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未民：浦东来去——有关“上海生活”的笔记|天涯·新刊点击封面一键购买本期杂志浦东来去——有关“上海生活”的笔记张未民一上海是学术作者聚集多的地方。由于一段不算短的编辑职业生涯的缘故，我曾持续多年每年都要“去上海”，有时一年里还要去多次。这里有也许是全世界最多的霓虹灯和商品橱窗，那些曾经的外国租界留下来的街道、洋房和法国梧桐树，腔调与情调齐飞，各种购物、表演、展会、宴会、谈判、实验或试验、讨论或讨价还价，以及街行和弄堂锅碗瓢盆，浓妆淡抹，“物”成为流布其间的润滑剂或硬通货。此时上海对我来说已非绣花文章，更非表情严肃的工作坊，置身其中，这些物什就灌醉了你的毛孔，一种被淹没感漫过肌肤，浮游于一片生活的感性海洋。想象中的，如《子夜》以及新感觉派等现代小说所描摹的“十里洋场”景象，早都风干在旧杂志里了。上海滩的此“灯红酒绿”，已非“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而是经新中国涤除又经改革开放岁月重塑了的“再/灯红酒绿”，更加纯粹的市民化也更生活化了。这样的“去上海”，去的是上海看的是生活，看他们在柠檬汁滴入早餐后如何勾兑出一日生活，这或许是看取上海的最大价值。生活着的上海，民间又称其为海上，细思量，这肯定不能解释为在汪洋大海之海上，而是“上海之上”，是繁华如梦的生活之“上海”之“上”，是谓“海上”。太阳之下，如海般的生活之上，记得大约上小学前后，就随父亲看过他们中学学生剧团排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年青的一代》。这些作品最初是诞生在上海然后才风靡全国的，剧情大约是时代的激进遭遇到了生活的纠缠，即便作品无法选择地都选择了改造或压抑生活欲求的批判方式，但它们终究是沾带了上海式生活意识和生活主题的，最终生活批判或批判生活，也就都成为生活主题的一部分了，人们由此倒是更加强了“上海是生活着”的印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后，尽管意识形态仍风声鹤唳，我所居住的北方县城却莫名地开始被生活潮流所笼罩，上海产的凤凰牌缝纫机、三五牌座钟、红灯收音机以及直接用上海命名的上海牌手表等，陆续进入街坊邻居家中，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如此迅猛又是如此直接地表现于对上海器物的拥有与艳羡上，令尚在特殊政治化氛围中的人们始料未及，然而却是透明的真实，革命自然过渡到生活。这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要感谢上海，上海之名物不仅实用，更带给人生活的尊敬与安慰，每一件都熠熠生辉，演绎万家灯火、岁月物语，成为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导师。1976年，要到三十里外的一个乡村当知青兼当小学民办教师，父亲于是托了人才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让我回家方便些。糟糕的是，第一次骑车回家，就在盘山道下冲陡坡时，前轮无意识又极其准确地咯上了一块石块，我跌落路边，自行车则飞过壕沟，甩落于四五米开外的山坡上。傍晚推车进家门，父亲看着我被擦破了皮的手臂和膝盖上的血迹，再看看同样磕破了漆皮的车架，在仿佛摔打得更结实了的车座上拍了拍，说：“到底是上海货啊。”如今这辆亲爱的单车已不知所终，可我记着它以上海货的名义曾宣告过一个生活时代的来临。上海那时就这样骄傲地居于“中国生活”的高处，仿佛中国人最后的一块生活领地，提供着富足而文明的标杆。于是1980年代中期后我开始频繁地去上海，公干之余，更留意上海人如何吃饭如何穿衣如何出行，看他们如何说话如何办事。现在回忆，这一场“慢车去上海”，无疑是从抵达上海的真如火车站开始的。好长的一段时间，从东北驶来上海的火车，终点站都在上海西北角的真如。抵达这座现称为上海西站的真如站，就等于从大上海西北角抵达了上海。然后随人流挤上了一辆破旧的公交汽车，穿过漫长的曹杨路及两侧排列整齐的工人新村，在延安西路上的某个站点下了车，就住在了延安西路上的“文艺会堂”，私忖，就从此处开始攻略上海之海吧。可以把自己当作一条游过这生活之海的鱼。沿着自西而东的北京路、南京路、延安路、复兴路、淮海路，辅以南北交叉走向的陕西路、乌鲁木齐路、四川路、西藏路，游来复游去，往复之间你就可以想象这现代化街路网络的底下，是先铺设有江南田园的纵横阡陌，亦有治理长江口淤泥滩时用以排水涵养土壤的纵横水渠、泥坝，所谓“上海生活”，正是传统精致的江南生活文化与现代文明多层历史迭代荟萃的精华。江南的精致生活从西边的苏州流过来，现代西式生活则自海上入黄浦江上岸，应该是自海上来者风头更劲，因此上海之名便深入人心。而最耐人寻味的生活游弋，是你沿着南京西路穿过人民公园北侧到达南京东路，就有外白渡桥旁的外滩横亘眼前了；是你沿着延安西路穿过静安寺、上海展览馆和博物馆到达延安东路，就有延安东路中央外滩横亘在眼前了；是你从淮海西路游弋到淮海中路抵达淮海东路，涉足豫园左右，然后再向东走不远，就有十六铺码头的外滩横亘在眼前了。外滩之外，浦江浩荡北去，隔望东岸迷离。那时候你方知黄浦江乃是上海生活延展的一条天堑和界限，所谓“外滩”，即已设“外”横于眼前。外滩之外无上海。此时，恰听到有谁向东岸那片码头货场、低矮房屋和大片农田挥手一指：“看！那是浦东。”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资料图片）二来到浦东，就要说浦东的话。我忽然发现“上海”与“浦东”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在话语中有点儿特别。比如以前浦东人和我们这些外乡人一样会说“去上海”，而不会说“去浦西”。这意味着“浦西”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词语，它只是在说明“浦东”一词时才用得着，而平时用来和“浦东”相对应的，则是“上海”这个词。换句话说明白，就是，“浦东/浦西”更多的是地理词汇的相对应及关联，而“浦东/上海”才是地理实体的相对应及关联。这样的语境决定了“浦东/上海”的真实关系，浦东是浦东，上海是上海，浦东人不是上海人，所以浦东人才能够说出“去上海”这样的话。有一佐证。2018年我读上海青浦人叫陆士谔的医生兼小说家一百多年前（1910）所写的《新中国》，于中国/上海/浦东三者之间的思绪腾挪便非常有趣。它出版时被标为理想小说，现在我们则称它作幻想小说，作品对“新中国”的幻想完全是生活性的，由此上海和所谓的“上海生活”便俨如“中国”之“新”的样本。猜想作者的本意也在于，若想象一种现代中国，则定是现代中国生活无疑；而若想象一种中国生活，就一定要从上海生活看过去。那时的上海已经站上了中国生活的高地，这一点上海人陆士谔及其笔下的主人公陆云翔心中颇为自信。他们开始做梦了，为了“新中国”做梦，从上海一梦到浦东。小说写道：“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开办万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这个旧时梦景与百年后的上海与浦东的现实精确吻合，使人惊奇。可是从作者在上海/浦东两个概念的语义叙述关系看，浦东不是上海，浦东正对应着上海。而这和如今现实即浦东是上海的一部分是不同的。浦东是个庞大的地理实体，即便如上海这样巨大的现代城市体，若想吃掉、占有浦东，也得一点点地来。浦东人黄炎培在所作回忆录《八十年来》中描述浦东，包含有两层要义，一是“上海市黄浦江以东，一般称为浦东”；二是“海岸线由黄浦江出海外向南折而西入杭州湾，西滨太湖，成为三角洲。川沙和其他几个县，都位于这三角洲上”。这是我所读到的对于地理实体的浦东之最好的描述。那时之浦东、川沙等几个县还都归江苏省管辖，浦东这个词很明确的就是超越行政区划的地理实体的表述。相形之下，浦西这个词的地理实体性就十分不足，它只有黄浦江以西这一条实线可描述，其他边界则不清楚，于是就只有位于浦西的上海城市体可以拿来和浦东说事了。然而上海和浦东捏摆在一起，又发生了地域等级的巨大不平衡。一个庞大的地理实体和一个庞大的现代都市之间的纠缠较量，如何以理性和喜剧的方式达成某种平衡，贴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实在慢慢融通，方为上策。而黄浦江之水势宽阔与天然分隔，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缓冲历史碾压的作用。这其间现代行政区划概念的浦东（新区）就是个极好的发明，它既依托于作为地理实体的浦东概念，又主要是自“上海”所产生、所发出的重新行政化概念。百余年间，从陆士谔式的浦东想象开始，逐步使浦东从地理实体认知过渡到行政社会性的所谓“浦东新区”，使上海与浦东融合创生为陆士谔早就给出理想意义的“新中国”，这正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想要看到和实现的现实。如此，今天我们所说的“浦东”，很多时候是指行政区划设定的“浦东”，它和作为地理实体的“浦东”虽有重合之处，却并不等同，细究也不是一回事。张江镇的变化。浦东一望无际直到东海边的田园阡陌，在文明的意义上绝对处于浦西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的考古文化层之下。先是一点点地把浦江东岸某些区块划入城区，继而又将宝山、川沙、南汇等县由江苏省管归入上海市管，最后就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理念，建立“浦东新区”并几次调整行政区划不断扩展“浦东新区”。浦东虽有浦江阻隔却不能免于处在被上海“开发”的位置上，浦东最终变成了上海的一部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浦东；也因为其成为上海，而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中国故事的经典文本。这为自陆士谔以来的“上海生活”主流叙事跨越浦江推进为“新中国”的筑梦工程奠定了基础。这次到浦东，五天考察来去，慢慢琢磨浦东/上海间的种种，我似乎又发现，在自上海向浦东发出的久久为功而又声势浩大的“开发”行动之外，还存在着某种反向的历史潜流，就是浦东人的“去上海”。我们去上海，是看客体验上海生活；浦东人则不同，他们之“去上海”，是去参与或创造上海生活。上海在接续本土精致生活传统上，应是取一种内向苏州的姿态；而在引入西方生活方式上，则取面向海上的开放姿态；然后对浦东这块中西潮流间的本土，因它相比上海以西的比较高雅精致的本土是更加民间化的、底层性的、后开发的，因此毋宁是视而不见的。这来自“开发主体”的视而不见，却给浦东人，包括沿海更广大的杭州湾地区的宁波人等“开拓”性的“去上海”，提供了契机。2003年上海作家陈丹燕出版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故事实质是写“慢船去上海”。2013年上海戏剧学院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改编为话剧，将许三观去上海卖血救子的故事浓缩到一艘运蚕丝船上，话剧取名《慢船去上海》。所谓“慢船”实在是今天动车、高铁时代、飞机时代的某种怀旧说法，船舱里装置了回忆的时间“慢”匣子。而实际上在上世纪，乘船或车船联运却也是主要的快捷方式，相对来说并不很“慢”。郁达夫就曾很轻松地回忆从上海回家乡富阳，先乘沪杭火车再转钱塘江上开往桐庐的客轮，“若在上海早车动身，则午后四五点钟，当午睡初醒的时候，便可到家，与闺中儿女相见”。不过，“慢船”又无论如何是慢的，浦东高桥人杜月笙十五岁在家乡混不下去，要先徒步出东沟市、过庆宁市、过八字桥和洋泾镇，然后才来到黄浦江码头乘船渡到对岸的十六铺码头。南汇县北张家宅村的张闻天，一个十二三岁就开始求学的少年的漫漫人生路，要到离村半里路的祝家桥码头，去坐上海—南汇间的木船或小火轮去南汇县城，去吴淞、南京求学，曾途经并最终抵达上海。从今天看似很近的川沙到上海，黄炎培回忆说：“一般搭运货的摇橹船，黄昏开，清晨到。”这里，“慢船”指的就不应是轮船，而应是摇橹的木船。白莲泾，2006年。盛夏，露天洗澡。没办法，家里实在太狭小了。摄影：吴建平真实人生境况下“慢船去上海”并不很浪漫，那是像许三观一样“卖血”式的生存苦斗，“旅途”隐喻且衍化为更广大的普遍人生。而这才是除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居高临下式的“开发浦东”之外，另一种看待上海/浦东的重要视角。于此我们可以细看清楚，成千上万浦东人是如何奔赴于“去上海”的路途，向西跨过黄浦江去创造自己的“上海生活”。这样的真实的“上海生活”，曾湮没在“十里洋场”的红尘之下。它以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的现代转型为主导，为世界观，为人生哲学，为爱恨情仇，最终形成某种为中国和世界所称道的“上海生活方式”，为“新中国”累积绵延不绝的现代“中国经验”。三浦东人“去上海”了。他们寻找所谓“活路钿”，即出租出让浦东土地，然后抽身去上海寻找生存活路。“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川沙县志》）又有所谓“三刀一针”之说，即建筑业的泥瓦匠师傅手中的抹泥刀，服装业的裁缝师傅手中的剪刀，烹饪饮食业的厨师手中的菜刀，以及针织花边业纺织女工手中的“一根绣花针”。浦东人“去上海”，就靠这“三刀一针”，是自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层面服务“上海生活”，创造“上海生活”，与长江三角洲“去上海”的众生一起，融合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生活方式”。老上海曾有“浦东人造了半个上海城”之说。1919年，上海登记的六十多家“营造商”，业主绝大多数是浦东人。其中排名前十的建筑商中有八家是浦东人业主的公司，如杨瑞泰、汪裕记、顾兰记等。民国《川沙县志》记载：“川沙人在上海就业的，论其量，数之大，则以水木工人为第一。”如1935年，川沙县30618户人家，其中在上海从事泥水工和木工的就有1.5万人左右，平均每两户就有1名从事建筑业的。上海的许多闻名于世的建筑都出自浦东能工巧匠之手，如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国际饭店、中国银行大楼等。此外，浦东的服装裁缝师傅和本帮菜厨师在上海滩更是人数众多，十分有名。浦东的毛巾业、服饰花边业的产业规模巨大，一时间风靡全国，称美国际。浦东人充当了长三角地区“去上海”融合创生“上海生活”的重要角色。历史学家熊月之在《百年浦东同乡会》的序言中说：“在先进的浦西，活跃着一批出生在浦东、引领着城市潮流的浦东人，诸如李平书、穆藕初、杨斯盛、黄炎培、杜月笙等”。汲汲于人世生活，不离生活实践，于民生实用处着眼于国家社会改造，而怀抱“新中国”之梦，黄炎培先生提升综合百年浦东思想观念与抱负，归纳提出了“浦东学派”的见解，应该说是有生活基础的，是独具慧眼的。5月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G+4K+AI媒体应用实验室揭牌暨纪录片《而立浦东》开机活动在上海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出席，为5G+4K+AI媒体应用实验室揭牌，并宣布4K纪录片《而立浦东》开机拍摄。浦东贤达辈出，“弃儒服贾”敢为天下先，而于上海的生活舞台之上，重塑现代儒学的地域形态和生活形态，昭示中国生活的现代坐标。这是一个滋养慧根的浦东、滋养生活的浦东。有此浦东，则所谓“浦东学派”实则早就是为“上海生活”奠定基础的“上海生活实践学派”。而有此“上海生活”，那些飘渺于其上的浮华外表，所谓“魔都上海”，或“上海摩登”，或“十里洋场”，除了时尚的价值炫酷之外，如此这般的“海派”就都成就不了多大的局面，很多场合都成不了一个特别褒义性的词儿，尤其面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土和浩瀚民生，它新颖一时，魔幻光鲜，终如昙花一现。倒是那些出自上海的货真价实的生活性造物品牌，沉实在上海的街头巷陌，领真生活之风骚，进而流行全国。由浦东的“去上海”，进而可以看到广大的江南地区的“去上海”，乃至中国各地各方的“去上海”。于是“上海生活”也有了荟萃中西饮食、荟萃中国四方食材升级生活方式的优势，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黎锦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去上海”，一生作歌无数，无论称其是时代歌曲还是摩登歌曲，抑或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如今最好的解释是都可以作那个年代的“生活”解。其中有一首为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上海滩的歌舞剧《夜玫瑰》所作的插曲，歌名以上海饮食名店《五芳斋》为名，倒是写出了上海饮食的生活状态：“有黄河鲤鱼青浦芥菜，四川白木耳福建青海带，北平溜丸子汆烫，那南京烧鸭子来得快，广东叉烧湖南辣椒，合拢一起来炒一炒，辣得很好，云南火腿山西皮蛋，合拢起来拌一拌，下酒又送饭，口磨豆腐汤，又嫩又清爽。”这首歌由歌星周璇演唱，明快从容的欢快旋律，民生与普通人家的亲切气氛，为上海本帮菜的成功和上海生活本色作了极好的注脚。在这里，上海生活因连通中国四方的而成为真正的现代的“中国生活”，想一想这样的在北方二三线城市里可以同步吃到中国南北不同地方菜系的现代化生活局面，我们是要到六七十年后的新世纪之交才能逐梦达到，你就可以体会上海生活之于中国生活的某些意义来了。上海里弄街巷的锅碗瓢盆交响曲里有一个现代“新中国”百姓的美梦在里边，有一种现代生活本味在里边，滋润我们至今。2018年上海百年老字号“五芳斋”将这首歌制作成一部老上海怀旧、复古风格的黑白片广告视频上线，温馨满满地又火了一下。四于是我们自浦东“去上海”，向西跨过黄浦江，抵达了“上海生活”，也会抵达“中国生活”之境。那天从南汇张闻天故居展览馆出来，天色明亮而广阔，心底幽暗渐被打开，有什么念头向外张望。我试图沿着乡径去寻找“慢船”去上海、去中国、去世界的最初的水乡码头。想起展柜中他五四时期长篇小说《旅途》静静地在那里的样子，似有不舍。小说中的那艘船和“旅途”，终于成为其一生的隐喻。他走上了一个浦东人的“去上海”的生活之路，他已从浦东抵达了上海并最终抵达了中国。黄炎培与毛泽东交谈。我意识到，浦东以及上海，在二十世纪给中国及其人民生活留下了两个人的声音，极其珍贵。这两个人的声音让我在浦东/上海有幸遇到，出人意料又似难以觅得的“生活”知音。这两个人一个是黄炎培，一个是张闻天。他俩的声音震落在这块家乡的土地上，卷起了浦东与上海的生活之耿介、深情、智慧、警醒和广大，尤其是真实。这声音最初一定发声自这块土地，一定是自浦东/上海生活中坚持的声音，是中国生活的真声音。黄炎培的坚持是出于一个“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的理念，张闻天的坚持则出于一个“给人民解决了土地、房子、牛羊的问题，他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就是人民承认的政治家”的理念。这两个人的生活真声，谈论浦东和上海时一定要谈到，我想这逾越不过去。在浦东，海风过耳，这些回荡着生活精神的伟大声音正回归于浦东生活，成为“上海生活”的同期声、为“新中国”之生活真声。张闻天故居，浦东新区闻居路50号（原浦东新区施湾乡邓三村张家宅）。五这次来上海的最大不同，是“在浦东抵达上海”。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上海”不再是“慢车去上海”了，而改成坐飞机“去上海”。坐飞机意味着落地新建的浦东机场。但你所到达的是名副其实的“上海浦东机场”。到浦东机场你还未到上海，你还要向西穿过偌大的浦东抵达上海，到达浦西上海才是到了上海。好多年来，除了一次航班延误而被航空公司车载到川沙镇住了一宿外，每次都是走出机场便立即乘车。只是感觉浦东从原来好像一条机场高速，分岔越来越多，路网越来越繁复，而且先是只有一座杨浦大桥可过，到后来又有了卢浦大桥、徐浦大桥，有了翔殷路隧道、军工路隧道等多座桥隧可穿江而过。但你总归是要穿江而过，才抵达了上海。你终究还是“从浦东抵达上海”而不是“在浦东抵达上海”。这次浦东来去五天，出机场，住金桥酒店，几天下来忽然意识到根本没有过江到浦西。那么你是来的浦东还是上海？认真思量后，我承认是来到了浦东也来了上海，我在浦东抵达了上海。我为这新的感觉而有些莫名的躁动。那天下午在陆家嘴金融区的摩天大厦之下，我们漫步在浦江东岸，西望阳光白云下的外滩，仿佛一张旧年照片，外滩楼群在东岸的新天际线映衬下已不再高大，却恰恰符合你怀旧和伤感的那种高度，你依稀可见对岸熙熙攘攘、市声鼎沸，而此岸规划壮丽，却游人见少。此岸的游人也大都是穿过外滩过江隧道而来，仿佛对岸生活的一个延伸和补充。陆家嘴二十年。（姚建良摄）然而浦东并不只是陆家嘴金融区这一似与对岸老外滩相映生辉的一个角落，它展开于更广阔的浦东大地，直至伸入东海。浦东的巨变挟强大的“开发”之功，基于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因应世界潮流，以精英治理和主体“规划”主导实施，其中有一个词特别让人注意，这就是“功能”或“功能区”的规划与实施。如高科技“功能”就规划建设了张江高科技园区，国际金融“功能”就规划建设了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功能”就规划建设了高桥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桥贸易产品加工区，国际物流“功能”则规划建设了以东海大桥和洋山港为核心平台的国际物流中心。每个功能区又有很多高端项目，如张江科技园区中就有大飞机、高端芯片业、生物业、上海光源、智慧机器人、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等项目。这些功能（项目）让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物产品牌，既是“上海生活”品质的象征，又是带动长三角地区、引导“中国生活”方向趋向更高境界的引擎。因此所谓“功能”，最好的解释就是综合性的社会功能、人类性的生活功能、中国性的联合功能，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功能。我发现这些“功能”其实都源自浦江西岸“上海生活”的百年积淀，尽管浦东的一代精英似乎尝试以超越和高迈的卓尔不群打造“上海生活”的升级样板，献给几代陆士谔们所希冀的“新中国”，但这些高端的理想如何与“上海生活”的日常的民生品质融汇，如何根植于浦东古老的生活大地，与她融合为一，却是一个富有人性滋味的梦想。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浦东的“功能”，未来都断不会满足于指向所谓魔都所谓上海摩登。上海的生活本相，在于浦东的“去上海”，在于“中国”之生活新境，而新境梦中的黄浦江，那时会成为一条不息的内流河，外滩成了一个老去的名词。在浦江东岸，我看到它与西岸外滩有一醒目的不同，就是新筑水泥的堤岸之下，泥岸仍在，水中还生长着一簇簇一丛丛的野生芦苇青草，非常扎眼，又静默得让匆匆而过的人视而不见。2018年11月10日张未民，学者，现居长春。曾在本刊发表《的“中国”解读》《劣根性——“根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性启蒙》等。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