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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class特立斯，像作家一样写作非虚构

长河网 • 2019-01-22 23:11:48 • 文化 • 阅读 13
“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资料图 思郁 仔细追溯起来，中国最早接近非虚构写作这种形式的是报告文学，但是传统的报告文学侧重的还是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写作。对于新闻报道和文学写作，这两者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新闻报道侧重的是真
原标题：特立斯，像作家一样写作非虚构“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资料图思郁仔细追溯起来，中国最早接近非虚构写作这种形式的是报告文学，但是传统的报告文学侧重的还是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写作。对于新闻报道和文学写作，这两者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新闻报道侧重的是真实性，依靠的是记者的客观观察；文学写作侧重的是虚构，依靠的是作者的想象力。中国传统媒体的记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借助纸媒的广泛影响力，也培养了一批特稿记者，在报道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加入了些许记者的想象力，但是囿于新闻报道的局限性，非虚构写作的特性体现并不明显。我们接触真正的非虚构写作比较晚，随着前些年《纽约客》记者何伟、欧逸文、梅英东的一些作品出版，我们才意识到非虚构写作的存在。其实，我们接触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像卡波特的名著《冷血》，乔治·奥威尔的《西班牙内战》等作品，基本都是非虚构写作中的代表作，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仍然习惯按照文学进行分类，反而忽略了非虚构这一写作的特性。非虚构写作的两种形式在我的印象中，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出名之后，《纽约客》记者的报道在国内受到了很多写作者的注意，《纽约客》的另外一位驻京记者欧逸文还专门为中国读者讲述了《纽约客》对非虚构写作的一些支持，比如一位记者可以花费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采访、搜集素材、写作等。而且一篇稿子完成之后，在刊发之前，会有专门的人员去核对文章中采访的真实性。这种严谨和谨慎，以及对求真的态度，是许多国内的媒体平台需要学习的地方，而且《纽约客》开出的高标准稿酬，保证记者进行调查和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也是国内很多记者写作的时候担心的问题之一。这两年关于非虚构写作已经形成了讨论的热点。尤其是随着另外一位非虚构写作的大师级人物盖伊·特立斯的作品出版。特立斯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按照我的理解，非虚构写作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还是记者的报道为主，既然是新闻报道，首先的目的是求真，写作的人物不能有过多的个人想象；而特立斯的“新新闻主义”是另外一种，当然也要求真，但是这种真实可以建立在虚构的想象之上，用特立斯自己的话说：“‘新新闻主义’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简单说，有两种非虚构写作，一种像记者写作新闻；一种像作家创作小说。而特立斯是后者。特立斯的非虚构善写小人物国内首先出版的是特立斯的代表作之一《王国与权力》，这是对《纽约时报》群像人物的素描。特立斯早年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十年，从一个送稿生做起，直到成为了独当一面的记者。但是他不满意当一个记者，他更想像一位作家那样写作，于是他从《纽约时报》跳槽到了《时尚先生》，成为了一名特稿记者，开始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发表了很多有名的非虚构写作报道，最后集结成了一本书就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集子中有他的成名作《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特立斯根本就没跟这位名人交谈，通过六周的跟踪观察，完成了一篇绝妙的文章；还有那些写纽约城里无数小人物的文章，写建桥工人的文章，为了了解建桥工人，他贴身跟随他们的生活，还跟他们一起开车回乡，路上差点出了车祸。他对这个群体的概括让我赞叹不已：“建桥工人开着宽敞的汽车进城，住豪华宾馆，痛饮威士忌，然后再灌啤酒，他们追逐女人，随后又将她们抛弃。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而新出版的《邻人之妻》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都不太一样。首先，从题材上看，这部书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到70年代之间的人们对性文化认识的变迁；从写作上看，比如写《王国与权力》，毕竟有特立斯自身的工作经历，但是对色情和性文化这样敏感而陌生的题材，想要调查和采访很多专业人士，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本书从搜集素材，到写作，乃至到后来的出版都有很多的争议。从时间上看，特立斯1971年开始准备素材写作这本书，1980年完成，中间耗费了9年的时间。对一个作家来说，花费这么久写一本书，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特立斯这样的非虚构作家来说，这样一本有着色情噱头的书能不能出版，还不一定。幸好，书未出版，特立斯就凭发表出来的某些章节，收入了很大一笔钱，保证了写作上无后顾之忧，而且这本书出版后，被好莱坞厂商看重，花重金购买了改编权，对特立斯来说又是一层重要的保障。当然，我并不是说非要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作家的写作是否成功。但是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来说，没有保障的写作绝对会出问题的。特立斯还特意强调说，他在写作一本书中间，是基本没有精力去写作其他文章的，他要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一件事上，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收入，生活很容易陷入困境。这也是很多非虚构写作者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邻人之妻》与美国文化说回来《邻人之妻》。这本书出版之后争议很大，因为题目涉及到色情，性文化等，而且特立斯这次调查和采访采用的方式，也不是纯粹的观察，用习惯性的说法就是“浸入式的调查”。这本书中的主角有色情按摩店主、裸体模特、《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色情杂志的主编、性文化的研究学者、裸体营的创建者、为淫秽案辩护的律师等。为了深入接触到色情行业，有段时间，特立斯甚至担任了两家色情按摩店的经理，他还去参加了裸体营的派对、旁听了法院很多对于淫秽案的判决。因为这种出格的行为，书籍还没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有好事者批评他以调查和写作为名，纵欲放浪，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写到了70年代。表面上看是描述了色情文化的发展，但是骨子里是几代人对性文化态度的变化。其中的几个主角，除《花花公子》的创建人休·海夫纳是名人外，其他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比如，开篇写年轻时候的哈罗德·鲁宾在报刊亭偷偷摸摸地购买摄影艺术杂志上的裸体模特照片，从后面的故事中才知道，这位鲁宾是一家色情按摩店的店主。第二章顺势就描述了一位名为戴安娜·韦伯的裸体模特，然后又从这位模特身上转移到了年轻时候的海夫纳。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海夫纳同样因为婚姻、性以及生计问题而困扰。然后就是1953年，海夫纳通过集资的形式，创建了一本名为《花花公子》的杂志，第一期因为刊登了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照，一炮而红。这本书就是通过这种由点到面，互相牵引的方式，一章一节地让故事发展下去。海夫纳的故事在特立斯的书中通过几个断断续续的章节来完成，特立斯了解读者的心理，他当然不会一下子把这位主角的故事讲完，而是要保留一种神秘感，保留一种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然后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讲述其他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从大时代的角度看，那些小人物都是决定自己人生的大人物，他们在生活中选择了某种事业，比如，从事地下出版物、编辑色情杂志、拍摄裸体模特、创建某种裸体主义团体的时刻，他们作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成为了罪犯、还有的被捕入狱，郁郁而终。这些小人物的群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光谱，让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拼凑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文化全貌。要知道特立斯的非虚构写作更接近作家讲故事。只不过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不是虚构，是建立在调研和采访的基本真实性基础之上。文学性的描述和想象力的加入，在故事愈发精彩的程度之上，无损于任何真实性。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非虚构写作者需要向特立斯的写作学习的。责任编辑：郑少东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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