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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李修文：重新发现“真”与“美”|聚焦文学新力量

长河网 • 2019-01-22 21:40:41 • 文化 • 阅读 0
1 评论 重新发现“真”与“美” 文 | 行超 李修文，1975年生，湖北人，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曾为报社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1996年起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不恰当的关系》《闲花
原标题：李修文：重新发现“真”与“美”|聚焦文学新力量1评论重新发现“真”与“美”文|行超李修文，1975年生，湖北人，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曾为报社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1996年起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不恰当的关系》《闲花落》《心都碎了》，散文集《山河袈裟》等。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如果说每个作家的成长都要经历漫长的挣扎和蜕变，那么，李修文近20年的写作生涯中所面对与呈现的则是一种断裂。“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在生活中、在“人民”中，李修文反复修炼自己，他忏悔、反思，为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真情歌唱，最终脱胎换骨。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文学现场仿佛不合时宜，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警示、一种预言，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内心尘封已久的对“真善美”的向往，重新给予道德以洗礼，给予精神以力量。重新成为一个作家早期的李修文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的。他的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曾为他确立了一个文学世界中不错的开端，关于爱与死亡的探讨，关于情感的绵密书写，奠定并隐约透露出李修文个人的美学底蕴——一个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情感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不过，这些在作家而立前后写就的作品，多少带有横冲直撞的痕迹。如同李修文自己所说，“我写不出小说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此后，李修文的创作经历了近10年的沉寂。直到散文集《山河袈裟》的出现。一般来说，确凿的主人公抑或是人物，大多存在于小说中。散文的人物通常是叙述者本人或抒情的自我。然而，李修文的散文恰恰打破了这个习见的常规。看起来，他的每一篇散文都饱含着作者动人的叙述和强烈的自我抒情，但他所着力刻画以及最终留给读者的，永远是他作品中那个“他/她”。《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的老路、《鞑靼荒漠》中的莲生、《看苹果的下午》中的牛贩子、《郎对花，姐对花》中的“她”、《三过榆林》中的瞎子……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让李修文的散文完成了一部优秀小说所必修的功课。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的写作重新定义了散文。更重要的是，小说家李修文经由散文的创作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抑或是，他借此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作家。当然，体裁与技巧的改变仅仅是李修文重新成为一个作家的起点，更为核心与重要的是，散文集《山河袈裟》以及之后的《三过榆林》《春天在哪里》等文中所呈现出的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度，已经与之前小说创作时期的他有本质的飞升。如果说，早期的李修文仅仅是一个颇具才华的小说家，那么，从《山河袈裟》开始，作家李修文重新树立了自己的精神高度，文学世界中的他重生了。《山河袈裟》羞耻之心与悲悯情怀《山河袈裟》的首篇《羞于说话之时》中，一对老夫妇在飞机上面对漫天的雪景时，不禁涌出泪来，老妇人的话让作家此后多年始终牢牢铭记在心——“这景色真实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在古典美学中，“害羞”是多么高贵的品格。正是因为“害羞”及其所带来的距离感、朦胧美，才有了那么多暧昧的、动人的瞬间。“耻感文化”是东方文化重要的精神和美学。羞耻之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规约，但是根源却在于外界的评价。李修文所倡导“害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在面对天地之大美、人间之大爱、命运之无常时，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必须保持沉默，全身心地迎接生命的启示。“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害羞”所指向的是谦卑，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他人的充分尊重和完整领受，惟其如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真正平等和谐地与天地万物相处，一个人才有可能具有慈悲心肠和悲悯情怀。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统摄下，李修文的写作朴实、冷静、克制，却具有一种磅礴的、沉郁顿挫的力量——这“沉”与“挫”正是作家李修文在不停的行走、不断的倾听与感受中积累起来的，这厚重来源于作家对具体生命的关切与体谅。李修文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杜甫的热爱，“我最爱他植根于日常生活上的叙事能力，这个能力包含着一个超拔于现实生活的精神世界，简朴、专注、琐碎又饱含深情，既是写作本身，又是写作的结果，我觉得写诗的杜甫这个形象非常动人，这个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迷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杜甫背后，还有苏东坡这样很多很多的个体，他们全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和美学谱系。”李修文热爱的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品格代表的杜甫，他在磨难中修行，在挫折中成长，以至于将天下、将万民装进心里，只有在这样的作家笔下，真正切肤贴骨又饱蘸深情的写作才有了可能。有情所累此生读李修文的文字，我常常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这个出身优越却命运动荡的“悲伤之王”，先后做过仓库管理员、列车调度员、推销员，最后成为一名钢铁厂工人，直到因工伤成为打包工人。赫拉巴尔称他笔下那些钢铁厂工人、废纸回收站职工、剧院布景工、保险公司职员、教堂看门人等是“底层的珍珠”，他们身上暗哑却持久的光泽，感动了作为写作者的他。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他与现实生活、与平凡人的关系？李修文与赫拉巴尔一样，都选择了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真正跟他笔下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同面对生命中所有的困窘、劫难以及微弱的希望：与瞎子一起走夜路，与绝症病人一起守夜，与打零工的弟兄们一起度过困厄的除夕夜……在真切的、富有力量感的现实生活中，李修文绝不扮演什么居高临下的作家，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底层的人们牢牢绑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风雨同行、休戚与共。李修文说，“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和美”。在李修文的散文中，人民和美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修文在这两者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力量，找到了新的方向。比如，在雨夜的行程中，汽车遭遇故障，所有人不得不下车步行，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一场美丽的、与“人民”的相遇开始了——与一位艰难“践约”的盲艺人携手同行，让作者重新感受到信仰和精神的力量。面对生命中无数暗夜和波折，盲艺人始终告诉自己，“你就当它们全都不在，风也不在，雨也不在。”（《三过榆林》）这种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让他走过无数命运的沟沟坎坎。有什么理由不赞颂这样的平凡人？在这样的人民身上，难道不是孕育着最具力量的美？盲艺人的人生、他师父的人生，以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令李修文满怀深情，满心悲怆。在李修文的散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更看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热情。李修文的散文以情动人，这种真挚的抒情在当下散文写作中难能可贵。更多的时候，一些作家不是以零度的姿态描述生活，就是被泛滥的抒情所淹没，以至于显得矫情、虚伪。李修文的散文之所以感人，在他的笔下，“人民”、“美”，这些看起来很大的词汇，之所以并不显得空洞和轻飘，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为文、为人所秉持的真诚与诚恳的态度，也正因如此，我们能感到，李修文的笔沉重、踏实，同时时刻紧张而节制。他始终将自我放在“人民”之后的写作立场，最终赋予他的散文一种字字珠玑、字字血泪的分量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艳羡李修文的经历，那些颠沛流离中的偶然相遇渐渐氤氲成他写作的素材和底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我感慨于李修文的勇气，更感动于他的真挚和纯粹。在今天，重谈写作的道德感是否显得过于守旧、迂腐？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是不是还存在一种相对确切的“真”与“美”？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李修文笃定的创作观与从容的笔墨让我们重新相信，一流的写作到最后拼的绝不仅仅是技法。如果确如福楼拜所言，“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那么，在这“才能”之上，我想，灵魂的深度、内心的豁达，抑或是人格本身，则显示了一个作家最后的精神标高。2创作谈在我的人间文|李修文有一年，我和诗人叶舟结伴，去看一座北魏石窟，其时，蒙蒙春雨浇洒着窟外的麦田，窟内的大佛却像真理一般高耸无言，巨大的雾气使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混沌不清，但是，一阵丧乐和接连的哭声却清晰地穿透雾气，来到了我的耳边——好像是一场神的教诲，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耳边不是他物，正是我的山河人间，如此山河人间。曾被杜甫目睹，曾被李白踏破，它当然也值得我为之号啕俯首，那些春雨、麦田和雾气，那些大佛、丧乐和哭声，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我决心以后不再写别的，就写埋藏在其中的美与劳苦。行旅不止，一个更广大和泥沙俱下的人间在我身前依次展开，踏足山东山西，身逢离乱残疾，某种巨大的眷恋足以使我再三确认自己的命运，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要为我看见的“真实”而写作吗？在陕西潼关，当一个被生活吓坏了的人带领着我，再三向我指认他遭遇鬼魂的所在，并且沉醉在长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新闻记者，我不应当只是记录他，相反，我甚至要像他一样疯癫，像他一样去相信，鬼魂是存在的，因此，甜蜜也是存在的——也许我可以这么武断地说：如果我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应当是所谓的“真实”，而应当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所以，我怀疑，前人们既定的某种真实之感，极有可能对真正的真实造成了混淆，今日里最大的真实，恰恰可能是某种不真实：就像战胜了许多围棋高手的阿尔法狗，它的内心如何描述？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尺度上去触及它处境与内心的真实？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一个故事，当人们越来越需要故事化的暗示进行生活时，也许可以这么说：是幻觉和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个杀猪卖肉之徒，照样对福布斯富豪如数家珍，并且愿意像他们那样进行故事化的创业，幻觉已经笼罩了他，然而，他就是今日人民中的一员，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诚实地写下这些变化中的人民，这里同样埋藏着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美与劳苦。是的，我还是说到了“人民”两个字，我喜欢这两个字，它让我觉得光明而堂堂正正，于我而言，人民不是别人，正是穷途末路上遇见的那些沦落人，正是他们，才为我别造了一座崭新的人间，在此处，我所获取的安慰，等同于写作之初博尔赫斯、里尔克给我的安慰；在此处，我愿意做一个人，而不是做一个文人。于是，上天自有安排，在“人民”浮现之后，我触碰到了一个终生愿意去触碰的词汇：情义。在我的人间，那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情义”，似乎难以被任何一种现代性修辞所解释，对于许多怀抱大师情结的人来说，解释它甚至是羞耻的，是啊，它既不能证明纽约郊外的中产阶级失落，又不能证明《小城畸人》式的工业社会之畸零情形，可是，于我而言，这却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工厂里的务工青年仍然在桃园三结义，来自湖北的秦香莲依然行走在上京告状的路上，受了冤屈的小镇公务员终日思虑自己究竟要不要化作夜奔的林冲，如此等等。依我看来，其实是中国人最初的模样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行进，我得紧盯它们、认领它们，如此，我才能获得安定，并且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经回到了独属于中国的、某种确切的源头和怀抱之中。也许，我夸大和矫饰了我所安营扎寨的地方，所以，诚恳是多么重要啊，在我的人间，我决心变得简朴起来，像杜甫和《古诗十九首》一样简朴：字就是字，词就是词，相信遭际，接受命运。朱熹有云，作文一途，无非“充实”二字，所谓“充”，就是继续在山河人烟里打转，所谓“实”，就是以一己之躯，去寻见、去校正那些命中注定的词汇，惟其如此，我的人间才能让我继续写作，继续实践我一再告诫过自己的话——面对写作，不要想得太多，我要写的无非只有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END—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8月24日2版▲▲▲本期编辑|丛子钰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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