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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讲座｜荡子与贤人：霭理士与知堂先生

长河网 • 2019-01-23 11:49:20 • 文化 • 阅读 9
霭理士是维多利亚晚期的博物学家和性学先驱。西方评论界认为，霭理士在“性的现代化”上做出的贡献，可以等同于马克思·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周作人在各类文章中不时提及霭理士，并将霭理士称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原标题：讲座｜荡子与贤人：霭理士与知堂先生霭理士是维多利亚晚期的博物学家和性学先驱。西方评论界认为，霭理士在“性的现代化”上做出的贡献，可以等同于马克思·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周作人在各类文章中不时提及霭理士，并将霭理士称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启蒙之书”。在周作人的思想参照系中，霭理士是最明亮的一颗星辰。1916年，周作人第一次在文章中译介并引用霭理士，后来他这样形容自己对霭理士的感情：“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周作人与霭理士，仿佛一对精神上的双生子，是“荡子与贤人”的矛盾体。在霭理士的映照下，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得以浮出水面——他究竟是离经叛道者，还是书斋活古人？究竟是人类文明的革命者，还是与世隔绝的归隐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是霭理士和周作人两个人传记和思想的相互发明与相互映照。作者戴潍娜把霭理士当作思想本源，把周作人当作典型案例，尝试聆听历史的心理真实、发掘出传统的先锋性。本书试图融合极端的美与极端的思考，是一部华丽而晦暗、沉溺乃至消沉的美学文本，填补了周作人研究中的空白。如本书的《序曲》所言，“作为文化符号的周作人，在与霭理士的重叠、共存与补充中，得到激活与重生”。近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江晓原，同《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作者戴潍娜一起做客钟书阁，就彼此对本书的阅读体会和相关话题展开座谈。重寻霭理士：打捞一条传统的暗线据戴潍娜介绍，《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是根据她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而她最初对霭理士和周作人的关系感到好奇，是源于周作人文章中对霭理士频繁地援引。纵观其一生，周作人在霭理士“生活的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异端”和“先锋”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审美和文化的信徒。他继而又影响了门下苦雨斋四大弟子：俞平伯、废名、江绍原、沈启无，更影响了民国时期大批非左翼知识分子。霭理士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对民国诸学者的影响力与他日渐沉默的命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对此，戴潍娜既感到惋惜，又从中发现了进一步研究和挖掘的价值与可能。她不无遗憾地向听众介绍，霭理士的学问过于庞杂，很多都是灵感的随机流淌，缺乏可供后人摸索攀扒的框架，至今也没有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那样的学派围绕着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生长起来。此外，因为宣扬优生学，霭理士后来的命运跟纳粹联系在了一起；随着优生学被逐出学术殿堂，他也成为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鉴于此，戴潍娜坦言，她当初做博士论文的初衷，便是不甘心一段如此丰富甚至“性感”的历史沉入故纸堆，借此，她也希望打捞一条传统的暗线。对于霭理士，她直率地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他的人格、思想和命运的迷人之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人类学意义上，都属于濒危物种。即便是出于对濒危物种的激赏和保护，他的思想和著作也值得我们今天付之以最热烈同时最纤细的神经加以对待。”对此，江晓原回忆到，1987年潘光旦译注的《性心理学》出版，随后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在1990年前后开始筹备中国性学会。他感慨地说，在1990时代初，中国曾经有过霭理士的热潮；在中国性学会中，霭理士也被人熟知。只是在之后，有关霭理士的讨论又显得默默无闻了。“荡子与贤人”：霭理士给民国输入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类型在江晓原的追问下，戴潍娜将话题转向了分享会“荡子与贤人”这一题目的缘起。据她介绍，这句话要追溯到法国一位名叫瓦妥云的画家，他的原话是“荡子精神，贤人行径”，意在描述一种思想观念极其开明，但是行为又贤达不逾矩的状态。戴潍娜认为，我们今天重新将目光投向霭理士，不仅要重启他耗尽一生精力完成的七卷本巨著《性心理学》的现代性，也不仅仅是阐释他跟二十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霭理士给民国输入了一种现代的高贵人格，一种来自维多利亚晚期博物学家的知识分子人格。这种人格脱胎于西方古典，里面却彰显着现代性。戴潍娜进一步向读者解释，为何霭理士对周作人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如同荆轲所代表的义士、阮籍代表的任诞仅仅像流星划过历史的长空一般，像霭理士这样的博物学家也日渐成为濒危物种。类似的，周作人也是一个杂家，他曾在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十八样兵器”：除了人们熟知的希腊神话、欧洲文学等主流学科之外，也包括医学史与妖术史、写真集和浮世绘、川柳、落语、滑稽本、俗曲、童谣、玩具图、佛经与戒律等鲜为人知的“旁门”与“异端”。周作人曾经说“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戴潍娜对此解释说，思想得像浪子一般多情，知识才不至于把人逼得越来越狭窄。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是有荡子精神的贤人，不仅有“贤达”的“贤”，还有“闲适”的“闲”。头脑里因为有一个巨大的战场，可以装下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所谓的“荡子精神”，它是一个情爱式的比喻。对此，江晓原发问：如果我们纵观霭理士和周作人的生平，他们是否担得起“荡子精神，贤人行径”这句话？戴潍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这样评价两位在不同的时空中的的“荡子与贤人”：“霭理士和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很高贵，很渊博，与此同时他们的行为做派又都是经得起打量的，有冲淡和隐士的一面。他们身上突出呈现了个人的悲剧与时代的悲剧。”对于争议较大的霭理士的婚姻，戴潍娜解释说，霭理士的婚姻有浓重的实验意味，较一般人更为复杂。从一开始他们两人就刻意摒除了激情，双方相信共同的理念比激情死得更慢。据戴潍娜介绍，霭理士曾对近现代的婚姻制度提出过强烈的批判，批评其只重条件般配而不重精神交流。他认为在真正“理想的”婚姻里，不止是性爱的和谐，而是一个多方面的与年俱进的感情调协，是趣味的结合和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事实上，他自己将这种建立在信托与相互效忠基础上的婚姻发挥到了极致。在《性心理学》这部著作中，霭理士分析了人类的种种性行为背后隐藏的心理根源，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常态性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甚至罗列了每一种性变态的形式，逐一分析由来与合理性。霭理士曾经写道：“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对此，江晓原从中国古典性学出发谈了谈中西性学的差异。据他介绍，在比较成熟文明的民族之间，对性的观点差异都是会非常大的。他说：“霭理士讲的性心理，和我们中国人的性心理，从整体上来看当然有所差别。而潘光旦的译本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他为《性心理学》做了大量的译注，从而补充了很多中国的例子。”江晓原进一步向读者说明，对于霭理士区分的各种变态心理，有些潘光旦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中找到类似的例证，有些则不能。从现代性学角度来看，比如在性心理疾患的治疗上，基本上都假定了人类有某种通则。只有牵扯到文化时，异同才会反映出来。“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矛盾的性格因素与命运轨迹在对霭理士的讨论告一段落之时，三位嘉宾将话锋转向了周作人。据戴潍娜回忆，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到西方评论界对霭理士的两条评价：“南非女作家奥利文曾说蔼理斯是在基督与山魈中间的一个交叉，戈耳特堡更确切的说，在他里边是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科学与艺术，基督与山魈，叛徒与隐士，这些是霭理士给周作人带来的巨大震动。戴潍娜坦言，这些矛盾的关键词最终都集中在了周作人自己身上。周作人说自己头脑里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一方面，周作人脱不开士大夫之气；另一方面，他在思想上对于八股、左翼、民族甚至大众，始终有所冒犯。戴潍娜说：“周作人所做的事并不是文学革命——革命是不讲道理的，他革了半天命，还坐在书斋里摆事实讲道理。”江晓原追问：受到霭理士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只周作人一个，为什么选择他作为例子来讲述？戴潍娜回应说，舒芜把周作人称作“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是一代知识分子悲伤剧幕里悲剧的典型。作为现代中国一个无法愈合的创伤性事件，周作人的变节，同时是现代文化自身分裂出的一种结果和一个危险回应。在一代知识分子集体悲剧性命运的幕布之下，周作人撕开了历史的伤口。某种意义上，周作人就是中国的霭理士。戴潍娜进一步向听众介绍，其实周作人一生都在试图挖掘出传统中异端的一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选择霭理士而非弗洛伊德。周作人倾慕的人，比如王充、李贽、俞正燮等，都不在正统里，而是很偏门很奇特的一派，事实上周作人接受了古典思想中最具有现代意识和先锋意识的一面。陈子善借此引出了中国对西方文化资源的接受与交流的问题。他这样向读者发问：周作人跟霭理士没有直接的交流，鲁迅也是如此，多数时候在翻译时跟作者并没有联系；那么，对西方文化资源接受形式的不同，是否会对文化交流产生什么微妙的影响？周作人跟霭理士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外国学者进入中国的一个案例，这是这本书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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