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但开风气不为师│纪念张胜友（1948年~2018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先生于2018年11月6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1岁。张胜友先生为“《当代》荣誉作家”，其报告文学代表作《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发表于《当代》1988年第一期。2014年《当代》创刊35周年时评选出35位荣誉作家，张胜友先生位列其中，评选词为：“曾经疯狂的一代人，又疯狂涌出国门，拥抱世界。一句“大串联”，信手拈来，串联起两个隔膜的世界和两个对立时代，直抵那场延续至今的出国大潮的本质。《世界大串联》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报告文学文体最标准的范本：用文学激情，做启蒙报告。”但开风气不为师张胜友奇人异相，一语中矢。他瘦小精干，双耳却又大又垂，比例极不相称，同事戏称他有张“农民企业家”的脸；他操着一口极不普通的普通话，却自称是一千年前的中原官话；他待人亲切和善，与他见面听他聊天，只觉得如遇一位博学长者带着你上下五千年，早忘记他一生的传奇和身居高位的显赫……我的财富是经历张胜友出生于1948年，在闽西一个偏僻小山村里度过了难忘的孩提时代。父亲是乡村教师，在永定县抚市中学教语文课，给他取名“胜友”，源出于唐代文学家、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句。张胜友从小读的课外书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外国文学名著基本没有涉猎过。从小学到中学，他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宣读，作文比赛总得一等奖。上初中时他就有一个念头，将来要当个作家。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和班里另外两位同学心血来潮、一起在校园里望着月亮对天盟誓：将来一定要当作家！这不过是一个半大孩儿童稚的对于未来的幻想，如流星划过天际，即便灿烂而美丽，照亮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孩童的心灵。但是这幻想的力量又是格外巨大的，有了希望未来似乎便会沿着希望前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张胜友，有了他以笔和才气为改革开放写下历史的注脚。张胜友上初二时，解放军空军某部来他们学校招收飞行员，那时飞行员三个字对于他而言非常崇高神圣，便报了名。校长听说了，叫来张胜友，让他张开嘴，对他说：“你看你都掉了颗牙齿，怎么能当空军飞行员呢？你老老实实跟着我念书吧！”很快张胜友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读懂了校长维护一个少年自尊心的好意。原来，张胜友的爷爷在两岁时从摇篮上摔下来断了腿，长大后就瘸了。张胜友说：“农村瘸子不能劳动，那么以后怎么生活？亲戚朋友凑点钱让他去摆地摊好养活自己，祖父很聪明，有头脑，就做当地的条丝烟生意，居然越做越大，有了加工厂，而且跟我外祖父合作，我外祖父是广东的，我们这边加工，外祖父那边经销。结果土改的时候就弄了一个工商业地主。我的家庭成分也就从此有了污点。”张胜友读高二时遇到教改，规定每一科目的教师都有权推荐本科的尖子学生免于考试。他是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外语……所有的科目都免试。校长希望他考清华，因为考文科政审要求会更高些，所以希望他学好数理化。暑假时，老师们把张胜友留下来不让回家，让他在学校每天参加半天的农场劳动，这样会给一点钱，剩下半天就可以学习，开始学习高三的课程，等等，希望他可以提前参加高考。张胜友说：“这是他们的苦心。老师们用心良苦，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当时北京每年都举办数学竞赛，那年北京数学竞赛第一名拿了80多分，老师拿到竞赛题关起门来就按照数学竞赛的规则，一个半小时拿着秒表考张胜友，他考了70多分。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有希望考进清华。张胜友一时情绪高涨，心想：当不了作家没关系，将来当个自然科学家也很不错。就在这时候，1966年的夏季，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8年，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张胜友家在农村，户口在农村，在县城本来就是“挑米上学”的学生。因此，上山下乡很简单，也就是卷起铺盖回老家种田，无须办什么手续，也没有人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张胜友说：“我是67届，‘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是65年进的大学校门，我村里一个老乡，家里很苦，念书念了一段时间不想念了，回家来。他父亲没办法，让他去学篾匠，篾匠要到深山老林里砍毛竹，他冬天去深山砍毛竹，下山后全身血淋淋的，身上都是被竹片划破的伤口，他感到苦不堪言就又回去读书了。结果念书念的非常好，人吃过苦就知道珍惜了，居然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当年在我们村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跟封建社会中了状元一样荣耀。他走的时候我去送他，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突然丢下一句话：‘两年后，清华见。’而且他到了北京以后，就把他所有高考的复习提纲都寄给我。所以我是拼了命要进清华的，结果‘文革’让一切都成了泡影，所以我一气之下烧光了所有的高考复习提纲。”当农民张胜友不甘愿，他想做不了科学家，写作总不难吧？只需要几张稿纸一支笔。他所在的生产队里有一个发配回乡劳动改造的“右派”，叔父曾经是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家里藏书很多。劳动之余张胜友经常躲到“右派”家去看书，读了不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父亲当时说：“你想当作家，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这块料吗？”父亲说狠话为的是打击张胜友，怕他当作家惹上文字祸，逼迫他去学门手艺。张胜友说：“在我们家乡，做工匠，收入稍微好一些。于是，我跟一个泥瓦匠学盖房子手艺。我们家乡有钱的大户人家都住一种土楼。这土楼是旧时封闭式经济的产物，形状有方形的或圆形的，像个城堡。解放前大家族几百口人住在一个土楼里，里面挖有水井，堆积着粮食、柴草；城墙很厚，以防土匪来抢、贼来盗。解放以后盖房子，仍保留这种习俗。夯土墙，非常累，只穿一条短裤衩，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哼呦哼呦的，每天能挣到两块钱，那时就算不错了。正当自己为每天能挣到两块钱得意时，没想到自己得了‘恐高症’，楼房修高了，站在上面总怕掉下去。结果，泥水匠干不成了，改学篾匠。上山砍毛竹老害怕砍刀砍了大腿，结果也没干长。不管怎么说，总得找个出路吧！后来我就想学服装裁剪。这只须一台缝纫机就能干，比较干净，又没什么危险，顶多是把手扎破流点血。而且，我学过数理化，会画几何图形，也许能派上用扬。于是跟了同村的一位师傅，连师兄，一共三个人，到深山老林里做缝纫活。”1972年，张胜友裁缝刚学出师，无意间连续读到文友发表在刚复刊的《福建日报》武夷山下副刊的两个短篇小说。他满心欢喜前去祝贺。结果对方很有些傲慢，对他说：“下一次来，希望能带上你发表的作品来。”这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回去以后，他毅然决定放弃裁缝这个行当。于是将缝纫机卖掉，又回到大田中去，白天劳动，晚上写作。张胜友说：“当然，我遇到了贵人，一个从省城下放到我们这里的作家张惟，搞文学是他的生命。后来他被调到县里，就又办起了刊物《工农兵文艺》。张惟老师是非常爱才的，收到我的稿子他就坐着运石灰的拖拉机来我们村里找我，从县里到我们村有100多里地呢，坐着拖拉机突突突地一路颠簸真的非常辛苦。他后来成了我真正迈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这样，张胜友白天在田头边劳动边打腹稿，夜里在煤油灯下再把腹稿笔录下来。母亲为此抱怨说：“你在家，一个月两斤煤油也不够你烧哟。”1977年冬，十年“开科取士”，张胜友毅然参加高考。大年正月初二，邮递员终于骑着自行车来了，老远举着那份通知书高喊：“请客请客，张胜友考上复旦啦！”张胜友接过来拆开一看，果然是复旦，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蓦地，脑海里闪过“范进中举”的镜头……入学前体检，他的体重只剩90多斤。“人生的命运很奇怪，记得21岁的时候，我正跟着裁缝师傅当学徒。有一天夜晚在一户人家里干活，我发现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当时没很在意，事后师傅曾悄悄告诉我，那是个会看命相的人，背地里说我目前的命相不好，慢慢地要过8年之后才能交上好运。现在看来，这真有点蹊跷吧？”1977年，张胜友恰好29岁。读书不为稻粱谋“大学合照时，所有人穿的都是皮鞋，只有我穿的是布鞋，布鞋是母亲给我做的。”张胜友指着大学时的照片给我们解说。他在跨入复旦的当年，即写下轰动一时的《大学生圆舞曲》。为庆祝五四青年节，上海团市委在青年宫组织中外大学生联欢会。张胜友说：“外国留学生看中国学生都在跳集体舞，觉得很老土，他们都男男女女在一起跳交谊舞，团市委领导一看，很惊吓，这不是在搞资产阶级情调吗？但是又不能制止外国留学生，所以就把电闸给关了。留学生很气愤，他们就点起很多蜡烛，拿出自己的随身录音机，放起《蓝色的多瑙河》等外囯圆舞曲，继续跳华尔兹快三步舞，并邀请中国学生一起玩，男生来邀请中国女学生，女生来邀请中国男学生。我当时在场，感觉舞池中烛光闪灼人头攒动群魔乱舞的样子。”大家都很紧张，觉得今天要出大事了。这件事很快反映到市委。“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的，名叫夏征农，他是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跟鲁迅先生有过不浅的交往。他听到之后感到很无奈，说大学生在一起跳跳舞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喜欢跳舞，而且周总理的舞姿还很潇洒呢。他这样一说，这件事等于没亊了。结果上海电视台就播出了大学生们跳交谊舞的画面，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结果全国大学生就开始跳起了交际舞。我这个人常常会冒出来一些奇思妙想，我看中国没有《大学生圆舞曲》，外国都有，我就想写一首中囯的《大学生圆舞曲》。当时，我一口气就把歌词写出来了：鲜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美丽的花朵争相开放/四海的同学欢聚一堂/我们展开理想的翅膀……现在来看，当时好像春天来了一样，整个时代走向一个新的希望。”1982年春，张胜友大学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当了一名记者。当时很多演艺团体经营困难，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在沈阳出现了全中国第一个家庭剧团，夫妻俩人都是当地剧团里的台柱子，自己承包，夫妻双双组织剧团下乡演出，给剧团交管理费，自负盈亏，很受乡下农民们欢迎。报社文艺部主任指派张胜友前去采访，又担心他第一次完成不了这样的重头釆访任务，就同时叫一个老记者带他去。张胜友说：“冬天，沈阳冰天雪地零下20多度，老同志不愿意去，我也想自己去闯一闯，就一个人跑去了。主任交代说你去采访半个月，回来以后再好好写。我感到这是我的机会来了，去了后马不停蹄采访、日夜加班写作，一个礼拜就把稿子写好回来了。主任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一下子就跑回来了？我说我写完了。主任很惊讶，我把稿子交上去，一万多字的《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看到稿件非常高兴，当即批示头版头条发表，标题要大号字通栏题，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于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的第一篇稿子就成了《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接着，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成为典型，张胜友又写了长篇通讯《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将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结合起来写，又一次在《光明日报》上一炮走红。接连两篇文章问世引起文化界很大反响和震撼，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就电话通知杜导正：你把作者带来。张胜友说：“我跟着杜导正总编辑第一次走进国务院文化部部长办公室，看到办公室那么大，办公桌也非常巨大。当时，还有一个上海杂技团的改革典型，是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另外两个文艺体制改革典型都是我写的。所以朱穆之部长很高兴，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呀！文化部把我们写的三篇文章下发到全国各文艺演出院团，作为参考学习资料。杜导正就把我调到了机动记者部，说小张你不要写那些小稿子了，以后专门给我写这些大块头文章。我就这样在《光明日报》当了十多年的机动记者。”1993年12月，张胜友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交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张胜友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第一次和全社职工见面，他开口就说：“作家出版社的改革怎么搞？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就是两句话：怎么来钱怎么干，大钱小钱都要赚！”结果，这两句话引发媒体轩然大波，被争相引用，但“大前提”却没人提。张胜友不理那一套，循着自已的思路宣布：“笫一，从下个月开始，全社人员工资过千；第二，从明天开始，取消打卡上班制度。”当时，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作家出版社近百名员工，平均月工资才500元，大大低于同行业的收入水平。改革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上升为276万元；一年后，年图书发行码洋从1200万元上升到3859万元。当年就出现了有一部图书的获利近百万元。两年后，业绩最好的编辑年终奖金曾高达80多万元，同时出版社职工年人均收入也超过了6万元。至2003年，作家出版社年图书发行码洋已直线飙升到1.8亿元。张胜友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最早派人前来调研，之后给中央写了内参，说作家出版社的改革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双丰收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新华社也派记者前来调研，写了《动态淸样》内参，并编发了新华社通稿。最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一位副组长亲自带队来调研，写了大内参。之后，有关领导请我去当面汇报，问我能不能确保两个效益的统一？我心里很清楚，我在作家出版社的改革，一点问题都不能出，一定要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基础上出效益，否则，就会全盘皆输。”中外媒体对张胜友的轰炸式报道集中于2003年之后，当时他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誉为“引发中国出版业革命的第一人”……而见诸报端屡见不鲜的评价，往往是“传奇人物”、“出版大鳄”等等。“如果给我一个舞台，不管这个舞台大小，我都会把我的改革理念付诸实施。”这是张胜友一以贯之秉持的价值理念。他曾说过政论片有点类似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那个策论——你怎么来理解国家和治理囯家？也像现代政治家们的施政演说。政论片需要有思想，有历史感，有厚重感，有文化内涵，有哲理意识，有诗化语言，还要有精美的画面，对于表现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很贴切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张胜友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囯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囯际化方面，走过了西方发达囯家一两百年、甚至三百年的历史进程，同样也会积聚起西方国家需要两三百年时间去消化的大量社会矛盾，所以我们自然需要大的调整。如今我们有了较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调整得好，我们继续往前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平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写政论片的时候，不是以中央的文件、中央的精神为唯一，我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融进去。”张胜友书生论剑，如古之大臣、文人进谏，用自己所学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胜友自嘲不是专家，至多只能算是个杂家，因为不论写任何一部政论片，他都需要查阅、消化大量的甚至是惊人的资料和素材，其中涉猎的知识面包罗万象。福建有一个地方叫石狮，靠近海边，有些像温州那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陈永贵到了石狮，曾说这个地方除了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和对岸的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在改革放之初，石狮存在大量走私活动，引起中央领导层的关注和震怒。走私活动却帮助石狮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聚集起来以后，石狮人马上开始办实业，整个富裕起来了。张胜友在政论片《石狮之迷》开篇写道：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一个遥远的声音：财富。大海问：人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一个浑厚的声音：创造财富。大海问：石狮人的性格是什么？海浪声、惊涛拍岸声，伴随着一个坚毅的声音：敢于创造财富！石狮市市长刘成业异常兴奋，对张胜友说全国那么多记者、作家写石狮，没有一个人像你认识这么深刻，敢于创造财富，这就是石狮人的精神呀！刘市长还在全市党代表大会上激情朗诵了这段解说词。张胜友在写作时自称有画面感。他可以为导演解惑，运用什么样的画面来表达他诗意的语言镜头。“我写了30多部影视政论片，深圳、厦门、珠海、海南、浦东等经济特区的改革都是我写的。写作这些政论片犹如在穿越一条历史隧道，充滿了挑战感。”在书写和记录中国改革方面，30年来没有人超越张胜友。所以，他当之无愧地当选为“2010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回忆起撰写《十年潮》时的经历，张胜友记忆犹新。张胜友说：“我应该说运气好，邓小平南巡前我就开始写《十年潮》了。1991年冬，我还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找我写的时候希望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我说不要，我自己写。他说你不懂经济呀，我们请社科院的经济学家帮助你。我说也不要，我写完以后可请这些专家看，如果有外行的地方我可以改。我跟翟部长提出来：政治上你们把关，艺术上听我的。我说电视是综合艺术，有文字、画面、音乐等等，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最后要看整体效果……結果，翟部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张胜友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关在一间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写作，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其中的辛苦难以为外人道来。那是思想的激情碰撞，也是身心的辛劳疲累和巨大负荷。《十年潮》写完后，恰好邓小平南巡，翟泰丰部长很高兴，当即把《十年潮》文稿送到了邓办。邓小平当年已经88岁高龄，而《十年潮》的解说词有2万多字，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阅读起来会有些吃力。所以就请著名配音演员张家声先配音，张家声老师准备了一个礼拜，非常认真，字斟句酌，最后他对张胜友说：“老张，朗读你的解说词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宣言。”录音带很快又送到了邓办，半个月后邓办即回了电话，说：“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接下来是紧锣密鼓地拍摄，记得央视导演傅思一直是抱病加班加点工作的。1992年5月，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白天《光明日报》整版刊出一集解说词，而晚上央视则播出一集片子。央视连续播了四天，《光明日报》也连续刊发了四块版的解说词。张胜友累坏了，已经发烧生病了。这个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邀请张胜友马上到深圳写邓小平南巡。报社总编辑张常海说作者病了，深圳那边说我们的医疗条件不会比北京差，让他来深圳边治疗边写作。于是，张常海总编和张胜友一道飞去了深圳。在深圳，医生给张胜友检查身体，血压50—80，就是写作劳累过度，太虚弱了。张胜友回忆说：“我头晕，发烧，被安排住在深圳迎宾馆，也是小平同志南巡时居住的地方。因为低血压，头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喝红糖水和红葡萄酒升压。我躺在床上，让宣传部把邓小平南巡的纪录片和谈话文字资料以及历年来深圳改革大亊记都给我拿来，我躺着看了整整5天。”张胜友用20天时间写完了《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整个写作期间，连宾馆大门都没迈出过一步，写完之后就立刻飞回北京了。张胜友以自身的睿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主线，抓住了深圳特区作为改革排头兵、试验田的示范和榜样效用，抓住了邓小平同志两次南巡所具备的石破天惊的思想力量：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价值取向，这是中国吹响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军号！90分钟长度的电影政论片《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再一次受到小平同志的称赞，并成为当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片。张胜友说：“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徐光春起草报告要给我一个总编辑特别奖，奖金200元；结果，报告送到总编辑那里，总编辑大笔一挥又变成了100元。”张胜友开心地哈哈大笑。《风帆起珠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片。张胜友再一次受命担负起了写作重任，并尝试着搭建一种具有恢宏气派的复式结构。张胜友说：“《风帆起珠江》分三条线索交叠递进：第一条线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史，第二条线是20世纪至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三条线就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力图把它放到全球视野下加以观照，并着眼于从历史的纵深处寻找源头。”六集电视政论片《风帆起珠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巨大。荣获第21届电视星光奖，也是政府最高奖。张胜友近期创作的另一部历史文献片《古田会议》，荣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及2008—2009年度十佳纪录片奖。而2010年5月由央视播出、论述中华农耕文明如何融入世界海洋文明的《闽商》，则一经播出即好评如潮。点击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实台，总计有1542部纪录片的排行榜上，(截止截稿前)网民投票“评分最高”排名为：《闽商》第一，《风帆起珠江》第三，《古田会议》第四。张胜友一个人居然包揽了前五名中的三部，这份荣耀是来自于广大网友的肯定。记忆和牵挂很早以前，张胜友的母亲就来北京住过。父亲不愿意来，父亲退休以后，就在家中庭院种点花草。“我们客家人的土楼，有圆的，但更多是方的。土楼格局很讲究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比如中间的天井，是上通高天下接地气。”张胜友有一张父母亲的合照，就是在自家的天井中照的，庭院中种了很多花木，绿意盎然，二位老人坐在老旧的椅子上，须发苍苍，两个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人，他们的白发中掩藏了多少的委屈、磨难和多少的坚韧、勇毅啊！这是关于记忆的画面，又还有一点遥远的印象：似乎是早已远离了现代的田园牧歌。“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有一年回家，在城里特意买了两纸箱柑橘带回去。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感觉，我的父母、家人一辈子都没有好好地吃一回柑橘，有时偶尔吃一两个还要一家人分着吃。我买两箱回去，就让他们放开吃，我说你们舍不得吃的话，明天就会坏掉，他们害怕浪费，就开始吃、大吃。”父母节俭了一辈子，张胜友只是希望能让家人在物质上享受一回奢侈一次，哪怕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能把他们心目中的好东西吃个够就好。这话听着让人觉得温暖，又觉得鼻酸。就是这样既温暖又苦涩的记忆，铸就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也铸就了张胜友的书生侠骨——当他走出乡村走向都市放眼世界时承载着他的，永远是坚实的土地和平凡的百姓。2006年元宵节，85岁高龄的老父亲安详地走了。悲怆之余，张胜友只能在父亲的灵堂前敬献上儿子的一副挽联：教书清贫为乐，做人宽厚乃风——先生风范。“我这样想，人类共有四大古文明，其中如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等三大古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唯有我们中华的黄河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什么呢？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然包含着糟粕，但是主体是好的，而孝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因子。特别是在农耕时代，孝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凝聚力。由孝自然而然就有了忠，忠孝促成一个家庭的和睦，我们说尊卑有序，就不会乱套；每个家庭的和睦带来社会的和睦，从而带来整体的和睦。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赖以延续、赖以发展的生生不息的核心思想价值。”张胜友说孝里面包含感恩，对先辈、长辈、父母、师长的感恩之心；孝里还包含敬畏，对先人开疆拓土艰辛创业的敬畏。一个人对家庭有一种孝的思想，整个扩展开来，一个社会就有了尊师重教的传统，人们对国家对民族也就都有了感恩和敬畏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信仰。张胜友说：“目前有些价值观很混乱，所以我认为你们创办这本杂志是很有意义的，能起到一种正本清源的作用。当然，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推广和传播孝文化的事业中，帮助你们增加你们的力量。”张胜友一辈子都是完全靠自身奋斗，所以他留给儿子最大的财富就是一句话：人要自己奋斗。“儿子也很争气，他不在北京，在当地大学毕业以后在我老家的电视台工作，本来我还给他联系了北京广电学院想让他来进修学习的，他还不愿意。后来他自己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在当地一个地级市的纪检部门工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我不会要求他有多么大的出息，我只希望他老老实实做人、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可以了。儿子有一件事让我很自豪，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文化官员或文化名人，比较受到社会和当地领导尊重吧，所以我一回到老家，什么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乃至省里的领导都会请我吃顿饭。我想带上儿子一起去，他就经常不愿意，他说我跟你去干什么，人家一说就是张胜友的公子。他从来不会打着我的招牌去做任何事情。我希望他踏踏实实、敬敬业业工作，自食其力；我儿媳妇是中学的老师，他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家庭和谐最重要的是包容，是尊重。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也一样，性格、脾气、秉性、思想、观念、行为、举止，等等，你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倆个人，那么就要彼此包容，相互尊重。张胜友是孝子，当年他还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母亲生病了，非常严重，到北京来治病。当时他的经济条件也很差，母亲经常要去医院检查身体打针什么的，他就用自行车每隔两天推着母亲去一次医院，要走很远的路。后来，女儿出生，母亲又来北京帮忙照顾女儿。冬天去楼下取奶，地上有雪很滑，母亲一不小心摔倒把手摔断了。在医院里，母亲的手被吊起来不能动弹，张胜友除了上班，每天还要赶回家做好饭菜给母亲送去，还要帮母亲梳洗。母亲摔倒以后，小女儿只好去到老丈人家暂住。张胜友当时住在三环外的团结湖，为了省下两毛公共汽車票钱，每次骑自行车来回三个小时去看孩子，给孩子带一些食物用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家里最拥挤的时候，一间小屋子大概10多平方米，原来夫妻俩人住，后来小女儿出生，为了带女儿母亲又从老家过来，等于要住四个人。所以有了女儿以后，我经常晚上骑自行车到报社去睡办公室。那个时候写作，我就在晚上，等大家都睡了，楼道里有走廊，我就把桌子搬出去，电线拉出去，夏天蚊子多还得点上蚊香……我感到那个地方很好很安静，就在那里写东西，其实当年不少好作品就是在那个走廊过道里写出来的。”张胜友有一篇广为流传的随笔文章《记忆》，写道：“每逢周六下午，我和弟弟便携手沿着这伸入田畴的青石小路走去。我们的手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的腿也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连我们的身子也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携着细瘦的手，迈着细瘦的腿，晃悠着细瘦的身子，蹒跚地渐次渐远地走向村口，去迎候将归尚未归的父亲……”可是，这个弟弟最终没有能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是留在张胜友心灵深处的疼。“我这个大弟弟非常聪明，学习成绩非常好，我一直说自己到了改革开放后是生逢其时，而大弟弟在困难时期则是生不逢时。如果大弟弟还活着，我估计他的人生会很精彩，会做出很多成绩来的。”说着说着，张胜友的话音越来越低沉，那是刻意压抑的哽咽。“我现在，人生境遇越来越好，所以我不敢懈怠，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写作，不要浪费生命。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其中也包括我已逝世的大弟弟……”龚自珍《己亥杂诗》第104首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正可作为张胜友一生写照。书生立世，能以一己才学影响世事推动社会进步，夫复何求？！本文选自中国作家网本期微信责编：钱墨痕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