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7期目录提示：《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7期新刊面世，网上订购请点击菜单栏“微店订阅”。本刊读者调查获奖者名单于本期公布，请各位在微信留言确认个人信息。中華文學選刊2018年第7期主编阅读胡学文龙门选自《花城》2018年第3期实力阅读邱华栋　　唯有大海不悲伤选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徐则臣　　兄弟选自《大家》2018年第3期路　内　　十七岁送姐姐出门选自《十七岁的轻骑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黄昱宁　　你或植物选自《小说界》2018年第3期秦　岭　　天上的后窗口选自《芙蓉》2018年第3期第代着冬　画画记选自《安徽文学》2018年第5期刘太白　　凤来仪选自《清明》2018年第3期作家记事张天翼　　从透明到灰烬选自《粉墨》，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读大家张　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选自《白垩纪文学备忘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锐阅读徐　衎　　仙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潮阅读李宏伟　　现实顾问选自《十月》2018年第3期八方阅读（美国）张惠雯　　岁暮选自《在南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2月版《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7期，7月1日出刊本期看点【主编阅读】胡学文《龙门》胡学文是小说老手，新作《龙门》体现了他游刃有余的小说编织能力。小说以一个悬案作为框架，但又不迷恋于案件本身，而是非常密集地穿插了几个小人物的不幸命运，伴随这故事的层层推进，字里行间暗藏残酷现实之下的人间真情，以及作者的深深悲悯。小说依旧立足于他熟悉的张家口，编辑后来跟他进行了沟通，将故事架设在一个叫“龙门”的虚构之地。有了这个虚构，小说的意义也就因为“龙门”这个意象而汇聚起来。所以，“龙门”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背后是贫寒蜕变的代价和人性的迷途。——《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推荐语【实力阅读】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他看着她的眼神，忽然读到了一种令他不寒而栗的东西。那就是，她的眼神到后来似乎在说：为什么海水带走的，不是你，而是儿子？为什么不是你！胡石磊这一刻对妻子有了一种恐惧感。女人的那种歇斯底里，最终将导致所有牢固的东西都崩溃。尤其是，汪雁现在还怀着他们的二胎——已经三个多月了。她正准备再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宝宝正在她的肚子里孕育着，可是现在，失去了大儿子，胡石磊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蛋打了，鸡也会飞。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会这么悲剧吧？不会吧？他欲哭无泪。会的，命运在戏弄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下狠手，不是一招制敌于死地，就是接连打击到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就是命运的真相。好的时候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坏的时候，就是那一股海洋直流——一下子就把你带到海水的深深处，让你在暗黑的地方窒息。痛啊！痛，痛，痛！那种失去骨肉的痛感，在他和她的心里弥漫。失去了长子，二胎政策才出来就抓紧怀孕的汪雁精神恍惚，深度抑郁袭来，情绪波动大，不久，肚子里的胎儿就流产了。这样的变化会导致更多的连锁变化。胎儿流产之后，她要求分居。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提出和他离婚。一股生活中的直流就这样也出现了，一下带走了所有的风平浪静，让胡石磊陷入绝境里。然后，汪雁离开了他，胡石磊变成了一个人。他成了孤家寡人，孤苦伶仃地在大地上行走，在海边安静地站着。凝视着大海，他在想，那股直流，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就把我的生活彻底摧毁了呢？站在大海边上，看着波涛一道道地涌过来，带着喧响和白色的浪花，碎裂在他的脚下，他想，自己的水性这么好，又从小生长在海边，儿子冬冬却被海水带走了。大海啊，你让万物充满了生机，让世界不断生长，可你又以暗黑的力量造就了死亡。你让我的儿子还没怎么展开他的生命旅程，就死在了你的怀抱里，你让我掉进了悲伤的深海！他泪流满面，悲愤满怀。谁说的唯有大海不悲伤？大海最会制造悲伤了，对不对？——《唯有大海不悲伤》片段【实力阅读】徐则臣《兄弟》在疾驰的高铁上读到小说最后的落款，“2017年12月10日凌晨”那个时间点时，我把电脑关闭，看了许久车窗外。大地辽阔，有许多绿色复苏。小说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这部作品的？我猜，故事一直沉积在作家心底，只需要特殊的事物突然将他召唤。——我猜，写下这部作品时，作家想到了他初到北京时曾经住过的出租屋，想到了和他一起北漂的那些遥远的朋友。《兄弟》不仅写出了冬天的寒冷凛冽，也写下了作家心灵深处的祝福暖意。《兄弟》关于当下生活，关于此时此刻此地。但它更美妙处在于对此时此地的超越。它让人意识到，人世间，像戴山川一样，凭空从自身分泌、制造出一个陪伴者如此宝贵：如果说那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帮助戴山川成长，那么，当他帮助“鸭蛋”将照片上的男孩子确认为弟弟“鸡蛋”，当他冲进房间为“鸭蛋”抢救出“鸡蛋”时，他不仅仅为鸭蛋找到了弟弟，也为自己在现实中找到了同类。有时候，意念中的“相信”并不总是空想，它会慢慢改变现实，它会潜在而深刻地改变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疏离。“确信还有另一个自己”使戴山川和鸭蛋们不再孤独，“确信”使这些人和那些人站到了一起——《兄弟》写出了人在夜深人静时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寒冷，以及人对这种孤独与寒冷的克服。是的，大部分时候，我们感到孤独，我们被动地接受它，忍耐它，并且以沉默对之。而文学的魅力则在于唤醒。——《兄弟》不仅唤醒我们对孤独的认知和战胜，甚至在某一刻，它还神奇地将毫无血缘关系的戴山川、“鸭蛋”以及和戴山川与鸭蛋同命运的人们隐秘地连接在一起。——摘自张莉评论《你是否确信还有另一个自己》【实力阅读】路内《十七岁送姐姐出门》选自《十七岁的轻骑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十七岁的轻骑兵》是我最近出版的小说集，收录短篇13则，写的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三校生。由于人物和故事场景的一贯性，我称之为“主题短篇小说集”，这概念也是生造的，或者说，一部精心选编的短篇集本身就应该有主题贯穿，《聊斋》也好，《米格尔街》也好，都属于此类。主题特别明显的是巴别尔的《骑兵军》，比较隐晦些的是塞林格的《九故事》。上述四本书，曾经被我反复阅读，如果它们是一件金属器物的话，应该已经被我的手掌抚摸得锃亮。两三年前，遇到一位评论家，他对我说，能不能别再写化工厂了？我只好嘴上打滚说，读者爱看啊。匆匆告别，也没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十七岁的轻骑兵》仍然是写化工技校，一群把化工厂视为青春终点的小青年。在我其他的小说里，化工厂多半是故事的起点。总之，脱不了干系。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老写化工厂？有几本长篇我试图跳过这个象征物，做得还不错，但到了下一本书，又会栽倒在化工厂前面。后来我想，最可能的答案是：我既不想在小说里与陌生的事物决斗，也不想在小说里与熟悉的事物拥抱，最后就变成了这样。如果还想再找点理由的话，就是说，在不同的写作范式之下，这个象征物和这些人物始终能成立，或者说，终于能够活下来——这件事让我有满足感。——摘自路内创作谈《十七岁的轻骑兵》正在改编成电影十年前，在遍布着化工厂区的灰蒙蒙的戴城，一个名叫路小路的少年出现在街头，带着左右突奔的荷尔蒙和诗意，从此进入路内的文学时间。他是技校的小混混，是糖精厂的学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大潮里受到冲击的最年轻的一代工人，当然，也是无数后来进城失败的小镇青年之一。如果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主人公与叙事腔调是路内的一种幸运，那么当最初的一切变成长达十余年和近百万字的跋涉，却依然能保持相当的鲜活好看，令人不得不叹服作者讲故事的才能。收录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的十三个短篇，写作跨度亦有八年之久，路内对于书写90年代的不舍与执着，早已超出个人回忆所需要的剂量。可以很确定地说，他在自觉地对1990年来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段落进行文学重构。这是属于一个小工人的90年代，也是他从少年到青年不断在废墟中寻找自我存在与未燃尽的历史余热的漫游时代。而这一次，路内要讲述的不是30岁的路小路，也不是18岁的路小路，而是17岁的路小路。从成年向未成年边界的这一小步后撤，并不是为了给理想和天真腾出空间，相反，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我们读到了比从前更浓稠的灰暗与压抑。身体的寒冷与饥饿、精神的无聊，像铁笼子一般罩住了路小路，他只能通过有限的暴力进行象征性的反抗。作为戴城化工技校89级维修班的学生，17岁的路小路灰头土脸，对成长为一名工人的未来充满沮丧。像样的恋爱尚未发生，甚至连离开戴城的梦与决绝都还未找到。出生于1973年的路内，将故事的指针定格在了1990到1991年之间，这也是小说家自己的17岁。如果说在“追随三部曲”里，路小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更多地来源于90年代中后期工厂改制风暴前后的茫然与溃败。那么《十七岁的轻骑兵》在时间上向着八九十年代之交这条边界线的前溯，则更多地让他置身于政治转折后青年学生中普遍弥漫的沉闷与混乱无序。路小路的17岁，面临着两个历史段落的前后夹击，承受着学生与工人两重身份的遏抑和被牺牲感。——摘自刘欣玥评论《再见路小路，再见》【实力阅读】黄昱宁《你或植物》Q：钱素梅的形象从何而来？A：早就想从侧面写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清晰的来龙去脉，面目既熟悉又陌生，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些人的轨迹——如一只倔强的蝴蝶，即便折断了翅膀，你仍然能在远方，在未来，感受到来自它的微弱的振动。然后听到一个没头没尾的真实事件。一个在医院里工作的年轻女子，以相当专业的方式，借助别人的手，离开了这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有线索陆续闪现，却没有人能拼出事件的大致形状。不知道为什么，从听说这件事开始，我就觉得，不写点什么，我是不会安心的。Q：道理我都懂，然而，那些诗是怎么回事？它们是怎么进入这个故事的？A：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一直用刻板印象去定义的某个人、某种人，突然挣脱千篇一律的“人设”，让你大吃一惊？钱素梅之所以对姚烨和康啸宇造成长久的困扰，就是因为直到她的消逝，他们都没有真正认识她。人们眼里，诗歌和“钱素梅”这样的名字、形象或者经历，是完全不搭的，是形成强烈反差的。康啸宇想利用这样的反差将她推上前台，不过是试图为她打造另一种刻板印象而已。我无意列举近年来引起争议的几位“底层”诗人或者作家的事迹来佐证这种可能性。只有对生活的复杂和丰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人，才会无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反差，无视这种反差构成了城市最严酷也最迷人的部分。——黄昱宁的自问自答【实力阅读】秦岭《天上的后窗口》在咱尖山，我大这个水保员的话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唯独在水爷模样儿的事情上，说一千道一万，别说九鼎，不如一片木渣儿。水爷到底显没显过灵，谁也没亲眼见过。但水爷就像流在全村人身体里的血，谁也不敢说它就不在日子里。缺水的年份，杀猪宰羊、高举火把祭水爷的事，谁家落下过？印象最深的要算这么一件事——添水。水是往两只木桶里添，木桶就安放在水爷庙内水爷塑像脚下的香案前。记忆中，前往水爷庙添水的男女老少一年到头络绎不绝，有端碗的，掌杯的，拎壶的，无论天旱到啥地步，也要把一口水送到水爷庙里去。即便家家户户的水缸里、木桶里干成了底朝天，可水爷庙里的木桶总是满着水的。我自个儿到底添过多少次水，我家祖祖辈辈到底添过多少次水，那肯定像麦场上的麦粒儿一样数不清。小时候，我问过我大：“咱自家的水都不够用，为啥要孝敬水爷哩？”我大说：“孝敬水爷，就是孝敬水。”他还不忘补充，“你以为你喝的是啥？喝的是命！”在村里，人们有两怕，一怕水爷，二怕我大。这事是有说头的，说是早些年“破四旧”那阵子，咱村的年轻木匠牛岁年当了造反派头头，摩拳擦掌要砸水爷庙，当晚他家的两只木桶就不见了踪影，害得牛岁年一家断水三日，有米难下锅，有锅不见火。气急败坏的牛岁年领着一帮人挨家挨户搜，最后就搜到了我家。我大泰然自若，圪蹴在门槛上吸旱烟。牛岁年说：“老哥，对不住了，我家的木桶……”我大把旱烟锅在门槛上“笃笃笃”地磕了几下，烟灰四溅。“老弟，你再琢磨着砸水爷庙，保不准连扁担也没了。”牛岁年折回家一瞅，扁担果然不翼而飞。——《天上的后窗口》片段【实力阅读】第代着冬《画画记》关于《画画记》，我们是有想法的，但并没有和作者通话，哪怕是说上一句，怕冒犯小说的尊严；“作者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退场。”以此，好的小说家也懒得买我们的账。我们有一个有关文学的基本研判，那就是，该作者面对一个寻常事物时的敏感力和呵护心相对于寻常人而言显得更强。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就是一杆大秤了。不是吗？假设小说中的那条河流是真实的，那个一直漂在河流上的木偶也是真实的，为什么唯有作者停下了脚步，然后带领我们一起去狩猎，令猎物纷纷落网，再施以尖利，于庸常中掏出真理的五脏六腑。在第一时间，大而有意义的题材都被大作家们拿走了？其实，大作家的碗里多有糙米，只是好奇心让杂粮成精，令芝麻显灵了而已。高人一等的地方还在于，他们无时无刻不保持着灵魂的湿度，更善于从低处发力，然后带我们一冲云天。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怎么说？“作家要有面对简单事物，比如落日和一只旧鞋子，惊讶到张口结舌的资质。”由此我们相信，当那块木头漂过，第代着冬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这才把小说写到根茎暴起的地步。喂！你难道没有看过落日和那只旧鞋子吗？——《安徽文学》2018年第5期编前语【实力阅读】刘太白《凤来仪》发表时原题《花鼓戏》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写江汉花鼓戏和它的杰出代表人物迟素秋。无奈，有毕飞宇在，有《青衣》在。然而，作为一个抒写者，故乡的这个浑身泥腥气十足的剧种却总是和我的日常生活难舍难分。最初接触花鼓戏，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城里来的剧团在镇子周围巡回演出，我就跟着赶场子。老实说，剧情看得一知半解，对成年人那种痴迷感到不可思议。只是觉得新奇，用家乡俚语也能写出爱恨情仇的故事。后来，我上了大学中文系，对花鼓戏就有些瞧不起了。西方泊来的那些玩意儿，就连名字也是高雅的。而且，那时候，花鼓戏也确实在没落。听说，市里的花鼓剧团连工资都快要发不出来了。作为一个自以为有情怀的文学青年，我唏嘘，却淡然。毕竟，大浪淘沙嘛，新陈代谢嘛。让我讶异的是，家乡人办理婚姻大事时，买的嫁妆虽然是高档的电视机、录像机，但典礼上请的却是各类花鼓戏草台班子。有钱的人当然请名班名家。在看戏听戏过程中，因剧情而欢笑而悲愤的观众，不分男女老少，大有人在。有一次，我陪外地一朋友观看了花鼓戏《秦香莲》。我原以为自己对剧情了然于胸，又看过多个剧种的《秦香莲》，因此巴不得快点混过时间，送朋友回宾馆谈文学。不料，我和我的朋友都被秦香莲的扮演者孙世安的悲腔唱得涕泗横流……前不久，我在一个艺术家的聚会中，遇见了江汉花鼓戏的一个著名女艺术家。她七十多了，已然衰老。在她依然晶明的眼神里，我看见了苦难与荣光。在众人的力邀中，她演唱了《站花墙》里最为华彩的一段唱腔。那身段，那气度，那依旧年轻的声音，博得了众声喝彩。这场景一下击中了我。我找到了迟素秋。我在心里对我敬佩的毕飞宇老师道歉，我管不了您了。我得把迟素秋在花鼓戏里的流连写出来。——刘太白创作谈【作家记事】《从透明到灰烬》选自张天翼（纳兰妙殊）散文集《粉墨》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这是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学校放暑假回来，跟姥姥一屋睡。半夜，我忽然被腿抽筋的疼痛弄醒了，怎么转动脚踝、扬起脚尖对抗，也不管用，在床上辗转，软弱得呻吟出了哭声。另一张床的姥姥也醒了，在黑暗里问我，怎么啦？我说，腿抽筋了，疼。我听到她翻身下地的声音，两只小脚蹒跚走过房间里的空地，到我床边坐下，两只大手把我的小腿放在她大腿上，一下一下揉动。她多年干活，手心皮肤很粗糙，手劲也很大。我不记得她给我揉了多久，只记得疼痛逐渐缓解，像肉里绷紧的一根弦松弛下来。后来我说，姥姥，我好啦，你睡吧。在因失而复得而格外甜美的平静睡意里，我朦胧听着，姥姥一对小脚笃笃地回她床上去了。数年后一个夏天我在北京，某个夜里，因腿抽筋而醒来，蜷缩身体，双手握住疼痛的肢体，想起姥姥，想起那双曾在此处有力按摩的大手已经变为灰烬，猛然泪如泉涌，抬手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姥姥是我失去的第一个挚爱的人——即使到现在，我在文档里打出这行字时，眼泪仍会热热地涌上来。在她刚死去那几个月，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对待身体中多出的这个肿瘤一样的痛苦。后来，我选择把它写下来，就像一次剖肚开肠的手术。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月，写完最后一段时，我站起身来，退后几步，盯着电脑屏幕上这篇名为《从透明到灰烬》的长文，清醒地感觉到，它被咒语一样的字固定在虚拟的白纸上，终于失去了随时令我哭出声的魔力。我在心里说，姥姥，我好啦，你去吧。对很多幸运儿来说，故乡与亲人的记忆是永远暖热、永不枯竭的温泉，随时可以浸入其中洗去离人心上秋。我不算幸运儿中的一个。姥姥逝世后几年间，母亲这边的家族成员为房产几乎彻底分裂，爷爷也过世了，维系后辈的纽带断了一半，父亲那边的家族成员彼此冷淡到吃一顿饭都很勉强。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回到天津家中，只去见了二姨和奶奶，就再没看到其余亲人，没年可拜了。还有我的姐姐们，童年时我们一群小辈都在姥姥家长大，像不同年份种下的一些小树，高矮粗细参差，老宅里像有一群会跑的、郁郁葱葱的林子。跟别的姊妹们一样，我们也有无话不谈、见到对方辄异常欢喜的年代。然而现在人事皆非，我与有的姐姐已经三四年不通消息了。散文是一种自我展示，近乎真人秀，是把私人事和私人史薄薄切一块，放在盖玻片和载玻片之间观看。这本书中的散文都是在写人，以物为主题的文章实则也还是在写人。我在努力学习认识自己，从讲述中找到和解，获得平静的力量，获得转过身、抬起头，直视它们的勇气，也尝试做“我”的观察者，以这一个平凡青年的生活、热情与爱恨做标本，试图让读到此处的人能认领到一点点的自己。琼·贝兹在她著名的《钻石与铁锈》中唱道：“我们都知道回忆能带来什么，它既给了钻石闪闪，也给了铁锈斑斑。”这本书即是我擦拭钻石上锈迹的过程。——摘自张天翼《粉墨》自序【读大家】张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和革命家几乎是同义词（像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革命变成了抒情诗，抒情诗变成了燃烧弹，整个民族都像“羊癫风”一样，在创造（文学）和毁灭（革命）的交替之中，时而昏厥，时而抽搐，时而异常清醒。近两百年来，这种抽搐就像一股暗流，在社会的最深层涌动不已，并波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和个人存在方式的各个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比那些革命文学家更复杂，但也依然带有那种狂热的特征。社会的抽搐、精神的抽搐、个人肉体的抽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结构和小说形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天才的文学家、虔诚的信徒，还是一个温柔而心细的恋人，但他更是理性社会的异数——病人（羊癫风患者），疯子（狂躁症患者），赌徒（一生嗜赌），罪犯（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市民、银行家、CEO。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20世纪资产阶级理性笼罩的世界中的一丝文学光亮。他和尼采一起，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病人。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疯癫和病态，救赎那些貌似健康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片段【锐阅读】徐衎《仙》《仙》的整体风格是板实和低抑的，让人舒服而亲切，结实短小的句子，像一束束光线，密集地打在庞然大物上，轻触嘈杂的环境和各种冷淡的现代之心，那种叙事的自信和语言的力度，让人相信它是可以包裹起坚硬的内核的，听任它带你游走和观摩。叙事者的反讽与建立起来的距离，又时时会让人抽身这个三足（女导演、失足女、后母）鼎立的故事，远远打望着纠缠在灵魂故事里的人们，发出一两声无关无用的叹息。三个女人互为镜像，后母捧起女导演的黑发，沉甸甸的一大股，“你是一个女人。”飞飞，握女导演的手时也说，“其实骨子里你是一个小女人。”拍摄结束后，把三个段落都命名为“何红梅”，女导演深信即便是一个失足女，也会面临某些和一个隐忍的后母、一个自闭的艺术家一样的困境；正如一个隐忍的后母、一个自闭的艺术家也会偶尔闪过不要规则不受拘束，像失足女一样豁出去放肆放纵一把的念头。她们是世界的三个视角，是《女导演》的全盘粘连，是回到“一个女人”的共同体。一个人如何回到自己，一个人如何不必回到他自己，他者与自我，体验生活与生活，理念与实在，轻与重等等，在这些缠绕的精神里路中，徐衎制造了密林和丰茂的水草，没有哪一条道路可以给人廉价的安慰。制造了这个幻境和内心秘境的叙事者，到底意欲何为？——摘自项静评论《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潮阅读】李宏伟《现实顾问》移动电话开始普及时，看到一篇小文章，俏皮地讨论如果早有了手机，为人熟知的经典文学作品会如何变化。作者着重提及了《飘》，认为最后瑞德弃家出走，斯嘉丽将不必那么沮丧，她只需要掏出手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表白心意，冰释前嫌。“当然，如果瑞德愿意接通电话的话。”大概出于严谨，文章的最后补充了一句。文章的作者大概预想不到，那之后的短短二十年，整个世界将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所置身的现实又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更新。单以日常生活的提速与这种提速的普及而论，人均能够到达、触及的生活半径，早已经得到十数倍、数十倍，乃至成百上千倍的提升，交通的便利、资讯的便捷，早就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或一座集市，只要愿意，没有谁会在普遍的意义上再与世隔绝。不提航天科技与太空探索的成果让人类第一次可以真正展望走出地球，哪怕是生物医药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现实铺上了前所未有的瑰丽底色。要是今天来写那篇文章，可能斯嘉丽操心的就是，如何和瑞德准备移民外星球，去拓荒殖民了。当然，如果瑞德和她在一起的话。你看，这里同样有“如果”。那篇文章以“如果瑞德愿意接通电话”这样的犹豫、补充结尾，是因为作者意识到，无论移动电话多么便利、即时，只要关机或者不接听，一切和原来并无不同。两个相爱的人，他们体会到的甜蜜、思念、猜忌、痛楚，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有实质性的差异，变化的仅仅是呈现的方式。一个能通过社交媒体随时掌握恋人行踪、情绪的人，对恋人的理解，未必能超过一个三个月才能收到一封情书的人。再推而广之，一个普通人在今时今日，他的衣食住行在绝对的层面上，都超过了前人的想象，但相对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那些掌握着众多资源，如同神祇一样呼风唤雨的人，他感受、遭受的艰难，世界对他的蔑视，也超过了前人的体验。就是这样。现实的新颖与更新、人的困境与艰难，这两者的张力，从未像今天这么微妙，这么强烈，而小说，首先要面对、处理的就是这种张力。小说需要清晰呈现出现实表层的新，需要理解这种新的恒常与变量，小说更要沿着这种新，去考察这新所波及的人，注视着他在现实之新下的悸动，现实之新对他的推动、挤压，为他的行动预测路线图，描出完整的轨迹。就是这样。在看似不断更新的现实之下，小说遵循的道路的实质却是守旧，守着对数千年来文学作品所累积，成为人类经验底色的旧情感的辨认、推演，守着对人之为人这一永恒话题答案的追寻，守着对高于人的存在的渴思与摹想。但小说的这种守旧不应当被视作固执不变，更不应当被理解成僵化与腐朽，正如作为整体的人类，从来都在缓慢地坚决地，在大尺度时间内毫不退缩地行进、更新。在这里，小说之旧是对现实之新的维护、校准，有时候它提示旧地图，有时候它给出新图景。现实之新要求小说之旧，小说之旧反哺现实之新。有朝一日，现实之新积累到冲破壁垒的那一步，整个现实都焕然一新，得到彻底更替，人已进化到不再是今日之人，小说之旧要求连小说这种形式都完全舍弃时，小说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因为，那时候，小说之旧本身已经得到更新，它将和现实之新一起，构成另一个世界。——李宏伟《现实之新，小说之旧——引子》【八方阅读】旅美作家张惠雯《岁暮》选自《在南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2月版自2013年底我随先生迁居美国以后，我们一直住在休斯敦。生活总体而言平静、孤寂，这和南方的荒凉、广袤倒很契合。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孤寂一点儿也不可怕，孤寂起来便会更多地观照他人、思索自身。写作者怕的往往是热闹，是在生活表层的浮华泡沫上载浮载沉、不得沉静。所以，我对于来美生活是满意的，而且十分珍视这份孤独。在休斯敦，我和本地的华人移民往来不多，接触的多是所谓中产阶级移民。从我有限的观察和道听途说的故事来看，他们的生活有如死水微澜，这和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以及移民们的生活并不迥异。八九十年代来的老一代移民还曾经历过某些酸甜苦辣，而今只是略带得意地回味着自己的奋斗史，年轻一点儿的技术移民则只是靠中规中矩的读书、工作立足此地，生活更加平淡。当人不再需要和饥寒作斗争，那他的敌人就变成了生活的庸俗和麻木，对于移民来说，还有孤独感和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集子里这些故事，无非写了对无论在哪里生活的人而言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那些灵魂内里的波动和幽曲的斗争。作为全职照料孩子的母亲，我这几年最大的焦虑无非是不再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阅读、写作。全身心地投入照料孩子自然是生活的重中之重，但道理如此，失落感仍会存在。保罗·策兰曾说：“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世界就什么都没有……”同样，如果一个写小说的人得放弃写小说，世界对他来说也什么都没有。现实生活的美满是一个问题，精神世界寻求的意义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我总算没有完全放弃，在写作近乎停滞的这段时间，我每年仍以爬虫的速度断断续续地写两三个短篇，都是有关移民题材的小说。四年下来，竟结出了这么一个果子。这些小说起初完全不是计划好的一个系列，但最后在题材和风格上倒是体现出一致性，似乎因相互烘托而产生了某种整体效果。当我翻完这里的所有小说文稿，我毫不怀疑这是我迄今为止风格最为统一的小说集，也是最重要的小说集。——摘自张惠雯《在南方》自序更多精彩请关注《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7期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