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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译者手记丨翻译有关奥斯维辛的书并非易事

长河网 • 2019-01-23 10:24:45 • 文化 • 阅读 2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是我翻译的第二本书，也是我在人生的非常时期投入精力时间和情感相当多的一本书。译稿跟着我辗转德国哥廷根、南京、台北、北京、成都甚至是医院病房，七易其稿，才最终面世。 2018年9月初我才拿到样书，此
原标题：译者手记丨翻译有关奥斯维辛的书并非易事《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是我翻译的第二本书，也是我在人生的非常时期投入精力时间和情感相当多的一本书。译稿跟着我辗转德国哥廷根、南京、台北、北京、成都甚至是医院病房，七易其稿，才最终面世。2018年9月初我才拿到样书，此时距离此书正式出版已过去了两月有余，看到书封面上三组照片，以及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略感自豪。兴奋之余，这几天都在胡乱地、故意不按章节地翻看，译书时的点滴往事渐渐忆起。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我不过是从朋友那边听到了有这么一本书在寻找译者，就赶紧毛遂自荐取得了书稿。青少年时期看过的三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逃离索比堡》《钢琴家》和美剧《兄弟连》是一直留存在记忆中的关于二战期间犹太人悲惨遭遇的影像，长久以来挥之不去。而我长年在德国留学、工作、生活的经历又让我多次面对或者逃避这个德国人尚且禁忌不表的母题，我坚决地接下此书的翻译工作，为的是更近一步接触历史，接近真相，求个明白。《辛德勒的名单》剧照作者恩格尔曼的语言简单平实，讲述的方式极为直白，就像一本完全不加修饰的日记，将一件件事、数个重要的日子娓娓道来。此书主要是主要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因此我能理解作者使用语言的方式，如此这般白描“人间炼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这些貌似极为平淡朴实的德语，读起来却更让人有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之感。正如书中导言所说的，“谈论奥斯维辛并非易事”，翻译有关奥斯维辛的书也并非易事。首先是语言方面。和我上一本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译作不同，这次原书的德语相对简单易懂很多。可越是简单，翻译起来就越需要字斟句酌，唯恐译得流水账一般，读者三五句便不想再看。又怕译得过于意译，偏离原著冷静克制及平实的风格。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SS”，即德语的Schutzstaffel，到底是译为“党卫军”还是“党卫队”就让我翻遍了资料，看遍了国内最知名的几个军事论坛。我搜罗并一一阅读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迫害犹太人和集中营题材的书，例如，莱维的《这就是奥斯维辛》《这是不是个人》《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劳伦斯里斯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温迪霍尔登的《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还有同样题材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幸存的回忆》和《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这些书对“SS”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译名，多数译为党卫军。“SS”flag在继续埋头钻研、苦翻资料后，最终我还是决定不随大流，把“SS”译为党卫队。“SS”并不是德国的正规军队（德国国防军），在初期更像是一个兼有保镖性质的宣传小分队。之后希特勒命令党卫队从难以控制的冲锋队中独立出来。“冲锋队指挥官无权向党卫队下达命令”，他还规定了党卫队的任务是“主要在党内行使警察的职责”。在党卫队头目希姆莱的把持下，党卫队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机器中，包括警察和军队。党卫队可以逮捕任何被怀疑是“国家敌人”的人，不经审判就将其投入“保护性拘留营”即集中营中。集中营的管理和发展全部操纵在党卫队手中。而在二战中真正参与作战的，令欧洲颤抖的希特勒的精锐“御林军”，是经由德国国防军认可下筹组训练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SSVT），几年后希姆莱将这支军队命名为武装党卫队（Waffen-SS）。国内普遍的译名党卫军多半是因为将“SS”误认为武装党卫队了。在芬兰的Waffen-SS士兵，图片来自Wikipedia另外，相同题材书中出现的同样的词，比如“营区”“技能犯/职能犯”\"卡波”等，也都在斟酌之后再决定是否使用同样的译名，以便和已有的普遍译法保持一致。但是之于我，尊重历史和准确性是第一位的，一致性其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对集中营及迫害犹太人这段黑暗历史，国人及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并没有读者想象的那么多，至少市面上可供参考的此类题材的书没有研究二战战争史的书那么多。作为译者，我对这段黑暗历史做了相对多的功课，深感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之恶乃至集体无意识之恶的理性思考，应当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如布拉塞所愿：“集中营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其次，“当你久望深渊，深渊也会回望你”，尼采的名言在我译书的过程中一语成谶。翻译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题材的书其实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我要面对大量投射自身的情感、极度的憎恶纳粹之恶、对集中营犯人的同情，同时又要在强烈感情下保持翻译的公正态度，选择冷静克制的用词。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家人几乎每天都关心我翻译的进度，我每天告诉他们的基本都是同样的话：“今天又死了五个”或是“今天又是谁谁死了”。死、殴打、虐待、折磨、屠杀，这些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而我还要为了不重复用词而对这些词进行微调，比如打有殴打、暴揍、虐打之分，死有打死、射杀、毒死、折磨致死之分。翻译时，由于某些场面和过程的描写非常直白，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有几次自己都觉得书中描述太过残忍，要离开工作喘口气换换脑子。我甚至做过噩梦，梦见自己和纳粹党魁希姆莱一起巡视集中营，那些瘦骨嶙峋的犯人一起往我腿上扑，每个人都是黑洞洞的眼睛，像地狱里的鬼魂，可怕极了。书中第十一章最后一段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布拉塞）曾向鲁斯基求情的事一直纠缠着他。……他大汗淋漓地从噩梦中醒来。”未曾想过译者也会和书中主人公有一样的体验，这种体验在我之前的翻译工作过程中从未出现。而这种体验恰恰对译者来说又是另一层挑战：对待手头的翻译工作，是感同身受工作的效果好，还是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保持克制冷眼旁观的翻译工作效果好呢？作为译者，如何把握这个其中的平衡度呢？这是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直到交稿也并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也许答案在我的译文中，留给读者们体会吧。最后，请容许我用一小段篇幅来讲述这本书翻译过程中的私人感受。我在开头提到过这本书是在我人生的非常时期翻译的。我多次把书稿和我时不时翻阅的参考书目带到病房，和我的第一位读者也是第一位校对者——我的父亲进行探讨。那时他已经接近人生的最后阶段，身体不好但头脑极度清醒。他不懂德语看不懂原书，只能对我的译稿提出意见。但他和莱维一样，是个冷静客观的化学家，对于译稿中文字的客观度和准确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文中几处译者注，都是在他的要求下加进去的。我不仅要面对书中一再出现的死亡，也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至亲之人的死亡，也许正因为此，我才对死亡、恐惧、绝望这些本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人的话题，有更深层的了解，更有切肤之痛。父亲一字一句地看完了我的第三稿，稿纸上满满都是他用铅笔写下的修改意见，对于我没有表述清楚之处他全部打了大大的问号，有这么认真的读者和校对者，我丝毫不敢懈怠，最后又校对四遍，把第七次改好的稿子交到编辑手中。书出版了，父亲人却已不在。作者可以在书上写上谨以此书献给谁，译者却不能。那请允许我在译者手记的最后一句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简介：《奥斯维辛的摄影师》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在纳粹集中营的真实经历。威廉·布拉塞，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试验”。透过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犹太儿童、用于“人种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犹太少女、用于“医学试验”的双胞胎……是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而他能做的太少。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布拉塞却再也无法端起照相机，因为那些恐惧的面孔总出现在取景器中，挥之不去。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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