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的外套与《资本论》|午后书摘

学人上网:信息崇拜 与通胀写作(节选) ○ 文 | 赵勇 编者按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把我们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碎片化”,或许这是真的,或许这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纸本阅读最为密集的学术界
原标题:马克思的外套与《资本论》|午后书摘学人上网:信息崇拜与通胀写作(节选)○文|赵勇编者按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把我们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碎片化”,或许这是真的,或许这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纸本阅读最为密集的学术界和文学界,一部分学者和作家热情地拥抱着网络和新媒介,另一部分则忧心忡忡地与之保持着距离。在本文中,赵勇教授专门讨论了学术研究与图书馆这个具体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以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经历为例,呈示了媒介与人的生命体验之间的密切关联。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网媒时代,搜集和获取资料的手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学人已拥有了许多强大的搜索引擎和越来越完善的数字图书馆,而传统图书馆也在向着数字化的方向全面迈进:公益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越来越多(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许多高校的图书馆也装备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如CNKI中国学术期刊、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二十五史阅读系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或正在把数字图书馆作为自己的首选去处。事实上,人们谈到数字图书馆,也正是从方便、快捷等方面来理解它的好处的。有人指出:“传统型图书馆位置固定,读者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数字图书馆则可以利用互联网迅速传递信息,读者只要登陆网站,轻点鼠标,足不出户就能查到自己需要的资料。”[1]而由于搜索引擎的便捷使用与数字图书馆的迅速崛起,学人走进图书馆的兴趣已大不如前。据2005年年初的一项统计显示,北大图书馆近一年的人流量相对于1990年代中期已减少了11.3%左右,其主要原因是:“上至北大教授,下至北大在读学生,现已成为‘Google教派’的忠实信徒。”[2]日前,谷歌正在试图回到中国市场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学人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亲自跑图书馆查资料和通过网络找资料,其结果是一样的,即都获得了学人所需要的东西了;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学人与传统图书馆的交往中,学人是以身体的在场为其前提的,于是,查找资料的过程就成为回到历史现场的过程,也成为通过全部感官和身心感受历史氛围的过程,这时候,那些尘封的文献和发黄的纸张仿佛就具有了生命。比如,如果一个学者欲做《文艺报》相关问题的期刊研究,他自然需要对1949年以来的《文艺报》全部摸一遍。当他摸到1957年时,他会突然发现,创刊以来每期采用的16开本,在这一年却变成了8开本;而从1958年开始到1966年停刊,又恢复成了原来的16开本。翻到1957年第1期的第13页,又会发现《读者·作者·编者》中对此略有交代。编者说,当读者见到改版后的这期《文艺报》时,他们是喜惧参半的。“所喜的是:在分别三个多月以后,我们又见面了”;“所惧的是:虽然经过了一番努力,但是改版后的刊物仍然不能使你们满意。”这样的说辞很可能会促使有心人思考:为什么要改版?为什么《文艺报》会与读者分别三个多月之久?在那些语焉不详或话语“沉默”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发生?而之所以会形成如上问题,原因首先在于1957年《文艺报》的视觉形式发生了变化,它激发了感官的注意力。于是,在这种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学人不仅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比如1957年《文艺报》上的某篇文章),他还能别有所得。因为任何资料并非死物,而是存活于一个活生生的语境之中的东西。这样,学人在图书馆查找的就不光是资料,同时还感受和获得了资料赖以存活的丰富语境信息,而这种信息对于理解资料乃至深入研究,显然大有益处。《文艺报》1949年创刊号《文艺报》1957年合订本更有甚者,学人进出于图书馆,还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活经验或生命体验,它们甚至渗透到学人的学术思考之中,让抽象的研究具有了某种生命底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大英博物馆就不会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又是“商品”,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资本论》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当劳动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又变成“商品拜物教”之后,商品就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幽灵般的东西。[3]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这种判断来自于他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但一项研究成果标明,马克思之所以会从商品入手,从而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复杂格局之中,应该与他穿的那件外套和出入图书馆的经验有关。因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也正是他生活非常困窘的年代,为了接济生活,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外套送入典当行;为了去大英博物馆做研究,他又不得不把外套从典当行里赎出来(因为不穿外套的人即使有阅览证,也无法享受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接待)。于是,马克思的外套便频繁在当铺与他的身体之间穿梭往来。[4]如此看来,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商品产生于物质记忆的消亡等理论问题固然冰冷抽象,但是马克思出入于大英博物馆的体验却让这种理论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温度,也让它们变得更加冷峻而深刻了。注释[1]刘亚芳:《数字图书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教育》2006年第6期[2]赵岚:《Google族冲击北大图书馆》,原载《东方早报》,http://tech.sina.com.cn/i/2005-09-07/0912713519.shtml[3]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101页[4]【美】彼得·斯特利布拉斯:《马克思的外套》,萧莎译,见罗纲、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35页本文摘自《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赵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期编辑|丛子钰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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