年来的历史，已不仅仅是一本杂志的历史，有心人可以从中看出这十几年来中国思想潮流的变迁。《天涯》迄今为止引发的最大一场讨论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这场争论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天涯》也由此被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争论肇始于1997年《天涯》第5期刊发的汪晖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年5、6月间，汪晖将此长文发给韩少功征求意见。此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分析了中国由于其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及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种种复杂性与艰难性，指出中国已不可能再走一条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韩少功敏感到汪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很兴奋，马上跟蒋子丹商量破例刊出。《天涯》改版之初，就确定了文体要求以及文章的一般长度，韩少功常常告诫我们，不要把杂志办成学院式的学报，警惕那种空洞无物“概念空转”的学术腔，文章的长度也以万字以内为宜。汪晖此文虽长达两万多字，但对这种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天涯》牺牲一点长度的要求，也是完全值得的，所以才有破例之说。此文发出，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天涯》鼓励这些不同意见，愿为各方意见提供发表平台。《天涯》1999年1期发表任剑涛长文《解读新左派》，就是全面批评汪晖的一篇重头文章。后来，《天涯》又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如：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朱学勤、徐友渔等等，这些人被视为“自由主义”，而汪晖、王晓明、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则被划到“新左派”的阵营。公平地说，《天涯》为不同的声音都提供了平台，但提供给“新左派”的版面可能更多一点，对此，韩少功说：“在全国绝大多数类似媒体都向资本化强权或强权化资本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绝大多数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在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韩少功《我与天涯》）《天涯》贴上什么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边缘永远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天涯》，就是Frontiers，就是边缘与先锋。《天涯》新生（外一篇）一晃居然快十年了。现在回想起那年《天涯》准备改版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1995年5月某天上午，在海南省文联招待所一间破败的房子里，我第一次听韩少功提出《天涯》杂志的改版设想。看着他隐在袅袅烟雾后面的脸，我隐约感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要来临了。此时，我正身处对前途的茫然之中。1992年10月，我调到海南省作家协会《天涯》杂志社。当时的《天涯》还没有交邮全国发行，基本上相当于内部刊物，每期只印个五六百份，与各省作协交换一下，其余的就堆在仓库里了。内容也无非是发几篇内地二三流作家或本地作者的小说、散文之类，我只要把稿子送到印刷厂等着校对就行了，其它时间没事干。我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变化终于来了。这不，《天涯》要改版了！我不禁为之一振。改成什么样？这正是我们那天讨论的主要话题。5月的海南岛溽暑难当。制冷不良的空调机嗡嗡地响着，室内烟雾缭绕。在座的有韩少功、蒋子丹、罗凌翩和我。我们人手一份打印好的《〈天涯〉杂志编辑设想》，这是韩蒋二人草拟的，刊物的整体格局已有了一个基本雏形：“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它仍然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体，同时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杂文学即大文学的传统，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它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本刊视文化多元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的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设想”暂定有五个栏目：文学、艺术、作家立场、民间语文、阅读与批评。小说、散文、诗歌被统一置于“文学”栏目之下；考虑到“文学转移和渗散到文学之外的更多媒体”，“艺术”也被囊括了进来。“阅读与批评”则是“对文学文化的新作进行评介，发表有见地并且位于时代前列的批评文章”。韩少功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大潮渐退之后，经过国际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新的矛盾正在浮现，人们对现实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呈现出一次新的再启蒙即将到来的征兆。相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疲惫和空洞，这一次轮到理论这只脚迈到前面来了，于是再启蒙首先是在思想界发动，理论而不是文学成为了这个时候更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韩少功《我与〈天涯〉》）“作家立场”栏目就是力图抓住这个新的文化生长点，它的宗旨就是“展示文学之外的作家，直接表达作家们对社会与人生重大热点或难点问题的见解，对现实予以积极的介入”。这个栏目可谓生逢其时，为公共知识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栏目就是“民间语文”，这个栏目的作者以非作家为主，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日常体”皆可入选，力求保持相对朴素与天真的原貌。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态受到了读者最为广泛的欢迎。这样的栏目设计在当时无疑非常新鲜。但面对着这一页白纸黑字，对杂志到底会办成什么样,大家还是有几许茫然。这些显然都在韩少功的意料之中，他说：大家都看过《史记》吧？你说《史记》的人物列传是历史还是文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说是文学还是哲学？中国文学的传统从先秦以来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不分家的，我们《天涯》改版能不能首先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在恢复中国独有的杂文学或者说大文学传统方面做点工作？当时我们已知道韩少功正在写作《马桥词典》，《天涯》改版的定位与《马桥词典》的构思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天涯》的改版就这样从文体的革新入手了。后来，蒋子丹在回忆文章《结束时还忆起始》中，把《天涯》的文体定位比作“开始写作某部作品时对语感的寻找”。“我庆幸《天涯》在它的孕育期已经具备了后来使它在刊山报海之中脱颖而出的条件，就是它独特的文体气质，是这种气质决定了它的品位。……《天涯》的改版是以文体为酵母，启发了其它如题材、栏目、议题等等别的一直被认为是更重要更主要的方面，而不是相反。”《〈天涯〉杂志编辑设想》开宗明义：“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蒋子丹将它解释为“前锋性”：“它将在很多中国文化人公开嘲弄文学的理想和崇高的时候，堂皇地重申文学的理想，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和批判精神。”进入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全面启动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到处都在谈论倒汽车、倒批文、做生意，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占了上风，不择手段地捞钱成了时代的光荣，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种种现象令人痛心。在这种功利思潮的泛滥之下，知识分子大多处于思想的苦闷和惶惑状态，对社会的批判职责淡化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混乱，开始向现实认同。由此在思想文化界引发了历时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应该说，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我挽救运动。经过这次论争，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加认清了自己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职责。但思想还未来得及转化为行动。在文学界也还弥漫着一股躲避崇高、嘲弄神圣的风气。《天涯》在此时改版，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风气，重申文学的崇高和理想。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着韩蒋二人坚定的神情和语气。所以，《天涯》才敢在改版初期的征订单中，郑重其事提请读者注意：“《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在当时文学期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样的坚定姿态实不多见。改版讨论会后，大家明显兴奋起来，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1996年1月15日，《天涯》1996年第一期如期出版。封面是一张幼儿的头部特写，一只是纯真无暇的孩童的眼睛，另一只却陡然变作成年人的冷峻深思之目，很有现代感和冲击力。此期封面后来有评论称之为“厉眼童心”：“烂漫的童真与冷峻的沉思，在一个封面上融为一体。莫非这也体现了办刊人的宗旨？”封面右侧以醒目的红体字打出了本期作者的名单：方方、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孙瑜、米兰昆德拉、张承志、李皖、华孚、苏童、何志云、陈思和、杭之、钟鸣、南帆、格非、韩东、韩少功、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文坛上重要的、非常活跃的作家，日后被称为《天涯》向文坛派出的“超豪华阵容”。对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天涯》杂志来说，这些人的名字确实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天涯》1996年第一期很快引起文坛关注，“韩少功领衔主持，改版《天涯》业已面市”、“海南大型文学刊物《天涯》以新面目见读者”等消息很快见诸报刊。《中华读书报》3月13日一篇《新春伊始访〈天涯〉》说：“《天涯》以其整齐强大的作者阵容，新颖的编排体例，扎实丰富的内容而隆重推出，一时成为读书界的热门话题。”《羊城晚报》1996年3月7日一篇《谁说南方不读书？》称：“《天涯》是一本真正的“杂志”，其内容涉及艺术、理论、语言、文学，其体裁不拘一格兼容并蓄，更有来自民间不加修饰却是妙趣横生的语言资料，的确杂得可以。”《天涯》初战告捷，大家喜上眉梢。白驹过隙，《天涯》转眼间就要走到第十个年头，一年年的合订本摞起来也有半人多高了。但是，作为编辑，也许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只是留下了自己的体温”，韩少功如是说。李少君：《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123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