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辽东驿路散记之十二甜水川城去年筑□李大葆“手头上几幅甜水城遗址照片，数叶红钢先生拍的最中我意。他用资深文史专家的眼光，拨开杂芜的枝节，切入岁月深处，使所谓旧物的弹性和棱角隐隐展开，又让时光的浪漫与沧桑尽浸其中……那是四围大山中的一片田野，平整而宽阔，一座土堆，一条土埂，用些许的隆起表达自己对被颓败的不忍，对被遮蔽的无奈，春草在它们身旁牵手列队，编成醒目的轮廓，于是，旧日的角台和墙基便露出了蛛丝马迹……一辽东山地的气温明显低于平原。一定是昨夜飘过一场雪，极小，砂石路上光溜溜的，而雪却在田垄间斑驳着，借助阳光的力量把润湿推进泥土。收割后的田野，秸秆一堆一堆的躺在一起，在空出的垄沟里走着，有些许的泥泞。2018年的初冬，我登上了叶红钢先生曾经拍摄的那个大土堆。乡人唤它“北炮台”，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甜水城东北角瞭望台。“北炮台”高出地面大约3米。站在上面，北望，我来时大客车行走的道路，由北向南穿过甜水村；东望，大山被枯黄的草木覆盖，起伏于不远的前方，形状和颜色好像一队卧在那里的骆驼，望着甜水河从脚下流淌；西南望，错落的房屋，像围棋盘上的棋子，有序处一排一排，无序处一簇一簇，起伏的老城遗址错落其间，时而现身。城墙早已颓圮，但说起老城的规模，村中老者大都侃侃而谈，详细有加。他们说祖祖辈辈皆生息于此，了解脚下的每一块土坷垃，犹如熟悉自己的每一条掌纹。我拿出一些资料给他们看：清末版《岫岩县志》载甜水站有“南北二门”，民国版《辽阳县志》载甜水城“方里许”……他们交换着眼神，摇头：错，大错！郭姓老者扬起手，扭身转了一圈，说甜水城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他家的位置就紧靠东门，屋前那条东西走向的路，走到头就是西门。顾姓老者对甜水城“方里许”的记载也不能同意。他告诉我，当年的城是长方形的，长二华里，宽一华里，分为南北两城，南城中间还有一个小城，乡人称为内城。顾姓老者的小院就在“西门”，再向西就是渐起的山坡，即使现在没有一道道横着田垄，早年朝鲜使者裴三益形容其“山势若层城”，也极恰当。老人健谈且幽默，自称“城里人”。较真的乡人说他家那儿是瓮城圈，理由是那一片的房屋布局是扇子形展开的。老人不与对方争辩，执意带着我去看“内城”。当年的内城还留有一段10多米长的墙基。青色的条石相互连接，层层叠压，高可齐胸。老人说他儿时看到的可比现在的长多了。他伸平两臂，左看看，右看看，说那时至少也有60米。他告诉我，墙基在村人的拆卸中越来越短，谁用得着就搬几块，随便。“现在想起来，可惜了！”老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抻直钢卷尺，挑最大的一块石头量了量，长1.4米，高0.36米，它陷进墙里的宽度，无法量到，但它的厚重足以令人震撼。我又寻了一块最短的，也有0.5米长。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作品，五百多年的风雨是否消磨了他们的指纹？我一一抚摸，凉凉的，那个时代的体温已经退去，留下的是棱角粗粝的骨骼。初冬下午的阳光，斜斜地打在残墙上，只有石头里的赭红和鹅黄，成团成缕，泛起，晕化，让我联想远去王朝的血色和辉煌。与内城的精致坚固相比，外城可就粗糙和简陋了。在那些“土埂”的根部，小了许多的石块堆垒成当年的外城基础，沾着白色胶泥的青砖碎块不时可见，想来这应该是砖石混筑的土城。在村庄西南部密集的民居里，我找到了“西炮台”。当然，它也颓倒了，成了种植玉米的农田，但它仍有自己倔犟的高度。平视过去，紧邻的一排房屋勉强露出一线瓦檐，说明这堵老墙至少还有3米多高。陡坡上蒿草纷披，攀上去有些费力，灰尘在脚下腾起，草蒺藜沾满裤脚，倒悬着，如金色的落英。“炮台”上的石块，移向不远处的菜田，变作矮墙。石头千年不化，一粒草籽也会有漫长的寿命，而由它们簇拥而起的物件却不堪一击！在西城墙外，我看见了一条干涸的河道，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蓝底白字的河长公示牌上写着：它叫西沟河，是蓝河的一级支流，由庙沟村沟里发源，流经甜水村，并于此汇入蓝河。我在心中祈祷，此时的无水之河，但愿在旺水时节河水汤汤！天造地设的山水资源，人们怎能白白丢了大自然的馈赠？当年的甜水城，就是巧妙地借用了眼前这马蹄形的河流，构成了护佑自己的天然防线。围绕整个“甜水城”走了一遭，我脑子里出现了它“日”字形的轮廓，东西长，南北短；南北向的道路，应为主路，穿城远去，东西向的道路因出城门不远便遇到了河流，应为二级路；内城应在南城中的偏西南位置，它的西侧距离外城西墙有大约四五十米的距离。至于早年资料上的记载，我想：所谓“南北二门”说，是否因为平时东、西门封闭，常人只让走开放的南北门？所谓“方里许”说，是否南城保留的时间较久，到了民国，写志书的人忽略了北城呢？二关于甜水城的建筑时间，许多人觉得是个谜，考古界目前也没有准确的说法，不过，我倒有个推想，并且觉得靠近事实：它应该出现在1480年，即明成化十六年。道理很简单。史载，成化十五年（1479）闰十月，辽东指挥高清出使朝鲜，向对方透露明廷有在甜水站、草河口子、凤凰山等处筑城之意，这是建城时间的上限。成化十七年（1481）正月，朝鲜使臣李承召路经甜水站，竟然“新城今见依山麓”了，他不能不为之惊讶且惊喜，这是下限。上限处在年尾，下限处在年初，空出来的时间是成化十六年（1480），况且，李承召在看见甜水城之际，又有诗云“甜水川城去年筑”，言之凿凿，这个“去年”也明确指向成化十六年。由此可知：其年筑其城，舍此无他！当然这只是一孔之见，仅供专家参考而已。我的兴趣在于为什么甜水城说建就建了，并且落成之迅速，似乎为一夜之间？面对还散发着新泥的芳香味道的甜水城，李承召“直欲作诗歌盛美，恨无巨笔长如椽”，一唱三叹。在一切都“慢”的古代，在东八站落入明廷手中已经荒芜了100多年后的当时，我理解李承召的喜悦：他看到了一种尴尬时局的向好转机。东八站复建已经迫在眉睫！明朝立国后的一百多年来，元代留下的东八站大多早已废弃，路站凋敝之情景，正如研究者所概括的：它已经是“一条没有驿站的驿路”了。元明易代之际，朱元璋鉴于辽东人口大量流失，“有意在明朝辽东和朝鲜半岛之间留下一段空间距离，以避免双方的直接接触和冲突”。从明朝辽东重镇辽阳到鸭绿江边的驿路上，仅在连山关设立一处木栅，作为来往之人的通关之所。虽是关门重地，但却不免萧条：“孤城围长栅，辕门静不哗”（李詹诗）；设施也极其简陋：“连山是要岾，把截作藩围。四面皆全壁，三间只一门”（张子忠诗），仅此而已。由连山关再往前的数百里路途，几乎不见人迹。朝鲜来往使臣一路上胆战心惊，他们说：“切见小邦鸭绿江西到辽东甜水站，其间人烟断绝，草木丛茂，若无护送，总恐盗贼窃掠，虎狼侵害。”为此，朝鲜使臣来时由自己的军队护送，返时由明朝辽东都司派军队护送。“护送”之策，也仅是权宜之计。东八站上这段瓯脱地带，尽管含有明朝战略上的考虑，但终究是行路人的一片苦境。距上述朝鲜使者发出叹息40年后，诉苦之声再度出现在史料里。英宗正统元年(1436)十二月，朝鲜王朝在给辽东都司的咨文中指出：“东八站一路，自来山高水险，一水弯曲，凡八九渡，夏潦泛涨，本无舟楫，冬月冰滑雪深，人马多有倒损。又有开州、龙凤等站，绝无人烟，草树茂密，近年以来猛虎频出作恶，往来人马，实为艰苦。”这是早年叹息的重复，只不过更为哀怨。除了野兽出没，他们还要忍受夏潦冬雪的种种无奈。然而，随着朝鲜与女真的交恶，接下来的情况就更为糟糕。女真人放出狠话：如果不能到朝鲜境内袭击对方，就在东八站的路上设伏，对他们的使臣伺机“拦截报复”。朝鲜向明朝报告：东八站“自开州至连山四站，回曲近北”，与女真人地面相距不远，恐怕他们“出没其间，阻碍不便”。果然，对策还没有想好，女真人的突袭说来就来了，并且具有策略性。朝鲜使者去北京时，他们不劫，他们不能授朝廷以柄，自找麻烦。而在朝鲜使者返程时，他们就来狠的，“每于回还之日，虑有彼贼窃发山野，逞其凶奸，抢虏人物”，动作一次比一次严重。鉴于女真“连连作贼”，朝鲜向明廷的诉状中不断出现“边患益滋”“构衅不已”等词汇，明廷派往朝鲜的使臣也大声疾呼：“东八站声息最紧！”女真人的“诡计作耗”，甚于道艰路险，迫使明廷由“不可不虑”，跃升到“不可不预为之备”了。辽东指挥高清在东八站视察中发现，“叆阳堡等处则关防甚严”，女真“不得作耗”，而在“戍御疏虞”的地方，他们便“每至作耗”，况且，女真出没无常，行动迅速，即使近在甜水站，“此距辽东（城）八十余里，转传驰报之间，已抢掳人畜而去”。再说了，如果把女真“尽歼则已”，如果不能，就是其减员三分之一，又有何益？原来所留的瓯脱地带再也无法维持，“朝廷患之”。在东八站的经营战略上，必须有新的改变。怎么办呢？一句话就是：“复设八站，以严防戍”。自成化十六年（1480）开始，明廷开始在东八站设置据点，修筑城池，并从“内地不紧镇卫”拨来军马充实其间。甜水城的屯兵情况，据《全辽志》记载，有“官军八十一员名”。甜水城犹如急就章，是命题作文，正像李承召诗云：“甜水川城去年筑，乃缘胡马数窥边”。但它的出现，却标志着明廷对东八站全线的复建构想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此后，一系列的工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自凤凰山“之东北至叆阳间筑墩台一十三座，自通远堡东南至沿江筑墩台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里旧有古城遗址，于此筑立一堡名凤凰城，屯驻军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曰斜列站，筑立一堡名镇宁堡（后改称镇东）；距站之西北六十里新通远堡之南，筑立一堡名宁夷堡（后改称镇夷）；各屯驻军马五百，以为凤凰城声援”。随后，又把连山关的木栅移向凤凰城南，定辽右卫治所也由辽阳迁往凤凰城。这样的布局，自辽阳抵朝鲜的东八站上，“烽堠联络，首尾相应”。“复建八站”的成效进一步显现：“一以据虏贼东南之窃掠，一以便朝鲜使臣之往来”，既加强了安保，又改进了路况，其作用可谓一举两得。“八站之路，顿无贼变”。成化十七年（1481）十月，朝鲜王特意派使者前往明廷奉表称谢。其表曰：“东八站一路，筑立城堡，防护小邦使臣往回，臣与一国臣民，不胜感激。”并宣誓“子子孙孙，恪守藩宣之任；朝朝暮暮，倍输颂祷之诚”，不忘事大以忠。三朝鲜使者许篈、赵宪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让人一时不好判断正误。它关涉了甜水城一个滴血的痛点！万历二年（1574）六月二十一日，他们在一同出使明朝途中共同路过甜水城，又各自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地的往事：前者谓“达子陷其城，尽抢人民”，后者谓“达贼来围，竟屠其城，杀戮殆尽”。事件是同质的，十有八九是一件事。然而，其发生时间却有不同的记载：前者谓“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五月二十七日”，后者谓“嘉靖丙辰年（三十五年，1556）”。许篈是书状官，赵宪是质正官，书状官是文章高手，质正官是史地专家，都是响当当的大学者。孰是孰非，令我挠头，也令我生发“追问”的兴趣。像侦探，像鉴宝，再一次钻进故纸堆里。从国史到地方志，从文人笔记到大众传说，上下求索，左右排查，以求“真相”，整个过程忽喜忽忧，乍明乍暗。不卖关子了。嘉靖四十年（1561）没有发现与甜水城有联系的事儿，五月二十七日更没有，而嘉靖三十五年（1556）却有不可放过的“疑似”记载——《明实录》载：“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北虏打来孙等率众十余万骑，深入辽东、广宁等处。总兵官殷尚质率游击阎懋官等御之，虏众，不敌，尚质等死之。亡其卒千余人。”1556年12月4日，一个寒冷的日子，察哈尔部蒙古首领打来孙（或译达莱逊、打来逊等），于黄沙白草间突起，指挥浩大的阵容，越过辽东边墙，冲入官军把守的北镇，旋又撞开辽阳城戒严的大门，一路上车帐绵延百余里，马蹄溅火，吼声如雷。朝廷官兵虽奋勇回击，但却寡不敌众，死伤无算。打来孙一族，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宣府、大同塞外东迁，选定于蓟、辽边地驻牧，于是，“辽左始有虏患”，他们接二连三的掳夺，“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当年以“大城”之誉名声远扬的甜水城也不能幸免。赵宪深知这一点。他以“质问华俗”为使行职责，此次前来，“途店之次，求访咨询，殆无遗漏”。其敬业精神，朝鲜王击掌：“精勤忠谠，前所未有。”赵宪在甜水城访问一位老者，他是18年前那场浩劫的幸存者。天地翻覆那一刻，满眼废墟，一片狼藉，见“北寇”走来，他扒开死人堆躲了进去。“贼来以剑触之，疑皆死人”，他强忍刺痛，换得余生。赵宪与老者的问答之间，记下一句话：“老人疮痕甚大。”这场灾难，波及面之广，损失程度之大，令朝廷震惊。总督蓟辽右都御史王忬主动弹劾自己“调度无策”，并提议追究巡抚苏志皋的“轻率寡谋”之罪。王忬受到“夺俸三月”的处分，对苏志皋的惩罚是“降俸二级”，并令其“策励供职”，好生守业。苏志皋受命巡抚辽东，曾在东八站上行走，他写下《阅边至辽阳》诗，云：“海国风掀冻雪残，惊沙凌乱拂征鞍。马毛如蝟须如戟，谁信边头猛士寒。”真实却也有些无奈。“沟荒已贺升平久，将惰还忧外侮生。”明朝中后期，朝纲的松弛，边备的敷衍，留下了比甜水城老人伤疤更大、更不能消弭的屈辱和惊惧。“北寇”“乘隙恣行摽掳，殆无宁日”的现实，不但使辽东百姓“人人皆自疑朝夕敌必至，莫敢宁居”，也使朝鲜上下忧心忡忡，他们说，如果“东八站尽为所侵没，则我国将受害”啊！彼时彼刻的甜水残城，在许篈眼里“城围旧则极大”，在赵宪眼里“站旧、城差广”。一个“旧”字，一个“大”字，道出了这个豁牙漏齿之城的无限空寂和悲凉。朝鲜使者记载“北寇”那场洗劫甜水“大城”的时间虽有不同，但说到“小城”的起建却是一致的。许篈写道：“大城”遭陷，人们只好“狭小其制，令其易守”。赵宪写道：因官民被“杀戮殆尽，贼去后不能守城”，所以要“退筑而小之”。幸存下来的甜水人“别筑小城”，并对它呵护有加。我看到它在朝鲜使者黄中允（1577-1648）留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初五日日记中印象：形状“方正，上种老松，为游观之所，颇奇绝”。在冷兵器时代，城堡，给人安全感。这个“小城”，我认为就是顾姓老者所说的那个“内城”。我曾经抚摸过它留下来的墙基。那些比实际重量还要重的大条石，压在我心里……本期编辑：彭馨葳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