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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衣玫偷资料第几集陈思和“贾拒认舒”考：这个人还在演戏，并没有真心地忏悔

长河网 • 2019-01-23 11:23:06 • 文化 • 阅读 2
▲陈思和（图/图虫创意） “舒芜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绝对不小，极而言之，降低了传统的道德底线，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恶化了基本的生存环境。”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姚峥华 前不久，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陈思和先生的人物随笔集《星光》。里边
原标题：陈思和“贾拒认舒”考：这个人还在演戏，并没有真心地忏悔▲陈思和（图/图虫创意）“舒芜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绝对不小，极而言之，降低了传统的道德底线，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恶化了基本的生存环境。”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姚峥华前不久，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陈思和先生的人物随笔集《星光》。里边的人物，大多是陈先生尊敬的师友，如他的恩师贾植芳先生。第一辑的六篇文章，除巴金两篇外，其他四篇全部着笔于贾植芳先生。“没有他们对我的影响和指导，就没有今天的我。”笔下点点滴滴都渗透了陈思和先生内心的感动。这些饱含深情的感性文字，没有被单独编辑成书，只是按照编年形式编入他的各类文集。记得2016年国内首个“贾植芳研究中心”落户张掖河西学院，陈思和先生在揭牌仪式上就含泪挥写“书在人就在，生命就在”，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93岁时的贾植芳（图/视觉中国）提到“贾植芳”这个名字，必须提及“胡风分子”这段历史，必须涉及长达25年的牢狱之灾，又必须牵扯到一个人——造成灾难的主角舒芜。1对于那个“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舒芜：《回归五四·后序》）的历史性大冤狱，事实真相在很多书本或文章中被撰写过披露过。其中有一处细节，陈思和先生在《星光》中不惜笔墨地进行了分析，让我颇感新鲜，又折服于陈先生的坦诚直率。事实的出处是：1983年1月31日舒芜连同牛汉、绿原一起做东宴请贾先生夫妇，那次饭局后，他们同游琉璃厂，舒芜买了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书上题记：“1983年1月，贾植芳兄偕夫人任敏来京，参加现代文学流派问题讨论会，31日午，绿原、牛汉与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门饭店餐厅。饭后，皆游琉璃厂中国书店购此，书页犹多未裁，印成至今五十年矣。灯下展现，略记今日之事，五十年后或有续记数行者乎！舒芜。”▲舒芜（图/网络）这个细节在很多文章中被提及过，成为后来“贾拒认舒”事件的强有力证据之一，很多人也据此进行了各自解读，舒芜本人在2006年5月号的《万象》上刊文《贾拒认舒版本考》写道，贾拒认舒者，据说我曾登门奉访贾植芳先生，先生说我不认识你，闭门不纳也。但是，这件事我不记得有，也就是说，我记得没有。文章最后说，他记忆之有，不足以否定我的记忆之无；我又怎敢凭我的记忆之无，否定他的记忆之有？何况“说有容易说无难”，是考据的常识哩。随后，2006年12月《万象》第八卷第九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写了《“贾拒认舒”材料补》，“承傅杰兄见告，得知《万象》五月号有篇文章值得贾植芳先生一看，遂去找来这期杂志，拿给先生看了。先生看后，说了一声：‘哦！’然后略为沉吟，又补了一句：‘这个人无聊。’‘这个人’指的是舒芜先生，所说的文章叫《贾拒认舒版本考》。”张业松是路翎研究专家，写过《路翎印象》《路翎批评文集》等著作。另有一篇《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则刊登于《书屋》2000年第11期。这里需要指明的是，舒芜所指的“版本考”中的四个版本，分别出现于四篇文章，即：孙正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走近贾植芳》（刊登于《随笔》2002年第6期）；化铁《闲话贾植芳》（刊登于2003年7月《书友》第56期）；李辉《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刊登于2004年8月《文汇读书周报》）；贾植芳《九十岁的生活（日记选）》（刊登于2004年10月13日《文汇报·笔会》）。舒芜在文章中说，事实上“《随笔》版”、“化铁版”和“李辉版”都是出自同一个“祖本”，也就是“贾植芳版”，贾植芳先生才是提供“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原始版本的人。2那么,“贾植芳版”是怎么说的呢?在贾植芳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代会时，住京西宾馆，舒芜也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访问我，被我拒绝情况，事实是，在会议期间，某一天上午，我听到叩门声，开门后，原来是舒芜来访。我以对陌生人的冷淡态度问他：‘你找谁？’他则是满面笑容地像熟人的表情对我说：‘就找你。’我听后以不屑一顾的冷淡态度回答说：‘我并不认识你。’后即随手重重地把门关闭。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发现他对自己50年代犯的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毫无悔罪表现，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无耻之徒。因此，与他断然绝交，划清界线。”▲贾植芳（图/网络）这一场景也多处被引用描述，只是开门后的细节有点出入，陈思和的说法是：屋里亮屋外暗，贾植芳先生眼睛看不清，一开始认不出舒芜来，得知后依然重重把门关上。也就是说,“闭门羹”的事实是存在的。“贾拒认舒”时间为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会，而非舒芜说的1983年琉璃厂访书及前门饭店聚餐。汪成法教授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在《另一种真实——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中写道，既然是从细节上来作文章，舒芜先生不知为何对李辉和贾植芳两个“版本”中所说的“拒认”事件不是发生于1983年而是发生于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会一说，又不曾举出可信的证据来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显然仍旧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所谓贾植芳之‘拒认’舒芜，完全是出于贾植芳先生的记忆之误，其实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甚至抛出疑问，贾植芳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记？又为什么会将自己的这一“记忆”告诉他人？这一“记忆”对贾植芳和那些“传说”者意味着什么？历史的有趣在于，同一细节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在这些层次丰富的情感文字中，人于其中便一个个鲜活了起来。3陈思和先生在文章中分析起“贾拒认舒”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便是舒芜在琉璃厂购书中的这番题记。“我没有看到这个题记的原件，这段话由舒芜作为证据发表在《书友》杂志，又由张业松转引在《“贾拒认舒”材料补》一文中。”正是这个题记，让陈思和先生产生了一个疑点——这个题记究竟是舒芜在当天晚上的灯下所写，还是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的时候当场所写？从现在公布的内容上看，似乎是当天晚上补记白天的事情经过，所以其中有“灯下展现”云云。“但就我所知，这题记是购书的当场所写，因为先生回到上海就告诉我这件事，而且还说了题记的具体内容，先生没有千里眼，也不会跟踪到舒芜家里的‘灯下’，唯一的解释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舒芜在琉璃厂购书后当场所题，而从‘灯下展现……’起才是回家后补记。”陈思和说，贾植芳先生对舒芜此举非常警惕，他认为这是舒芜宴请他们的真实的目的，而且牛汉、绿原都被他蒙骗过去了。在他看来，舒芜当场题记一事，目的很清楚，是要通过这一段文字留下证据，证明贾、牛、绿等这批胡风冤案的主要受难者已经原谅舒芜，和好如初了。舒芜的藏书、周作人的原版，都是会流传后世的，那么，舒芜的题记在将来就会成为一种历史证据。牛汉先生在世时，他在纪念文集中有所记载，“贾先生来北京社科院参加学术会议，我们又见面了。这期间舒芜请求我带他去见贾先生，贾先生在舒芜面前表现很大气。跟路翎不同，路翎坚决不理睬舒芜。这是因为贾先生脾气比路翎温和，但温和不等于软弱。”由此，陈思和进一步佐证指出，可见这次聚餐对舒芜是很重要的举动，他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而贾先生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为了慎重起见，陈思和核查了贾植芳先生的日记，发现除了吃饭逛书店，日记一字未提舒芜购书题记的事，而是特别记了如下一段话：“他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强调了“请罪”和“敷衍”两个关键词。4至此，我们也帮着理顺并还原一下事实：在1983年，贾植芳先生确实在北京看望过舒芜，并为舒芜住宅条件的简陋及获知舒芜也被打成“右派”感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也一起前往前门饭店吃了饭并同游了琉璃厂，可“当他看到舒芜的购书题记的精心表演，无意识的心理阴影就出现了，他开始警惕了：这个人还在演戏，并没有真心地忏悔”（陈思和：《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到了1984年，贾先生再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期间舒芜登门拜访，贾先生一改一年前的态度，闭门不纳了。陈思和在文章中分析，“1984年作代会上，听到了朋友（‘胡风分子’）间议论舒芜的是非，（贾植芳）就更加证实了对舒芜的警惕。所谓的‘贾拒认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图/网络）但对于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事情，舒芜先生把1984年的“贾拒认舒”记成了1983年的“贾认舒”，于是产生了他的“记忆之无”和贾先生的“记忆之有”。由此我不免也产生了与汪成法教授相同的疑问：舒芜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记？又为什么会将自己的这一“记忆”撰文告诉他人？这一“记忆”又意味着什么？陈思和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后来事实证明，先生是有见地的，舒芜那份题记还没有传诸后世，就开始派上用场了。”止庵老师曾在文章《由舒芜之死而想到的》写过，“舒芜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绝对不小，极而言之，降低了传统的道德底线，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恶化了基本的生存环境。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许多中国人不敢在私信中吐露真实想法，亦不敢保存此类信件，甚至主动上交，追本溯源，不能说与舒芜当年之举全无关系。”5这就要回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德性”上来。知识分子的“德性”所依据的是什么，它是属于伦理范畴还是学术范畴？陈思和先生认为两者皆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培养“德性”的方式。比如巴金先生是在内心煎熬的忏悔中；沈从文先生是在瓶瓶罐罐的文物中；而贾植芳先生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监狱里。傅雷先生没有翻译巴尔扎克全集，他仍不失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他的“德行”的价值胜过了他的“言行”。▲贾植芳（右）和陈思和（图/网络）“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是贾植芳先生知识谱系的中枢点。这是他判断所有善恶伦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培养他“德性”的基本出发点，所以，他要求自己“把人字写端正”，一生为此践行不懈。2016年我有幸跟随李辉老师参观了位于张掖河西学院的“贾植芳研究中心”。校方让每个人在签名本上写一句话，我思量了半天，最后写下“端端正正做一个‘大写’的人”，表达了我对贾植芳先生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也藉此对自己鞭策和警醒。陈思和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他师从贾植芳先生多年，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写下《星光》，“因为心里积累了太多的感情，才会有必须倾诉出来的欲望。”与其说是“我写他们的事迹”，其实也是“写我自己的心灵成长过程。”《星光》的出版，可以与前不久舒芜女儿方竹的两本新书《日记中的爸爸舒芜》《人生实难》一起对照阅读，这对读者重返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现场，了解和认知历史发展过程中沧桑风雨下个人的命运和选择以及灵魂深处的反省，尤显可贵。之所以取名《星光》，暗含着某种指意，陈思和先生在《跋》中写道，有时，我们的眼睛经常看不见天空的星星，或者看见了，也觉得暗淡无光。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认为星星消失了，天空暗淡了。我们只能相信，星星是永恒的，星光也是永久的，不管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看不见，都没有关系，我们的心里需要这样的信念。在我眼里，陈思和先生写下的这些文字，有如星光，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光亮。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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