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不同实体的依据是争辩|做实“三个区分”:一定会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

把十九大报告的“三个区分”落实好,我们的文化繁荣兴盛就一定可以持久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会更加科学、理性,更加让人信服,会有利于而不是妨碍对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 原文 :《学懂、弄通、做实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 作者
原标题:争辩|做实“三个区分”:一定会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把十九大报告的“三个区分”落实好,我们的文化繁荣兴盛就一定可以持久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会更加科学、理性,更加让人信服,会有利于而不是妨碍对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原文:《学懂、弄通、做实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力之对十九大精神,中央要求我们“学懂、弄通、做实”,当然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三个区分”即十九大报告所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此前,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是“两个区分”:“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十九大报告增加了一个区分,即“思想认识问题”,概括更加准确全面。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学懂、弄通、做实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具体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包括学校、论坛、媒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倾向得到纠正,那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歪曲、丑化、否定党史、国史、军史的言行,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得到严肃批评和处理。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空前增强。在此大好的形势下,十九大报告提出“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不仅应该在认识上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而且要落实在相关工作中,才能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三个区分”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复杂性的科学思路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但又是一项不同于党和政府其他工作的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而且面对的问题集中在观念形态上而不是实体性行为上。依照观念形态在学科上的不同类别,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艺等,有的问题对错界线比较清楚,有的问题则界线不太清楚,有的甚至难以作出客观评价。这样,在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时,不可简单从事,“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便顺理成章了。比如说,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由于其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在讨论遥远的历史问题,其政治原则问题之有无,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如是否主张“全盘西化”等。事实上,在这些年里,有关方面对这些领域里的一些人和事的处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准确判断上的;考虑到人的思想问题不同于实际行动,处理程度总体上是有节制的。除此之外,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一些观念形态作品看起来有令人不快的地方,但是可能有着学术规则或者艺术规则的某些理由,这时候如果只作出单一的政治原则判断,不承认学术规则与艺术规则的合理性,便不容易让人信服,不仅如此,而且还会损害学术与文艺的发展。政治原则问题要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去区分和处理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承认意识形态动机之复杂性的。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一封信中指出,由于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就产生了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外观。尽管本质上受社会政治经济规律的支配,从而使作品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当事人不一定自觉意识到,即“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也就是说,某一观念形态作品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于作者来说,既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表达,也可能的确只是出于学术的动机或者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一种政治原则的批评,但亦要承认对作者来说可能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在实行法治的社会,即使是政治原则问题,也要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去区分和处理。还必须指出,在所有观念形态作品中,文艺作品的复杂性尤为突出。在社会处于比较剧烈革命的时期,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都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反映在文艺作品中,这时,对文艺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自然是题中之义。但是,这不是文艺的唯一状态。与思想阐释性作品不同,在文艺中,作者的立场是隐性存在的,艺术形象是说话者,不能简单将此等同于作者的立场;而且,作品中的生活状态是经过了艺术处理的原生态与典型化的统一,其典型化可以是不着痕迹的,以某一作品之描写去断言实际生活是否如此,这就把文艺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了,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因此,在艺术批评中,外国流行的说法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中国则说“诗无达诂”。一部巨著因对文艺规律的承认和尊重而诞生承认和尊重这一规律,便能够对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产生积极的效果。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评价苏联文学时,说“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文学史上颇有戏剧性的是,《静静的顿河》刚发表完前两部和第3部的前12章不久,杂志突然宣布停止刊登其第3部,理由是作品中所写的哥萨克暴动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说作者的立场是为这次暴动辩护。刊物负责人要求作者对此进行修改,要求把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革命的“自己人”,否则不发表。无奈之下,肖洛霍夫求助于当时文坛最高权威高尔基,高尔基设法让斯大林接见了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当面作了若干说明。斯大林还是接受了这一说明,小说终于全部发表。一部巨著因领导人对文艺规律的承认和尊重而诞生出来。肖洛霍夫在意识形态冲突客观存在的社会,对观念形态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用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话来说,“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没有国家治理这个大道理就不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管控只是不让某些杂音、噪音来干扰国家发展的大局,管控并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德国19世纪诗人海涅在《论浪漫派》中讲到中世纪的艺术时说,那些善良的基督徒把肉体视同魔鬼,予以贬斥。他们看到希腊神像,心里总不自在。六根清净的修士便给古希腊的维纳斯神像系上一条围裙;甚至还有人给裸体的雕像贴上一张滑稽可笑的无花果叶子;有一位虔诚的教友派的教徒牺牲了他的全部家产,去把基乌利阿·罗曼诺笔下最优美的神话题材的油画全都收购下来,然后付之一炬。“此公真该直升天堂,在那里每天挨到鞭笞!”当然可以把“那些善良的基督徒”的看法、做法视为一种文化批评的观点及其后续行为,而其结果就是中世纪文化艺术的枯燥乏味。海涅中国正在崛起,正在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正在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在文化上,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果不能把“三个区分”落实好,缺乏作品,或者作品只呈现单一的格调,如毛泽东晚年感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这种局面是与十九大精神不相适应的。相信,把十九大报告的“三个区分”落实好,我们的文化繁荣兴盛就一定可以持久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会更加科学、理性,更加让人信服,会有利于而不是妨碍对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官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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