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天然：余仁仲刊刻“九经”辨一、疑问的提出（一）十行本附音情实及十行本余仁仲本的关系十行注疏本系统中唐人作疏者，陆德明《经典释文》多附于句下，仅《周易兼义》附于书后。《仪礼》一经较为特殊，实则用宋杨复《仪礼图》，而将疏文、音义散入其间，与他经附于句下的形式一致。宋人作疏之四经情况不尽相同。其中《尔雅》为九行本，附音有袭用《释文》者，有不用《释文》反切而用直音者，可见已有宋人改窜。[1]《孟子》陆德明本无音义，十行注疏合刻本系统之《孟子注疏解经》不附音。[2]与之相似，十行本《论语注疏解经》《孝经注疏》亦不附《释文》。[3]十行注疏合刻本与余仁仲经注附释文本之间，则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密切关系。乔秀岩于《〈礼记〉版本杂识》一文中首先指出：“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十行本以及闽、监、毛本为一类，余仁仲本不妨假设为此类文本之渊源。”[4]其后刁小龙、张丽娟分别对《公羊传》《左传》二书进行考察，皆得出相似结论。[5]本人也曾因校勘《谷梁传》众本，而意识到余仁仲刊本《春秋谷梁传》为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祖本之可能。[6]而《周礼》一书，目前所知余仁仲本虽无传本，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尚存余本异文，且作为参照的重要版本如越州八行本亦存世，故也具备梳理源流的条件。张丽娟即通过详考余本《夏官》异文，认为：“余仁仲本与十行本（也包括纂图本、京本）在文字上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7]为便于读者理解，现据《春官》异同，列表1示意如下：[8]由表1可见，十行本多与余本相同，而余本、十行本多与八行本相异。八行本、十行本这两种注疏合刻本，在文本上多有不同，而十行本、余本之间的联系则较为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多位学者的考察可知，十行本刊刻过程中可能利用了余本，至少这一结论对《礼记》《公羊传》《左传》《周礼》而言应无大误。（二）疑问的提出而从附音角度观察，十行本中的某些特殊现象又格外引人注意。目前十行本中虽仅知《毛诗》《左传》《谷梁传》有宋刊传世，[9]但据现存元刻十行本情况，前人推定除《仪礼》《尔雅》之外的十一经皆有宋刊。[10]仅由附音情况即可见出，南宋建阳书坊在刊刻九经三传凡十一种经籍的过程中，多部经书的刊刻虽与余本有关，但也有数种所用底本较为特殊。由上文可知，今存元刻明修十行本《周易兼义》附《释文》于卷末，而《孝经》《论语》《孟子》三种皆不附音，可见宋刊十行本于此四书并未利用以余本为代表的经注附释文类型之本。何以会有如此之不同？基于十行本与余本的密切关系，我们有理由怀疑十行本刊刻之时，余仁仲是否已刻成经注附释文类型本《周易》《论语》《孝经》《孟子》四经。元人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载：“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11]其后《四库提要》再申其说云：“宋时九经刊板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12]故以往学者多以余仁仲刊刻“九经”为常识。然而不疑之处实有疑问，此常识或需重新审视。二、余仁仲刊经的已知与未知（一）实物与文献所见余仁仲刊经余仁仲刊经今存《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种，其中铁琴铜剑楼旧藏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何休序后，刊有余仁仲绍熙辛亥题记（1191），卷末有“癸丑仲秋重校”刊记（1193）。《古逸丛书》影刻本《春秋谷梁传集解》，即杨守敬据日本狩谷望之影写本重刊者，[13]卷末亦有“癸丑仲秋重校讫”字样。这是目前所知余仁仲刊经及重校最明确的纪年。实物之外，文献中所见余仁仲刊经还有《尚书》《毛诗》《周礼》三种。上文已言阮元校记存有余本《周礼》异文，且刊本于清代尚有流传。[14]元岳浚刊经之《沿革例》中总例七则，实为袭取宋人廖莹中《九经总例》之文，张政烺早有揭示，其说什确。[15]七则之中“考异”一则，便记有《定之方中》《巧言》《生民》等篇余仁仲本之异文，[16]可见余仁仲确实曾刊刻《毛诗》，且为廖氏在刊刻《九经》时参用。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金凤翔校《十三经注疏》，所录《尚书正义》识语曰“校建安余仁仲万卷堂本”。[17]金凤翔据傅氏考证，为何义门弟子，[18]当为康熙时人。而何焯多以善本校勘群书，金氏此类校记正是师法颛门的体现。[19]此书曾经傅氏收藏，所记当可信据。且义门之弟何煌，于《尚书音义》亦有“从，余仁仲附音义本作后”之校语。[20]多方证据可见余仁仲确曾刊刻《尚书》，且清早期可能尚有流传。（二）余仁仲刊经的未知部分另外，宋毛居正《周易正误》又引建安余氏本异文数条。如履卦六三注文“志存于五”，毛云“五作王，误。《正义》云\'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是解注文\'志存于五\'也。绍兴注疏本、兴国军本皆误作王，唯建安余氏本作五”。又如噬嗑象辞“先王以明罚勑法”，毛云“监本误作敕，旧作勑，绍兴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勑”。再如随卦释文“故舍音舍，下文同”，毛云“舍作社，误。兴国军本亦然，唯建安余氏本不误”。[21]故余氏亦刊《周易》，但宋代建安余氏以刻书为业者众，此余氏未必即余仁仲。[22]将“建安余氏”刻书作具体的区分，实有必要。因为虽然同为余氏，但刊刻书籍时，从底本、参校本的选择，到体例的确定、版式的安排，允有不同。这些差异，势必影响学者对版本系统的判断。而建安书林，与余仁仲年代接近之余氏实有其人。[23]现举一例，即林之奇《尚书全解》余氏本，前人多认作余仁仲刊刻。考少颖此书林耕淳佑庚戌序（1250），言“又一朋友云建安书坊余氏数年前新刊一本”，原板“刊成仅数月而书坊火，今板本不存矣”。林耕乙巳仲春得余本（1245），云“开视果新板，以\'尚书全解\'标题，书坊果建安余氏”。[24]然此本是否为余仁仲所刊，则需要辨析。宋黄伦《尚书精义》有“淳熙庚子腊月朔旦建安余氏万卷堂”题记（1180），[25]堂号明确，为余仁仲刊本应无大误。[26]又因绍熙辛亥初刻《谷梁》时（1191），[27]余仁仲衔名已为“国学进士”。虽不能确定此“国学进士”的性质，[28]但恐非幼弱之人可称。然林耕所得新板《尚书全解》的刊刻，在1245年之前数年。综合以上证据考量，此本刊刻之时余仁仲若在世，也已是耄耋之人，故此“建安余氏”应非余仁仲。如此，毛氏《正误》所据之《周易》“建安余氏”本，尚无法遽定为余仁仲本。而前述异文履卦之例，六三注文“志存于五”之“五”，本多误作“王”，唯建安余氏本不误。今检作为廖莹中本翻刻本的元岳本，“五”仍误作“王”。据《九经总例》及清武英殿仿岳本《礼记》可知，廖氏刊经于余仁仲确有刊本之经，当多依余本，并参校众本。而由此处龃龉亦可见出，毛氏所据“建安余氏本”是否为余仁仲本尚有疑问，余仁仲是否确实刊成《周易》亦未可知。[29]综上，通过实物与文献考察，余仁仲刊经可确定者为五经三传共七种，而这七种经书在十行本系统中皆附释文。《周易》一经亦有建安余氏刊本，但是否为余仁仲刊刻尚无法确定。至于《论语》《孝经》《孟子》三种，则更缺乏余仁仲经注附释文本明证。且后两书，若依余仁仲所刻他经体例，散《释文》于句下，皆有非常现实的困难。陆德明于《孟子》本无音义，后廖氏刊刻所附者为宋人孙奭所撰[30]。而陆德明《孝经音义》所据实为郑注本，与后来《孝经》用御注本根本有别。余仁仲对《释文》与正文不同之处，多能两存。[31]若以此例散《释文》入《孝经》，势必多有不合，且无法两存。因这一问题略为复杂，本文将专辟一节加以考察。即以宋元本《孝经》附音情况为入口，讨论余氏刊刻此经之可能。三、宋元本《孝经》附音考（一）宋元本《孝经音义》条理上文言及陆德明《孝经音义》注释音义的对象为郑注本，现对今存宋元本《音义》作一条理。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孝经音义》卷首有“郑氏”二字，此为陆氏所据底本为郑注本的明证。另外此本中多有“本今”云云之文，皆为后人校语。清人臧琳《孝经音义考正》云：“凡云本今作某，本今无此字者，向疑是后来校者之辞，非陆氏原文。”[32]卢文弨《孝经音义考证》亦云：“《释文》依郑注作音义，而今本则唐明皇所注，以《释文》附之自多不合。校此书者往往云\'本今无\'，即入之陆氏书中，殊为混淆。”[33]则清人于此已有认识。今以宋刻宋元递修本为据详考，[34]实则“本今”之文多至67条。其中“本今无”者56条，皆为郑注及其音义；“本今作”者11条，皆为御注本文本。为节省篇幅，现将两类“本今”情况各举五例列表2如下：由表2可见，《释文》“本今”之文皆后人据御注本校勘所得，绝非陆氏原文。盖王利器所谓宋人改窜者。[35]若余仁仲刊刻《孝经》，散《释文》于句下，为与“本今”贴合，此67条便势必需要删去或改动。其实，在宋本《释文》中，就存在类似的删节本实物。清人黄丕烈曾影刻汲古阁影宋钞本《孝经今文音义》，[36]其中多无“本今无”及相应《音义》原文，但又残存8条“本今”之文，详见表3。[37]由此可见，此本实为贴合“本今”而形成的删节本，但因删改未净，尚存本来面目。而此类单行本音义，则是在《释文》附于《孝经》之后，这种附音方式下产生的。上可见，无论是将《释文》散入句下，还是单行附后，这两种附音方式都需要对《释文》作出较大删改。[38]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孝经》注文的变化，即御注本替代郑注本的结果。[39]本文将继续考察现存宋元本附音《孝经》实物，对历史上确曾出现的《孝经》附音形式与内容进行讨论。（二）宋元本《孝经》附音考现存宋元本附音《孝经》实物有两种，一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天圣明道间刊本《御注孝经》，[40]一为元翻南宋廖莹中刊本《孝经》。[41]前者正文为经注本，卷末单附《孝经音略》三行，后者亦为经注本而附音于句下。二者恰好是上文已经述及的，两种不同的附音尝试。因廖氏《九经总例》明言参以“增韵”或“监韵”，即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42]故元翻廖本附音理应有袭用《增韵》者。现将南宋干道五年黄三八郎书铺本《巨宋广韵》、北宋本《音略》、元刻后补本《增韵》、元翻廖本附音、宋刻宋元递修本《音义》对读，列表4如下。[43]为简洁计，《音略》与元翻廖本附音为直音，或二者显然袭用《音义》，便不再列出《广韵》与《增韵》之反切。而元翻廖本无附音之例，亦不再列出《增韵》反切。由表4可见，北宋本《音略》，序音部分因陆氏无音义，皆为新造。其中有参考当时通行官韵《广韵》一系韵书的痕迹，[46]明显者如第1、3、4、5、7例，以及8、9两例下字。正文部分，有袭用《音义》者，如第10、13、14、15、16、17、18、19、20、21、22例。[47]也有参考《广韵》一系韵书者，如第11、12例。元翻廖本附音，序音部分有参考毛氏《增韵》者，如第1例。也有未用《增韵》而用《音略》之例，明显者如第2、6例，以及3、9两例上字。正文部分，有袭用《音义》者，如第10、13、14、15、17、18、19、20、21例。也有参考《增韵》者，如第16例。[48]要之，北宋本《音略》有袭用《音义》、参考《广韵》一系韵书两种注音来源。元翻廖本附音有袭用《音略》《音义》、参考《增韵》三种注音来源。北宋本《音略》，序文部分实为宋人新造，正文部分多袭用《音义》，但也偶有新造之例。而元翻廖本附音所反映的廖刻注音之法，则是序文部分多袭用《音略》，正文部分多袭用《音义》，而两部分于《增韵》皆有参考。通过考察宋元本附音《孝经》实物，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是将《孝经音义》散入句下，还是单行附后，这两种附音方式都需要对《音义》作出较大更动，所附之音甚至具有杂糅特点。而这一面貌，正因贴合当时读音、符合文本实际而成。基于这种实际情况，余仁仲若果然刊刻《孝经》的经注附释文本，其附音方式亦无法跳出以上所举之例。且以余氏刊经散《音义》于句下例衡之，必然需要大量删改《音义》原文。这实在与余本他经条例相违，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余仁仲刊刻经注附释文本《孝经》之可能。四、余仁仲刊刻“九经”辨（一）廖岳条例与《六经正误序》若以上怀疑尚属合理，那么前人所谓余仁仲刊刻九经又当如何理解？其实，这一常识主要来自元人岳浚《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言“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上文已述。宋人廖莹中《九经总例》“书本”条中，亦提及九经传本曰“九经本行于世多矣”云云。廖岳之表述，均需仔细辨析。岳氏《沿革例》与廖氏《总例》的关系，因张政烺名文，已为学者习知。但二者实际上又与魏了翁《六经正误序》有着极大的渊源，这点却未能引起广泛注意。[49]鹤山序即为毛居正《六经正误》而作，开篇追述由秦燔至雕版以前经籍之流传。自“五季而后”起，详述经籍版刻源流，进而叙及柯山校刊经籍事，这两部分即为廖氏《总例》、岳氏《沿革例》袭用，唯字句略有改动。现加以对比，列表5如下：[50]由表5可见，《九经总例》《九经三传沿革例》对五代以来经籍版刻的回顾，以及毛谊父校刊六经三传的情况，皆檃括魏华父《六经正误序》而成。其中有些措辞的变化还颇为讲究，如廖氏以“五季之旧”易魏序之“周旧”（详见表5乙），即以宽泛之言替换具体之语。这大概是因为《总例》“书本”后文列五代监本为“晋天福铜板本”（详见表5戊），[52]若仍作“周旧”，恐人有前后不一之惑。（二）“九经”内涵析论毛居正《六经正误》所涉经数实为六经三传凡八种，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廖莹中刊经所涉经数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左传》《论语》《孝经》《孟子》共九种。岳浚刊经则在廖刻九经的基础上增刻《公羊》《谷梁》二传，即九经三传合十一种。不难发现，从毛氏六经三传到廖刻九经，再到岳刻九经三传，校刊经书呈不断扩充之势。故作为凡例综述性质的《总例》与《沿革例》，即使袭用毛书序文，也需有所变化，其中最显著者即对“九经”的强调。但《总例》的措辞与《沿革例》又有明显不同，“九经本行于世多矣”一段实为统摄性描述（详见表5《总例》乙），且并未明言余仁仲刻足九经。同样在此段描述中，“九经”之数恐怕也并未与所举潭抚闽蜀诸本相联系。因为《总例》对诸本的描述显然袭自魏了翁序文（详见表5《序》乙），而魏序作于宝庆初元（1225），此时抚州本仅有六经三传凡八种。而廖氏撰写《总例》之时，抚州本或也只刊成六经三传。黄震咸淳九年（1273）《修抚州六经跋》云：“又旧板惟六经三传，今用监本添刊《论语》《孟子》《孝经》，以足九经之数。”[53]由此可知咸淳九年抚州本方刻足九经。此时已是廖莹中生命的最后阶段，廖刻《九经》当已在此前完成。[54]换言之，廖刻《九经》之时，抚州本尚不足九经之数。又《总例》“书本”条列举二十三本，其中称抚州本为“抚州旧本”，也与黄跋“六经官板旧惟江西抚州、兴国军称善本”相应，“旧本”显然对应六经。由此亦可见出，廖刻《九经》时抚州本并无后刻之三经。《总例》中这段经籍版刻史回顾，关于“九经”的表述，乃承接五代国子监刊本九经而来，实为统合之辞，同时又与廖莹中自刻经籍之数呼应，故与其他旧本经数并不直接相关。措辞的关键性变化，其实发生在元初岳浚的《沿革例》之中，此时关于余仁仲本的具体认识恐已渺茫。据岳氏所述，当时廖刻原板也已散落，廖刻原书经其广搜博求，方聚成全书（详见表5《沿革例》甲）。而廖氏《总例》“书本”云“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余氏本为最善，逮详考之，亦此善于彼尔。又于本音义不列于本文下，率隔数叶始一聚见，不便寻索。且经之与注，遗脱滋多”（详见表5《总例》戊），则廖氏以余仁仲本善于兴国于氏本。后文虽然也说“余本闲不免误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但此乃为己刻九经张本。玩味其意，廖氏必许余本较优，而多据其书。[55]故岳氏在理解廖意基础上，误以余仁仲刻足九经，进而演变为《沿革例》开篇首句的表述（详见表5甲），明确将余仁仲本与九经之数建立了联系。综上所述，岳氏之说恐无更多依据，并不可信。而以此说为根基、以往学者深信的余刻九经这一常识，也便随之颠覆。即使日后我们还欲证成余氏确曾刊足九经，恐怕也不能再以岳氏之文为依据，而是需要出示更多其他力证。五、余论另外，廖氏《总例》中的两处表述，也需再作辨析。其一，如何理解“建本十一经”？[56]张政烺云：“盖即指余仁仲所刻，岳氏仿刻廖本《九经》，增以余氏《公》、《谷》二传，是仅复\'建本《十一经》\'之旧。”[57]因廖氏参考之本中有“建大字本（俗谓无比九经）”“中字凡四本”“建本有音释注疏”，皆可称建本。故《总例》言及余仁仲本，多称“建余氏本”“建余仁仲”“余本”“余仁仲本”，以“余”字为别。以此视“建本十一经”之称，恐怕并非指余本。而据目前所知，建阳地区书坊之注疏合刻本，亦即通称为十行本者，宋刻正有九经三传凡十一种，此本与“建本有音释注疏”“建本十一经”的描述，最为符合。其二，如何理解“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58]虽然今存余仁仲本实物均与此描述相符，但此处“建本”当为统称，并非专指余本，因建刻中另有句读正文之本。[59]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作为常识的余仁仲刊刻“九经”提出怀疑，更重要的是借此反思余本在经籍版刻谱系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其后新旧经籍类型在版本脉络中的不同走向。由写本时代进入刊本时代，经籍刊刻受到五代两宋监本的影响乃事之主流、理之必然。而这之中，某些新型汇校本的出现，对版本脉络的形成也有关键作用，余仁仲本堪称此类典型。[60]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注附释文本这一类型内部，[61]也极为迅速地进入到注疏合刻本类型之中。几乎与余仁仲刊经同时，当地书坊也在进行注疏合刻的尝试。根据上文的梳理、考察可知，余本数种经书甫成，可能便被建阳书坊联合刊刻的十行注疏本采用，我们今天仍旧可以从文本内容到附音形式，辨认出这一影响。实则南宋初年建阳书坊已有经注附释文本《周易》刊行，[62]故此类将释文散于句下的经籍刊本，可能并非自余仁仲始。而《论语》亦有“纂图互注”本存世，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盛铎木犀轩旧藏刘氏天香书院刊本。[63]综合考虑刘本“慎”“敦”“廓”等字阙笔避讳情况，以及字体板式特征，此本当为宋宁宗以后建阳地区坊刻本，可见与余本同时而略晚。如此，我们也可略窥，当时建阳书坊尝试刊刻经注附释文类型本之一斑。而十行本具有与余本密切相关、不涉其他经注附释文本的特点，这种选择，一方面正可说明其与余仁仲本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说明余本对注疏合刻本的影响是迅速发生的。宋刊十行本十一经中未曾利用“余本”之部分，显然与他经不同，直到清乾隆武英殿校刊《十三经注疏》，《周易》《论语》《孝经》《孟子》注疏合刻本的附音工作方集体完成。[64]此四种经书，虽未必保存南宋孝宗至宁宗间众本汇校之成果，但也惟其如此，并未受到新型汇校本影响，可能反而保留了一些旧类型的面貌。[65]这种新旧经籍类型的不同走向，也直接影响了千载之下的经书读本。[66]此类问题的思考，皆以怀疑余仁仲刊刻“九经”为起点。借此疑问，或许可对经籍版本谱系类型展开新论，以启新知。2017年5月20日初稿2017年7月21日二稿2017年11月25日改定附记：为简洁计，文中征引诸家均省去尊称，在此一并致敬。小文曾先后得到张丽娟、郭立暄、瞿艳丹三位先生及匿名外审专家的具体指教，谨致谢忱。而文中谬误，责在本人。[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尔雅》上中下三卷，每卷卷末附“尔雅释音”，此属经注附释音的早期刊刻形式。然其所附者多直音而间有反切，也并非《释文》旧貌。[2]今存经注附释文本《孟子》有元刊者二，所附“释文”皆宋孙奭补作。[3]今存宋刻经注附释文本《论语》有刘氏天香书院本，而注疏合刻本中亦有《释文》散于句下之蜀刻本存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御注孝经》卷末附“孝经音略”三行，亦属经注附音的早期刊刻形式。[4]乔秀岩《〈礼记〉版本杂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09页。[5]详见刁小龙《〈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版本小识》，《国学学刊》2010年第4期，第53-55页；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7-159页。[6]详见拙文《唐宋元本〈春秋谷梁传集解〉版本小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26-27页。近来简逸光又有专文讨论十行本所据余本之迹，详见《宋刻〈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所据余本考》，载《“十三经注疏与经学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2016年8月25日-26日，第370页。但《谷梁传》一书因缺乏作为参照的抚州本、越州八行本，二本关系势必不如《礼记》《公羊传》《左传》明晰，时至今日本人仍倾向于将它们的源流关系视为一种可能。[7]张丽娟《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周礼〉考索》，《中国经学》第十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7页。此处蒙张丽娟先生提示，特此说明。[8]此次考察工作，参考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据艺文印书馆影印本《十三经注疏》所附校记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文选楼单行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据东京无穷会影印本）之校勘成果，并复核越州八行本《周礼疏》（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附释音周礼注疏》（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9]《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有宋刊十行本藏于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此事较早由长泽规矩也揭橥于世，详见《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此文由1934年发表的《十行本注疏考》修改而成。原文详见《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汲古书院，1982年，第32页；中译可参萧志强译文，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4期，第41页。其后张丽娟又指出，国图藏有宋刊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详见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第355-361页。按，民国间赵万里已将此部《谷梁》定为宋刻明印本，详见《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一，1933年刊本，第6-A页。[10]阿部隆一以为有宋刻者为十种，在此基础上张丽娟据元泰定刻本《孝经注疏》推定为十一种。详见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第385-386页。[11]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钧衡《择是居丛书》本，第1-A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索书号：丛260/1181。《择是居丛书总目》云此书“据影宋写本重雕”，本人所见此目为一版单页，夹于所图另一部张氏丛书中，该部索书号：丛260/1182。张本卷首影刻“传是楼”“徐炯珍臧秘笈”二印，卷末有“乌程张钧衡石铭据景宋写本开”刊记，并影刻“徐中子”一印。张钧衡跋文亦明言“今得传是楼影钞本再刻之”，可知所据之本为徐氏传是楼旧藏。此书嘉庆甲戌汪绍成藤花榭刊本亦号称影宋，前有焦循序。由序文可知焦廷琥曾以任大椿、鲍廷博、汪绍成本互校。今国图藏有一部任本，索书号：13689，存焦廷琥校记及焦循校、跋，校语多记汪本、鲍本异文，正可与此序印证。焦循跋文又云：“余生平不喜为本子之学，然世之为本子之学者，扵各本之是非优劣非静核之，未可偏从一本也。”也可与序文“汉学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误”之意对观。汪张二本字体行款版式大类，笔画、版心计字数略异，文本偶有不同。如第2-A页“淳”字，汪本不阙笔，张本阙笔；又如第12-B页，汪本“春遇反”，张本作“舂遇反”；再如第34-B页，汪本“蜀大本”，张本作“蜀大字本”且“大字”二字为小字双行。虽二者并非影宋，却也尚存旧式，故张政烺称为善本。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载《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年，第313页。因张本所据底本较为明确，今以之为据。需要注意的是，所图藏两部张本又有初印、后印之别，本文以索书号为丛260/1181之初印本录文。《沿革例》版本除上述之外还有多种，虽貌似复杂实则较为简单，此问题将于《〈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版本源流考》一文中详论。[12]书前《提要》可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59页。亦可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271页。[13]狩谷望之据柴邦彦旧藏刊本影写，原委详见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宋椠本阿波侯藏”条，载《解题丛书》，国书刊行会，1916年，第24页。此本可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公布者，网络链接：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765936。亦可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名著出版，1981年。杨守敬影刻详情可参《日本访书志》，载《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82页。[14]可参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第140页；《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周礼〉考索》，第87页。[15]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15-318页。[16]详见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28-B、29-B、30-A页。[1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18]详见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7页。[19]傅氏收藏的这部金凤翔校本《十三经注疏》中便有临写义门、小山校记之部分。[20]详见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102页。[21]详见毛居正《六经正误》卷一，国图藏元刻配清抄本，第1-B、2-B、7-B、8-A页。本文所据为缩微胶片，索书号：03646。[22]余氏书业详情可参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文献》1984年第3期、第4期、1985年第1期。[23]较明显者如宋刊《活人事证药方》有嘉定丙子序（1216），序后有牌记云“建安余恭礼宅刻梓”。详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591页。[24]详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第5页。[25]详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第144页。[26]今存余仁仲本《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实物，均有刊记标明“万卷堂”字样。[27]《公羊》《谷梁》同时刊刻，唯此衔名刊于《谷梁》卷末耳。[28]宋代文献中常见“国学进士”之称，不必以登第目之。[29]夏其峰曾记余仁仲刊刻《周易注》《尚书注疏》《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然皆不注出处，且以余刊《尚书》《毛诗》《周礼》《仪礼》之注疏合刻本，恐难信据。详见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066、1069、1073、1080、1081页。[30]廖刻并参文公音。[31]余仁仲刊本《公羊传》何休序后，有题记曰“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需要注意的是，余氏刊书并未严格依此行事。如余本《谷梁传》于桓公二年经“蔡侯、郑伯会于邓”之范注“邓，某地”下，引《释文》作“某地，不知其国，故云某，后放此”。而宋刻宋元递修本《释文》于“厶地”下云“本又作某。不知其国，故云厶地，后皆放此”。可见《释文》、余本所据底本不同，文本有异，余氏虽声明“皆不敢以臆见更定”，但确实偶有例外，然其主流仍是两存异文。另外，余本对《释文》与正文参差之处，还通过互易《释文》底本或本异文，达到方便阅读的目的，这一编辑工作也并非完全忠实《释文》原貌，但客观效果尚能两存异文。[32]臧琳《经义杂记》，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33]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第257页。[34]此本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下同。[35]王氏据《玉海》卷四十三“开宝校释文”条推测，《孝经音义》的改窜或在开宝五年判监陈鄂重修之时。详见王利器《〈经典释文〉考》，载《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页。[36]详见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本《三经音义》，此本据“中华古籍资源库”公布者，网络链接：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488945&metaData.lId=3726306&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37]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本今”之文黄氏影宋本未删，盖因经文亦有“则子说”三字，情况与其他7条不同。[38]宋刻经籍中尚有于眉端标音者，如国图藏《公羊春秋》《谷梁春秋》，详见《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若用此种附音方式，同样需对《孝经音义》作出较大删改。[39]《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载：“（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页。[40]此版本判定意见参狩谷望之、傅增湘说。详见文政九年（1826）求古楼摹雕本卷末狩谷望之题记，可参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第28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89页。傅氏曾于1929年11月在日访书时亲见此本，需要注意的是《经眼录》云“己巳十一月十一日观”乃旧历新历混用，1929年11月底傅氏已归国，此处蒙瞿艳丹先生提示，特此说明。[41]赵万里、冀淑英皆定此本为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详见《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56页；《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页。但因不见牌记，张政烺以此本为相台、旴郡覆刻廖本之外者，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36页。张学谦则因刊工、藏印信息推定此本亦为元岳浚本，其中刊工“翁寿昌”之名同见于岳本《春秋经传集解》与此本《孝经》，是较为有力的证据。详见张学谦《“岳本”补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3期，第74-75页。两种意见皆有理据，今暂称元翻廖本。[42]详见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4-B、14-B页。[43]《广韵》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公布者，网络链接：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音略》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公布者，网络链接：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69328；《增韵》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元翻廖本附音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此表蒙匿名外审专家提示完善，特此说明。[44]原本文字残损，下同。[45]“”当为“措”之形讹，黄丕烈本《孝经今文音义》正作“措”。[46]因景德四年尚有戚纶等所定《韵略》，此前又有邱雍《韵略》，故称。赵诚以戚纶《韵略》为《广韵》简本，详见赵诚《中国古代韵书》，中华书局，2003年，第58页。其说所据即《玉海》卷四十五“景德新定韵略”条，详见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2003年，第847-848页。[47]第22例当袭用《音义》，唯因文本实际，颠倒字序耳。[48]《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去声十八队佩小韵“悖”字下云“盖吴人呼布为步，不知非正音也。唯《韵略》作蒲昧切，是”，毛晃《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亦言陆德明“以布内反悖礼之悖，当蒲昧切”。详见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卷四第34-B页、卷前第4-B页。廖氏《九经总例》批评沈氏、徐氏、陆氏（按，盖即沉重、徐邈、陆元朗）以吴音为字母的意见，与毛氏之说一脉相承，详见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17页。元翻廖本附音改陆氏《音义》反切上字“补”为“蒲”，实质上是纠正吴音声母混淆清浊，故以并母字替代帮母字，体现的正是廖刻参考毛氏《增韵》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宁继福曾引鲁国尧《增韵》吴音化倾向很重之说，进一步指出书中所见吴音之四种表现，并云：“毛晃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手而成的东西竟是吴音。”详见宁继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第268-269页。全稿后收入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中华书局，1997年。[49]对此王国维似乎已有认识，如《宋刊本尔雅疏跋》云“此种州郡刊板，当时即入监中，故魏华父、岳倦翁并谓南渡监本尽取诸江南诸州”，据此推测，王氏应知《沿革例》与魏序有相似之处（以岳珂为作者则因袭旧说而误）。详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8页。其后张政烺、李更则明确指出《九经总例》“书本”“字画”多袭用魏序，由之剪裁。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25页；李更《“校雠式”析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第61页。可惜此问题的揭示，并未引发深入的讨论。[50]《六经正误序》据国图所藏元刻配清抄本录文，《九经三传沿革例》及其中所存《九经总例》据《择是居丛书》本录文。[51]《择是居丛书》本“淳”字阙末笔，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为张氏影刻时避清讳。[52]铜板代指监本，说详艾俊川《谈铜版》，载《文中象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8-96页。[53]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九十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洪武翻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4-B、35-A页。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书前及《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金元编》皆着录此本为“元后至元三年刻本”，乃沿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旧说。此本实为明洪武翻刻本，说详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通论编》，中西书局，2015年，第58页。此处蒙郭立暄先生提示，特此说明。[54]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条云“廖群玉诸书，则始《开景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事虽夸而文可采。江子远，李祥父诸公皆有跋。《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为可惜耳（按，张政烺云疑指廖氏删改《释文》，并引孟森之研究，即岳本中也确有脱落注文之例。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20-321页），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诸书，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注《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详见《周密集》第3册，杨瑞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0页。《志雅堂杂钞》卷下亦载“廖群玉诸书则始于《景开福华编》（按，景开或开景倒误，此处对整理者之标点略有调整）。……其后开《九经》，凡用十余本对定，各委本经人点对，又圈句读，极其精妙。……所开韩、柳文，尤精好。又节一《礼》本传，以便童蒙习读者，亦佳。又开《文选》于建宁，其后又欲开《战国策》及《苏东坡诗》，以海陵顾注为祖，而益以他注，未暇入梓，而国事异矣”，详见《周密集》第4册，第64页。由周氏所记廖氏刊书次第推测，《九经》当完成于廖氏刊书事业的早期。[55]张政烺正如此理解而云“廖刻《九经》虽据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而大体以余本为主”，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25页。[56]详见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22-A页。[57]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38页。[58]详见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24-B页。[59]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刘氏天香书院《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此书卷上尾题、卷下首题“互注”下有“点校”二字）、《四部丛刊》影印刘氏嘉业堂旧藏《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京本点校附音春秋经传集解》等，正文也有句读。[60]以余仁仲本为代表的南宋建阳坊刻本，使典籍版本逐渐“偏离”五代以来的监本系统，从而生长出新的脉络。这一过程既体现在附释文、附疏文、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合刻工作产生的新形制中，也体现于汇校众本后产生的新文本中，而且这种现象也并不局限于经部文献。[61]经注附释文本类型内部，目前所知受其影响最明显者为纂图互注本、廖莹中本。[62]南宋初叶建阳地区书坊曾刻有一批字近瘦金体的书籍（此字体特征为赵万里之总结，详见《中国版刻图录》，第35-36页。黄永年则以南宋建本均作颜体，且认为前期字体较为瘦劲，尚有浙本欧体模样。详见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5页。二家各能把握此类版刻字体的部分特征，描述似异而实质上可能并不矛盾），除此本《周易》外，还有《史记》、《晋书》、《唐书》、王叔边本《后汉书》、陈八郎本《文选》、黄三八郎本《巨宋广韵》等，均为一时之物。[63]又可将此类版本视为经注附释文类型中的新类型。[64]这一工作所据，盖即天禄琳琅所藏宋刊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因此本《释文》丧亲章“卜其宅兆”下云“广韵云垗葬地”，“广韵”实为“广雅”之讹，而武英殿本附《释文》沿误作“广韵”。详见《孝经注疏》卷九，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第3-B页。或以此为宋人改窜之迹而非误字，然有黄丕烈影宋本《孝经今文音义》作“广雅”为证，元翻廖本附音亦同，“韵”为误字无疑。赵少咸已在清人基础上以“雅”正“韵”，详见赵少咸《经典释文集说附笺残卷》，中华书局，2016年，第1468页。殿本《孝经注疏》附音为符合实际，也对《释文》有所删节改易。其后《四库全书》《四库荟要》本《十三经注疏》沿用殿本，故亦皆有附音。[65]如十行本《周易兼义》附《释文》于书后，便是袭用经注本单刻音义的旧式。[66]我们今日仍可从常用的阮刻《十三经注疏》中（《仪礼》《尔雅》除外），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经籍类型，即因宋元十行本为阮本主体之源头。注：本文发表于《文史》2018年第2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