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8《收获》长篇专号(秋卷）|长篇非虚构：白纸红字（程小莹）2长篇非虚构《白纸红字》（程小莹）内容提要：白色恐怖下，左翼作家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红色的篇章。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中国红色力量重新集聚于上海，并孕育新的革命——革命文化。本文以1930年代前后的中国历史为背景，着重书写中共建党后在上海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左联是个标志。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革命文化先驱为此呕心沥血，其间既有对敌斗争的艰苦卓绝，又有人物关系的世态炎凉。革命文学初创阶段走过一段崎岖经历，终于开启中共对文化工作、组建文化军队的起始。红色起点，红色经典，通过文学叙事，再现这一段史实和诸多真实生动的历史人物。选读2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鲁迅先生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然而，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后，联合计划生变。日本的左倾文学，轰轰烈烈，让回归沪上的成仿吾气壮如牛。他和李初梨、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他们追索的“革命文学”大相径庭。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之料作。他们强加于先生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谩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先生“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鲁迅先生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对先生多少还表示过一点理解的意思，可此时，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做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郁达夫看不下去，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表达，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诗一首，赠与鲁迅，以示声援：“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先生心中不免凄婉，但还是保持冷静的态度，反击也有所节制，仅只言片语，并非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至今，先生与郭沫若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一书信，致鲁迅先生，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先生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后来，先生还向增田涉谈及。增田涉便在《台湾文艺》发表的《鲁迅传》中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作辨正。鲁迅先生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遂致信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1929年春，有一天，鲁迅先生听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开在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这天，先生有兴致，说：“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先生对横浜桥一带熟门熟路，于是，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一起，闲逛着便真的去了，一进门，坐在咖啡座中间一个长台子上。“什么人来也不让。”先生说。结果，坐了半天，不见创造社开什么会。归途中，先生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麦拿里，上海四川北路的一条弄堂。建于宣统三年（1911年），联排式新式里弄建筑，砖木结构假三层，坐北朝南，立面连续券柱式构图，多种券式混合使用，壁柱上有简化柱头，中置券心石。一层下部为桃红色粉刷墙面，二层裸露砖墙面。坡顶，开老虎窗，檐口作层叠式。创造社出版部于1926年4月成立于宝山路三德里，1928年1月迁至四川北路麦拿里41号。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初，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负责。迁至麦拿里后，由成仿吾、冯乃超、王独清主办。先后编辑出版《文化批判》《畸形》《流沙》《文艺生活》《创造月刊》等刊物，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4·12”反革命事变后，广东梅县学子黄药眠只身赴沪，进入其时由成仿吾主持的创造社出版部。黄药眠晚年在回忆录《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中，记载了几件发生在动荡年代的浪漫故事，与其时的创造社出版部有关。首先是郭沫若第二本诗集《瓶》中的女主角，即日籍李安娜女士，与创造社出版部管财务的成绍宗发生恋情。成绍宗乃成仿吾亲戚，这位老兄裹卷出版部现款，携带安娜女士私奔外逃。其时，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随部队撤退到广东汕头，转道经香港去了日本，以逃避蒋介石的通缉。李安娜在上海只身带着孩子，住在创造社出版部内，与成绍宗同楼相居，岁值春秋鼎盛，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亦在难免。第二件也是花边新闻。主角是一位安徽人，名唤梁预人，文化程度不高，长相一般，乃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人员。他有一安徽老乡，带着年轻妻子跑来上海。这位安徽老乡写诗不错，颇有才华，但在上海找不到活路，只得回安徽去。不料，那位年轻妻子突然不想回去，原委竟是同梁预人要好起来了。两位男性老乡公开谈判，乡下诗人一时诗情豪发，说是尊重女性意见，既然自己的老婆愿意跟梁预人，便遂其愿，留下她在上海，诗人只身回乡。可是，诗人回乡半途，思想生变，忽然就想不开了，半道没再搭船回去，第二天大清老早，来找梁预人“结账”。梁预人刚从床上坐起身，诗人便一菜刀劈下去，幸好有墙挡着，只劈了“第三者”脑袋的一部分，不然可真就只剩半个头了。经诸多朋友左右相劝，“红杏出墙”的女人回心转意，跟着乡下诗人回去重做乡下人。事态平息。黄药眠，1903年出生，其时二十四五岁，正值青年英俊。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这位广东高师毕业生既在创造社出版部当编辑、做校对，又外出兼课教书，还译书赚版税。一年多后，他每月已有180元左右的进账，去咖啡店消费，一杯2角钱的咖啡，常常扔下1块钱结账，不要找头。店里的女招待自然极其欢迎他这样的掼派头，每次去时，“就投怀送抱，调笑一番”。蒋光慈，同为1903生人。也是安徽人，留苏生，其时在创造社出版部吃文字饭。那年初春，一位摩登小姐手抱一束桃花来找蒋光慈。恰好黄药眠在出版部，便对这位光艳照人的摩登小姐说：“蒋光慈先生不在，要到吃午饭的时候才来，要么你在这里坐坐，等着他。”摩登小姐略有踌躇，答曰：“那么我等一会儿再来吧！”抱着一束花，悻悻而去。黄药眠怅然，眼见有美女如此公然“倒追”，十分艳羡，暗想：“人生在世，固不当如是乎？！”蒋光慈回来后，听闻此事，笑着对黄药眠说：“你喜欢她吗？我可以转介绍给你。”黄不好意思地说：“这样美的姑娘还不好吗？你接受她的爱吧！”蒋光慈又笑了：“这一类的女子，我实在太多了。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黄药眠心里有些纠结，嘴上说：“我不要！”心里却想：他不要的女人，我接收过来岂不令人笑话？有本事就自己去找，恋爱也有个策略问题，应该使对方来追求我，然后由自己决定是否接受。若卑屈地去向女人苦苦哀求，实在有失男人气概。1930年，蒋光慈娶绍兴柯桥来的女学生吴似鸿为妻，但自己于1931年5月病倒，入上海同仁医院治疗肠结核，6月30日逝世。吴似鸿在《大风》杂志上发表纪念丈夫的文章，内中有一段：“光慈的为人，和他的思想完全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贤妻良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白薇是在1927年，从广州辗转武汉，最终抵沪，寄居于创造社出版部。1926年4月，陈西滢著文于《现代评论》，推出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陈西滢认为，白薇是“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个明星。”此后，被左翼作家钱杏邨认可，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最优秀的戏剧家”；阳翰笙则以为：“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白薇长相清丽，雅致脱俗，再加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名副其实才女，但所经历的情感历程却是坎坷。白薇十六岁，于老家湖南资兴，即遭生活厄运。先是抗婚，未果，被强行嫁到婆家，受尽摧残，甚至有一次，脚筋被婆婆咬断。甚是离奇。白薇难以忍受，遂出逃，一直到远离家乡的异国日本求学。那时候，留日学生也打工，边学日语；白薇考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生物系；与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为室友。是机缘，与田汉接触。受影响，白薇开始对戏剧文学产生兴趣。后来她认田汉为自己步入文学之门的“导师”。1924年，白薇认识同在东京留学的诗人杨骚。坠入爱河。杨骚有诗人气质，风度翩翩，潇洒放达，性情浪漫。这样的“文学性”，颇吸引文学女青年。白薇原名黄彰，在给杨骚的信里，白薇对自己的名字有解：“白薇的白字，我不是取颜色形容的意义。白＝‘枉然’＝‘空’，我是取‘枉然’与‘空’的意义……我是深深悲哀的命名。白薇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而现在，燃起新生活的希望。“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终于像暴雨中冲出的两股闪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杨骚的回答是：“我非常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最理想的女子。”白薇谈感受：“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你有流星一样美丽的光芒”，“我以为一天有他，我的精神就是活的，我的力量会十倍地充实起来。”文学之美，诗意之美，却并不长远。白薇似乎注定自己的“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几个月，白薇没有见到杨骚的身影，也没有他的信讯，于人间蒸发一般。白薇伤感消沉，弱弱的，一病不起。1925年的4月。万物复苏。杨骚来信。出乎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诗人已独自离开日本回国，没有说明理由，只有一句“十二分对不起你，我没有和你告别”。白薇且惊且喜且悲。白薇急于倾诉。“中夜雨，明月何时出？雨洒悲尘悲越新，病扰脑筋脑更病。假睡终夜，合不着怅望西湖的眼睛，心震震，可不是你在湖滨送来的叹声？”“啊，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我眼仿佛迷惑在海底，手被风妖雨怪拖去似的……”情书寄往当时白薇晓得的杨骚所在地杭州。最终，白薇不愿意如此煎熬，不惜借路费，只身回国，直奔杭州。西子湖畔，他们终于见面。白薇期望的爱情与浪漫并没有如期而至。此时的杨骚，正满怀到南洋发财的梦想，一时却行程未定。于是，无聊无奈，心绪恶劣；白薇的从天而降，一点没给他带来惊喜，反而更觉自惭形秽。积下的无名火，竟一股脑儿朝向白薇发泄。大声喝斥痛骂后，白薇领教到冷面和绝情。数日后，杨骚扔下一句“三年后再来找你”便扬长而去。被甩在杭州的白薇，又一次病倒。生活无着。昏睡中，竟还在念叨杨骚的名字。天无绝人之路。身陷困境的白薇卖出一部诗剧作品，才脱困境。遂只身返回日本东京。哪里来，回哪里去。文学使白薇恢复神志与精神。她用自己的文字，开始表达：“人无心，宇宙昏，我受不了这些凄风厉雨的摧残，我要发狂了！……我闷、我哭、我跳、想死。死，我不！我要和世界这一切恶毒宣战！我要革命！”1926年初冬，“我要革命”的白薇回国，抵达广州，甚受创造社作家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欢迎。此前，在日本，白薇即与创造社有联系。白薇在广州的生活，亦由创造社同人安排。这年，《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上，刊登白薇的三幕剧《苏斐》。《苏斐》故事情节曲折，内容跌宕起伏，将爱情、人性、宗教糅合到一起，剧情发展充满悬念，既在想象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特别是全剧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将白薇的文学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白薇由此叩开文学之门。继之，白薇的另一部诗悲剧《琳丽》出版，再次受到文坛极大关注。陈西滢将其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呐喊》并列入“新文学以来的十部著作”。白薇到上海，寄住于创造社出版部后，杨骚也从南洋抵达上海。此刻的他一贫如洗，狼狈不堪。他得知白薇也在上海后，便迫不及待地去见她。出现在白薇面前的杨骚，已无往昔骄狂和傲岸。青年诗人脸型瘦削，挂着疲倦。目光双垂，满是歉疚。白薇动恻隐之心。杨骚即发誓，女人再做情感俘虏。白薇陶醉其中，难以自拔。白薇诗曰：“潜伏的爱，经了多年的潜伏，该变为火山的冷熔岩，但你来又投进火星一点点，使我潜伏的爱呀，将要像炸弹一样地爆发！”这一次的情感抚慰，给白薇带来创作旺盛期。她创作的剧本有，表现在农民运动冲击下豪绅家庭变故解体的《打出幽灵塔》。鲁迅先生曾评价：“《打出幽灵塔》写的不差。”另有痛斥革命叛徒的《革命神的受难》；表现姊妹俩在大革命的激流中沉浮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这些作品迎合时代潮流，符合当时青年审美情趣，读者爱不释手，其中的情节和主人翁深入人心。此后，白薇创作有小说《接江》《爱网》《天地之死》，自传体长诗《琴声泪影》，多幕剧《蔷薇酒》《莺》，独幕剧《姨娘》等。白薇的作品大多发表于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和《奔流》。其时，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与鲁迅先生激烈论战；感情上更倾向创造社的白薇，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在思想上，与鲁迅先生也不接近，加上白薇素有“不高攀名人巨柱的怪癖”，因此，身在左翼文坛，白薇却未曾与鲁迅先生谋面。但这不影响白薇给刊物投稿。《奔流》《语丝》均是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她的稿子多半由朋友捎去，即使自己去送，也总是匆匆将稿子塞给许广平，然后赶紧跑开。为此，先生打趣：“白薇怕我把她吃了。”这时的杨骚，也常给《奔流》投稿，发表诗作，与鲁迅先生多有接触。一次，杨骚将白薇带到鲁迅先生寓所，有意将其引荐给鲁迅先生。天生尴尬和胆怯的白薇进门后，还想转身跑开，只听楼梯口传来先生之招呼声：“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此前，杨骚是征求过先生意见的，说是要带白薇来访。先生开心，说也想见见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女才子。白薇微微低着头，迈进先生书房，不敢抬眼。倒是先生，眼见小女子之怯生生，反而多了温和。先生给白薇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是打趣：“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谨便没有了。白薇抬眼，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从此白薇对鲁迅先生敬重有加。白薇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便是在鲁迅先生的鼓舞下创作，并在《奔流》上发表。曾有人要先生亲自动手操刀，对白薇的这篇作品作改。先生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还令《语丝》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鲁迅先生并无忌惮，反而对编排白薇的稿子煞费苦心。许广平回忆，在连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时，先生曾说：“这样长的诗（剧），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因为知道白薇与杨骚的关系，先生竟刻意将他俩的稿子同期编发，并排在一起。1930年，白薇与杨骚一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是左翼作家在电影界争得的一块重要阵地。白薇颇得田汉信任，遂被列为特约撰稿人。白薇随即成为左翼文坛十分活跃的女作家。而杨骚则是左翼诗联的发起人之一。两人的情感却再生变故。杨骚又移情别恋。未知未觉的白薇，直到结婚大喜之日，新郎无端缺席，才晓得男人变心。人生如戏。白薇再受打击，大病。情感生活的不幸，让白薇转向更深邃的文学世界，性格上也趋于坚强，有志于以文学为民族解放疾呼。1931年12日，她反映抗战的文学剧本《北宁路某站》，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发表。剧中台词曰：“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的心坎深处的痛苦再也忍受不住了，我们不能尽在压榨机下呻吟了，我们的愤怒点的火燃烧了。”钱杏邨说：“白薇是个戏剧作家，也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比较优秀的戏剧作者。虽然她近来也写小说，可是她的小说远不如她的戏剧有成就。当时上海戏剧界的演出，田汉的作品外，演出次数很多的还有楼适夷、袁殊和白薇诸人的作品。”另外，白薇还有小说《受难的女性们》、特写《三等病房》以及长诗《火信》《父和女》等作品发表。白薇是当时左联中难得的多产女作家。白薇身心两亏。鲁迅先生对其多有关照，说起白薇的病，先生对她说：“我想你还是开刀好，反正病到那样，不开刀也是痛苦，始终不会长命的，不如一刀两断割了它。”关于情感问题。先生自有高论。先生说：“你以为没有感情就不好吗？我倒以为很好，没有感情就做没有感情的事，你别以为写文章才是你的事。”然而，先生还是关心她，“身体和感情到底什么要紧些，你去比较看！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你还是牺牲感情救身体吧！救着身体总有用。”先生还说：“开刀以后如果真是不能写文章了，你就坐在工厂里去摇纱，今年摇纱，明年摇纱，一辈子也摇纱，做个彻底的普罗列答里亚。”（以下略）选读完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