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做人坦诚做事在爱情中做到真诚,远比在政治中保持坦诚要难得多

“在爱情中做到真诚,远比在政治中保持坦诚要难得多” 伊凡·克里玛 / 在克里玛的作品,情欲和死亡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主题。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
原标题:在爱情中做到真诚,远比在政治中保持坦诚要难得多“在爱情中做到真诚,远比在政治中保持坦诚要难得多”伊凡·克里玛/在克里玛的作品,情欲和死亡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主题。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而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它们俩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高兴(《一日情人》中译者)、电影《一日情人》剧照许多评论者都曾对伊凡·克里玛作品中异常克制、简略的政治描绘表达过不解与惊奇。作为一个童年在集中营中度过并且亲眼目睹了二战对故土的无情摧毁的人,克里玛并没有在其作品中着太多笔墨于战争与屠杀,相反,他继承卡夫卡的志愿和事业,力图描绘并以此保卫最为珍贵神圣的精神领域——人性。他无意关注政治更迭,而是力所能及地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坚持文学应有的功能——对社会政治等外在环境在人的心灵所引起的震荡作出回应。克里玛坚信,写作是为了真诚地活着,是为了反抗政治企图让人相信谎言和幻象的最有力也最为深刻的方式。伊凡·克里玛常常在其作品中谈及“爱情”、“不忠”与“和解”。在他看来,这些情景不仅出现在他和他妻子的相处之中,也同样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境况,而这些主题所指涉的“情感”范畴也是少数几个未被政治侵蚀的界域。Imponderable|Ulay/MarinaAbramović,1977。MarinaAbramović和Ulay二人在博物馆入口处相视而立,而参观者必须通过他们身体之间的逼仄空间才能进入博物馆。爱情[捷克]伊凡·克里玛空了一半的有轨电车格格轧过印瓦里诺夫娜。拖车忽左忽右地摇来晃去,窗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他感觉有轨电车比平时开得还要慢,他不耐烦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这自然没什么用处,他不知该怎么办,才能让时间快点过去。那么他至少可以打量一下左边广阔的区域,琢磨着这里可以建上多少幢房子。可千万别造什么宫殿,只消普通的公寓楼就好了,可以在窗户底下,大而宽敞的窗户底下用餐。当然,他更喜欢建成柯布西耶[1]或尼迈耶[2]的风格,既然在巴西行得通,为什么在我们这儿就不行呢?不过他清楚,这大概是不成的,他们会说,这样不够经济,不合传统,不符合我们优良的古老传统,倒莫不如建个一般寻常的公寓楼呢,宽敞的窗户,彩色阳台,两根细长的柱子撑起回廊,下头是店铺。这要比爷爷辈们盖的好多了。他还得等待,因为离学业结束还有两年,而且在那之后他还要等上一阵子,这段时间他不得不跟安查没完没了地在狭窄的巷子里闲逛,轧过马路和长椅,只要他们还想单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的话。说实话,往后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建的这些房子,反正是不会归他们的。安查想当然地以为,至少会剩下唯一个房间是留给他们的,她太信赖他了,但这件事情也许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她真可爱,他想。谈论他们被命名的名字TheSiren|PaulDelvaux1949她比他要小,刚进人第二学年,不过她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因而他可以为她解释一切事情,她需要了解的事情,但大多时候他不对她解释任何事,他们一块儿谈论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或者谈论爱情,谈论他们被命名的名字,他们游览过的国家,抑或只是一言不发,在大街上闲逛。眼下他们极其盼望能一起待在什么没有其他人看得到的地方。有时他们会有点儿气恼地分手,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等不及要跟对方和好,因为这毕竟怪不得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头顶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屋顶,那就是星空。昨天她在系里给他留了张字条,说父母坐四点钟的火车走,这个时间底下画了两道线,而现在已经差一刻五点了,有轨电车还在拖拖拉拉。后来他总算看见了熟悉的车站,车还在运行中他就跳了下去,踉跄了几步,然后开始跑起来。这儿的房屋完全是摇摇欲坠的危楼,总是让他有些紧张。此刻他根本没有去注意它们。她给他开了门。她小小一个,比他矮一个头,圆圆的脸盘,嘴唇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他想吻她一下,可她急急地把他从门边推开。这时候里面的声音朝他压了过来。“我哥哥和他妻子来了。”她解释说。他埋怨地看了她一眼,无法将失望塞回身体里去。“不许你生气。”她说。她拿起旧款的阿尔斯特宽大衣,随后他们一起走进板楼林立,让人战战兢兢的小巷,这些居民楼离老旧得风化成飞灰已经不远了。LandscapewithLanterns|PaulDelvaux1958落着蒙蒙细雨,空气里弥漫着十一月的雾霭,根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脚下的石板路又冷又滑。她不住轻声细语着,努力去聊一些遥不可及,无关痛痒的话。她差不多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他还是不去理睬她。他们走到了车站,有轨电车从远处叮叮当当地驶过来。“那我下次再来吧。”他说。他语气中的不快令他自己也难以置信。“咱们去个地方吧。”她轻声建议。“去哪儿?”“外边什么地方。”她垂下眼睛,看向一边。他想顶几句回去,说他可以索性回家,而她也可以索性回家去找她自己的哥哥,可是车长已经在等他们了。于是他们一道坐上有轨电车,沉默着。之后他们在车站下车,她一个人去买票。火车在十分钟后发车。她想,她所做的事情让他已再也不重视她了,他也不再喜欢她了。她不敢去看他,于是她看向过道里黑乎乎的地板,看向车厢一侧被踩瘪的啤酒罐,一小块黄色的橘子皮。“我熟悉那里,”她对着那块橘子皮说道,“林荫路从车站延伸出来,接着肯定会经过铁桥。”但是他仅仅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TraininEvening|Paul-Delvaux1957火车猝然一动,在他们下面开始溢出光来,大量的光,车顶上方,远处旋转着霓虹灯,红色的球体闪一闪,街灯织成一串圣诞项链。他瞥见近处窗户里的人们,他们心满意足地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他恍然大悟,人们并不只是坐在这些附近的窗户里,而是在每一盏微不足道的小灯下举办婚宴。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嫉妒,只是因它的规模和数量感到头晕目眩。他想,其实他们这些人完全自顾自地坐在如此多的灯光中央,他想对她说:我们在一起,真好。又或者:要是我现在不得不一个人走在我们的街上,我会难过死的。但是他仅仅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窗户后边擦过几个亮点,火车快速驶入黑色的区域,停靠下来,又再开走,人们在他们周围来来去去,他觉得,他哪儿也不会去,他将永远站在这个黑乎乎的过道里,牵着她的手。后来火车在他们的车站停下,他们沿着古老的林荫路前行,接着穿过铁桥。道路散发着湿气和腐烂叶子的气味,然而他很少去注意她。稍后他才再次意识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把她搂向自己,说道:“我爱你!”她在黑暗里微微一笑,他们接着走,在树木之间有一点眩晕,直至远处开始闪现凄凉的灯光,他们走得飞快,有点害怕即将到来的那一刻。SmallTrainStationAtNight|PaulDelvaux1959旅店入口处的乌鸦掉了漆,他们迟疑地看了它一眼,然后走了进去。门房坐在自己的隔间里,正在睡觉,脑袋搁在台面上,他身畔突立着十五颗空空如也的U形钉。他们看向与楼梯融为一体的狭长地毯,心想,头顶上有片屋檐,靠近彼此,手掌,嘴唇和身体碰触着,毕竟还是舒适些。“我们再到对面试试吧。”她说。随后他们又沿着铁桥和古老的林荫路折转回去。雾霭使人透不过气来。他们停在高高的栗树下。这会儿相当黑了。她盼望他能够亲吻她。她的嘴唇很热,她因饥肠辘辘而发着抖。在车站,在候车室里,一个吉卜赛女人响亮地打着呼噜。但是外边的月台上,乏人问津的深色长凳湿漉漉的,他们坐在上面。从后面的轨道上,货车车厢缓缓移近。机车拉响汽笛,车轮声响彻铁轨。红色灯光在大雾中闪耀。“你爱我吗?”她轻声问。“爱。”他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幸福吗?”身着蓝色衣服的铁路工人拎着号志灯,从小屋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他把灯照向他们。“你们在等去比尔森的车吧,”他猜测着说道,“那趟车一个钟头前就已经开走了。”他俩不情愿地转着眼珠儿。“不是,”他回答说,“我们只是没有地方睡觉”。刹那间,两个人心里都浮起了荒唐的希望。“哦,”蓝衣男人嘟哝着,“住宿问题很麻烦哪。”他从口袋里掏出银怀表。“下回你们坐四点一刻的车来。”他拖着脚走去储藏室。他想起曾几何时,自己也这么在长凳上凑合过。他们可以一起待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中间,待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央,真是奇怪。TheViaduct|PaulDelvaux1963“你说啊,你至少感到一点点幸福吧?”她问。他们就这样孤零零地待在空荡荡的车站里。他们还从未如此渴望过彼此。他想要对她说,他爱她,今夜我们在哪儿度过根本无所谓,他想要对她说,他们可以一起待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中间,待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央,真是奇怪。他们互相依偎着。“我非常幸福。”“我也是。”她说。铁路工人蹑手蹑脚地从储藏室出来。不过他们没有看见他。他小心翼翼地熄了号志灯,悄悄绕过他们,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杜常婧译)[1]:勒·柯布西耶(1887-1965),法国建筑师,作家,画家,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2]:奥斯卡·尼迈耶(1907-2012),巴西建筑师,现代建筑的核心人物之一。#《爱情》一文选自《一日情人》,[捷克]伊凡·克里玛著,高兴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4月。TheJoyofLife|PaulDelvaux1937以写作抗衡死亡(节选)——译自《布拉格时报ThePraguePost》对伊凡·克里玛的一次采访TPP:在1989年之后,您从公共视野中淡出,为什么?IK:我唯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写作。其他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困扰。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变化是共产主义退出政治舞台,而我也年近花甲,已经没有任何参与政治事务的精力和动因——对我来说,那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对于当时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不能说我是否赞成或反对、开心或不开心。我只能说,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在1990年,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收录为《在美四十年》一书。它们大多数是一些关于过去如何影响捷克民主化进程的批判性文论…...而事实证明,我在文中所作出的预测以及对政治现状的分析都是准确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为1989年的政治变动而感到失望或挫败。在我看来,我的预测和分析的准确性恰恰说明我们现在的境况并没有与那些老牌民主国家有多大不同,那些在意大利和希腊屡见不鲜的政治腐败在我们这儿也依旧存在——甚至,我们这儿可能更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这些民主国家都有同样的病根:所谓“民主”已经被消耗殆尽了,不再起任何实质作用了。这将会在未来导致非常多的问题。TPP:您觉得,在1989年后,捷克作家的角色和任务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IK:在1989年,读者觉得我们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探讨和解决政治问题,并在政治舞台上起到积极而关键的作用,但我觉得那并不是作家的角色和任务。作家应该写作,而不是参与政治事务。就政治而言,作家还太过单纯和青涩,缺乏经验。所以我很开心在1989年之后没有人要求作家顶替政治家的位置了。RelationinSpace|Ulay/MarinaAbramović1976.图片截自其58分钟摄影作品。MarinaAbramović和Ulay在这58分钟内全身赤裸,不断与彼此擦身而过,身体不自觉产生触碰,直至最终的碰撞与亲吻。通过这种极端重复的方式,两位艺术家似乎在探讨身体之间无叙交流的可能性。TPP:在您1991年发表的《文学与记忆》一文中,您写道:“文学作品能够抵御死亡。”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您是否依旧如此确信文学的力量?IK:现在我应该要用“文化”来代替“文学”一词。于我而言,文学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而如今,文学往往被搁置一边,由电视、网络等许多现当代传播交流的途径所取代。但文化不同,文化依旧发挥着抵御死亡的重要功能。如果没有文化,社会就会崩塌瓦解——而这现在多多少少都正在发生,因为文化的界域也不断地被娱乐侵占。我是否对此感到遗憾和失望并不重要,因为这是发展的一种方式。你必须接受一切正在改变和发展中的事物,并且越快接受越好。TPP:您现在会读捷克的年轻作家们的作品吗?IK:我对这些年轻作家们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的同事们都五十多岁了,我大多数时候是在阅读他们写的稿子。我之前读过一些年轻作家们写的东西,但我觉得并没有非常出色。尽管他们的文笔都非常好,但内容上面却相对空泛。这些作品往往缺少一个重要且必要的主题。TPP:那么,您觉得,这些年轻的捷克作家们的作品之所以缺少这么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即共产主义时代的捷克吗?IK:也许吧。如今我们没有战争,没有集权专政,我们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相对平稳的年代。但战争和专制往往能够为作家带来一些矛盾而激烈的体验。不过,我从来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及那些非常残酷的景象,我也并不想这样做。当我描绘特拉辛集中营时,我的小说的主题也是关于我的初恋,没有触及任何让人可能感到压抑或不适的主题。RemoteControl|VitoAcconci1971.Acconci与其恋人KathyDillon分别身处不同房间内的木箱子里,各自面对着一部摄影机和屏幕,并由此看到和听见彼此。Acconci通过远程“发号施令”,Dillon作出相应的举动,好似Acconci能够直接触碰到Dillon一样。借此,两位艺术家在探讨男女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控制关系。TPP:这么多年来,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写作呢?IK: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别的什么!我只喜欢写作。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不能写作我该怎么活下去。而且,还有很多我想要去写的话题和素材。我觉得自己依旧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出一分力,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很多想法要表达。TPP:您最为自豪的是什么?IK:我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一本书是《爱情与垃圾》,而这本书也在各国评论家那儿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在捷克,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我的疯狂世纪》——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目前已经签订了这本书的西班牙语翻译和中文翻译,但最重要的英文翻译还没有确定下来。我正邀请捷克最为出色的翻译家——保罗·威尔森——为我翻译一两个章节,而后我将把他翻译的内容发给英文出版商们。TheKiss|WangDu2005.PompidouCenter,France.TPP:对于那些将要开始其写作生涯的年轻作家们,您有什么建议吗?IK:“写作生涯”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把这看作是一种“生涯”,一种职业性的行为。我写作,是因为我热爱它。而每当我有作品得以发表时,我都感到异常惊喜和意外。我只能说,写作是一种劳作。它意味着你将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于此。保持耐心,并且学会使用好的语言——这对现在的作家来说刻不容缓,因为他们太容易被电视文化、酒吧文化等过于简单、粗略的语言所影响。不过,赫拉巴尔[1]确实是个特例。他大概是以往最棒的作家了,而尽管他大部分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于酒吧文化,他作品中的文字却异常丰富饱满:他将酒吧文化中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了再创造,语言由此变得更有张力。至于其他的建议,那就是永远不要逃避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个人也好,社会也罢。对于写作来说,问题和矛盾都是非常关键的。编注:[1]赫拉巴尔: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Hrabal,1914-1997),捷克作家。主要作品有《底层的珍珠》、《巴比代尔》、《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和《过于喧嚣的孤独》等,曾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及其他多个奖项。#编译参考材料:“InterviewwithIvanKlíma”fromThePraguePost,publishedonFebruary29th,2012.编译:丛琪伊凡·克里玛(IvanKlima,1931—)当代捷克著名作家。1931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十岁时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1956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院,曾先后在多家杂志或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创作剧本和小说。在长达二十年内,他的作品在捷克遭到完全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国内外读者中流传,广受欢迎。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被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2002年,克里玛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此后又获得“卡夫卡奖”,成为该奖的首位捷克籍获奖者。代表作有《布拉格精神》《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我的疯狂世纪》等。#飞地策划整理,转载提前告知#策划/编译:丛琪|编辑:翠羽飞地·“偷”主题征文活动于今日(7.10)截止各位读者请知悉周末活动预告/飞地实验课《瑶琴与盾》线下分享会/活动时间:7月14日下午活动地址:待定(活动时间、地点暂未确定,具体信息会在后续的推文中公布,请持续关注)/青年写作坊——青春写作与青年诗人的成长/活动时间:7月15日下午14:00开始至7月19日活动地址:飞地书局(南头店)活动形式:线下+线上(15号后以线上为主)|招募对象|:向深圳、广州、香港及周边地区青年诗歌写作者开放|名额|:十人左右|申请时限|:7/6-7/12|申请要求|1:提交一份自认为“不够成熟”的诗作。2:你如何看待自己早期的习作?3:你希望在这次分享会上获得什么样的启发?4:附上你近期最为满意的作品。5:附上个人信息:姓名+联系方式+职业/学校/以上问题请以word形式发送至邮箱:lincuiyu@enclavelit.com/编辑会和讲者一起筛选合适对象,最终名单会在13号的公号推送文章文末公布/重要TIP:欧洲亚洲美洲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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