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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万一人头,10万一文章,中国这行的祖师爷敢跟蒋介石刚到底?_范长江

时间:2019-11-09 16:04:00编辑:长河历史

原标题:5万一人头,10万一文章,中国这行的祖师爷敢跟蒋介石刚到底?

一座城市沦为废墟,一个婴儿正在啼哭。

1937年10月,世界各大报刊不约而同地刊登了这张名为“血色星期六”的照片。

这是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空袭平民的几分钟后,一位摄影师在上海南站按动快门记录下的一幕。

这张照片记录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被国际公认为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罪证。

照片触怒了日本天皇,他以5万美元的高价,悬赏这个摄影师的人头。

摄影师名叫黄志刚,是一位中国摄影师。

那时抗战刚开始,中国人的血肉在日军的钢铁洪流前化为齑粉。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拿起他们的笔,在另一个战场开始了还击。

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以下简称“青记”)在上海南京饭店成立。

新闻的战场里,有日本人的子弹,也有汉奸的冷枪,还有国民党的糖衣炮弹。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这群年轻人始终秉笔直书。

直到他们倒下,心脏里都流淌着最初的殷红。

青记成立82年后的今天,是第20个记者节。此文仅为了忘却的纪念。

长征路上的剧透型解说

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期“新年的梦想”活动,漫画家丰子恺画了一张封面,他的梦想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中国的污垢。

尽管肥皂已经乌黑,赤子依然一遍又一遍刷洗大地。

那一年,范长江刚刚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

他向授课的老师提了两个问题: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

二、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

第一个问题关乎政治,第二个问题关乎道德。

老师拒绝回答,理由是和哲学无关。

他说: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不管实际问题?

24岁的范长江,正是一腔热血。满目疮痍的中国全是实际问题,他怎么能不管?

他决定,当记者。

一开始,范长江为《晨报》、《世界日报》撰写文化教育方面的新闻通讯,他涉猎广泛,报道旁征博引,文笔精炼,视角独特,吸引了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注意,邀请他做《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

1935年,全面抗战一触即发,范长江敏锐地意识到,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一带。他想去走一趟。

20世纪30年代,西北交通闭塞,食物匮乏,范长江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他没要差旅费和工资,只向《大公报》讨来一张记者证,便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想了解红军,但此行需要保密。

这次旅行,被后来所有中国新闻采写课程老师奉为教科书:一没门路二没钱,采访对象在山里打游击,得拿双腿去撵——你们采访再难,有范长江难?

这10个月里,范长江没有见过红军一面,但是却准确预测了红军动向。

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中,范长江写道,“他们(指红军——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根据红军当时的实力和面临的局势,大胆地预测,“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

红军走向,和他的判断基本一致。多年后,周恩来见到范长江赞声不绝:“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的采访对象没有官员,都是当地的百姓。他的采访技巧也就一个:交朋友,聊。

为了报道红军,他沿着红军长征路走了一遍。翻雪山,临沼泽,风餐露宿,路上饿殍遍地,高原氧气稀薄,还要防着未开化的流民。

范长江走了10个月,平均每天走40里。山川地形,民风民俗,都被他记在过目不忘的脑子里。

“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
“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惊奇的感觉…”

从西北回来,范长江写出了一篇传世的“10万+”报道——《中国的西北角》。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报道过红军。一月之内,《中国的西北角》初版几千本售罄,一年内再版9次。

美国记者斯诺阅读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于1936年6月辗转来到延安,采访红军和毛泽东。斯诺的那本《西行漫记》,让整个世界的关注焦点投向了红色延安,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红军及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曾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范长江真正见到延安的面貌,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兵谏蒋介石,不久,张学良又亲自护送蒋回南京。

一时间人心惶惶,骂张叛徒的,传蒋去世的,各种小道消息传来,真假难辨。范长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交通对外完全阻隔,范长江到处求人,先冒险飞到兰州,又说服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派了一辆军用卡车和数名全副武装的随行护卫。

1937年2月2日晚上,范长江终于顶风冒雪穿越乱军抵达西安。

他马不停蹄地采访了周恩来总理,又访问了延安红区。第二天晚上,范长江赶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揭开了西安事变的真相。

在《陕北一行》里,他还记录了共产党的转变:

“在理论上,由阶级斗争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在策略上,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

范长江的文章,狠狠打脸了国民党的报告。

蒋公勃然大怒,将《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狠骂一通,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但范长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地报道前线新闻,“青记”成立,战争胶着的时候,范长江常常在凌晨一两点,从前线用军用电话口述稿件,《大公报》编辑部记录后送往印刷厂,第二天早上,最新消息即可见报。

范长江在前线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这些火线中发出的新闻紧紧牵动着当时的舆论,每当战斗胜利的消息见诸报端,民众抗日的信心就增强一分,为风雨飘摇中的国人,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范长江曾经写过一首诗纪念鲁迅:

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为牧牛郎。

层层迫害骨愈硬,种种欺蒙瓦上霜。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

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这句话,用来形容像范长江一样以笔为枪的新闻人,或者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再合适不过。

“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

——1938年1月范长江为《新华日报》创刊号的题词

穷死的书店老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有人在上海各界公祭鲁迅先生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只有一句话:

“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短短数字,字字泣血。

这个人就是邹韬奋。

1931年9月26日,9·18事变发生8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做了详细报道,从这一刻起,为了宣传抗日,邹韬奋再也没有放下过笔。

1932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前身,今天,三联书店已经成了读书人心里的一座丰碑。

邹韬奋本命邹恩润,发表文章的笔名叫邹韬奋,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奋斗不息。

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曾发起一股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的运动,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把这些揭露新闻的记者比作“埋头收集污物,不愿抬头看天的人”——掏粪者,但记者们接受了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并把这场揭黑运动,称为“掏粪运动”。

邹韬奋改名意在自勉延志,但作为一个新闻人,他和这场运动,神奇地发生了联结。

邹韬奋主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他创办的上海书店甚至出版了马克思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相当于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忌恨。

对邹韬奋这样声名赫赫的记者,专门有一批“文化特务”,他们负责搜集文艺界名人演讲、出版动态、文化团体及作家往来等情报,汇报给上级。

针对进步文人,国民党准备了三个选择:

一是招安,成为国民党“御用文人”;

二是严格审核,文章一旦出现敏感字眼,一律查封;

三是标记黑名单,名字递给蓝衣社。

蓝衣社是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他们统一着蓝色军装,管理严格,纪律完善,主要任务是清除一切共产党。

“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蓝衣社”三字像瘟疫,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邹韬奋被“利诱”过。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兼大厦大学校长的王伯群利用权势,纳该校毕业生为妾,还用50万元脏款在建私宅藏娇。邹韬奋亲自调查核实之后,一鼓作气写了一篇揭露文章,王伯群闻讯送上10万元,请求邹韬奋不要刊载,遭到严词拒绝。

邹韬奋被“收编”过。

有人说,把上海书店、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三家合并,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合并就相当于被收编,不能做独立自由的言论,他拒绝了,书店就多次被查封。

邹韬奋也被“招安”过。

在他流亡香港前,国民党高官刘健群、张道藩来探听口气,后来杜月笙出面,邀请邹韬奋去南京见蒋介石,有人说,蒋公想请他做“陈布雷第二”,要求“坚决挽留”,帮南京政府做事。

陈布雷本来是一个正直廉洁的文人,七七事变后,蒋公发表的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就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他被蒋介石三顾茅庐请出来,做第一秘书,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但一旦被“御用”,往往身不由己。

陈布雷帮蒋介石编了许多谎言,最典型的是《西安半月记》。当时西安事变本无弑君、篡权之意,但文章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蒋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

有个记者曾形容这个行当:

“这道门槛之后并不是金银铺地的温柔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更像是一个祭坛,供奉着世间最危险的权力。”

邹韬奋的愿望很简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

1936年11月22日夜,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如此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反对,张学良上书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随后,西安事变爆发了。

而邹韬奋,直到1937年7月底才被释放。

8月1日,邹韬奋做了一场“在出狱欢迎会上的演说”:

“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乐此不疲”的邹韬奋马上创办《抗战》三日刊,并在次年7月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

卖了这么多书,但邹韬奋一家过得却很“寒酸”:撑不下去的时候,要天天往当铺跑,到香港一点生活费都没有,靠朋友帮忙预支的稿费过活。

不到10年的时间,邹韬奋曾流亡6次,因此也被称为“流亡记者”。

1942年1月,他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本以为可以安稳地生活,却被查出耳癌。

1943年,耳朵痛到难以忍受,邹韬奋不得已又回到上海治病。

顶着国民党的搜捕,邹韬奋换了四家医院才成功确诊。

此时,耳癌已经发展成脑癌。他一只眼睛失明,鼻孔流出脓水,痛到忍不了,要靠瘾品杜冷丁来缓解。再后来,甚至杜冷丁也不灵了。

在他住的医院病房外,种着一排石榴树。家人去找算命先生,人家说“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

一语成谶。

1944年7月24日,石榴开得正红。邹韬奋突然呼吸急促,嘴唇翕动,话已说不出来。

家人递出纸和笔,他颤颤巍巍写出三个字“不要怕”。

清晨的阳光照进来,他身上盖一床薄棉被,骨架透过被子凸显出来,瘦到不成人形。

邹韬奋赤条条地走了,坦坦荡荡。

四年之后的1948年11月13日,那个国民党第一御用文人陈布雷,突然吞安眠药自杀。在他瘦如柴的手里,握着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会。

恐怕,陈布雷连做梦都良心不安吧。

一个选择,两种人生。

后来的我们

小说《白轮船》里有句话:

“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

我们今天怀念的很多伟人,不是因为他是伟人,而是因为,在一切未知的时候,他做了伟大的事情。

1991年,以范长江的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设立;

1993年,以邹韬奋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设立;

2005年,两个奖合二为一,成为“长江韬奋奖”,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为了纪念这些以笔为枪的人,从2000年开始,青记成立的11月8号,被定为记者节。

但今天,记者们既不放假,也没什么庆祝仪式。

准确地说,他们一年365天几乎没有假期。

但有新闻的地方,就有记者。有记者的地方,就有真相。

电影《熔炉》有一句台词,形容记者也很贴切: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11月8日,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冬日,但幸好有了这群瞭望者,世界才特别起来。

坚守者正在坚守,理想者还在冲刺。

“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