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导演武动乾坤拍了《武动乾坤》的导演张黎,想和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谈谈

张黎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拍出《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正剧导演张黎,这次拍了《武动乾坤》。在外界眼里,这是一个资本与IP热潮裹挟下的产物;但在张黎的人生里,这是一个长者试图与年轻人对话的故事 原标题《张黎 人不再少年,试
原标题:拍了《武动乾坤》的导演张黎,想和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谈谈张黎图/本刊记者姜晓明拍出《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正剧导演张黎,这次拍了《武动乾坤》。在外界眼里,这是一个资本与IP热潮裹挟下的产物;但在张黎的人生里,这是一个长者试图与年轻人对话的故事原标题《张黎 人不再少年,试语少年事》全文约7392字,细读大约需要19分钟全世界都在讨好年轻人?2015年,导演张黎接拍网络小说改编剧《武动乾坤》,消息一出,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念头。《哈佛商业评论》发文称,“为全球娱乐行业带来收入增长的是以‘后千禧一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因此,无论是处于娱乐行业中心的媒体、电影公司,还是各大品牌,都面临全新的问题——如何‘讨好’年轻人。”可那是张黎啊,是观众口中“中国最好的历史正剧导演”,他的代表作《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讲历史转型时期的人物选择和格局变迁,厚重、严肃似乎才是属于张黎的标签。连张黎也不得不“讨好”了么?答案说来复杂也简单。变与不变,都在片子和谈吐里。对年轻一代,张黎有他的理解,也有他的局限,可聊下来,分明摸到他最赤诚的那颗心,还是藏在那个寻找“我们从哪儿来”的历史脉络里。他的声音既轻且低,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儒雅与冷静,惟一一次,他话音刚落,突然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直着身子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隔壁房间。没人知道他怎么了。三分钟后,他再次出现,若无其事地坐下,继续拾起话头。那是在我们聊到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后。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刘文武深知张黎不是一个迁就观众的导演。张黎有自己的固执,这次,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张黎图/本刊记者姜晓明机器崇拜张黎的工作室里摆了一台大型胶片摄像机,德国阿莱(Arricam),五百多万,全新,比人高。张黎谈论这台机器的语气近似抚摸:“基本上到顶级了。技术,人机界面的亲和,到头了。它有上千个齿轮,每个齿轮的材质是不一样的,金属是不一样的。”他两手攥拳,比出齿轮转动咬合的样子:“如果这个软这个硬,它就没有噪音。它里面很复杂,每个都不一样,声音特别小。”这台胶片机的开包时间他还记得清楚,是2005年跟冯小刚拍《夜宴》时。他认真地说自己有“机器崇拜”,聊起六七十年代,“那些年代什么牛,司机。”他模仿起转方向盘的动作。“后来在各行各业,比如电影制片厂里,谁最厉害?灯光师最厉害。灯光师是工人,他能决定一切,他高兴不高兴,他可是导演都惹不起的。所以当摄影师的时候掌握的机器相对复杂,你就有了加持,你就有了装备了,知道吗?别人就让你三分。”张黎一直是那种紧密跟进技术的人,直到互联网出现。世纪之交前后,张黎年近五十,他发现自己学不进去了,首先卡在了五笔、拼音上。“我是败在互联网的。”但论对互联网和年轻一代观众的理解,他自认略知一二,其中的关键词是,“对外部空间的感知”。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令外界意外地接拍《武动乾坤》的原因之一:“有一批导演制作人,认为玄幻不就是飞来飞去嘛?不是。是对外部空间,整个感知改变了。这在50后到80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那时候看《盗梦空间》,绝对觉得是神经病吧,讲什么?但你们90后就知道,除了三维,还有四维、五维、六维,打小就知道。”用打磨历史的方式打磨想象“劲儿是有,但周边的环境有点虚。”看过《武动乾坤》的初稿剧本后,导演张黎问编剧李晶凌:“首先,这个世界里的衣食住行是怎么来的?经济体系是什么?社会等级关系是怎样的?”在一个以虚构为底本的故事里,张黎打一开始最在意的还是“历史观”。他试着引导李晶凌思考青阳镇(故事发生地)的社会生态结构:故事中主要的两大家族雷家和林家,前者以财发家,经济命脉来源于后山的矿石,雷家人所奉行的价值观也更为实际;而后者是以武发家,内部是一个崇尚武力的集体,重名虚财。在货币功能逐渐彰显其势的社会里,雷家兴隆而林家衰落,便成了自然。剧作开头有场戏,主人公林动大闹家族集会,最开始李晶凌只想着表现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个性——但张黎看完,觉得远远不够,“人与家族的关系、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名、族人对家族普遍的态度与冲突,都要体现在台词里。”最后,台词改成了林动撕开族人耽溺虚名的虚伪面具之陈辞。《走向共和》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张黎先前的历史正剧作品。豆瓣评分9.6的《走向共和》,开场便高妙:李鸿章边吃鲈鱼边听政务报奏,内务、外交、军事等国家大事一概置若罔闻,唯在听到慈禧太后的鹦鹉有恙后放下筷子,语气里有了关切和紧张。这一语多关式的场景设计,当年确是张黎给编剧的建议。“李鸿章又叫李鲈,每日一鲈,每天得吃一条活鲈鱼,安徽人嘛。”从史料故纸堆里捕捉细节、再编织进剧情,对张黎来说,这些挖掘和想象随时随地,充满乐趣。工作室有一墙书,厚厚两套《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国晚清史》赫然入目。那是张黎的工具书。拍《武动乾坤》,张黎这次很干脆地摇头说没有挖掘历史的乐趣了,但在编剧眼里,张黎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不声不响地把历史正剧的考究劲儿带进了架空世界。他参考的是上古先秦时代的情形,怪力乱神尚存,恰好满足他格物致知的习惯——当年上学时他数学就极好,几乎全是满分,惟一一次99分的情形他现在还记得,追着老师要回了不该扣的那一分。《武动乾坤》里的人物吃豆饼、喝浑浊的米酒,食材都有讲究:上古已有五谷稻、黍、稷、麦、菽,豆类即菽,而当时庶民采菽并研磨制饼,也常见于《周礼》《诗经》中。加之林动出身没落之家,肉类难得,将蛋白质丰富的豆饼作为日常食物合情合理。模仿动物皮毛的简陋服饰,贫民的洞穴式住宅,树干粗壮的原始森林,青阳镇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当时在浙江象山拍戏,《武动乾坤》光摄影棚就六万平米,占了影视城的一大半。张黎越拍越发现现实里没有合适的取景点,只能临时出设计图,边拍边置景,道具布景组有超过1300人,由于素材量大,一个景最快也要搭45天。张黎期望这些哪怕是虚构的人物,也能够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这种真实出自对一个虚构世界的完整构想,或者用他的话说,“青阳镇有一个体系、生态环境。”对媒体,对编剧,对团队,他都反反复复说,自己不想做一个雷同的东西。《武动乾坤》“等不了”从开机到杀青历时10个月,加上半年多的前期筹备、八个月的后期制作,《武动乾坤》用了两年半。“给钱给时间,”媒体放映会上,投资人表明为这部剧投入的心血和诚意,“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尽了全力。”两年半,并不够满足张黎原本的野心。那是摄影师与生俱来的对尝试新技术的迷恋,在视效方面,他充满贪婪和想法。还有什么比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更适合填充这些野心?恰好,2015年大量资本涌入影视领域,IP概念大行其道,拥有庞大读者基数的网络文学成为众多投资者趋之若鹜的香饽饽。就这样,《武动乾坤》项目找上了他。对“被裹挟在时代潮流中”这种说法,张黎不以为然。他觉得那更像是一拍即合、两厢情愿,何况当时的他并非没有别的选择,比如已打磨成熟的《曹操》,还有几个可选的电影项目。他不大看得上之前仙侠玄幻类型的电视剧,觉得它们“不对”,“应该有另外一个表现方式”,比如视效应参与叙事。直到一个猛子扎进去,张黎才知道水深、不易——尽管已尽全力,他自嘲现在的成片特效也就是“六毛八毛”。他觉得问题出在“不成熟”上,既是自己和团队在该类型上缺乏经验,也是整个行业尚未充分发展成熟。国内影视团队的管理水平、特效行业的发展与资本的无形之手,让张黎必须考虑成片效果与成本的平衡。过程中有争取有妥协,但最终总归要“与资方维持良好关系”。他记得中国有部电视剧,本想请《权力的游戏》的特效团队合作,对方表示同意,但要求“第一年剧本准备,第二年技术准备,第三年再开始拍,第四年才能出片”。中方拒绝了,“等不了。”打磨精良的视效需要时间,但对资方来说,时间意味着成本,意味着真金白银。《武动乾坤》一拖再拖,在国内平均一年一部的制作周期里拖到两年半,在宣传口径里就已足够作为谈资。“一般在投的时候,投资方就已经有一个相对的愿景,签约平台明年、后年播出。你往里硬装(超过制作周期的想法)装不进去。”这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张黎回忆,本世纪初中国的影视剧行业尚是卖方市场,影视作品总量少、市场需求大,是先做好成片再卖,各电视台抢片子。再往前推,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回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当摄影的头四五年,张黎拍的都是电影——那会儿电视剧只由电视台内部人拍摄。后来对电视剧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电视台才开始与制片厂寻求合作。而如今,国内电视剧每年约产出两万集,从去年开始,影视领域变成了买方市场,平台的话语权因此急遽上升。在刘文武看来,2011年的《孔子春秋》是张黎“心中的痛”,原因也和行业的变化息息相关。这部剧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刘文武将之理解为“道德文化的起源”,而张黎要做的是将抽象的命题影视化。结果并不如人意,那时候,影视行业已市场化,剧集收视率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内发行的结果。纵然对剧作质量要求严格如张黎,也终究摆脱不了这脚镣般的限制。“卡梅隆那个《阿凡达2》,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张黎的语气里分明有羡慕。《武动乾坤》拍摄现场,张黎导演给杨洋讲戏少年强则国强编剧李晶凌最常从张黎那听到的话是“不够狠”。天蚕土豆的《武动乾坤》原著是网络文学,有“爽文”的特质——主人公如开挂般一路过关斩将,就算遇到阻碍,也能轻易解决,节奏快,给阅读者高密度的爽感。但放到张黎手上,这套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剧本修改前期,张黎一次次告诉李晶凌:“狠一点,再狠一点,你心太软了。年轻人就得摔打。”因为不适应电脑阅读,张黎习惯把剧本打印出来。李晶凌很快发现了判断黎叔对剧本满意度的方法:要是觉得写得有意思,导演就会一直看下去;要是他把剧本放下,开始看别的——“他什么也不说,但你知道那表示自己哪儿写得有问题,这简直是公开处刑。”不多会儿,张黎找编剧聊天,天文地理国家外交无所不聊,就是不聊剧本。当然,所有和张黎聊过天的人都很难不注意到他的广博,他爱聊历史,无论什么话题,信手拈来就是一段故事,从林则徐虎门销烟聊到捷克的利迪策大屠杀。聊完了,李晶凌一琢磨,黎叔的故事里藏着他想告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呢。李晶凌是“80后”,是张黎口中的年轻人,在《武动乾坤》团队里占了多数。“对年轻人的东西接受度相当高”“英剧美剧电影都看”“很潮”“官配、CP他都懂”,几名与张黎共事过的年轻人这样形容他。对张黎来说,他则是打心眼里明白,年轻人厌恶被说教。《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来自于他少年时期的经验。生于1957年,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在“文革”中度过。母亲学音乐,“文革”一开始就接受改造去了工厂;父亲是造桥工程师,带着学生外出实习,一去就是半年不见人影。张黎每周与母亲见上一面半面,大多数时候都处于没有人管的状态。歪打正着,他恰好受益于这极度的自由,生活变得极有规律、“很有自制力”,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习短跑、游泳。他所在的中学隶属于湖南长沙一所大学,环境相对封闭,大学老师们无课可上,便教中学生。数学老师讲直线,为了说明直线是无限延伸的,从黑板开始一口气把线划到走廊上,老师一直往前走,一班学生也一步步跟着出了教室;物理老师讲摩擦,是因为恰好骑自行车摔了个大跟头,顺势把后面的课程调前。老师上课是“跟玩儿似的”,对那些懵懂少年而言,却是打下一生的烙印——恢复高考后,班上44名同学,42名考上大学,两名考上大专。某一天,张黎和同学们突然听说,那位划直线的数学老师自杀了。类似这样的事,是他们在那个年代时不时就会听到的噩耗。整个少年时代,张黎受够了来自权威和大人们的说教,所有人都在告诉他:“别说这个事,别说。”少年当是叛逆的,肆意反抗,不惧犯错,张黎深信这一点。那些过分顺从乖巧的、被体制规训的孩子,在他看来是丧失了某种重要的生命力。《少帅》有儿童群演的镜头,组里找了一帮五到八岁的小男孩。张黎说,你们过来打架。小孩说,不能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男孩儿!真难受!”张黎心里暗暗吐了脏字。技术野心之外,这是他想拍《武动乾坤》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迫切地想和年轻一代对话,想用年轻人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他的价值观和态度。贪婪在他的语境里往往是个褒义词:他对年轻演员如杨洋、张天爱对镜头的贪婪称赞有加,也承认自己还贪婪,贪婪于自我表达——因为“雄性生命以愈加广泛地传播自我基因为第一生命要义”,又因这贪婪,他得以知道自己还富有创造力地活着。四十多岁时,他生出恐惧,害怕哪一天起床后创造力突然消失了。蒙古长调的歌者不知那些唱腔和长诗从何而起,某一天,脑中有了便是有了;却也不知何以终结,又某一天,没了就是没了,从前的行吟诗人,将与一个普通的老牧民丝毫无异。北野武说,他过不了一种没有创造力的生活,宁愿死。张黎想,他也是。2011年,张黎导演和李冰冰宣传电影《辛亥革命》“这个世界就是由误组成的”人物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比如年轻一代对于空间的感受?张黎:看美国电影吧。我虽然不会上网,但我知道网络是干嘛的。它形成一个虚假幻象,觉得跟全世界有勾连。其实扯淡,一点没有。这是没用的,那是你的想象,你觉得你有了。资本就利用你以为你有的(想法),挣你的钱。就跟大夫给你看病似的,你觉得有问题,好,看病吧,钱。人物周刊: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的话,会不会担心自己其实是有一些误判,或是有一些想象的成分,对于新一代观众?张黎:永远都是误判。姜文那句话说得特别多,人生就是被误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从哲学角度人都是被误读的。误判就是误呗。这个世界就是由误组成的。都在误,都在误。人物周刊:但这种“误”可能会呈现在你的片子里?张黎:你说对观众、对受众的误判?对,会有的。但有些原则我还是很清楚的。首先我知道年轻人最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教训、被说教了。很简单,这个悖论在哪,大人、长者对小孩子说教,产生于什么?产生于前面你先走这个弯路,你先造了孽,你先做了错事,孩子啊这事你不能干。为什么?你前面什么坏事都干尽了,凭什么到我就不行。因为我年轻,我有足够的资本去犯错误,不能剥夺年轻人犯错误的权利。第二,何为错误?说教他们是最反感的。尽量少说教,不说教。尽可能共同分享一个体验。人物周刊:像《走向共和》那类历史正剧,你觉得还会适应这一代观众吗?张黎:不行了。为什么不适应?现在的观众对那个历史是真是假没兴趣了。人物周刊:是这样吗?张黎:当然是,大多是没兴趣了。100年前的事他有什么兴趣?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没关系。人物周刊:这样是不是把年轻人作为一个群体标签化了?年轻和成熟或者是严肃被对立起来了,好像年轻就意味着娱乐?张黎:它是阶段,有的人早两年有的晚两年。阶段就是这样。这个年龄就是玩儿的呀。就是整个对外部世界的贪婪地吸、肆意地反抗,就是这个阶段。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这样的对吧?以前一年跳八个槽,你现在跳吗?不跳了。去享受这段年龄的所有,包括错误。错误相对于承认是错误,对您来说不是错误。咱们就说美国。《阿甘正传》看过吗?美国70年代,青年去越战死了好几万人。毒品、酗酒、乱交、滥交。嬉皮士。今天看那些反战的歌,觉得西方世界完蛋了,可这帮人都是现在的精英啊。当时美国有个和平队,就是一帮学生,背个背囊去非洲、亚洲,死在当地了,没有墓碑。就是教孩子说英语,就是嬉皮士啊,吸大麻去的。但是医疗、卫生、语言(都是他们教的)。年轻人那一段他爽了你知道吗?后面才有担当。小时候从幼儿园孩子特别乖,小学老师特别喜欢,这种孩子没戏的。人物周刊:你年轻或者少年时代有充分的享受。张黎:有。享受什么?因为我们歪打正着,那时,所有权威没了,具体的老师、校长、父母,构不成具体每天对你的那种(约束)。人物周刊:所以你觉得自己对年轻人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正面积极的。张黎:是这样。首先我获益于此,我是这么成长过来。第二,你去横着看,看整个民族的近代发展,真是这样的。人物周刊:所以拍《武动乾坤》其实是希望把票从小镇青年里、从年轻人中夺过来。以前可能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看历史正剧。张黎:以前是。对,你说得也对。就曲高和寡,对吧?关于看懂的这个事,其实是很虚无缥缈的。他看了未必懂。十年后,懂了就是懂了。跟我们小时候背唐诗似的,都不知道啥意思。过了十年二十年,云在青天水在瓶,明白了!小时候不知道。《大明王朝1566》就特别简单粗暴地把25岁以下的孩子就划出去了,等着二十多岁的孩子再过几年,30的时候。当然现在为什么得感谢互联网,如果是电视台他永远看不到。《大明王朝1566》人物周刊:相较之下,你觉得那些可能30岁才能看懂的剧,和面向更年轻受众的作品相比,在艺术性上有高下之分吗?张黎:有的。艺术这个词是需要训练和熏陶的。不是说我生来就有,个别天才有,莫扎特有。艺术需要后天的学习、熏陶、训练,培养艺术感。因为艺术最终它会跟你个人的经历融在一起。你所有的作品一定跟你自身经历有关。或者完全无关。人物周刊:你觉得《大明王朝1566》是你最好的作品吗?张黎:也不能是。还真不能是。对我来说,《四十九日·祭》是我非常喜欢的。放在湖南台这个平台上播。30万(遇难者),就是被虐杀,不是战场上你一枪我一枪,是你这个族群被虐杀,要死的心都有了。这是耻辱。我表达的是被另外一个族群虐杀。可以原谅,绝不忘记。30万人被虐杀,是吧?每个镜头、场景、拍法,它真的有一个主题,我现在要活下来。这个真的是很勇敢的。在绝望的时候,首先要不要活下来?当时我做宣传说过一个事儿,捷克有个利迪策大屠杀,一个二百多人的小村庄,被德军从地图上抹去了。二百多人,从此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耻。战后几代人——利迪策是个阴性词——很多人家生女儿取名利迪策,他们的记忆真是……《四十九日·祭》人物周刊:你拍《武动乾坤》看似跟《四十九日·祭》这些历史题材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背后是同样的对下一代或者年轻人的一种期待?铭记历史也好,或者是希望下一代是有生命力的。张黎:少年娘则中国娘。我们这代人都有(家国情怀)。首先要利他。我们小时候顺口溜,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集体主义。看似玄幻剧,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当然,两年前嘛,首先考虑这个题材传播的便捷性。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65期文/本刊记者邱苑婷张宇欣发自北京编辑/翁倩rwzkstar@163.com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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