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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驴儿歌视频古画里的小毛驴，必须非常的有文化！

长河网 • 2019-01-22 21:38:51 • 文化 • 阅读 2
在中国的历史上， 毛驴的确是和文化人交谊匪浅， 从这一角度而言， 中国的毛驴也确可称得上是 有文化的毛驴。 范宽《溪山行旅图》局部，台北故宫藏 关于驴，一向有很多不恭敬的说法， 如蠢驴、懒驴、犟驴、呆驴、笨驴等等。 明代徐渭《驴
原标题：古画里的小毛驴，必须非常的有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毛驴的确是和文化人交谊匪浅，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的毛驴也确可称得上是有文化的毛驴。范宽《溪山行旅图》局部，台北故宫藏关于驴，一向有很多不恭敬的说法，如蠢驴、懒驴、犟驴、呆驴、笨驴等等。明代徐渭《驴背吟诗图》轴，台北故宫藏其实驴待人不薄，惠人很多。驴吃得差，干活多，可说任劳任怨。驴皮做了阿胶，驴肉更是“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极品美味。人们对驴的误解和轻蔑，完全是因为人的“卸磨杀驴”和忘恩负义。虽然如今驴已淡出大多数人的生活，但细细想来，驴之功劳大矣，而且驴还是很神奇、很有文化。宋代朱锐《溪山行旅图页》绢本，上海博物馆藏毛驴的行走速度比较慢，性情更温和，脚步更稳健，所以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毛驴是一种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历代行旅图中都有体现。然而，在有些古画中，毛驴并不仅仅是种交通工具。郭熙《雪山行旅图轴》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记载，唐代有人询问诗人郑棨近来是否写有新诗，郑棨回答：“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此后，表现诗人骑驴游山涉水寻诗觅句的题材逐渐为画家们所青睐。金代佚名《太古遗民江山行旅图》局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举世多少人，无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这是《东游记》里写张果老的一首打油诗。张果老是道教八仙之一，他平时总是倒骑着一头毛驴，日行万里。他的驴就是一头神驴，不骑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收入皮囊中，颇有点现代折叠自行车的味道。爱倒骑毛驴的，除了张果老，还有滑稽、智慧、乐天的阿凡提，他骑的毛驴也很神奇。当然，这都是传说中的事。不过，毛驴倒是和文人有着不解之缘。元代佚名《秋山行旅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早在汉代，东方朔就写过驴，“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魏晋时名士阮籍为东平太守，“便骑驴迳到郡”，十余日后，又骑驴而去，优哉游哉，潇洒得很。《世说新语》记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李白、杜甫也都爱骑驴，前者有《李白骑驴图》为证，杜甫则写过“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等诗句。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句“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更直接点明了自己与驴的亲密关系。唐代苦吟诗人贾岛骑着一头驴，为“僧推月下门”用“推”字还是“敲”字，一路低头“推敲”，驴竟冲撞了高官韩愈的仪仗队，韩愈问明缘由，便和贾岛一起“推敲”起来，并认为“敲”比“推”更好，从此留下一段文坛千古佳话。唐代的“诗鬼”李贺，也是每天骑着驴转悠，四处寻觅灵感，得了佳句就马上写下来，投入背上的一只破锦囊内。可以说，骑驴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诗人的一种标准形象，就像《唐诗纪事》中说的那样，“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元代姚廷美《雪山行旅图》局部，大都会博物馆藏不但诗人爱驴，画家对毛驴也情有独钟。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个叫朱子明的画家因为擅长画驴而受到徽宗皇帝的赏识。近现代画家中的画驴高手也层出不穷，画家黄胄以画驴名闻天下，赵望云更是因为画驴出色而获得了“赵望驴”的雅号。其实，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个画家自号为“驴”，他就是八大山人朱耷。除了在画上使用“驴”字款之外，还有“驴书”“个山驴”“驴屋”“驴汉”“技止此耳”等诸多相关题款或印章，而朱耷的耷字，也有大耳朵驴的意思。八大山人为什么要以“驴”为号呢，除了有禅宗思想“骑驴觅驴”喻其在现象之外找真实，应当还有恨自己当了和尚无力对抗清政府的自嘲和讽喻之意，因为和尚被世俗骂为“秃驴”，而他做了多年和尚，于国无补，是一种驴子般的愚蠢行为。明代戴进《关山行旅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化人飞黄腾达时，当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此时自然要选择漂亮有型的骏马为坐骑，呆头呆脑的毛驴何尝能入法眼？八大山人书《酒德颂》但多数文人在多数时间都是怀才不遇的，经济上也大多窘迫，这时能有一头毛驴作为乘骑工具，已是相当不错，而这头驴还常常只能是疲驴、瘦驴、老驴、蹇驴，“雪花打帽风搅须，宽衣破靴骑蹇驴”。此时的文人与毛驴，可以说是惺惺相惜，“相看两不厌”了。八大山人仿黄庭坚书法，落款一个字：驴！关于毛驴与文人的关系，还有非常有趣的典故。毛驴的叫声，往往被认为粗野鄙俗，嘶哑破裂，不堪入耳。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成语“驴鸣犬吠”，就借以形容诗文、语言拙劣。而在汉末魏晋，驴鸣却因为几个人而成为雅事，流传千古。据《世说新语》记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王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王仲宣即王粲，是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擅长诗赋，与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关系很好。他去世后，曹丕出席葬礼，因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所以曹丕提议宾客学驴叫为王粲送行，于是葬礼上驴鸣声此起彼伏。王武子即晋代名士王济，子荆即孙楚，两人就是“漱石枕流”典故的主角。孙楚年少时想隐居，本想跟王济说：“我要枕石漱流。”结果一时口误，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说：“流水不可枕，石头不可漱。”孙楚说：“之所以用流水为枕，是要洗耳；之所以用石头漱口，是要砥砺牙齿。”王济死后，孙楚在尸体前痛哭，并学驴叫为其送行，由于学得惟妙惟肖，惹来宾客嗤笑。这说明，即便魏晋时代个性自由，前有曹丕驴鸣送葬的典故，驴鸣之癖在当时也并不普遍，颇显怪异荒诞，毕竟驴鸣叫的声音并不悦耳。明代唐寅《骑驴归思图》，上海博物馆藏东汉著名的孝子戴叔鸾学驴鸣是为了逗母亲开心，那么，他们几个文人名士又为什喜欢驴鸣？有人认为，王粲是借学驴叫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排遣内心怀才不遇的悲凉；孙楚则恃才傲物，驴叫就是他和王济之间的弦歌雅音，类同于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一曲高山流水，以驴鸣代替悲歌，表达失侣丧友之痛。魏晋时局动荡、暴君迭出、政治高压，不少横冲直撞的知识分子都死于非命。这种死亡的阴影，必然迫使一些文人寻求一种不关政治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苦楚和恐惧，学驴叫是一种比较幽默、愤世嫉俗的方式而已。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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