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小说阅读理解卡尔维诺写小说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深读

深读第25期,如此有趣的人每天到底在想些什么? 未读君说:前段时间,聊起了卡尔维诺,朋友说,看了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她也学着柯西莫男爵,爬树,结果不出意外地摔下来,把腿给摔坏了。 我开玩笑说,那你可千万别看《分成两半的子爵》啊。
原标题:卡尔维诺写小说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深读深读第25期,如此有趣的人每天到底在想些什么?未读君说:前段时间,聊起了卡尔维诺,朋友说,看了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她也学着柯西莫男爵,爬树,结果不出意外地摔下来,把腿给摔坏了。我开玩笑说,那你可千万别看《分成两半的子爵》啊。我们大笑。觉得这个事情很意思。卡尔维诺的小说,深刻是深刻,但有趣。他不会只顾展现思想的深邃,而不顾读者的阅读体验,弄一本又厚又难啃的小说出来。他不会这样。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显得“轻”,甚至像小孩子的睡前读物,什么骑士啊,公爵啊,制造的宫殿啊……很像是童话中的意象,脑洞也是很大,什么都敢写:什么一个子爵在战争中被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去做尽了坏事,另一半十分善良;什么一位男爵12岁的时候就爬上了树,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地面……故事是魔幻的,但却是现实主义的内核。放现在来看,应该是商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小说了。今天的推荐阅读,便是卡尔维诺的非虚构作品集《文学机器》。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是一台复杂的文学机器,他一生的工作便是将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零件置入这台文学机器中,不断地磨合,不断地调试。《文学机器》这本书也是卡尔维诺一生文学创作和实验的心得体会。在这部文集中,卡尔维诺在读者、作者、评论家的身份之间来回变换,不仅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探索了全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的书架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一些人相信文学是历史中一种积极的存在,相信文学是一种教育,在程度和品质上无法替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个类型的男人或者女人,是历史中那些积极的主角,那些在实践中与事物接触继而形成的新领导阶级。文学应该去面对那些人,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还应该教授他们知识,为他们服务。而且,文学只能在一件事情上为他们服务,那就是帮助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敏感,并且在道德上变得强大。文学可以探寻和教授的东西不多,却又无法取代,其中包括:注视身边的人和自己的方法,建立起个性化和普遍性事件之间的关系,使小的或者大的东西获得价值;考查自己的局限性、坏毛病,还有他人;找到生活中各种事物之间正确的关系,爱情在生命中的位置,它的力量与节奏;死亡的位置,以及应该如何去思考或者不去思考它;文学可以教会我们严厉、怜悯、悲伤、讽刺、幽默,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必要而又困难的东西。剩下的东西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学习,从科学、历史、生活中学习,就如同我们所有人都要不断地学习一样。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建立与现实的一种情感关系,也不是同情、思念、抒情、怜悯的方式,以及针对当下困难的那些欺骗性的解决方法。那些不愿意隐藏这个消极世界中任何现实的人,他们那张苦涩和稍显扭曲的嘴巴,其实更加恰当。只要他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更多的谦卑与洞察力,能够不断地捕捉那些在一次人类的相遇、一种文明的行为,以及一个小时流逝的方式中,出乎意料地在你的面前闪烁并表现出正确、美丽、真实的东西。面对一个瓦解和杀戮的世界,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世界完全是消极的,却也无法用高兴、甜蜜而欢欣的表情来取代否定的文学,危机中的文学,以及遵循极其糟糕的纲领和存在主义思想的文学在人脸上勾勒出的这张苦涩而稍显扭曲的嘴巴。这种生活在人类历史抛物线的最低和最悲惨之处,生活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氢弹的危险之中的意识,是我们所有想象和所有思想的起点。但是,我们无法容忍那种自负,那种冷漠的玩世不恭,以及那些明白一切却不发火的人,还有那些不尊重、不欣赏男人和女人的行动、大胆和坚持之人的目光。这种尖锐的否定意识,我们完全不希望它有所减弱,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觉察到,在这种否定下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活动,在感到痛苦,某种我们无法感受到消极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它属于我们,仿佛它是某种总在最后关头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在葛兰西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罗曼·罗兰作为革命口号来引用的,具有斯多葛派和詹森主义意味的一句格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意愿上的乐观主义。”。在周围充斥着尖锐的否定性智慧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看到的新文学,应该能够表达促使古代诗歌中的骑士或者18世纪旅行回忆中的探险者行动起来的那种清晰而积极的意愿。智慧、意愿,提出这些词,就意味着信任个体,并且拒绝接受他的瓦解。如今,没有谁比学会将历史问题作为集体、大众和阶级问题提出,并加入遵从这些原则的群体当中的人,更能学会了解个体特性的价值,了解它具有多大的决定性,明白个体在每一个时刻都是自身和他人的裁判,了解他的自由、责任,还有惊慌失措。我们希望创作或者阅读的是描写行动的小说,但这并非由于遗留下来的生机论或者能量论的影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人类经历过的考验以及战胜这些考验的方法。最久远的童话的模式:被抛弃在树林中的孩子,或者要在与野兽和魔法的冲突中获胜的骑士,仍然是所有人类故事不可取代的模式,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伟大小说的模式,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一个无情的自然或者社会中活动,并最终实现自我的故事。我们最铭记于心的古典主义作家,就出现在从笛福到司汤达的这个囊括了所有18世纪理性主义光芒的时期。我们也希望创造出充满智慧、勇气和渴望,却从来不会满怀激情,不会满足,也不会心存狡诈或者傲慢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让我们想一想人类和理性的智慧在与它的两个最大的敌人(理智、节制和含沙射影的狡诈,与缺乏理智、持泛神论且具有一种虚假的宽宏的激情)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认为,这个行动应该发生在诗歌里面。只有当惠特曼的追随者们那种轻易燃起而又不加区分的热情与浓缩而严格的隐逸派形成对立的时候,这个行动才能够完成。(现在,一些人降下了文学文明之旗,又升起了工业文明的旗帜。在他们看来,隐逸派乔装为具有抽象和非人性的完美的工业齿轮和镀铬管。)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不同风格的诗歌的某些迹象。正像如今我们需要的那样,构成这种诗歌的成分更多、更复杂,也更牢固,由各种想法相互交织而成,其中出现了各种人物、时期和地点。我们希望诗歌更加坚固和重要,并且在叙事文学面前重新显得旗鼓相当,而这也正是为了让叙事文学更加坚固和重要。对创造性作品的想法和理由所处的地位重新进行更为平静的审视,就意味着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在作品中出现,并且被当作某种诅咒和谴责的状况已经结束。或许只有到了知识分子接受本身的那种存在方式,感觉自己融入了社会,并且成为社会中具有功能的一部分,而不需要逃走或者逃避它,也不需要隐蔽或者自我惩罚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发生。我们这一代人(假如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在贾伊梅·平托尔的检验和纲领中找到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如此具有戏剧性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不可能成为对于超验的渴望,或者成为内心世界的戏剧;我们的力量只能去经历外部世界的戏剧,也就是那种极端冷漠的评价,那种捍卫本性的安静愿望,正是平托尔为这种外部世界的戏剧提供了如此清晰的例证,即使转移到政治斗争和行为的层面,情况也是一样。对于本性的反抗,是无法融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也是很多人身上所具有的遭到谴责的标志,尽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作为,而且愿意作为新人和作为历史的革新者。他们是一群脆弱的自我惩罚者、道德家,对自己的兴趣进行系统性的颠覆,想要把自负和傲慢装扮成严肃的理想主义,把一种狭隘的文学国家主义的自负装扮成对于民族传统的崇拜。然而,历史革新的发展,靠的是那些在自己的本性和教育上都没有欠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是这一切的一部分,明白在一个更加复杂和动荡的价值经济当中,假如局限性和缺点被如其所是地接受,那么它们就会重新变得积极起来。这是某种返祖性的节约意识,它感觉到自己生存在一个疯狂挥霍的时代,因而变得尖锐,强迫我们不要切除自身最小的部分,并尝试尽可能使用过去的东西。以平托尔为例:他的性格是人类性格中最为离奇的,也是与颓废主义、逃避和模棱两可的道德观最不相干和背道而驰的。然而,他同样来自完全属于欧洲颓废派的文学教育,也向我们证实了,由于读书方式的不同,书籍既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每首真正的诗歌中都存在着狮子的骨髓,它是一种营养,有利于建立一种严格的道德和对于历史的把握。严格地使用语言,不去满足任何浪漫主义的要求:一种打了折扣而且难以理解的现实感,不在作品中加入最为显眼的表象,也不在对于善与美的体现上吝啬,这就是平托尔(他是里尔克的译者和蒙塔莱的读者)从先于他的文学文明中吸收到的狮子的骨髓,这是一种渗透进行动和历史智慧当中的风格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把他的这种行为当作一种典型。借助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文明”之光不再显得那么衰落,它的复兴也更加坚定,几乎是怀着自豪。就这样,我们希望穿越整座压在我们身上的否定文学(那种由诉讼、局外人、恶心、荒芜之地和下午的死者构成的文学)的大山,希望找到能够支撑我们的脊梁、使我们获得力量的教诲,而不是向指责让步。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试图将任何东西变甜,或者让任何不情愿的人去适应这个游戏,因为这种文学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正是它仍旧包含的如此多的苦涩,以及仍旧存留在我们齿间的沙粒。本文所选片段摘录自《文学机器》,[意]伊塔洛·卡尔维诺,魏怡译,2018年5月由译林出版社出品。人人身陷纸牌屋,只有资深玩家能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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