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东京与北京:18世纪的“两都赋”

江户时代日本木版画鲤鱼旗 电影舞台上光彩 江户时代的醋户招幌 清代荷包、钱袋、眼镜套 北京兔儿爷 江户时代的老鼠灯台 丁雨 展览: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 时间:2018年8月14日~10月7日 地点:首都
原标题:东京与北京:18世纪的“两都赋”江户时代日本木版画鲤鱼旗电影舞台上光彩江户时代的醋户招幌清代荷包、钱袋、眼镜套北京兔儿爷江户时代的老鼠灯台丁雨展览: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时间:2018年8月14日~10月7日地点: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A展厅大丸屋前三美人(歌川国贞绘)说起北京和东京,乍一想,会觉得非常相像——都是超级大都市、房价都非常之高……不过,若真要比较二者的异同,又让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一衣带水的渊源,总还是要回眸更远,才会有所发现。将时针拨弄到两百年前,或许正是合适的时间。那时的北京和东京,都无外力侵扰,纯然是东方盛世下积淀深厚的都市。两者曾在彼岸相望,隔海看到各自的镜像。但若二者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018年的夏秋,首都博物馆玉成了这次两都的邂逅。“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汇聚中日两国的珍贵文物,力图再现两百年前的双城图景。两座城遥想两百年前,康乾盛世时候的北京人,若是有幸漂洋过海出趟国,到了德川将军所在的江户城,想必是会很不习惯的。最大的不习惯,或许是“找不着北”。北京城方方正正,横平竖直,鲜有斜街。说起来,这还要承元世祖忽必烈的情。若不是他在兴建元大都时,便把这北京城建得这般方正。主持修建元大都的刘秉忠,建起城来一板一眼。既遵照着先秦文献《考工记》的规定“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亦步亦趋,又将宋代以来发展而成的开放式街巷制格局融入其中,既尊古礼,又合今制,北京城的方正格局,就渊源于此。当然,北京城得以让刘秉忠尽情发挥,也是由于当初选址时完全放弃了金中都旧城,而是在金中都东北选择空地,完全新建。至于明代,北京城北缩南扩,虽然城市形状由长方形变成了“凸”字形,但城内的道路网络,仍是顺着四个方位,方正平顺。等到了清代,北京城除了内部修修补补、在西北、南部修建园林宫苑外,主城结构几无大动。实际上,若非特殊原因,城市路网往往生命力极强,鲜少变动。因此,从元至清,几百年来,北京人早就惯了北京的道路特点,对于层层外扩的江户城自然是不易适应。与大汗忽必烈不同,身居东隅的德川家康虽有心把江户建成一座重要城市,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建城之初,德川家康仍不得不邀请全国70多位大名“集资”。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先拣重要的修。最先修筑的当然是“本丸”,其中最著名的建筑是将军居住的天守阁。这座楼阁也是江户城的象征。在此之后,围绕“本丸”,向南、西、北三面扩张修筑城墙,又开挖护城河,前后营建时间达30年,建成后占地面积约2.64平方公里。这一规模与元大都的50平方公里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初步建成的江户城更像是首脑、贵族聚居之地,围绕其外,将军划定了官员、武士的居住之地,占据了大片土地。正因如此,官员和武士阶层的房子,把江户城一圈圈围在中心,让江户城乃至其周边地带的街巷布局宛如海螺,螺旋式外扩,越是向外,居住者的身份越是低微。但这样的安排,倒与中华古代王畿之地的“五服”区划,颇有相通之处。“本丸”的形状就不规则,因此紧围其外的房屋建设、街巷布局,便也难安排规则。因此江户周围的道路更似放射状,不易辨别方向。虽然建设周期、次序和方法大相径庭,但江户最终形成的城市结构却又与北京异曲同工,都形成了多重城圈的结构。城市的空间和结构靠城墙框定,但城市的活力,却还在于城内城外的万家灯火。都说“城会玩”,那么,在18世纪的两座东方城市的城里人究竟会“玩”些什么呢?两地人展厅转折,空间豁然开朗,中国的《印版康熙六旬万寿图》和日本《熙代胜览》这两卷长长的画卷在展柜中相对展开,亦将两城的城市生活浓缩其中,让人在进入展览第二单元“都市生活”之时,首先获得鸟瞰式的综合印象。此后,策展者便将两城生活条分缕析,一一对比。无论生活在哪里,居住大约是居民要考虑的头等大事。18世纪北京的住宅形式,大多数地点受制于元代便设计好的胡同,以整齐排列的四合院最为典型。展览所见的四合院为一进院落,但标准的四合院往往是前后三进院落,其南北长度往往恰好是两条胡同间的距离。这样的安排让北京城的街道格外规整。四合院中院开阔,四周以游廊相连,为让居住者充分接受光照。四合院虽然讲究南北中轴对称,但大门却往往开在东南一角。如此布置,有两方面考虑。一来太阳从东方升起,东南门更易接受晨光,而非夕晒;二来东南方位落在文王八卦的“巽”位,据说坐北朝南的房子,大门落在此位最吉。在理性认知之外,亦有对神秘力量的讲究。尽管合院最具特色,但京城地贵,房屋院落也有大小之分,住在犄角旮旯的“蚁族”大有人在。既然空间有限,如何收纳便成了一门学问。在这方面,江户人民自有独家秘笈。霓虹国民长于收纳,举世闻名,至少在18世纪的江户,已成气候。江户等级分明,将军、大名、武士的居所自然开阔些,这样一来,留给商人、手艺人的地方便极为逼仄,他们挤在狭小的町屋之中,人均面积很小。面积小,东西多,这正是都市“居不易”的侧影。不过,也唯有“不易”,方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展览中的一套厨房用具袖珍模型,便展示出往日江户居民的家中一隅。狭小空间中繁而不乱,细细观察,则物件布局,颇有章法,隐隐透露出生活智慧。而另一件老鼠灯台,则暗含苦中解嘲的乐观。谁愿家中老鼠肆虐?谁愿点灯让老鼠偷油?然则环境如此,屡禁不止,又能怎样?干脆便把那鬼鬼祟祟的家伙放在灯上照亮,在灯行将熄灭之时,用机关让那灯上“老鼠”把偷来的油一一吐出,也算出了一口恶气。想至此节,看着肥嘟嘟的“老鼠”探头探脑,不禁莞尔。能在京城落下了脚,便有机会大展宏图。人靠衣冠马靠鞍,身在京华,没两套像样的行头,如何“长袖起舞”?京城商货辐辏,高低贵贱,总能找到适合自己腰包和气质的那一款。纺织技术发展至18世纪,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不乏高档衣料,所不同的,主要在于款式。行走于北京城中,遇见几位穿着官服的大人,大约不算稀罕事情。如今清宫剧盛行,清代官大人的服色总是暗沉沉的,看不出有何特异。但若能把大臣罩在外头的单褂脱下来,才能知道这官服低调的奢华。除了标志品级的补子精心绣制外,官服材料薄如蝉翼,丝绸大国光环自见。若走在江户街头,武士大约算得上是富特色的人群。既然是武人,就更要把衣服穿得舒服称意。武士阶层也分穷富,因此武士套装虽看上去样式类似,材料却有棉、麻、丝绸之分。若论面料,当然丝绸最好,但麻制礼服吸水性、透气性亦好,不至于让那些囊中羞涩的武士颜面尽失。官员、武士制服虽然讲究,但却单调,真正见出都城时尚的,还是女士服饰。自古及今,女士服饰一向复杂,莫论衣裙鞋袜、不谈金银首饰,光是随身佩饰、贴身荷包,都可成为明争暗斗、争奇斗艳的焦点。一套中式盛装礼服,一幅和服店前美人主题的浮世绘,虽是管中窥豹,但细细品鉴其中的复杂风景,足以让展柜前的我们对女人们对爱美“事业”的热情咋舌。城中市“城市”两字,实为两事。“市”所代表的商业贸易,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城中人互通有无的重要场合。两座都市虽然街巷形态不同,但却均是开放式的结构,因此,街头巷尾的商业百态,变成了观察城中人文化创意的最佳窗口。在没有电的时代里,门面招牌就是最重要的广告平台。从如今天价的广告费和宣传费用在企业成本中的比例,便可知道门面“C位”价值千金。北京、江户,都是一等一的东方大都市,商户众多,竞争激烈,为了招徕顾客,谁敢不绞尽脑汁?揽客之心虽同,但手段毕竟各异。渴盼顾客虽有千言万语,但落在招牌上却需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同样是卖醋,北京的醋店用“醋魁”二字点题亮相,江户的醋店则放上一口“醋瓮”含蓄暗示。至于银号钱庄,两城倒是心意灵犀,均以大大的钱币示人。对于租不起店面的小本生意,一套专业的行头,便是最好的广告。从北京剃头挑子的齐全装备,到江户快递“飞毛腿“的装束,细微之处也能见到两地生意人共同的认真。种种商业世界的物件被独立地排放在展柜中,但它们的形态、组合,却各自蕴含着两城文化、政策印迹。招幌、广告,看上去不过是简洁异常,却是唤起买卖双方共情的孔道,如镜像般映照着两城人的心头所思所好。无论是居住、服饰、商业,还是教育、育儿、娱乐,当展品列入展柜,展示的似乎都是静态。然而在时间的流动中,城市从未静止。也正因如此,在特殊的时间点中,两城虽相隔千里,却会共同进入各式各样的庆祝与狂欢。中日所用历法相同,更有很多节日共享,如新年、端午、中秋。不过,节是同样的节,过法却往往大相径庭。如中秋节虽是“千里共婵娟”,但北京人祭月吃月饼,拿着“兔儿爷”逗孩子,江户人赏月吃的却是米粉团和芋头,并以芒草为饰。又如端午节,国人吃粽子赛龙舟,而18世纪的江户居民则用槲叶糕代替粽子。这个节日还被视为属于男孩子的节日,要悬挂鲤鱼旗为孩子祈福。不过,两相比照,互望来路,虽各有一番热闹,但内心对美好的日子向往,又有何不同?城市的形态,为人所塑造,却也塑造了城中人。18世纪东方双城并立,或许只不过期待某种追问:在近现代的变局到来之前,屹立东方的大都市里,究竟有多大的世界?人们又能看到多大的世界和多少可能?两百年前,城无语,人无声,那些平凡琐碎之物,似乎诉说了什么,又似乎归于沉默。摄影/丁雨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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