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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兰雅 传教士高晞||清末民初传教士西医知识中文传播的探索与局限

长河网 • 2019-01-22 21:28:37 • 文化 • 阅读 9
《博医会报》是一份英文医学刊物，1887年创刊于上海，早期是在华医学传教士学术团体博医会的会刊，集医学传教、医院报告与世界医学发展报道于一体。1907年《博医会报》转型为纯学术期刊，成为在华传播西医科学、发布临床医学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媒体，堪
原标题：高晞||清末民初传教士西医知识中文传播的探索与局限《博医会报》是一份英文医学刊物，1887年创刊于上海，早期是在华医学传教士学术团体博医会的会刊，集医学传教、医院报告与世界医学发展报道于一体。1907年《博医会报》转型为纯学术期刊，成为在华传播西医科学、发布临床医学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媒体，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科学学术期刊。1932年博医会与华人西医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合并，《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会会刊《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合并，更名为TheChineseMedicalJournal，延续至今，是国内唯一横跨两个世纪、在海内外发行的英文科学刊物。蕴藏着数百万字早期档案式的学会纪要、遍布全国的教会医院报告和最新临床医学论文的《博医会报》，是中国近现代史和医学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这份由外籍医生主导的西方科学期刊，曾经有过一个远大计划——编辑出版一份中文的医学刊物，采用浅文理的汉语表述，开拓西医中文化传播的新途径，构建西医科学知识传播与交流的新范式。它一度成为博医会工作的重点，历任博医会主席几乎都参与其间。然而，此项计划最终成为一桩遗憾的未竟之业。缘起用中文向中国人传播西医科学知识，应始于中文媒体初创之时。1815年米怜和马礼逊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涉及简单的医学知识，之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都刊载了类似的医学知识。1868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教会新报》，其中所刊医学知识已较前几份杂志专业而详细。1872年丁韪良在北京办《中西闻见录》，刊发大量的医学专业文章。第一份中文医学期刊是《西医新报》，1880年由广州博济医局发行，主编嘉约翰被视为医学中文杂志的先驱。但因可供翻译的文献匮乏、具体执行者工作不力，《西医新报》仅维持了两年即告停刊。1886年在华医学传教士蕴酿设立行业共同体——博医会，上海同仁医院英国医生文恒理以“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为中国人服务”为理由，设计了一份中文医学杂志作为会刊。然而，1887年博医会成立时还是决定办一份英文杂志而非计划中的中文刊物。是年3月英文版《博医会报》在上海出版时，还是考虑到了中国读者和作者，预想每期“附列中文医论一则或二则，以备参考”，也希望“中国有学西医之士，相与有成。无论内外各科，务抉精义著为宏文，以光简册”。《博医会报》第1期上确有两篇中文文章，一篇是颜永京翻译的《中国行医传教会启》，另一篇是吴虹玉撰写的《医道可辅传道说》，两篇均非医学文章。之后在《博医会报》长达45年的历程中，再未刊登过中文文章。翌年，福州医学传教士惠亨通倡议博医会出版中文季刊，形式与内容可仿《西医新报》，并建议由文恒理负责编辑。文恒理附议。不过，文恒理委拒编辑一职，将皮球踢回惠亨通。惠亨通和文恒理是博医会中中文比较出色的医生，若他们都无法胜任此职，中文版的《博医会报》一时不可能办成。借体《格致汇编》1889年，美国传教士傅兰雅向博医会发出邀请，希望博医会会员能为其主编的中文刊物《格致汇编》提供医学文章。《格致汇编》是晚清第一份以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的中文期刊，它为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亦被传教士视为近代中文科技报刊的典范，增添了他们对用中文传授科学的信心。博医会将傅兰雅的邀请视为重要契机，认为在自己的中文刊物出版之前，不妨借体《格致汇编》，权作博医会的中文医刊。1890年在博医会大会上，嘉约翰和惠亨通联名提议，鼓励会员向其投稿。1891年，文恒理卸任博医会主席，在其告别辞中还再三提到与《格致汇编》的合作，希望博医会成员支持傅兰雅。《格致汇编》最后一次复刊只存在三年，共计出版12卷，期间博医会成员发表的文章计有12篇。《格致汇编》不仅为其提供了一个中文操练的平台，同时创造了博医会与其他传教士就医学术语交流的可能。借助一个受众群体和影响力远大于《博医会报》的中文媒体，博医会成员表达出他们试图掌控西医知识中文传播话语权的渴望。借体《格致汇编》，博医会是想培养一批能用中文传播西医知识的作者，出现在《格致汇编》上的中国作者让其看到了希望。在博医会前后两任主席的努力推动下，两刊合作互动，扩大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影响。《博医会报》关于《格致汇编》的报道共计6次。最后一次是报道傅兰雅赴美参加世博会。徘徊在计划与操作的边缘1896年一封汕头医生的来信再次将《博医会报》中文刊创办事宜提到日程上。信中谈到全国已有众多教会医院培养华人医学生，他很担心中国毕业生的“知识会生锈”。写信者高似兰医生1883年来华，1890年被选为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制定西医中文化的学术标准与规范。中文医刊的设计宗旨再次回归到以读者为核心的层面。这是博医会由医学传教向医学科学传播转向的另一种表述，这种转向意味着知识传播的专业化、中文化和现代化。高似兰的倡议获得已晋升为博医会主席的惠亨通的认同。然而，之后长达10年，博医会的例次会议记录都未曾提及此事。1907年聂会东向博医会“推荐启动出版标准中文教科书系列，同时运行一本可操作的中文医刊”，中文医刊再次回到博医会成员的视野中。但事情并未如想像的那样顺利。1910年博医会全国大会召开，全体成员讨论同意创建一份中文医刊，预计翌年出版。主席师图尔对此信心十足。1911年5月3日，师图尔因健康原因休假，“中文期刊无限期推迟”。本文作者高晞1912年5月，博医会秘书长笪达文宣布，中文医学期刊很快就在广州和北京出版。1913年1月博医会举行年议，主席高似兰建议中文医刊在中心地区出版。中文医刊似乎进入操作阶段，然而高似兰面临了师图尔同样的窘境，没有作者供稿。《博医会报》刊发的关于中文版的最后消息是在1915年4月，博医会主席梅滕应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对济南、北京、汉口和南京地区的医院和学校进行考察，之后就杳无音讯。博医会上层一再承诺中文刊物即将面世，其实是博医会成员渴望中文杂志出版的急切心态的映现，然而中文医刊终未能来到汉语世界。错失在历史的拐点无论对博医会还是中国的中文医刊市场，1907年都是个分界岭。该年博医会大会做出两项重大决定：第一，《博医会报》更名为TheChineseMedicalJournal；第二，确定中文会名和刊名。1907年博医会执委会决定将机构学术化和本土化、传播汉语化，决心和动作都不算小。然而博医会出版委员会最终未能在1907年前后推出《博医会报》中文版。反观中国社会，1907年，中国医药学学会在日本成立，《医药学报》在日本出版。是年，还有其他两种中文医学刊物，均系留日学生主办。1910年丁福保创办《中西医学报》，中文医学进入丁福保和留日学生转译日文医书的时代。此时，博医会曾经的优势正在丧失，而由中医界主办的中医和中西医学杂志则异军突起。面对群雄纷争的学术期刊市场，曾经独大的博医会反而缺乏竞争力，未能及时推出其蕴酿已久的中文医刊。博医会耗费近20年的时间，统一医学译文，规整医学术语。然而，留日学生大举进入，借取日语译文转译为汉文术语，侵犯到博医会在此领域刚确立的权威性。1910年博医会大会就出版中文医刊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但最后决定，“它只能在所有重要的教科书出版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启动”。于是，讨论中文医刊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其与教学和学校的关系，思考西医中文化的知识传播和学科建构的问题。其根本在于，是否将西医知识完整地教授给中国学生，在博医会始终存在着分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培养合格的医生，应该用中文还是西文。1915年博医会主席梅滕考察了济南、北京、汉口和南京地区医院和学校的教学语言问题，他的结论是不要反对中文教育。但多数教会医校和医学传教士坚持西文教学，以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和中文术语不能准确解释科学内涵和医学技术为借口，回避医学传播的中文化。博医会上层的想法并没有获得博医会全体成员的认同，这是无法忽略的事实。1915年后，博医会将重心放在英文版的《博医会报》，确保其在西语期刊中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基本放弃了自办中文刊的打算。梦想终结者：《中华医学杂志》部分坚持中文传播的医学传教士以另一种方式尝试运作中文医刊。博医会地方分会成员创办地方性的中文医学刊物，1907年东莞的权约翰医生编辑发行《西医知新报》，1912年5月《中华医报》在广州面世。1921年《齐鲁医刊》在济南创刊，编辑与撰稿者大部分都是博医会会员，《博医会报》会定期刊登《齐鲁医刊》的内容，并明确其读者对象是中国医生和医学生。1912年，《博医会报》上出现一位华人作者——颜福庆，他与首期的两位华人作者有着特殊的关联，吴虹玉是其舅舅，颜永京是其伯父，颜福庆是《博医会报》第三位华人作者。1914年另外一位华人作者伍连德在《博医会报》亮相。1911年因在东北领导各国医生抗击鼠疫并获得成功，伍连德声名鹊起。1915年2月，颜福庆和伍连德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参照博医会的模式，中华医学会创办中英双语刊物《中华医学杂志》，使不懂英文和中文的中国医生都能获取所需信息与知识，从而迅速在中国医学界确立其学术权威地位，掌握话语权。1932年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宣布合并。《中华医学杂志》拆分为中英文双刊，《博医会报》并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32年1月，与博医会相关的两份医学刊物都被《中华医学杂志》纳入囊中，中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内页保留《齐鲁医刊》并延续原期刊的卷数。《博医会报》最初想借吴虹玉和颜永京的力量，开启医学传教士用中文传播医学知识的梦想之门；之后吸纳他们的后辈颜福庆为第一位华人会员，改良博医会的纯西方血统。他们决未料到，颜福庆和他的中国同道们会是《博医会报》的终结者，并使《博医会报》的中文版成为永远停留在档案中的未竟事业。《博医会报》中文版，由诸多著名医学传教士提议和设计，并获得数任博医会主席的支持，经历精心而漫长的筹划和反复论证过程，但最终未破茧成蝶。编辑、稿源和翻译人才的匮乏甚至资金拮据固然是解释的理由，当时大部分期刊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倘若由科学期刊史角度探讨此问题，会发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且合乎逻辑的。科学期刊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其目的是互递新思想、新发现与新发明。英文版《博医会报》编辑主旨、发表的论文以及期刊格式向华人医生示范了什么是科学标准和原创思想，在中国近代医学科学知识建构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由中文版计划和定位的历史演变考察，其功能始终只有一个——介绍新知识，虽然其内容由科普向专业知识演进，读者对象也相应地由普通大众转向华人医学生。西方医生对科学传播中文化的认知局限或保留意识，让中文医刊永远处在待机状态。科学期刊所承载的科学创新和新智交流的功能，只有接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才有可能理解。由华人科学家主导的中英双语科学刊物的出版，意味着科学知识传播的语系全面转型，中国医学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进入中文化时代。THEEND本文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18年第2期；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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