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痘疫苗多少钱一针东有疫苗,西有药物成瘾,但不同的是,大洋对岸的这位艺术家被允许站在抗争一线

4 月的一个早晨,艺术家 Nan Goldin 和大约 100 名抗议者一起走进了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南侧的亚瑟 · M · 赛克勒美术馆。赛克勒美术馆隶属于史密森尼博物馆体系之下,表面上看是一座低矮的几何形建筑,但实际主体却是由史密森尼博物
原标题:东有疫苗,西有药物成瘾,但不同的是,大洋对岸的这位艺术家被允许站在抗争一线4月的一个早晨,艺术家NanGoldin和大约100名抗议者一起走进了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南侧的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赛克勒美术馆隶属于史密森尼博物馆体系之下,表面上看是一座低矮的几何形建筑,但实际主体却是由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另一座公共花园延伸至地下。1982年,医生ArthurM.Sackler出资400万美元并捐赠了约1000件来自东南亚的艺术藏品,建成了赛克勒美术馆,而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美术馆灰色的花岗岩外墙上。Goldin一行大步走过名为「遇见佛陀」(EncounteringtheBuddha)的展览,其中一些人在中庭楼梯上站成一排,还有一些围在建筑底部的一座浅喷水池边。抬头望去,中国艺术家徐冰长达72英尺、名为《猴子捞月》的漆木雕塑正从楼顶悬垂而下,少数几名赶早的游客则好奇地打量着这群人的举动。华盛顿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外,摄影:MeganKapler阴暗的美术馆里,空气仿佛凝固一般,不过这种沉默很快被Goldin打破。她用粗哑的嗓音带领众人喊道:「Arthur的本事是卖药!卖药赚钱!骗人上瘾就有钱赚!」话音落下,美术馆里一片寂静。突然,每个示威者都从包里取出了标有奥施康定、美施康定和安定的大号药瓶,把它们扔到地板上、楼梯下和水池里。瓶瓶罐罐掉落的声音就像雨点拍打在屋顶上。随后,Goldin和抗议者集体躺倒在石头地板上,以示抗议。过了一会儿,众人又集结在美术馆门外,把更多的药瓶放在另一块刻有ArthurM.Sackler大名的粉色花岗岩纪念碑上。Goldin开始和众人谈论阿片类药物滥用带来的危机,然后点名批评了她眼中此事的始作俑者:Sackler家族。自Goldin今年初在《艺术论坛》杂志一月刊发文以来,这已是她第三次组织「反对Sackler家族」的抗议活动了。Goldin在文中宣称,自己曾经服用奥施康定成瘾长达3年时间,后来终于戒除了药瘾。该药品的广告宣传称,这是一种长效缓释性麻醉药,用以减轻剧烈的慢性疼痛。1996年,Sackler家族旗下的普渡制药公司首次在美国推出奥施康定。相比当时市场上的其它阿片类药物,它被包装成了更安全、成瘾性更小的替代品推销给医生们使用。然而,奥施康定并不像普渡制药宣传的那样安全可靠。自1999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服用过量的奥施康定、氢可酮、吗啡、美沙酮等阿片类处方药。另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统计,自2011年以来,在吸食海洛因的人群中,有80%的人曾经滥用过处方类止痛药。2010年,为了防止药物滥用,普渡制药改进了奥施康定的配方,但海洛因的使用量却急剧上升。2015年,美国缉毒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因服用过量处方药物和海洛因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疫情级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则报告称,从有最新确切数据可查的2016年信息可知,平均每天有116名美国人因服用过量阿片类药物而死亡。Goldin也曾嗜药过量,但所幸逃过一劫。她当时服用的是芬太尼,她却一度以为那是海洛因。在她骗取处方药物的行径被医生发现之后,她开始转向黑市。这一毒瘾始于2014年,当时住在柏林的Goldin发现自己左腕神经受到压迫,据她描述,这种疾病会引起钻心的疼痛,因而需要手术治疗。Goldin曾经在1970和1980年代吸食海洛因成瘾,因此知道奥施康定的危险,不过她仍旧选择服用这种药物。「我听说这种药危害很大,但没意识到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她回忆道,「我以为我能控制住自己。」结果,为了克服戒断反应,她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在纽约、柏林和巴黎的公寓里辗转游荡。2017年,她住进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家戒毒机构。也正是在康复期间,这位曾以记录纽约享乐主义生活而闻名的摄影师才开始了解这种差点令她死于非命的药物,不久后,她便成了近年来最活跃的艺术家兼抗议人士。Sackler的名字不仅出现在史密森尼体系下诸多博物馆的墙面上,也被刻在了几十座世界最负盛名的艺术机构的建筑上,包括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及蛇形画廊、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和迪亚艺术基金会下属的多家美术馆,并出现在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可如果你在普渡制药公司的官网和营销、研发资料里搜索他的名字,却很难觅其踪影。示威者将蓝色和橙色的「处方」药瓶扔进了喷水池里,摄影:TWCollinsGoldin去年年底读到了两篇记述Sackler家族通过销售药品发迹的调查性报道,其中一篇由撰稿人ChristopherGlazek发表在《Esquire》上,另一篇则是PatrickRaddenKeefe刊登在《纽约客》上的文章。Goldin认为,Sackler家族依靠慈善事业掩饰了过去的丑行。他们参与制造了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危机并从中获利,这一事实终将取代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无私奉献的慈善家形象。「现在他们倒是有机会洗刷自己的名声了。」Goldin对我说。她要求普渡制药将未来利润的50%投入研究有效的治疗方法、减少药物对人体的伤害以及提高药品安全教育之中,并停止大力推广他们的止痛药片,她还希望各大机构不再接受Sackler家族的捐款。社区活动组织者、来自美国大众民主中心的也加入了Goldin的行列。FlynnWalker在得知Goldin服用奥施康定的经历后,两人今年起开始合作。抗议活动结束后,FlynnWalker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国会大厦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邀请马萨诸塞州参议员ElizabethWarren和马里兰州众议员ElijahE.Cummings就《综合戒毒资源紧急法案》发表讲话。这两位议员最近刚刚提出了这项法案,以应对阿片类药物带来的危机。新法规要求政府在未来10年内每年拨款100亿美元用于治疗、援助与研究,并向美国受影响最严重的州和城市提供专项资金。「抢头条的日子结束了,政治作秀的日子也结束了。是时候采取行动了。」Warren宣布道。马里兰州议员BenjaminL.Cardin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NancyPelosi也来到了现场,对Goldin和与会的组织者联盟表达了感谢。「我们欠你们太多了。」Pelosi如是道。ArthurM.Sackler的遗孀JillianSackler通过一名新闻发言人就《ARTnews》杂志上关于示威活动的文章发表回应称:「ArthurSackler在推出奥施康定的9年前就去世了,他与普渡制药公司毫无瓜葛,他的家人也没有通过销售奥施康定而获益。」最近,史密森尼方面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一名发言人还补充表示不会更改赛克勒美术馆的名字,但他们「理解示威者为什么要抗议」。而在今年2月,普渡制药宣布将不再向医生推销阿片类药物,并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宣传、毒品管控以及与执法部门合作上。普渡制药一名发言人RobertJosephson表示:「我们与Goldin一样,对通过处方开具和非法获得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感到担忧,我们将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不过,Goldin对这些回应不为所动,甚至拒绝了普渡制药提出的对话邀请。她认为,ArthurSackler过去经营的广告公司在1960年代就成功推广了安定这种药物,这实际上为他的两个兄弟、1991年创立了普渡制药公司的Raymond和Mortimer提供了商业上的范式,让两人得以通过销售奥施康定牟利,最终令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她认为整个Sackler家族都有义务参与解决阿片类药物滥用造成的危机。近来,像Goldin这样以一己之力充当社会活动人士的例子已经不多了,更何况她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已经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数十家主要艺术机构收为馆藏。有了Goldin背书,反药物滥用运动就得到了认可,她本人也成为了这类人群的代表,这群人往往被称作「瘾君子」,普遍为社会公众忽视。而抗议阿片类药物滥用的行为也很难得到公众理解,毕竟他们没有触目惊心的照片,没有冰川融化、坠入北冰洋的画面触动人们的神经,也没有稚气未脱的高中生在CNN上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控枪法律引人瞩目。阿片类药物被认为是美国落后地区一个令人难堪的污点,药物成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软弱和意志沦丧的象征。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通常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一名受伤的高中橄榄球队员、一位失业的单身母亲、一个曾经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这也让Goldin的故事和她的参与变得愈发重要。在人们的印象中,NanGoldin并不总是以政治活动家的面目示人。她是彩色摄影的先驱,如今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在世摄影师之一。她的作品与PeterHujar、RobertMapplethorpe、SallyMann和DianeArbus的摄影集平起平坐,共同被奉为经典。但Goldin的事业和生活几乎都曾被毒瘾毁于一旦,而这也是她当初一举成名的一大原因。Goldin善于在最私密的时刻捕捉纽约市井粗野、真实的一面,为漫无法纪和违背常理的生活添上一层浪漫色彩。也正是这份艺术本钱让她得以在1990年代重新回到公众视线并开始拍摄更多商业作品。Goldin1953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银泉市一个勤勉上进的犹太中产家庭。Goldin年仅11岁时,她喜爱的姐姐、18岁的Barbara自杀身亡。后来,14岁的她选择离家出走,最终进入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设学院学习摄影。24岁时,Goldin搬到了纽约,住在下城区鲍厄里街上的一间阁楼里,并在时代广场边一家名为「TinPanAlley」的酒吧工作。当时那片街区乌烟瘴气,是性服务产业滋长的地方。正是这样的纽约让Goldin找到了作为艺术家的立足点。艺术家NanGoldin在华盛顿,摄影:CaitlinTealPriceGoldin最著名的作品或许是她早年创作的系列「性依赖的叙事曲」(TheBalladofSexualDependency)。她从1979年开始在俱乐部和地下影院展示这些摄影作品,并于1986年出版成册。Goldin喜欢把它叫做「叙事曲」,该系列后来慢慢扩充到了680张照片,拍摄时间跨越了30年,曾配合地下丝绒乐队、小野洋子、JamesBrown和KlausNomi等人的歌曲,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标题「性依赖的叙事曲」取自BertoltBrecht和KurtWeill的音乐剧《三文钱的歌剧》(TheThreepennyOpera)里的一首歌名。在1970和1980年代,Goldin最初展示这些摄影作品时,常常会根据当天观众的属性和自己的心情更换照片数量与类型,这也为展览带来了一份无常之美,就像潮涨潮落间沙丘的轮廓一样变幻莫测。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1979年到1987年间的纽约、普罗温斯敦、巴黎、波士顿、柏林和墨西哥。图片中的主人公往往是Goldin自己、她的情人和朋友,以及朋友的情人和朋友,每一张都记录下了他们最脆弱、最本真的一面。在其中一张照片里,女作家兼演员CookieMueller独自坐在「TinPanAlley」酒吧的一张桌子旁,抱着双臂陷入沉思。而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个男人跨坐在情人身上,后者的红T恤在匆忙间被推到了半腰。Goldin捕捉的是欢愉、是享乐、是孤独、是沮丧。她的作品折射出人生情感的潮起潮落,看着它们就好像陷入了Goldin当年生活中的无限循环。在Goldin创作「叙事曲」一年后,她的艺术风格开始风靡时尚界。1996年,她为美国小说家JenniferEgan刊登在《TheNewYorkTimesStyleMagazin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配图,画中人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16岁女模特JamesKing。King向Egan坦诚,自己从15岁起就开始吸毒了。Goldin拍摄的作品令人久久难以忘怀:镜头下,King有种空灵而脆弱的美,骨瘦如柴的她还有双忧郁的眼睛。20岁的DavideSorrenti是King当时的男朋友,一年后他就死于因吸食海洛因而引发恶化的遗传性血液疾病。同年晚些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发表演讲,谴责了美化毒品的行为。他说:「赞美海洛因的做法并不会带来创造力,只会带来毁灭。它一点也不美好,恰恰相反,它很丑陋。」我们不清楚克林顿是否在影射Goldin,不过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对「海洛因时尚」不屑一顾,而「海洛因时尚」正是评论家在形容她的作品时常使用的一个词。当我审视1990年代涌现的时尚作品,比如DavidSims或DavideSorrenti的哥哥MarioSorrenti的作品时,我能看到道德恐慌,却不见多少Goldin的影子。相比之下,在JuergenTeller或RyanMcGinley等艺术家的摄影作品里更容易找到她的痕迹,但两人的风格都比Goldin更光鲜、也更职业化。Goldin曾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渴望成为「贫民窟女神」和瘾君子。她还说自己在1970年代对海洛因的兴趣最初始于社交目的,可后来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如果说,Goldin以美化地下亚文化而成名,那么她的作品里一定暗藏着一套政治潜台词。她早期拍摄变装皇后的作品算是先知先觉,但对性别问题不算关心。她对自己遭受性虐待的记录反而更为深入,尤其是1984年的作品《Nan被施暴后的一个月》(Nanonemonthafterbeingbattered),令人触目惊心。图中Goldin的左眼依旧布满血丝,脸上也是伤痕累累。照片让人心有戚戚,但最让人吃惊的是,它丝毫没有怯意。由于美国爆发的艾滋病疫情,「叙事曲」无意中成了一个逝去时代的遗物。如果艾滋疫情从未发生,它或许会成为一条假想中的文化岔路,一条我们原本可能走上的狂欢之路。1989年,一度沉迷毒品、与世隔绝的Goldin戒毒成功,恢复了理智。然而,令她伤心的是,她的朋友圈正在瓦解,朋友们不是挣扎在死亡边缘就是已经离开人世。于是,她为纽约市中心的「艺术家空间」策划了一场名为「见证者:对抗我们的消逝」(Witnesses:AgainstOurVanishing)的展览,邀请众多纽约艺术家对艾滋疫情做出回应。展览以逝者为主题,勉强称得上是一首挽歌。展品包括一幅PeterHujar的自画像,他已于1987年去世,以及Philip-LorcadiCorcia镜头下躺在医院病床上的VittorioScarpati,后者也已经在1989年去世。KikiSmith则创作了一件姊妹作品——一件布面丝网印刷。她把它献给了「艾滋病纪念拼布」(AIDSMemorialQuilt)项目,以纪念所有被这种疾病夺去了生命的妇女,包括自己的姐妹。Goldin在开场白解释了举办展览的初衷,说毒瘾曾经让她「彻底失去了自我」,后来通过创作才让她重新找回自己。她曾写道,「当我重获新生,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我恢复了过来,但我想象中那些欢聚的场景并未发生。」「1995年的巴黎,JeanColonna大秀上,James正在吃苹果。」摄影:©NanGoldin,承蒙艺术家本人提供在该展览的画册中,有一篇名为《美国寄来的明信片:来自地狱的X光》(PostCardsfromAmerica:X-RaysfromHell)的文章,出自艺术家DavidWojnarowicz之手。1992年,Wojnarowicz也死于艾滋病相关的并发症。这篇文章概括了一个国家对一代人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悲剧,它为我们理解Goldin如今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最为清晰的视角。Wojnarowicz在文中写道:「事实上,在我被告知染上这种病毒之后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个社会也病得不轻。这让我很愤慨。」赛克勒美术馆抗议活动结束两周后,我又见到了Goldin,这次是在她位于布鲁克林东河畔的工作室。她坐在一张棕色天鹅绒的沙发上和我打招呼,沙发看上去就像是从她住了38年的鲍厄里街公寓兼工作室里搬来的古董。小说家兼散文家DarrylPinckney曾经这样描述道:「Nan在鲍厄里街上的隔间没有窗户,因为窗户都被遮住了,所以她办的派对又长又热闹,而且挺危险的。你不知道究竟几点了,也不知道外面的天色。」2014年,她搬到了这间新的公寓。Goldin身材娇小,顶着一头短短的红色卷发,穿着一袭黑衣,正一边抽烟一边喝姜汁啤酒。旁边的书架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招贴画简史》、《边缘人格障碍:临床指南》以及关于EvaHesse、JohnKelly和JosephCornell的专著。她最近与品牌Supreme合作的3块滑板依旧用塑料膜包裹着,倚在一只盒子上。近几年,Goldin除了摄影之外还在创作油画和素描。真正拍照的时候,她会使用Fuji6x7相机,但也不拒绝iPhone。「只要会拍照,每个人都能当摄影师,」她告诉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触到的媒介。」她给我看了一组戒毒后创作的油画,它们看上去荒诞不经,就像她的摄影作品一样,采用了巧妙而温和的线条色彩。而在一幅二月份完成的自画像上,画布被抓破了,使得两瓣嘴唇看上去被缝在了一起,这不禁令人想起1990年由RosavonPraunheim执导的纪录片电影《沉默等于死亡》(Silence=Death)中Wojnarowicz的经典形象。「新年那阵子我一直一个人,有好几天我都没和任何人说过话。」Goldin解释道。在一幅名为《埃及艳后自慰图》(CleopatraMasturbating)的画作里,一丝不挂的埃及艳后正在自慰,一条蛇则把她的左乳头咬出了血,背景里还有几只小猫小狗。Goldin问我有没有尝试过阿片类药物,我说以前在大学里吃过奥施康定,但后来觉得很不舒服,她点了点头。我问她服用阿片类药物是什么感受,她回答:「它们让一切都感觉好极了,就好像在你和世界之间隔了一层纱。你被一股暖意笼罩着,突然间什么事情都能忍受了。」她说自己嗑药时画的画更加离奇,而且是无意识的,就好像药物能让她接触到自己头脑清醒时无法触及的那部分。作品《一只正在吸食未知毒品的未知物种》(AnUnknownSpeciesWithUnknownSubstances)上画了一头正在吸烟的四足动物,它的周围堆满了药品。当我询问这些药品是否是奥施康定时,她的回答是「未知毒品」。尽管这些画皆出自艺术家的痛苦经历,但它们看上去既古怪又有趣。今年5月,Goldin的两幅摄影作品在弗里兹艺博会上MatthewMarks画廊的展位展出。我问她,既然她对文艺捐赠的来源颇有微词,那是否也觉得自己有义务留意作品的去向?万一买下她摄影作品的人通过普渡制药公司获利,或者把他们的财富建立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如今有些艺术家就拒绝把自己的作品卖给Zabludowicz家族,因为后者最初是依靠军火交易发迹的。华盛顿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内的抗议人群和旁观者,摄影:©NanGoldin承蒙艺术家本人提供Goldin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耸了耸肩说道:「我发起这项运动的时候就有人说,他们会(从大都会博物馆)剔除掉我的作品,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做。」一开始,她的回答并不能让我满意。Sackler家族对艺术事业的扶持仍旧利大于弊,数十年来,他们赞助了好几代艺术家,甚至可以说连Goldin自己也是受益者。她对此并不否认,并说道:「我们不是在要求博物馆把钱还回去,而是希望他们今后不再接受捐赠。我们还要求博物馆发表声明。」她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让我认识到,像Goldin这样的艺术家唯一要负责的就是自己的作品。但对Sackler家族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Goldin对华盛顿的抗议活动感到很满意,但她对普渡制药公司的愤怒依然显而易见。「按理说,大脑无法区分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她说,「两种痛苦息息相关,而普渡制药把两者都当成了猎物。」她也暗示说自己害怕成为Sackler家族报复的对象。在赛克勒美术馆抗议的前一天,她参加了MadeleineSackler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放映活动。Madeleine的父亲Jonathan便是普渡制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最终,Goldin在保安陪同下被迫离开了放映现场。「他们直接叫了我的名字,」她回忆道,「都是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Goldin心中的维权楷模是「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简称ACTUP,亦即「行动起来」)。该组织于1987年由美国编剧LarryKramer发起,核心诉求是呼吁政府针对艾滋病疫情采取立法行动,并加大医学研究和治疗措施。在1990年代初,ACTUP向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提出过抗议。这家公司为艺术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但同时又向参议员JesseHelms提供资金援助。众所周知,Helms指责「同性恋的生活」是艾滋病在美国传播的根源,且反对同性恋群体的立法诉求。Goldin也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而当我们更直接地谈起艾滋病危机时,她就悲伤了起来。「熟悉我过去的人都离开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对着我说话,而是对着面前的空气喃喃自语道,「我们本来应该一起变老的,可我连一个可以聊聊当年的人都没有。」我想起了在她摄影作品里出现的朋友们:Mueller、她的丈夫Scarpati以及Wojnarowicz。「就像瘟疫一样,」她说,「像黑死病。」Goldin对艾滋病疫情的记录(包括展览「见证者」以及她自己的摄影作品)是展现社会极度不公现象的重要艺术形式。不过,她新成立的活动组织「处方药成瘾干预」小组(PreionAddictionInterventionNow,简称「P.A.I.N.」,字面意思即「痛苦」)在很多方面都与之前有所不同,包括目标群体和质询对象等。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清晰地阐明:由大型机构主导的艺术界在道义上应该帮助那些受企业贪婪行径之苦的人。Goldin将目标对准了那些接受Sackler家族(据估计,其净资产约有130亿美元)捐赠的机构,挑战了这一艺术界潜在的经济毒瘤。1983年,Cookie坐在纽约「TinPanAlley」酒吧内,摄影:©NanGoldin承蒙艺术家本人提供从毕加索1937年创作的《格尔尼卡》(Guernica),到DreadScott创作于2015年的《昨天有一个人被警察以私刑处死》(AManWasLynchedbyPoliceYesterday),艺术家们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但随着艺术市场的迅速扩大,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样地,决定市场繁荣与否的艺术家们也发生了变化。如同推广他们的艺术经销商和策展人一样,现在的艺术家都是职业人士。而如今的抗议活动也更多以其推广技巧来判断成功与否,这使得带有各种符号和标签的社会运动已经像广告营销一样流于形式。著名的活动人士都开设了播客,或与出版社签下了数百万美元的出书合约,还能和《Vogue》杂志主编AnnaWintour会面。然而在Instagram上,Goldin本人的账号和P.A.I.N.主页总共只有大约6.9万的关注者,而且她也从未注册过Facebook。P.A.I.N.小组成员每周或多或少会在Goldin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里碰一次面。因此,当我看到Goldin用自己的方式迎接这些障碍时,依然会感到惊讶不已。一谈到P.A.I.N.,Goldin的神情突然变了,变得强硬而疏远。她说她想在公交车候车亭里张贴那些克服了阿片类药瘾人群的照片,从而「洗刷耻辱」。下半周,她还想在克利夫兰联邦法院前参加一项抗议活动。届时,美国诸多市县针对普渡制药公司等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诉讼案会被合并审理。抗议者普遍希望,那些在庭外和解后达成的赔付款项能直接用于治疗患者。Goldin近来一直在制作一部关于P.A.I.N.的电影,还要前往美国边远农村地区的诊所进行拍摄。她提供了一些关于药物服用过量的统计数据,并指出,如今不仅是海洛因里含有芬太尼,可卡因中也能找到这种物质。Goldin把个人诉求变成了政治诉求,此举也会反过来帮助她自己的生活。第二天晚上,Goldin来到了位于皇后区的SilvercupStudios,参与《堕落街传奇》(TheDeuce)的拍摄工作。这部电视剧在HBO频道播放,由DavidSimon和GeorgePelecanos共同创作。故事背景设定在1970年代末的纽约,这也是Goldin自我发展的时期。当时的纽约,一种贫穷而自由的气息与美国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并存。Goldin非常喜欢Simon的作品,比如2002年至2008年间播出的邪典剧集《火线》(TheWire)以及他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凶杀:杀人街年记》(Homicide:AYearontheKillingStreets)。Simon比Goldin小6岁,两人都出生在银泉市。Simon告诉我:「当时我对纽约的了解远远不如在那里生活、工作过的人。我像一个17岁的白痴,而NanGoldin经历过这一切,她用最原始的方式捕捉了这段历史。」《堕落街传奇》中的一条故事线讲述了角色VincentMartino的故事。Martino是一名渴望创业的打工仔,由JamesFranco扮演。最终,他开设了一家名为「HighHat」的酒吧,原型即「TinPanAlley」,是艺术家、妓女、皮条客、酒鬼各色人等的聚集地。在这一集,「HighHat」酒吧墙上挂着几张选自「叙事曲」的摄影作品,身为酒吧顾客的Goldin看着墙上的作品,其中一张便是她自己的照片《在纽约,下班后的Buzz和Nan》(BuzzandNanattheAfterhours,NewYorkCity),Franco则站在她身旁。剧中,两人素不相识,却在这个奇妙的时刻一同欣赏艺术作品,从而对彼此互增好感,并迫使其中一人打破了沉默——Goldin反问道:「这也配叫艺术?这种照片我也会拍。」照片中,皮条客Buzz斜倚在身着马德拉斯布裙、戴着珍珠的Golding身上,两人看似亲密,却显得不情不愿。他们身后的黑色皮革座位气派非凡,桌上的玻璃杯则暗示着午夜已过。《堕落街传奇》透着浓浓的1970年代怀旧气息,到了1980年代,美好的时光就一去不返了。随着艾滋疫情愈演愈烈,纽约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也被新的财富攫取方式所取代。而Goldin会被人永远铭记,不仅因为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作品,也因为她历经苦难后活到了今天。或许现在的她还有了新的身份:她成了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缩影,代表了那些无法与大公司暗箱操作相抗衡的穷苦弱势群体。正如她之前所说的:「我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又一代人消失不见。」-撰文:ThessalyLaForce微信编辑:AntoineYang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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