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时，我常听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的博士生谈道：“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理论？”“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体系？”顾明远先生亦感慨，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从抄日本，再仿美国，后学苏联，是我国教育学走过的三个基本阶段。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学界进一步开始尝试本土化的努力。那么，如何建构兼具“中国特色、普遍性”的教育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西方是如何建构具有“西方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整个西方近代教育学理论，均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自由是其教育学的核心。从“政治正义论”到“教育正义论”，自由是其核心；西方大学理念的核心是学术自由，自由亦占据核心地位；西方大学建构的经济学理论，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凯恩斯经济学时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同样均是以自由为核心；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与民主教育，自由同样是核心。即使经历了大萧条和金融危机，以自由为核心的教育理论和政治理论均未改变。由此可见，中国教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如果无法突破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束缚，那么，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只怕遥遥无期。而要挑战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我们拥有的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改革开放丰富的实践，以及我们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缺点。这属于跨学科领域，要求教育学者系统地掌握中西方政治学，并且在政治学专业领域挑战自由主义。这可能是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像当年儒学面对佛学的挑战，用了六百多年才融通儒学与佛学，产生了新儒学宋明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总书记希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中国的崛起提供理论和思想。要产生属于中国的理论和思想，所有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得挑战西方价值观自由主义。对于教育学者而言，这需要其在一段时间内“忘却”自己的教育学专业，反而看上去是个政治学研究者。然而，潜心研究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很多人是“走得进去”却“走不出来”，无法形成自己的见地。即使再回到教育学理论体系，亦是满口的西方思想，其中或许会夹杂着中国思想。尽管这么做，其已颇有建树，但仍无法完成建构“中国特色、普遍性”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对于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我来说，教育学原理存在的困惑似乎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完全可以专注美国大学史的发展，反思中国现代大学遭遇的困境。但2008年伊始，我不知不觉地走向这条漫漫长路。我常自个琢磨，论教育学的理论功底，我不行。我是半路出家：从物理学到教育学，比起众多从本科便开始学习教育学的同学，我的底子太薄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建构如果只是单纯地就教育而论教育，便能完成，那这项工作我基本上是靠边站的。就连尝试一下，对我而言不过是找到另一种方式去浪费时间而已。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读研时，留给我最大的财富是，磁共振研究是跨学科性质的，其几乎打破所有学科的壁垒。换而言之，我生平最大的缺点是对学科的忠诚度不够。我只是单纯地围绕问题展开思考。从《教学“新”理念：分享错误》的论文发表之后，我很想为深圳法制改革“试错条例（2006年）”给出理论解释，但这已经超越了教育学范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尝试建构新权利范式“试错权作为母权论与相互赋权论”，取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两根支柱“天赋人权理论与社会契约论”，重新审视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质。每每读到相蓝欣的书《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中提到，自由主义的两根支柱“天赋人权理论与社会契约论”，其中任何一根被取代，整个西方自由主义大厦便会倾倒。这让人颇为鼓舞，因为新权利范式将自由主义的两根支柱都更换掉了。当然，这种鼓舞目前还停留在孤芳自赏阶段。理论建构是我生平遭遇过的最凶险的事。体育比赛拿冠军的选手，只要把此次参与该项目的人打败即可，不需要和退役的运动员比。但理论建构不仅要超越活着的人，而且还要继承并突破中西方的思想大家。有时，一句话我可能会想半年甚至更久。期间，爱人常去爬山，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并建议她不要去爬险峻的山峰。她说，你怕了！不够勇敢。唉，她不知，这种攀登心灵的高山，是我见过最危险的事情，精神很容易崩溃。我有时想，康德不结婚，是不想让另外一个人，陪他经历一次次思想上的迷茫与颠沛流离吗？我也曾经想过和别人合作，但是最终放弃了。因为每一次我解释半天，人家还是停留在原地，无法向前推进。为此我很沮丧。师弟丁永为对我说，只要自己认为合理的，便独自前行。等你把理论建构出来，别人才能理解。即使这样，可能还要等上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永为在电话中，用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别指望别人立即理解你，只有你最理解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做出判断，是否值得继续努力。成功固然可喜，失败却也无憾。最后他总结说，你从事的是孤独的事业，就不要指望别人在旁边喝彩。你甚至要感谢这份宁静和孤独，因为快速地得到别人的承认，只是说明一个道理，你的思想只是领先别人几天而已。如果是这样，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攀登心灵高山的时候，思绪纷繁。我常常半夜醒来，将想法记录下来。第二天仔细一想，又是错的。如此这般，不知度过多少个恍惚的夜晚。一个冬季的夜晚，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我从非洲研究院走回火车站附近的家，期间和另外一个“自己”对话，有时还指手画脚，对着另外一个我反驳其观点。外人看我是个疯子，因为我半夜三更和空气说话。这下子把雪夜中约会的男女给吓着了。由于我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政治学理论，时常担心自己的思考别人已经想过了，而我却浑然不知。那我的思考岂不是浪费时间？所以，有好几年，我疯狂地看书和期刊论文。想想自己，聪明才智远不如北上广的同行，其中不乏功底深厚、勤奋好学之学霸，而且拥有国际视野，凭什么愚钝的我胆敢尝试建构新的理论？后来我才明白，不聪明的人也是有机会的。因为建构理论的过程中，需要长时间的思考，短时间内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和关注。一般一个理论的建构，至少需要十年甚至更久。北上广的兄弟们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爱人不同意！为什么爱人不同意？因为房价太高了！我好几年之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为此，我得感谢北上广房地产的老总，他们把房子炒得这么高，这些地方人文学科的大学教师焉能安心坐冷板凳？浙江师范大学坐落在绵绵的群山之中，用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的话是，山沟沟里的浙师大。在这儿，我能够安心思考十年。2016年我在佛罗里达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让我感到颇为高兴的是，中国全面推行容错机制，从法律层面确认试错权。“创造性的探索不同于重复性的特定操作，应当有自己的试错权。”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专门谈到建立容错机制。随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除外），均践行容错机制。我感到很欣慰。2008年伊始，我便开始想如何从理论的高度解释“容错机制”。于是，我便开始了漫长的十年转型，走向政治学，提出并完善新权利范式“试错权作为母权论与相互赋权论”的思想。等到2017年我重新回头来看教育学，我发现我的整个视野全变了。曾经在我心目中难以企及的西方思想家，从云端落下来。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存在的缺陷，在新权利范式视野下再也无法掩饰了。洛克、卢梭、密尔和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擘对自由的理解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没有区分母权和子权。自由区分为创新领域的自由权和非创新领域的自由权。在创新领域的自由权对应的是试错权——这一权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法律的确认。在新权利范式中，试错权是母权，是可以让渡的，而且直接影响子权的数量与内涵。但整个西方政治学理论，从洛克、卢梭、夸美纽斯、密尔、潘恩、哈贝马斯、哈耶克和罗尔斯等一系列思想巨擘，对自由的理解尚未区分母权和子权。尤其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其对自由系统地阐述的时候，也是对自由系统地误解的开端。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严重误导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大学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更让美国大学所谓的学术自由沦落到为美国再度殖民发展中国家的“学术重镇”。1998年印尼爆发了屠杀华裔的惨剧，而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美国华尔街金融巨鳄却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为什么其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呢？哈耶克四十年（1936—1976年）寒窗苦读，据说是为每个人赢得尊严而发展自由主义。美国大学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等，成为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的阵地。新权利范式范式却揭示，新自由主义允许强者以侵犯人权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旦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繁荣但最终财富会被美国收割。美国大学则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系统化、全球化的阵地，是美国经济再殖民发展中国家的桥头堡。2015年，我重新阅读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之时，用新权利范式与之对话。我惊讶地得出上述结论。不幸的是，印尼华裔成为被标榜为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牺牲品。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被打扮成普世价值观，其实不仅不普世，而且容许西方国家以侵犯人权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人权，但与此同时，利用新自由主义发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抢劫，系统化地侵犯人权。授予哈耶克等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确符合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让西方尤其是美国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现代化的手段，重新回到再殖民发展中国家的时代。这不是梦想，而是残酷的现实。非洲研究院尼日利亚籍学者Michael说，凡是快速赚钱的，都死得很快。我问为什么。他说，我父亲告诉我的。隔离邻居赚钱非常快，结果他也很快被投进监狱。美国太多的人赚钱速度太快，所以美国的经济也很快死了。他的意思指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看看非洲从20世纪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以来，贫穷、落后、疾病等几乎是非洲的代名词。其祸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早年学习西方大学史时，感觉西方大学学术自由传统不可思议。经过十年研究政治学理论之后，新权利范式认为，西方学术自由理念本身是侵犯人权：因为强调学术自由的科研型大学，拥有不受监督的试错权，而作为母权的试错权是政府和民众赋予的。根据相互赋权原则，大学学者理应对政府和民众赋权。怎么可能给予不加干预的母权试错权呢？关键在于，代表民众的政府与大学之间如何建立合理的相互赋权体系，而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有缺陷于是便应该排除在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亦是如此：脱离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侵犯人权。再说，洪堡自己都承认大学内部同样存在学者之间彼此压制，需要国家出面加以管制。洪堡甚至建议学校教授的评定都由国家完成，学校对此没有自主权。再重新反思近代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自由、平等、博爱”，创新领域的自由对应的是试错权，通过放任的市场经济被西方廉价地占有。所谓的平等是各国开放市场，本属于本国民众的试错权却被西方抢得，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的代价。这就是西方为何不惜发动鸦片战争，也要打开中国市场，目的是控制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母权试错权。所谓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新权利范式看来，不过是允许西方以侵犯人权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等到中国融入西方建构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后——支付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中国某些领域在国际领域具有竞争力之际，美国开始推行“美国优先”，拒绝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比如华为的产品被美国政府层层设置关卡。不知不觉之间，《容错教育研究》从2005年酝酿到2017年将之写成，已经度过了13年头。很多朋友问我，包括我的学生都这么问：你是不是放弃教育学了？好像似乎也是这样。从2008年至2017年，我用了95%的精力放在政治学上，而教育学领域只用了5%。政治学上所花费的精力，对我的职称评定是零贡献，但我却甘之如饴。大学职称如此之重要，早日评上教授人人梦寐以求，待遇与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愿意沉浸其中。我深深地知道，基础研究领域哪怕做出一点点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2017年3月5日晚上，万俊人老师来浙江师范大学讲学，题目是“大学人文教育挑战与机遇”。在提问环节，我向万老师请教《容错教育研究》一书中思考的问题：“公开自我批评是否是一种道德实践？《论语》中子贡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果孔子没有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他的很多错误不可能像日食月食一样，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君子作为道德的楷模，公开自我批评是不是一种道德实践？”万老师回答说：“公开自我批评，我看做是忏悔的道德行为，比如卢梭的《忏悔录》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大文豪、大思想家或大哲学家，对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者说公开自我批评。当一种文化中缺乏忏悔与宽容，那么自我解剖会被看作是没面子的事。他不敢去做。所以儒家，特别是原始儒家，是非常深刻的。为什么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还不得不重复它，因为它已经把话说到底了。我们今天把公开自我批评，视为共产党过组织生活。其实在朋友之间，在同事之间，能够公开自我批评，自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不仅是需要有勇气，更要有一种独特的，超过一般人的品质。那就是宽容和忏悔的品质……去年，我参加一个会议，印象特别深。美国一位学者说，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美国现在失去它最初强大的那种美德和品格。大家知道，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来自五湖四海，这个社会具有开放的制度。她学习来自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不同的文明体，她学习世界所有的东西。这种学习型的社会，学习型的心态，使得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国才两百多年，从一盘散沙的国家，一跃成为20世纪最强大的国家，到现在已经80来年了（应该从二战结束1945年算起）。美国，从政治家到美国人，越来越具有一种导师心态。老是教导别人，你这个不对，你得听我的。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你拒绝学习，拒绝承认自己的缺陷不足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进步……我很愿意和你一样，成为公开自我批评的人，但这需要忏悔和宽容的文化。”万老师的回答让我很是高兴。我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是有万老师的支持，心里感到更加踏实。大多中国教师缺乏“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学习理论没有真正还原课堂情境。也未曾从教育起源开始，认识到教育最初能做的，恰恰是分享错误或者是公开自我批评。通过撰写《容错教育研究》一书，我才认识到，中国并不缺乏“公开自我批评或分享错误或忏悔”的文化，但西方的教育、教学、学习等概念均未体现这一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停留在子概念上，而没有认识到教育的母概念：围绕问题传递试错的实践或活动。我们知道，新时期教育理论与实践最重大的课题是：“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在课堂上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惟有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中国教育学界才算是真正增强了教育理论自信。所以，从美国访学回来之后，我决心完成《容错教育研究》。从教学新理念“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的角度，融通党建教育思想“公开自我批评”与儒家教育思想“分享错误”，重新认识教学、教师和教育的内涵，提出了“分享错误型或公开自我批评型”教师。从人类最初的试错实践或活动开始，说明教育最初的状态是将“自我”的试错实践或活动传递给“他者”，即“自我”主动与“他者”进行“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以便“他者”面对相同的问题情境下减少试错实践或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没有人与人之间彼此试错实践或活动的分享，社会无法续存，被现代社会认同的知识更无法积累。所以，我把教育最初的形式“围绕问题传递试错的实践或活动”视为教育的母概念，其核心是“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在这种状态下，教育和教学的含义是重叠的。教育子概念中强调的知识或经验，是基于大量的试错实践基础之上形成的。或者说，没有早期“围绕问题传递试错的实践或活动”即母教育，现代知识体系无法建立，也就没有教育的子概念。之后，出于传播知识效率的考虑，才建立了学校。基于教育母概念，我重新思考西方思想家比如赫尔巴特、杜威等教育理论存在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用教育的“母概念”修正赫尔巴特教学形式阶段和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其次，容错教育体系完成了“政统、道统和学统”新三统的统一，具体表现为：（1）就政统而言，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强调郑重党的标志的核心是“公开自我批评，修正错误”，且试错权内蕴其中。改革开放时期，陈云、邓小平同志倡导“摸着石头过河”渐进试错，再到胡锦涛同志、习近平总书记建构的“容错机制”，并从法治的角度确立了试错权；（2）就道统而言，“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被视为道德最高标准。教师在课堂上主动与学生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是高尚道德的表现，同时继承党建和儒家教育思想；（3）就学统而言，从错误中学习是人类学习的基本特征，其中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支持。学习型社会要充分体现“新三统”的理念，而容错机制是其中的核心。通过“新三统”，我试图回答当代教育的核心问题：“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在课堂上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撰写《容错教育研究》一书的过程中，我得到包括北师大教育学院老师与同学在内的诸多人的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石中英老师对我的鼓励。感谢田小红同学，她最先支持我研究容错教育。在该体系一片模糊的背景下，她就直觉地告诉我，这条路可以走。感谢师弟丁永为、林福森、李育球、师妹戴伟芬、室友孔令帅、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的韩辉，此外还有学生林斌、温国砫、魏莎、郝子怡、张晓阳和柯珊珊等人。感谢浙江省金华一中的物理教师徐祯同学从2006年便参与发展“容错教育”思想，她的睿智与包容滋养容错教育学的成长。感谢金旭新教师提供教学案例。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邓平与导师共同发展了“分享错误”的教育理念。感谢中学财会教师田自美、科学教师吕松杰、语文教师瞿爱杰等人将分享错误的教育理念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参与《容错教育研究》一书章节写作的作者如下：第一章教学新理念：“分享错误”……………………………………………周志发、徐祯、金旭新第二章兼具“中国特色、普遍性”的教育“母概念”建构…………………周志发第三章教育“母”概念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周志发、戴伟芬、徐祯、孔令帅、韩辉、林斌第四章高等教育与教育母概念…………………………………………………周志发第五章儒家教育思想在非洲调研………………………………………………周志发、魏莎、温国砫、徐祯、戴伟芬、郝子怡、张晓阳其中，我和学生温国砫、郝子怡等在喀麦隆和坦桑尼亚孔子学院进行教学新理念“分享错误或公开自我批评”的实践，撰写了相关教材，旨在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张斌贤。我不是导师梦想中的好学生，但导师却是我梦想中的好导师。由于他的包容，接受我这个“异端”作为他的学生，才会有之后所有的故事。没有他，《容错教育研究》或许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更不会有之后的新权利范式。新权利范式让我有勇气去挑战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将儒家教育思想“分享错误”与党建思想“公开自我批评”统一起来。追根溯源，学生满怀感激导师招我为他的弟子——这对他而言也是一次试错。读博期间，我常常让导师操心。我就像不听话的馿，常往岔路上走。现在回想起来，满是温馨。感谢丁永为、林福森、孔令帅等在导师批评我之后，陪我喝二锅头解闷。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吧，因为今后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自己的导师一样批评自己，真诚地渴望学生成长。而这本书也是把我带回到2005年的北师大，带回到挨导师批评之后，开始失眠三个月的校园抑郁生活，以及为了帮助我失眠静静等候的那排整齐的二锅头。就让我，通过写这边书，在岁月的长河中再做一次蓦然回首，怀念迎春花开时节的母校吧。《容错教育研究》一书于2017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