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王广谋“句解”本《孔子家语》虽自元中叶以来流传甚广，但宋本王肃注《家语》也并未失传，且王广谋本亦是王肃注本之衍生，学者以王广谋本当“今本”实辨之不察。刘氏玉海堂本与汲古阁刊本虽同出毛氏旧藏，但亦不尽相同：刘本前半多将后人之校语或按语误成王肃注文，而汲古阁刊本则多有据他书校改正文者。黄鲁曾刊本虽偶有残缺，但其源出甚早，版本学特征也较纯粹，故佳处往往出诸本上。晚近以来，由于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向称“伪书”的《孔子家语》重获重视，研究渐夥。但由于长期乏人关注，现在当我们重新面对此书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亟须弄清：此书之“善本”何在？今之传本又如何承传而来？本文试图对现今《家语》一书的版本传承线索作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对我们利用现有的《家语》传本有所借鉴。今之《孔子家语》传本，多号称源自“宋本”，此说是否有据，尚俟深究。不过，这其中元王广谋本倒是个例外。广谋其人事迹不详，但其注《家语》自元代中期以来却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来，由于宋本王肃注《家语》十卷流传极稀，学者甚至以为王肃注《家语》十卷世间已无存，转而把王广谋本当成今本，似乎广谋本是横向上独立于王肃本之外的别一传本。持这一看法的甚至包括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时间则自明代前期直至晚清，甚至现代，可见为害非浅，因此需要着意一辨。学者有上述误判，除了宋本流传极稀少外，主要还在于王广谋之《孔子家语》“句解”本流传极广，公、私目录书及时人著作对它都屡屡提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语》总目：自《相鲁》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一函三册”，《千顷堂书目》：“王广谋《孔子家语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马思赞曰：其书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素王记事》一卷，元王广谋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书塾刊本，藏中央图书馆。”《贩书偶记(附续编)》：“《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义详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书中有两处半页九行者，较覆宋刊本颇多不同。……其编次较他本殊异，如此书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记。”可见王广谋的这个本子流传是很广泛的，甚至在卷册、书名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正因为此，明何孟春作《孔子家语注》时特别提到：“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因此可以说何氏是把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第一人。王鏊是见过王肃注《家语》的，但也认为“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实际上也是承何氏之说，主王广谋所删为“今本”。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明黄鲁曾之仿宋刻本及毛子晋访得之宋本王肃注《家语》多有刊刻行世，但学者对“今本”的看法仍存在误解。如清初陆陇其《松阳钞存》云：“今《家语》元王广谋所注本也。”陆氏甚至还对王鏊曾说见过王肃注《家语》一事表示怀疑。另外，姚际恒引何孟春之说，也从为“然则今世《家语》殆元王广谋本也”。今亦有学者以敦煌本与今本比较，认为除文字异同外，今本并王肃注亦大加删除，因此也说：“明代何孟春《家语序》云‘未必非(王)广谋之庸妄，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元代王广谋亦注有《家语》。”明显也是以广谋本当“今本”。现今在王肃注《家语》有多种版本流行的情况下，再持广谋本为“今本”之说，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从《贩书偶记》所记看，既云“并依王肃注义详为句解”，则说明王广谋注本其实亦是依王肃注而稍加敷演，实亦源出王肃注本，因此从横向上说，它并非独立于王肃注本之外的其他传本。台湾金镐先生曾详考《家语》版本之源流，一则认为“魏晋以来，所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王肃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广谋本每与王肃注不同，且元明以来王广谋本大为流行，遂将王广谋本视为横向上与王肃注本并列的别一系统：前后是矛盾的。其实王广谋本不过系王肃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与王肃注本横向并峙的版本学特质。广谋本既是源出王肃注本，也间接说明王肃注本并未绝迹，不只元代如此，明初亦然。虽然何孟春注《家语》时感叹王肃注未见，但我们看和他同时代的王鏊却见到了，只能说明何氏之搜求尚有未逮。况且，王鏊得见王肃注《家语》是偶得于“书市”，此等际会也说明王注本并非什么稀罕之物。如果说王鏊时代还不够早的话，那么明初宋濂《文宪集》曾提到《家语》之“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事，而查此事不见王广谋节略之“句解”本，而今传宋本皆有，说明宋氏所见非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实际上，王肃注十卷本虽然明代流传极稀，但由于学者多方搜求，自嘉靖、隆庆后，王肃注《家语》之仿宋刻本已不稀见，甚至后来毛晋还能得大字宋本。而且，毛氏在所得大字本残缺的情况下，还能用“别本”补之，这个“别本”显然也不是节略得内容大减的王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周亮工《书影》还提到，在毛晋所得宋本之外，徐家亦藏有宋本，而且二者也间或不同。这些事实说明，在王广谋本之外，王肃注本(包括宋刻和明仿宋刻)于明代的流传链条也始终未断。今传王肃注诸本均承明而来，以唐、宋类书及注疏所引《家语》相比较，可以说基本可信，证明宋本王注《家语》虽命运多舛，但却一直承传不坠。四库馆臣所谓：“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无见旧本者。”显然是疏于考证。当然，这种看法其实与各种序跋所见何孟春之感叹、毛晋所述得书之幸并自张其本，可谓如出一辙。而前述以王注宋本亡，并将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之而起。在没有深考文献流传线索，亦未能详列诸本以参稽彼此异同的情况下，学者仅通过序跋之类目录学路径而陈陈相因，并遽断是非，不亦难乎？现今所能见到的所谓“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同文书局所据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虽说是三个系统，究其实可能只有两个，因为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因此它与汲古阁刊本自然关系密切。不过，汲古阁刊本显然是个经过校定的本子(今上海图书馆藏明汲古阁刻本，明属“汲古阁校”)，故而它与毛氏旧藏的原本也不尽相同。再者，毛氏是两次得宋本：第一次得之于“吴兴贾人”，但这一次所得之本二卷十六页以前皆已残蚀无存；第二次得之于“惠山酒家”，但八至十卷亦残缺无存，因前半完好，故毛氏依此本将二卷十六页以前“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这样“吴兴贾人”本才勉强完整。这样看来，为刘世珩所珍的所谓毛氏旧藏，实是拼合了两个本子，版本属性已不纯粹。正因为是拼合二本所成，故而学者注意到该本前后差异很大，晚清大儒孙诒让即云：“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玉海堂所据之毛氏旧藏业已亡失，我们只能通过同文书局所收之影宋本来考察其面貌。将同文书局本与汲古阁刊本对校可以发现，前者多出了很多注文，前人曾误以为这些注文是宋本之旧，其实是辨之不察。今以四部丛刊所收明覆宋本校之，可以发现这些多出的所谓“注文”其实并非宋本王注，而是后人的按语、校语。如《家语·相鲁》篇“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四库全书》所据毛氏汲古阁刊本“汶阳之田”下注云：“四邑：郓、言雚、龟阴之地也。汶阳之田，本鲁界。”明黄鲁曾仿宋刊本与之基本一致，但刘氏玉海堂本此处作：“四邑：郓、言雚、龟阴也。汶阳在鲁界。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言雚、龟阴为三邑，今言雚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可以看出，刘本前半本来当系王注，而“春秋传”以下，则当系按语，后人辨之不察，遂致王注与按语连贯而书，未加分别。如果以这样的本子来校黄鲁曾刊本，表面上似乎是黄本注文有脱漏，其实不然。刘本前面数篇此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于此不能备举。再如《儒行解》篇“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下，四库及黄本均有王注作“陨获，忧闷不安之貌”，而刘本独作“陨获，坠割也；一说忧闷不安之貌”。“坠割”之说，当非王注之旧，而“一说忧闷不安之貌”，明显又是用类似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来参校，其校语之迹，可谓昭昭明甚。刘本不仅多将按语混成王注，即王注亦有不若他本者。同是《相鲁》篇“牺象不出门”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注文作“作牺牛及象于其背为罇”，此处王注与《周礼·春官·司尊彝》贾公彦疏引王肃《礼器注》“为牺牛及象之形，凿背以为尊，故谓之牺、象”，基本一致，今之学者多认为王氏此处“牺尊”之注能够突破郑氏从文献到文献的圈子，转而以地下出土古物作证，遂成考据学之一段佳话。而此处刘本仅作“牺象，罇名”，味同嚼蜡，大失王注本意。又《家语·王言解》“田猎罩弋”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有王注：“罩，掩网；弋，缴射。”而刘本作“罩，鱼笼；弋，缴射也。罩，陟教切”，《群书治要》本此处作：“罩，掩网也；弋，缴射也。”可证刘本之误，不仅在于将“掩网”讹成“鱼笼”，甚至还将后人的反切阑入。而汲古阁刊本在这些地方都与明覆宋本同，没有这些按语或校语反倒是正确的。我们推测，其中校语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本载斧季跋文明云：“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亦同，益证此本之善。”(笔者按，毛氏率尔以他书来校《家语》是不严谨的，今传其他宋本及唐宋类书都作“良药”不作“药酒”，恰证明毛校之非，又说明即使是宋蜀原刻亦非尽善也)看来斧季对前面几篇曾做过校勘(今同文书局所据之玉海堂本正作“药酒”，良可证)。毛斧季作为汲古阁后人，对于这些按语及校语的性质自然是清楚的，因此汲古阁刊本并没有把它们混成王注。就此而言，虽同为源出汲古阁，但汲古阁刊本的价值显然要超过玉海堂影宋本，故而后来王国维在为日本宽永本《家语》所作跋语时也提到：“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汲古阁校勘本在清代颇受重视，曾多有翻刻。清修四库全书，其中《孔子家语》据四库馆臣云：“此本则毛晋所校勘”，明显也是据汲古阁刊本。不过，四库在收入汲古阁本时对其又有所校订，这一点我们从《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今日学者如果要以汲古阁本为准做研究，四库全书本显然也并非理想的本子。明覆宋刊本署“岁甲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此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黄鲁曾刊本，莫友芝说此本即《天禄琳琅后目》之宋刻本十卷，其实是明仿宋刻。就目前所知材料来看，此本是明代王注《家语》十卷最早行世且流传至今者。据此本后所附黄鲁曾之《孔子家语后序》云：“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雠之，仅得十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看来此本系经黄氏校勘之本，其所据“宋刻”之来源则未明。黄氏在明代前期宋本王注《家语》流传极稀的情况下，为搜求王注《家语》可以说付出巨大努力。将该本与汲古阁刊本互校，可以看出它确实不完整，有所脱漏、错讹，尤其以此本后面为甚。比如最后一篇《曲礼公西赤问》之最后四章该本残掉无存，该篇前面数章内容又误入上篇，另外，像《七十二弟子解》等篇也有不少脱漏。正因为此，自毛氏汲古阁本出，学者多扬毛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而抑此本，其实失之草率。需要指出的是，此本后面之错讹，可能系技术性的写刻过程中之疏失，而并非其所据本即如此。比如清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其所据底本当与黄鲁曾本源出同一系统(末一篇最后四章亦残掉无存)，但陈本却并不存在后篇内容误入上篇的情况，说明其所据本虽总体上与黄本同出一系，但局部甚或胜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黄本虽于后面局部略有瑕疵，但整体上还是颇可信据的，将其与汲古阁刊本比较也是大同小异，甚至有些地方黄本还要优于汲古阁本。孙诒让曾校汲古阁本，有不少地方明确指出汲古阁本之误，但我们看在这些地方黄本却每每不误，即是黄本价值的绝佳证明。所以，今天虽然汲古阁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大为流行，但此本仍然与之并行于世而终不能废。上面提到，汲古阁本系拼合二本而成，尤其是二卷十六页以前系影抄“酒家本”足之。“酒家本”虽亦系大字本，但也未必就与“吴兴贾人本”恰是一书，因此，其版本属性已不纯粹。另外，将汲古阁刊本与刘氏玉海堂影宋本二卷十六页之前比较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文互有出入，正文也不尽相同，而正文汲古阁本倒是每每与黄本悉合。看来作为校定的本子，毛氏很可能用了黄本进行校勘，说明汲古阁本的版本属性就更加复杂。还有更复杂者，我们发现汲古阁本每每存在以他书及唐代注疏引《家语》校改正文者。如今汲古阁本《家语·好生》篇云：“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刘氏玉海堂本与之同，但黄本无“入其邑”一句，何所为证？我们看《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五》引《家语》也是没有此句，而且同书卷六十五《军器部》再次引此章，同样没有此句，看来黄本所见当比前二本为优。又按，《家语》此章所载，又见于《诗·绵》毛传，而毛传所载与前二本同，亦有此一句。看来汲古阁本、刘本所见，当系据毛传妄改，原貌当即如黄本及《艺文类聚》所引。且孔颖达之《诗·绵》“正义”也说《家语》所载“与毛传小异大同”，这“小异”的存在，说明孔氏所见之《家语》很可能亦与《艺文类聚》一致，而汲古阁、刘本参考毛传而妄改，可成定案矣。又，汲古阁本《家语·正论解》“招虞人以弓，不进”，刘氏玉海堂本同，但黄本“弓”作“旌”。宋杨简《先圣大训》卷三云：“《孟子》及《孔子家语》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传‘旌’作‘弓’。”杨氏所见自当属“宋本”，而汲古阁、刘本虽以“宋本”相标榜，此处却与《左传》同，说明其已不复“宋本”原貌，此处“旌”作“弓”，又说明它们据他书妄改《家语》正文(二本下文之“旃”，显然是“旌”之形讹，又说明改之未尽也)。比较而言，倒是黄本更忠实于宋本原貌。前人曾说，明人喜刻书而善本亡，以上述汲古阁及刘本据他书将“宋本”改得面目全非看，此论不能不说切中肯綮。所以，如果说纵向上王肃注《家语》的流传链条始终未断、迤逦至今，终是幸事的话，但王注本横向上并陈的几大版本，能够拥有较为纯粹的版本属性的可能只有黄本。刘氏玉海堂本事涉拼凑和按语混入，而汲古阁刊本则后人校改之处又多。要之，今之治《家语》者，绝不能唯某一版本是从，而必须于众本间折中去取，必要时还要参考唐宋注疏及类书中所引以定是非，如此则离《家语》文本之原貌不远矣。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