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二十六：援川平乱时任云南军都督的蔡锷辛亥年末，四川虽以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保路同志会和哥老会发动了武装起义，但由于该省革命党人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革命斗争的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分散性，加之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仍陈兵成都、简阳一带，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屯兵川东，钦差大臣傅华嵩、统领凤山、驻藏大臣联豫等又率兵万余人，由雅安进军成都，因此反革命势力还比较强大，革命斗争一时难以取胜。所以当时四川境内，较为混乱。旅滇蜀人郭灿等，以乡里糜烂，奔走号呼，相率涕泣上书云南军政府，请求派兵入川平乱。加之，此时武汉战事吃紧，袁世凯南下湖北孝感，督促清军猛攻汉口。在清军的强势进攻下，武汉民军于11月2日被迫退出汉口。黎元洪、黄兴、谭延闿“前后自鄂、湘来电敦嘱(云南)援蜀，以解鄂危”。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蔡锷认为：“四川据长江上游,若使丑虏得志，挟其兵力财力，北连秦晋，东下武汉，西抚藏卫，则足以制民国死命，故欲北伐，必先保西蜀，则靖蜀乱，实为北伐之首事。”11月10日,蔡锷复电黎元洪表示：“滇居边远，分兵助战，缓不济急，至深愧愤。惟有以蜀事自任，现正准备入川。川定东下，会师长江，共图北进。师期既定，即当电告。”黎元洪复电曰：“贵都督以川事自任，硕画极佩。川事定，湘鄂可免西顾之忧矣。”次日，云南军都督府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援蜀案”。其宗旨有三：(一)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川乱平，则鄂无牵制；(二)铁路风潮起，各省次第反正，独川省为赵(赵尔丰)、端(端方)所箝制，转不能成独立，应扶助之，俾五族早定共和；（三)赵、端大肆淫威，政、学、绅、商、死亡枕藉，宜被发缨冠往救。具体计划为：以韩建铎为总司令，刘存厚为总参谋，组织一、二两梯团入川，第一梯团由昭通经叙府(今四川宜宾)向成都，矛头直指赵尔丰；第二梯团经贵州威宁、毕节向四川泸州，目的是消灭重庆的端方；平定川乱后继续北伐。由此可见，蔡锷决定滇军援川的目的，是要促进四川早日反正，平定四川混乱局面，解除武汉危机。11月15日，蔡锷命谢汝翼为第一梯团长，顾品珍为参谋，黄毓成为骑兵联长，张开儒为步兵联长，率部向昭通、叙府一路北进，窥成都。第一梯团出发前,蔡锷向官兵颁布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演、敦友爱等援川五条训令，并发布宣言，宣布援川缘由及其宗旨：念全国义师之起，良由蜀中之难有以激之，矧吾蜀父老子弟方在水深火热之中，凡我同胞所宜匍匐往救，不遑暇食者也。矧吾滇、蜀之人，以势则辅车之相依，以义则脊令之急难，又吾滇人被发缨冠不容自逸者也。且自军兴以后，吾滇养兵之费历年仰给于蜀，虽以民力艰难，叠议改拨，以次递减，然犹岁解银七万两，则我军食蜀中之馕，赴蜀中之急，亦为义务所在，无可解免者也。兹本军都督府特简协都督谢汝翼率滇军第一梯团赴援，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出发，复以参议院副长郭灿为蜀中巡按正使、参议陈其殷为巡按副使，宣示我军出师之本意，抚绥沿途被难之人民。所至之处，吾父老子弟当知本军之出专在赴蜀之难，同心戮力，取彼凶残，以与全蜀之人左提右挈出于水火，共扫满虏专制之余烈，以张汉族独立之威灵。凡我同胞自喻斯旨，共矢同仇之义，绝无畛域之分。又我军节制之师，恪守纪律，即滇中起义之日，人民安堵，秩序如常，亦为遐迩所共晓。此次经过地方，行旅居民务宜各安其居，勿得自相疑阻。布告远近，咸使闻知。援川滇军第一梯团长谢汝翼援川第一梯团出发后，一路平叙府，下自流井、贡井，平犍为、五通之匪，击散南溪、屏山一带假同志会，清剿富顺之匪，击退进攻雅州之清军，军威益震，所向无敌。“民间有诅蜀军而颂滇军者”。曾在第一梯团参加援川战斗的朱德后来忆述了当时战斗的情景：“那时军队纪律蛮好。我还是当排长，蛮能干，差不多连司号长带连长的职务，都是我自己在搞。……从东川、昭通、叙府打进了四川，到处都很被人家欢迎。我们当排长，老百姓看着就很威风，可是我们又担心人家害怕，就到处给人家讲好话。人家还是说我们纪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东西要给钱……一直到四川，沿途就没打什么仗。那些队伍一打就跑了。从前老百姓管军队里的人都叫‘老总’、‘老爷’，现在我们一来就改做‘先生’，到处都是如此叫。到处巡防军跑掉，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我们就占领了叙府，转向去打自流井。在自流井有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有端方的一个团，结果那一营被缴了枪，这儿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当年参加援川的朱德但援川第一梯团出发不久，四川的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1月22日，重庆宣告独立，建立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夏之时被分别推举为蜀军政府都督和副都督，新军教练官林绍泉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11月24日，广安宣布独立，成立蜀北都督府。11月25日，万县、泸州宣布独立，分别成立下东蜀军都督府和川南军政府。重庆等地纷纷独立后，成都的赵尔丰陷入更加困难的地位。11月27日，赵尔丰与立宪派合作，成都和平光复，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尹昌衡为军政部长。同日，端方在资州被杀，入川的湖北军队宣布响应武昌起义。而四川军政府虽然成立，但却面临着危机。当时成都军队有赵尔丰控制的旧巡防，朱庆澜的新军及各路同志军，三种不同军队，“怨仇未泯，互相水火，哄斗时闻”。蒲殿俊、朱庆澜无法控制局面。12月8日，蒲与朱在东较场阅兵，旧军借名索饷哗变，蒲、朱逃走，军政府各级职官作鸟兽散，叛兵在城内烧杀抢掠。军政部长尹昌衡从东较场脱身后，驰至陆军小学，命陆小学生及新军63标标统周骏、管带宋学皋等入城平乱。成都兵变平定后，周骏、彭光烈等约集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原咨议局副议长、与同志军有联系的罗伦为副都督，于10日重新建立四川军政府。赵尔丰虽然让出四川政权，但暗中唆使旧巡防军，挑起成都兵变，又密令驻川滇边境的旧部傅华封、南路巡防军统领凤山等乘兵变之机入省复辟。尹昌衡得知此消息后，采取断然措施，将赵擒获正法，解除了对新政权的严重威胁。虽然重庆、成都军政府等相继成立，但一时间军府林立，政令不一，“于是群以联络哥老会为重要政策，公口、大爷诸名目，公然见诸文告。匪类缘之，揭竿而起，称大王、称千岁者时出没草泽”，四川的乱局却进一步恶化。诚如张培爵所述：“重庆独立之交，成都反正之后，全省蠢动，几陷于无政府之状态，陇无耕夫，市有暴客；兵尽为将，匪流为兵；强黠者窃县以自封，宵小者据乡而思逞；公款则罗掘一空，私产亦诛求无厌；一县而有多数都督之称，一乡而有多数总统之号；城与县交哄，郡与县相角。四川此时，盖糜烂极矣！”为了尽快结束动乱，恢复社会秩序，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张培爵、夏之时致电蔡锷求援：敝省因路事肇衅，赵贼妄拘各绅，省垣附属荼毒不堪，嘉邛雅眉各处，均以同志会号召收复各处。赵贼乃厚集各路兵勇于成都，新军久图反正，赵贼用巡防满营六成，箝制新军四成，以此事难发动。敝处因见同志会名义颇不正大，同人等特就重庆建立蜀军，俾可号召全川。川东一带，大致已定。敝军现值草创，克日组织完全，即行整军西伐。惟赵、端诸贼盘据省垣，兵力尚厚，西伐之举，甚望贵省援军早日到川，匡助戡定，敝省幸甚，中华民国亦幸甚。再贵会[省]援军取道何处?带兵何人?时望电示，互通消息。应蜀军政府的请求，蔡锷于12月13日命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率部出发，经贵州威宁、毕节向四川泸州、重庆开进。第二梯团经威宁、毕节进入川境后也是所向披靡，先是击溃永宁土匪，接着长驱入泸，再又分兵解合江之围，招抚古楼山民团。这样，川东南基本平定，泸州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合并，泸军归渝军节制，实现了川东南的统一。1月18日，重庆蜀军政府与援川滇军签订共同平匪合同，合同指出：“蜀军政府当成都未反正之先，赵尔丰等与同志会血战不解三日，驻防兵力尚厚。蜀军政府力图恢复全川，出同胞于水火，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是以电请滇政府派兵援川，协力共济。今滇军到川，满帅虽已就戮，而大局未靖，当互相借助之事颇多，故与援川军略定条件。”该合同同时规定了蜀军政府月给援川滇军军饷约5万两及各自平匪和安抚地方的责任。然而，随着滇军在川境的深入，川军对滇军不满和疑虑与日俱增，加之匪徒从中挑拨，社会上流传“滇军入川，志在侵略”的传言。为消除川人的误会，蔡锷致电尹昌衡指出：“我国激于时势，急欲扫除专制，建设共和，已为中外所公认。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则各行省皆须隶于统一机关之下，岂徒滇军不能侵略他省，即蜀军亦岂能割据一隅?滇军虽愚，决不出此。第以蜀省幅员既广，反正之初，兵力恐难遍及，土匪跳梁，重为民累；且滇、蜀境地毗连，土匪窜入滇边，东、昭、武、楚、永、丽等属，警告频来；又外国教士为建昌匪徒戕杀，驻滇领事时以为言，万一外人借口保护，致生衅隙，滇境首当其冲，故不惮征缮，分兵应援，以期匪乱胥平，交受其益。至于经营善后，整理内政，皆蜀士大夫之责，非滇军所敢与闻。”并要求尹昌衡“将滇军援蜀宗旨一为布告，俾父老子弟释此疑虑，共济艰难”。同时，蔡锷也一再告诫援川军各将领：“我军所至，尤宜严守军纪，力保治安，万不可淫掠骚扰，致贻口实。亦不可贪功幸进，轻启衅端。总须妥慎筹商，相机因应。其蜀军之宗旨正大，军纪严明者，亦宜与为联络，既可以明我军援助之意，亦可以释蜀军疑忌之怀，此事关系至重，切宜注意。”不幸的是，1月21日，发生了援川滇军与川南军分府总司令黄方带领的泸州兵在合江冲突、黄方及将弁军士百数十人被杀的严重事件。事发后，援川第二梯团长李鸿祥向蔡锷报告事情的经过：“我军解合江围，泸军乘势劫掠，遂枪毙百余人。”而川南军分府杨家彬则向孙中山告状云：泸军“道经蔡坝，滇军伏兵袭击，迫缴枪械，将黄方及弁兵百数十人尽杀”。为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关于此次冲突，当时成都《大汉国民报》有如下客观的报道：本月初三日（此为阴历，阳历即为1912年1月21日），滇军与泸州之兵交战。其故因当合江未反正时，泸州军政府无如之何，后经滇军一队开往合江，与其交涉明白，该县当即开城插旗反正。而泸州派到合江之兵利合富庶，入城后大行抢掠，被滇军责备成怒，以致彼此在合开战。滇军用机关炮轰死泸州兵七十余人，居民幸未受伤。由此可见，李鸿祥的报告较为客观，泸军确实有错在先，其报告也严重失实，目的是要嫁祸于滇军。但为了迅速平息事态，蔡锷指示李鸿祥：“我军援蜀，志在救民，仍望和平了结，勿生恶感。”蜀军政府也委托曾介绍指挥此次战斗的滇军将领黄毓英加入同盟会的但懋辛作为川方代表前往处理。经协商，滇军从大局出发，为黄方等人“开追悼会，治丧昭雪，认罪赔礼，加重抚恤金”，于是“双方撤除警戒，复归和好”。尽管此事得到妥善处理，但川、滇军矛盾并未消除，终于导致2月下旬川督尹昌衡率兵南下，川、滇两军在自流井以北的界牌地区剑拔弩张、兵戎相见。蔡锷闻讯后认为，川、滇开衅，危及大局，遂极力化解危局。他先是致电尹昌衡直接晓以利害：“近接敝军泸州电称：成都发兵数万，分道进攻我军，万一衅自彼开，恐不能不为正当之防御。当即电令和平办理，切勿轻启衅端，并电请贵都督共释疑团，用全大局。”接着，蔡锷又通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公布真相，寻求支援：“滇军援蜀，志在救灾恤邻，并欲为武汉后援，固西南屏蔽。军队所至，父老欢迎。不意土匪未遂劫掠之图，造谣诬蔑，谓滇军侵略蜀土，以致成、泸两军政府皆启猜疑。近闻成都发兵至资州、自流井一带，欲与滇军开战。诚恐滇人兴仗义之师，反贻阋墙之诮，迭经电饬军中将领和平办理，勿启衅端。然非成都共释疑团，恐难双方解决。乞电成都都督顾全大局，勿生内讧，滇、蜀幸甚。”经蔡锷竭力调解，川、滇军之间的冲突得以和平解决。随后，滇军将领韩建铎、李鸿祥、谢汝翼与成都、重庆两军政府代表胡景伊、王馨柱等人签订《北伐条约》，相约川、滇两军分道北伐，直捣清廷。之后，随着成、渝两军政府的合并和清帝的退位，川滇两军联合北伐计划遂停止，援川滇军乃计划分途返滇。但此时，尹昌衡又向孙中山告了滇军一状，说滇军索饷40万，兵队并未开行。3月8日，孙中山致电川、滇调解：“本总统前因川乱就平，曾电滇都督将驻川滇军撤回，慎固边圉。旋以陕西升允猖獗，由参谋部电命该军取道汉中，会师援陕。现闻该军东下，其意仍在北伐。不知自清帝退位后，北伐之事久已中止。该军当确遵参谋部电命，由郧阳或襄阳援陕为要。至各地甫经安集，易起惊扰，该军军行所至，尤以客主相安为第一要义。军饷一层，蜀军政府自当量力筹济，滇军亦不可任意要索，致伤邻谊。破坏之后，祸机丛伏，所恃以维系者，唯顾全大局之一念耳。切切望之。”3月12日，蔡锷致电韩建铎、李鸿祥等人，妥善安排撤兵计划：“北方虽稍不靖，然项城（即袁世凯）所调之兵，已足镇压。前接黄总长（即黄兴）江电：只饬湘、鄂、粤、桂、沪、宁各军分道进援，其余克复省份，但饬力持镇静，保持现状。又段祺瑞来电，有北方军心未定，南军不宜往北之说。渝军政府亦来电，称我军到渝，人心惶恐，故前屡电促旋师，由翼廷（即李鸿祥）分一支队取道黔省，代靖遵义匪乱，由幼臣（即谢汝翼）分一队退扎大关一带，或即经营凉山，余悉回省，计已达览。尚望转达谢、李、张、韩、谢、张诸君照办为要。至蜀军前允助军饷四十万，及我军所得之官盐，亦毋庸争持，致失邻谊。滇、蜀关系密切，将来相助之事正多，不必计较目前也。”云南军政府颁发的援川勋章（正面）云南军政府颁发的援川勋章（反面）四川绅商学各界闻讯，即急电蔡锷挽留滇军曰：“四川改革以来毫无次序，各州县纷纷独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渝军政府命令不行，盗贼四起，全川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新编军队大半乌合，非匪即盗，较之贵州尤危。且因滇军援川，借客军之力，稍资镇慑。滇军现须回滇，四民呼号挽吁”，请求蔡锷“迅电滇军行营，饬其留川整理，俾川民稍得休息”。尽管四川绅民挽留，但蔡锷仍以任务已经完成，坚持命令援川滇军撤回。嗣后，援川滇军按照蔡锷的命令起程返滇，5月5日，援川两梯团会合于嵩明县杨林驿，次日，同时抵昆明城。综上所述，蔡锷派滇军援川宗旨是正确的，客观上促进了四川的革命，有利于四川的稳定，但由于川方的疑虑和误解，加之滇军在平乱过程中也误伤了一些革命同志，致使川、滇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对此，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周钟岳曾有中肯的评价：“是役也，滇军援蜀，本属仗义兴师，而蜀人误会生疑，滇军在蜀，亦间有未能严束部下者，以致两军抵触，大损邻谊，甚可惜也。”后来接任川督的胡景伊也曾于3月11日致电蔡锷，对滇军“援川义举，实深感谢”。由此可见，民国初年蔡锷派滇军援川之举不是要控制或侵略四川，而是为了支援四川革命，以维护西南乃至全国的稳定。对此，应当充分加以肯定。（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六章“支援邻省\"）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